叩問“存在”
——華裔作家應晨與薩特作品的創作相似論

周 權

（西安外國語大學 研究生院，陜西 西安，710128）

加拿大華裔作家應晨憑借著多部代表作品先后斬獲了包括法國費米娜文學獎在內的多項文學大獎。法國的主要報刊，包括《世界報》在內，都對應晨有過專門的報道和評論[1]。作為加拿大華人文壇中最為成功的法語作家，應晨的作品多處展現了薩特創作風格的印跡，《忘恩負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刻畫了有思想代溝的兩代人之間的沖突，語言樸實生動，內涵深刻富有寓意。該部小說不僅在中國讀者中反響強烈，也虜獲了諸多法國讀者。應晨也憑借著《忘恩負義》獲得了包括1995年魁北克巴黎文學獎在內的多項文學大獎[1]。學界目前對應晨作品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論文從對比分析的視角對應晨的《忘恩負義》和薩特的《骯臟的手》進行比較研究，試圖探尋它們的相似之處，發現薩特作品對應晨創作的影響。

一、對比應晨與薩特作品相似性的原因

《青年報》2002年對應晨進行了采訪，應晨說：“我的小說開始有些抽象，我虛化生活背景，想寫出人的普遍性，我想說的是，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隔閡不是社會環境、人種等等造成的，而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本質區別造成的?！盵2]短短幾句話道出了應晨寫作的真諦：用書寫行動反抗社會的異化和荒誕，證明個體的存在。這不正應和了薩特那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質”的論斷嗎？更有學者認為應晨的《忘恩負義》體現了“新存在主義”的思想。顧名思義，“新存在主義”是在“存在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而成?！靶麓嬖谥髁x”出現于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是人們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旗號倡導下宣揚存在主義的一種思想，它的核心是主張“人的辯證法”，堅持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也是對薩特“介入”社會概念的進一步深化。

應晨剛移民至加拿大時，為了緩解思鄉之情，通過大量閱讀法語文學作品和展開瘋狂的寫作讓自己忘卻這一切，她閱讀的書目中就有許多是薩特的作品。在《忘恩負義》中，應晨也曾多次提及薩特的著名戲劇《骯臟的手》：“工會主席召集大家去看話劇《骯臟的手》”[3]58；“華給壁弄到了一張票，于是這對情侶要雙雙被同事們的目光裹挾著去觀看《骯臟的手》了”[3]59；“我并沒有看懂《骯臟的手》，但劇中人入魔一般的神話卻留在了我的臉上”[3]60……

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曾經指出：“精神產品這個既是具體的又是想象出來的對象只有在作者和讀者的聯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現。只有為了別人，才有藝術；只有通過別人，才有藝術”[4]。從姚斯的接受美學的視角來看，讀者或接受者與藝術作品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正如薩特作為《骯臟的手》和存在主義哲學觀念的作者，應晨作為薩特文學作品的接受者和讀者，作者與接受者（讀者）彼此相輔相成，后者在延續原有作品精神內涵的同時，實現對它的發揚。換句話說，應晨就是憑借自己對薩特作品《骯臟的手》的理解與闡釋，在不斷的叩問與回答中創作出內涵更加深刻的文學作品——《忘恩負義》。

二、文風相似：以“諷刺”揭露社會現狀

在法國古典主義代表布瓦洛看來，“諷刺詩從古就是真理手中的武器”[6]1，施萊格爾認為“諷刺是文化教養永恒的源泉”[6]1，黑格爾給諷刺的定義是：“以描繪這種有限的主體與腐化墮落的外在世界之間的矛盾為任務的藝術形式就是諷刺”[6]1。由此可見，不管是作為文學類型還是修辭技巧，諷刺在中西方詩學史上歷來都能折射出深刻的內涵。應晨的《忘恩負義》和薩特的《骯臟的手》對“諷刺”技巧的嫻熟運用也不例外。

《忘恩負義》敘述的故事發生在改革開放時代：因為思想上的誤解，一對相愛的母女不斷在生活中折磨彼此，發生爭執。在痛苦和絕望中，女兒為了追求自由，為了提出對傳統社會“男權”、“夫權”、“族權”至上的價值觀的質疑，以死作為刺向母親的一把匕首，試圖讓母親感受無法彌補的遺憾，最終以悲劇收尾。該小說也奠定了應晨日后小說創作的荒誕性和內心探索的風格，小說情節雖荒誕不經，卻以辛辣諷刺的口吻揭露了社會現狀，極具薩特的文風。

1948年薩特寫了《骯臟的手》，薩特從他的存在主義哲學觀念和資產階級立場出發認為一個處在革命辯證法客觀發展階段的政黨在目的與手段這個復雜問題上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可能性，不得不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做出選擇。在《骯臟的手》中，薩特諷刺那些所謂的“人道主義”者，說：“你以為你可以天真無邪地掌權嗎？”[7]231就這樣薩特以極其高明的冷嘲手段諷刺了種種毫無意義的虛偽的存在。這一點不正與應晨作品中借主人公之手諷刺揭露社會虛假面具的文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嗎？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觀點認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湊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8]117。在互文理論的指導下，我們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互文性的生命便是在《忘恩負義》賦予了文本《骯臟的手》新的意義的這一過程中被顯露出來，也就是說兩個文本既維持互文的密切聯系，又能夠在這種“親密”關系中保持獨立。文本《忘恩負義》被賦予的新內涵是建立在與文本《骯臟的手》的互文基礎之上，并被延展開來的。當然，除了初讀兩部作品時產生的文風互文的印象之外，我們在接下來的細讀過程中，還會發現具體“人物”角色以及思想內容的互文。

三、人物相似：超我壓抑本我——矛盾與糾結的狀態

《忘恩負義》中，出生于保守知識分子家庭的燕子因發表對孔子的看法而備受關注，她希望借此表達自己對傳統封建倫理道德中那些不再合適宜的思想的批判態度。但這激起了幸福飯店女老板的憤怒：“我不打擾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們”[3]13。就連母親都透露出嘲笑自己女兒“理智主義”的痕跡：“書并沒有讓你變得更加理智”[3]70，外界的反應讓燕子對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感到恥辱。除此之外，文中所有關于其父（同為知識分子）工作的描述都是帶有諷刺性質的，燕子甚至還評價自己的父親是“懶惰的”?！扼a臟的手》中，雨果也是一位“理智主義”者，他獲得了博士學位。雨果和他所在黨派同志們的分歧在劇中顯露地非常明顯，比如當兩名全副武裝的警衛奉賀德雷的命令來檢察雨果的行李時，雨果以自我尊重的名義拒絕檢查，認為他加入黨組織，正是為了有朝一日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夠獲得這種尊重自我的權利，而他的態度卻遭到警衛的嘲笑，警衛認為入黨僅僅是為了擺脫饑餓的問題。雨果試圖改變世界，讓一切按照他的理智主義發展，因為理智是唯一一個他所熟悉的改變世界的方式。但當別人對他的理智主義平頭論足時，他的反應同燕子一樣：他認為理智主義讓他羞愧難當，他甚至希望別人不要給他扣上知識分子的“帽子”。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每個人都有三個“我”，分別稱作“本我”，“自我”和“超我”?！氨疚摇贝碜畋菊娴囊庠?。而“超我”就是人社會性的一面，體現的是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俺摇笔蔷哂懈叨鹊赖掠^念的我，比如符合正常社會秩序的表現就是一種超我。超我與本我結合，經過行為表現出來的就是自我的部分[9]。那么兩位主人公為何口是心非（一種超我壓抑本我的體現），為何明明很想用理智反抗社會，卻又拒絕讓社會為他們貼上“理智”的標簽？

《忘恩負義》中，敘述者燕子的媽媽在有其女燕子之前，在自己的鳥籠中養了幾只“燕子”，作者將主人公取名為“燕子”，也是一語雙關：旨在影射媽媽的女兒燕子實則已經同化成家養的鳥禽，同化成一個已經失去自己生活意愿，凡事靠主人的鳥兒。而《骯臟的手》中，主人公雨果的處境也是一樣。他遭受他人的貶低，這一點，從別人對他的稱呼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時而被捷西卡（他的妻子）稱作“我的小蜜蜂”，時而被賀德雷稱作“我的小東西”，或是被史力克和佐治稱為“我的小伙子”，就算是他的妻子也未曾將他看作是一個“真男人”。

可見，在兩部作品中，如此充滿理智主義的個體在他人和外界的眼中卻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人物內心的高大在外界眼中已經完全消失不見，這恰好可以解釋為何兩位主人公表現得如此口是心非。因為一張無形的巨網一直在操控著兩位主人公，這張巨網就是他人對主體的評價和控制，這種評價和控制已經束縛了他們，限制了他們，使他們無法釋放自己內心的自我，因此也就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但這只是外部原因，真正的原因源自內心的矛盾與糾結。

薩特生活在20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骯臟的手》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應晨經歷過改革開放的年代，也經歷過20-21世紀的轉型之交，《忘恩負義》便是應晨于20世紀末發表的一部作品。這種對人物生平的考證是為了說明兩位作者都經歷了新舊社會狀態交替的變化，因此這必然對他們的寫作產生影響，因為《忘恩負義》和《骯臟的手》都是兩位作者對他們此在化、當下化的生活和社會狀態的描寫。

眾所周知，從20世紀開始，“異化”現象便呈現蔓延的態勢，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下，人們對自我長期追尋的理性根據產生懷疑，傳統理性的本質追求和確定性追求都顯現出一種偽命題的狀態。一方面，傳統理性和文化觀念的許多方面在新的社會狀態下愈來愈突顯其弊端，人們對其傳統信奉的觀念愈來愈持“懷疑”和“整改”的態度。另一方面，在新的社會狀態下，人們的理性和審美范式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卻又無法在短期內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谶@種本體內涵的復雜性與矛盾性，故事的主人公才呈現出矛盾與糾結的狀態，才呈現出這種想做卻不敢說，想用理智采取行動卻又拒絕他人給自己貼上“理智化”標簽的行為。

四、思想相似：擺脫異化和荒誕

應晨對薩特的接受和發展，證明了作品文本和接受讀者之間存在的差異和互相補充，雖然劇情發生的場景不同，一個發生在日常生活中，另一個發生在黨派斗爭中，但它們有著共同的啟發價值。應晨對薩特的接受讓《骯臟的手》由一個“半完成品”轉變成一個“完成品”，這個過程從受眾的視角出發，調動了讀者的積極參與性，讓孤立、片面、機械的文學作品變得愈發有了生氣。

兩部作品的主人公燕子和雨果的“存在”都提前被決定好。像監獄里的囚犯一樣，燕子一直是在母親的“監管”下長大，雨果也一直被社會操縱著命運，存在在此時已經無法先于本質，因此他們都展開了通往自由的反抗旅程：兩個人物都認為自殺是擁有“自決”權力的唯一方法。他們自殺的目的是雙重性質的：一方面他們想要擺脫生活的約束，另一方面他們想要借助這樣的一種方式懲罰他們認為“有罪”的人。

《忘恩負義》中，主人公燕子希望從母親那里得到解脫，她想要得到一個“孤兒的自由”。她試圖用墨守陳規和沉默寡言來獲取自由，她因此機械地服從父母的要求：“我只希望自己在順從中掩藏起來”[3]26。但當她漸漸意識到自己同母親的關系是如此得平淡無奇，她便企圖通過一個暴力的行動——自殺來觸碰母親的心靈?！扼a臟的手》中，主人公雨果感覺自己的存在是虛無的，也是令人沮喪的：“奧爾嘉，我不想活了”[7]46，在刺殺賀德雷的行動中，他計劃實施自殺式的介入行動，但這并不是因為他多么想為政治事業服務，而是出自他想要擺脫當下生活的愿望，他想要用死亡擺脫空虛，實施一種“存在主義”的逃離。

這種行為的根源在于社會的荒誕性。燕子和雨果都是一個有著獨立思想的個體，但社會中的其他人又何嘗不是獨立的思想者，主觀思想的林立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抗爭，因此苦悶、失望和消極的情緒縈繞腦海。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他們因為受到“控制”難以反抗，于是采用極端的方式證明自己的“異化”，燕子最終與壁進行了違反社會道德的戀愛，雨果試圖采取“自殺式恐怖襲擊”的行為來反抗他不認可的一切。

燕子和雨果追尋自由的動機是沖動的，也是模糊的，一切都是存在主義社會造成的偶然。他們一方面想要懲罰親人的“罪惡”，但又眷戀與家人的親情，以至于他們無法確定自己自殺計劃的真正動因。因此，異化的肆虐摻夾著人物內心的自省逼迫他們進入絕望的生活狀態，但當他們意識對這個世界依然有愛時，卻為時已晚?！锻髫摿x》與《骯臟的手》的真正旨意是想讓讀者知道，在這樣一個“荒誕”和“異化”的世界中，為了找尋真正的自由，為了洗清自己“骯臟的手”，所要做的不是像燕子和雨果一樣去逃避，而是選擇“介入”到眼前的環境中去，原諒身邊的人，愛身邊的人，不是為了愛他們而愛他們，而是因為愛他們而愛他們。

結語

應晨作為薩特的讀者，在文風、人物和思想上都與薩特的作品《骯臟的手》有著相似之處。應晨作為一位華裔作家，已經走進所有讀者共通的“世界”，關注全人類共同的人性和最普遍的本質。她的成功就在于她擺脫了地域、社會和國家的限制，擺脫了生死、身份和時間的控制，她創作的思想和本質，變成了對真理的追求和表達，故事的內容和場景模糊不清卻給接受作品的讀者以無限的思考空間，她試圖讓讀者發現的“真理”，正是她內心最純粹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