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高昌地區佛教藝術中的彌勒信仰研究評述

□李 云 劉 江

新疆吐魯番地區在不同時期均流行過彌勒信仰，而高昌回鶻時期最為興盛。本文將吐魯番地區佛教藝術中的彌勒信仰按時間劃分，對沮渠氏北涼高昌郡時期、麴氏高昌國時期、唐西州時期、高昌回鶻時期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并加以評述，為今后深入研究和探討彌勒信仰在吐魯番地區發展做進一步準備。

中國的彌勒信仰來源于印度，印度早期的部派佛教時期，已有彌勒為未來佛的說法。彌勒信仰分為彌勒上生信仰和彌勒下生信仰。

吐魯番宋慶石塔

學界關于彌勒信仰的研究以日本學者最早①，1911年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的《彌勒凈土論》②為研究彌勒信仰的經典文獻。該著作將有關的經典，主要以“彌勒六經”及其以外的大乘彌勒經典、阿含部的彌勒經典等分別進行了論述。就彌勒信仰的原形及其發展、經典成立的順序及彼此間的相互關系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將彌勒圖像與經典結合進行研究，以 1992年日本學者宮治昭的《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從印度到中亞》③為代表。此前，日本學者在研究佛教圖像時將其分為佛部、菩薩部、明王部、天部，以佛教諸神分類，拋開了歷史的軸線、忽略了時間和空間問題?；诖朔N情況，宮治昭提出“佛教圖像史”的研究領域和方法。第二部“印度尊像的兩個系列與彌勒菩薩圖像”從古代印度尊像的兩個系列中把握彌勒菩薩圖像，并在與觀音菩薩進行對比分析中考察彌勒菩薩的性格與特征。第三部“中亞彌勒和涅槃的圖像學”，力求說明彌勒和涅槃的圖像在中亞的發展變化——在印度并無關聯的兩者在中亞卻緊密相關，并列舉克孜爾石窟第一期④的“彌勒兜率天宮說法”圖像的構成情況進行了考察。[1]宮治昭結合褔契爾⑤與松本榮一⑥的佛教圖像解釋學方法，將佛教經典與圖像結合進行討論，卓有成效。但在分析佛教圖像時，對于造型方面的討論稍顯薄弱；在材料方面對印度、中亞以及中國新疆掌握較好，列舉詳細，但很少提及中國南方石窟?！稄亩德侍焐系膹浝掌兴_和涅槃圖看巴米揚、克孜爾及敦煌之間的交流》⑦中宮治昭同樣將經典與圖像結合進行研究，通過分析彌勒菩薩與涅槃圖的組合圖像構成，從而探討三地之間的內在聯系，管窺古代東西方文化與藝術交流。

下面，本文就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新疆古代高昌地區佛教藝術中的彌勒信仰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解決的主要問題，分類進行評述。

一、沮渠氏高昌郡時期（公元442年—460年）

高昌故城出土的《北涼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佛寺碑》和兩座北涼時期造像石塔（石幢）均是沮渠氏北涼占領高昌郡時期當地流行彌勒上生信仰的實證。國內有關“造寺碑”的研究首見于清末民國初學者在其拓本的題跋中⑧。將其作為專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日本學者池田溫⑨、國內學者蔣文光⑩、賈應逸?等，更多國內學者如陳國燦?、王素?、王嶸?、彭杰?等將造寺碑的內容作為典型材 料 進行佛教及彌勒上生信仰 興 盛的實證。關于吐魯番出土北涼石塔的研究首見于德國探險家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著作《高昌——吐魯番的藝術珍品》?；20世紀中葉，國內學者向達?、史巖?開始注意北涼石塔并進行研究整理；其后殷光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了豐碩成果?，1996年完成碩士論文《北涼石塔造像研究》?，從塔肩造像、塔基雕刻像、以及造像題材與北涼石塔的主題思想進 行論述，其中在關于石塔的研究上對前人描述、錄文有誤的 地方進行了更正，對其 造 像內容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地研究；1997年發表專題論文《北涼石塔上的易經八卦與七佛一彌勒造像》?，對北涼石塔中的八卦與七佛一彌勒、北斗七星與七佛一彌勒造像的關系進行圖像解讀?，從而反映出北涼時期末法思想的流行以及這一時期彌勒信仰的繁榮?。限于篇幅，殷光明對七佛一彌勒造像圖像解讀僅限于從經典方面入手，而對北涼石塔的圖像來源及用途做了詳細考證，利用佛教經典對七佛一彌勒造像相互印證，對北涼石塔的造像題材與藝術特征均進行討論分析的則見其 2000年出版的專著《北涼石塔研究》?，該書是對之前20 余年學術研究成果的階段性總結。2006年張寶璽的《北涼石塔藝術》?，附有現今發現的 14 座北涼石塔測繪圖及大量圖版資料，系統地將多座北涼石塔從塔型、龕像、刻經、神王、碑文等方面進行詳細論述。多幅手繪彌勒菩薩、神王線圖及圖像研究，是對前人研究的有益補充。臺灣學者林保尭的博士論文《法華造像的研究：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館藏東魏武定元年釋迦造像考》?在附錄中添加了有關北涼石塔的圖表，第七章從圖像角度對破損的彌勒像進行復原，著重分析了釋迦彌勒的圖像組成基礎、信仰表現等。對于北涼石塔的研究還有日本學者稻本泰生?、韓國學者姜熺靜?，國內學者暨遠志?、馬蘭?、崔中慧?等。對于北涼石塔與其彌勒造像的研究以國內學者為主并多有建樹，涉及歷史流變、藝術風格、塔形、龕像、刻經與發愿文、七佛一彌勒造像、分期以及所反映的佛教史等方面的問題，國內近十余年的研究則多圍繞前人觀點和成果進行新解讀與拓展?。

《北涼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局部）

二、麴氏高昌國時期（公元501年—640年）

高昌國歷經闞氏、張氏、馬氏、麴氏政權，其中麴氏高昌政權維系最久。麴氏高昌國時期有關彌勒信仰的實物見于吐魯番三堡出土的一方石碑，陽面銘文刻有《折沖將軍新興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記》，陰面銘文刻有《寧朔將軍綰曹郎中麴斌芝造寺銘》，其中造寺銘中提到“降跡天宮，誕形帝宇”，又提到“禪室連扃，秘如兜率”?。此處的“兜率”即為彌勒菩薩上生天界說法的兜率天宮。有關此造寺碑的記錄，早見于清末方志學家王樹枬的《新疆圖志》?，其后羅振玉?與王國維分別在其跋文中闡明造寺碑的重要性。1923年王國維發表的《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以碑文內容對麴氏高昌歷史進行考證。其后，黃文弼闡明了其所著《高昌磚集》中麴氏高昌紀年與高昌官制表大部分取材于造寺碑，并且贊同王國維“此碑為研究高昌歷史第一史料”的觀點。1954年，黃文弼出版《吐魯番考古記》報告?，內有《麴斌造寺碑校記》并附摹文，對碑陰文和碑陽文麴斌與麴斌芝進行考證，認為是同一人，并對造寺樹碑原委進行考證，糾正了以往圖志與摹寫中的諸多錯誤。日本學者池田溫《高昌三碑略考》?中，將黃文弼對造寺碑的錄文作為標準范本，參照黃文弼、內藤虎次郎兩位學者的錄文及拓本照片，并以《新疆圖志》錄文增補后欠部分，并且對碑陽碑陰銘文進行考證。其后王素、彭杰?也注意到造寺碑這一材料的運用，王素在《高昌至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中，從造寺碑的陰陽兩面銘文內容入手，進而論述麴氏高昌國時期境內凈土信仰。李樹輝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關史事研究》?運用造寺碑這一材料對麴氏高昌與突厥語族群間的交往史實進行考稽，通過碑文正《北史》《隋書》之誤，又使得麴寶茂與佗缽可汗之女的成婚時間得到了落實。這類研究均是結合出土碑文對高昌歷史進行的研究，沒有結合吐魯番的地域特點作出廣泛聯系性的系列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于麴氏王國時期彌勒信仰的研究，由于資料過于分散，未曾發現有關這一時期的圖像資料，使得研究多圍繞單件出土文書或碑文，研究者的角度多從歷史學方面出發，研究層面較為單一。值得肯定的是大量關于麴氏高昌時期的研究成果不斷匯集，為其進行深度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和前提。

三、唐西州時期（公元640年——792年）

太宗貞元十四年（640年）唐太宗頒詔討伐高昌，麴文泰驚駭而卒，其子開門出降，高昌國滅。唐朝于其地置西昌州，后改西州。[2]此時中原的彌勒凈土信仰式微，彌陀凈土信仰有了長足發展。高昌地區彌勒信仰與中原并不同步，“這一時期高昌的彌勒凈土思想仍在流行”?。

吐魯番《斯爾克甫佛像石》交腳彌勒造像

關于唐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的專題研究，見王素 1998年發表的專題論文《高昌至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王素對“高昌地區彌勒上下生信仰流傳之始”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高昌的彌勒上生信仰，是由北涼反饋回去的”并認為“彌勒上生信仰，經過高昌二百年的發展，到了西州時期，終于走到了盡頭 ”[3]。1980—1981年，吐魯番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在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部分洞窟的清理維修時，發現了 804件古代文書，其中漢文 520 余件。這批漢文出土文書經過多年甄別整理，2007年進行公開出版，其中有 6 件被專家學者考證為《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殘片。對于這批新材料的發現與解讀，彭杰對此有不同的論述和解釋：認為彌勒信仰“即便在唐西州時期在吐魯番也沒有走到盡頭并徹底消失，只是勢力有所減弱而已”[4]。彭杰在《五至九世紀彌勒、彌陀凈土思想流傳西域管窺——兼論唐代長安佛教文化對西域的影響》一文中，以龜茲、高昌兩個西域佛教中心出土的文書及發現的圖像資料為依據，一方面對五至九世紀凈土思想在西域地區的流變狀況進行了梳理，同時又從這一角度來審視長安佛教文化對西域地區的影響。

另外，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672)新婦為阿公錄在生功德疏》?，也作為有關彌勒信仰在西州時期興盛的重要材料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如王素《吐魯番出土〈功德疏〉所見西州庶民的凈土信仰》?《高昌至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彭杰《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文書相關問題研究——以1980-1981年出土文書為中心》?《五至九世紀彌勒、彌陀凈土思想流傳西域管窺——兼論唐代長安佛教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彌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魯番盆地的流傳》；張重洲《五至七世紀的吐魯番家族與佛教》；小笠原宣秀《唐代西州における凈土教》?《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馬軍《唐代長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漢民眾佛教信奉研究》?；王曉暉《麴氏高昌和西州時期吐魯番地區的婦女與佛教》?等，以上研究均將“功德疏”作為材料對西州地區彌勒信仰的流行進行論述。此外，吐魯番還出土一件武周久視元年（700年）九月十五日氾德達供養的《彌勒上生經》殘卷，王素對其進行了研究探討

有關唐西州時期彌勒信仰的圖像資料至今還未發現，學者們多從考古材料進行相關研究，尤其是將其作為論據進行彌勒信仰研究的探討。如《唐代長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漢民眾佛教信奉研究》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文書相關問題研究》麴氏高昌和西州時期吐魯番地區的婦女與佛教等。這些論著均將吐魯番地區發現的經典與出土實物作為有力材料對唐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進行探討。

以出土文獻與出土實物進行互證，使得有關唐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研究成果豐碩。這與早年王國維提出的“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的“二重證據法”不無關系。 其后引申出饒宗頤主張的“三重證據法”，楊富學在此基礎上主張的“多重證據法”均是對于學術研究的有益補充。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發現，對于唐西州時期彌勒信仰的研究將會拓展更大的空間。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殘卷

四、高昌回鶻王國時期（公元840—1283年）

北庭西大寺《彌勒上生經變》（局部）

公元九世紀中葉，漠北回鶻汗國潰散。其殘部一支在龐特勤等人率領下西奔吐蕃和天山地區。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北庭回鶻首領仆固俊率其部自北庭擊吐蕃，盡取西州、輪臺等地，取代了龐特勤的安西回鶻政權，由仆固家族為王族的高昌（西州）回鶻政權建立。高昌回鶻統治者接受了此前當地流傳的漢傳佛教，統治階層對于佛教的支持，使得吐魯番盆地的佛教及佛教藝術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諸多新的因素，而漢地佛教及藝術回傳，大大豐富了高昌回鶻藝術。公元九世紀后，彌勒信仰在中原內地已逐漸衰落，“但西遷的回鶻在皈依佛教之后，包括上生和下生信仰的彌勒信仰卻很快興盛起來”[5]。

（一）、美術專題研究

（二）、綜合研究

1979年—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對北庭西大寺進行兩次發掘，并將研究成果《北庭高昌佛寺遺址與《北庭高昌回鶻佛寺壁畫先后出版?！侗蓖ジ卟鹚逻z址》肯定了該遺址為高昌回鶻在陪都北庭建造的王家寺院，填補了高昌回鶻佛寺基本殘缺無存的短板，是研究北庭西大寺的第一手綜合材料?！侗蓖ジ卟佞X佛寺壁畫》則是對前者在壁畫與造像方面的展開研究，該著作系統地歸納了西大寺壁畫藝術的特點，從三個方面對北庭西大寺的淵源進行對比分析，從而得出“北庭西大寺壁畫的題材、構圖、線描、賦彩、人物造型等方面，主要是來源于吐魯番高昌回鶻時期的佛教壁畫。同時又受到敦煌莫高窟較強的影響，并可看到拜城、庫車和焉耆佛教壁畫的某些因素……該遺址壁畫絕不是吐魯番同期佛教壁畫的翻版，而是自成一系”[7]的結論。孟凡人在該著作的前言中肯定了西大寺 E204 龕南壁的《彌勒上生經變》的價值，“已刊布的壁畫尚無見與之相同者”[8]。兩本著作均對西大寺 E204 龕《彌勒上生經變》壁畫與交腳彌勒造像進行了詳細解讀與分析，認定其與高昌回鶻時期重視彌勒信仰有關。

1998年楊富學的《回鶻之佛教》，該書從歷史角度將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及其特點進行總結，對西域地區的高昌、龜茲、北庭以及河西地區的敦煌成為回鶻佛教及其藝術中心的原因進行分析，就一些出土實物對回鶻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廟的興建以及寺院經濟進行論述。其中，藝術部分對北庭西大寺交腳彌勒像和彌勒上生經變略有提及。該書第六章中藝術部分僅有壁畫與造像的研究分析，在第四節佛教與回鶻藝術中對回鶻四大文化中心石窟寺遺址中的壁畫與造像僅以描述性質概述，涉及美術視角方面的分析較少。

（三）、出土實物研究

除以上眾人熟知的壁畫造像及綜合類研究外，出土實物作為彌勒信仰論述時的有力佐證，見于《玄奘和彌勒—回鶻文〈玄奘傳〉研究》對吐魯番地區出土回鶻文經幢題記中關于彌勒信仰記載的研究《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對吐魯番出土回鶻僧人菩提瓦伽西拉的題記研究、《沙洲回鶻及其文獻對于吐魯番回鶻文《Insadi 經》的研究、《西域敦煌宗教論稿《吐魯番木柱刻文略釋等。楊富學《回鶻彌勒信仰考將眾多回鶻文關于彌勒崇拜的材料搜集整理，認為回鶻佛教中的彌勒觀念借自漢傳佛教。楊富學對于文獻上的梳理較為詳盡，有關彌勒信仰的壁畫及出土實物涉及較少。季羨林《彌勒信仰新疆的傳布首先從彌勒信仰在佛教傳入中土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談起；第二部分從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的《彌勒會見記》論述彌勒信仰在新疆的傳布之廣；第三部分則從龜茲地區的石窟壁畫與造像和克孜爾石窟發現的梵文殘卷來論述龜茲和焉耆地區的彌勒信仰，并根據韓翔、朱英榮著作《龜茲石窟》與趙莉《克孜爾石窟“七佛一菩薩”壁畫》對彌勒信仰在龜茲地區的流行情況進行探討。該文將重點放在第三部分，在文末的補充部分又對吐火羅文 A 和回鶻文做出異同對比，并提出猜想，認為“同樣是宣揚彌勒信仰 ,但民族變了，傳統慶典習慣變了，因此,《彌勒會見記》才由劇本轉變為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非劇本的敘事文學。[9]吐魯番本《彌勒會見記》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自發現至今仍有眾多學者對其進行多角度與多視野下的研究解讀，成果頗豐，在此不再贅言。

五、高昌地區彌勒信仰研究的展望

前人研究關于新疆古代高昌地區佛教藝術中的彌勒信仰研究涉及到了彌勒信仰的諸多方面。其中，關于圖像方面的研究以沮渠氏高昌時期、高昌回鶻時期的研究成果較多，關于出土材料方面的研究唐西州時期、麴氏高昌國時期成果最多。但研究仍然有一些可以繼續深入發掘的地方：1、關于高昌地區彌勒信仰的系統性梳理研究較少。前人研究多涉及某一段歷史時期或者部分材料，如對自沮渠氏高昌時期至高昌回鶻時期的彌勒信仰流變的整體研究的著述。2、從圖像角度對彌勒信仰研究進行解讀的著述較少?？偟膩碚f高昌地區佛教藝術中的彌勒信仰研究以綜合研究和出土實物研究成果為主，還有諸多可以進行深入挖掘的地方，尤其是從圖像方面對彌勒信仰進行解讀。3、就目前吐魯番地區已發現的彌勒信仰圖像較少，文本材料則較為豐富，文本流傳與圖像繪制呈不對稱狀，缺乏針對這一現象進行解讀的著述。但我們相信隨著今后考古工作更加深入的開展與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可以對這一問題進行更好地解讀。

2016年 6月，“北庭學”在新疆昌吉自治州吉木薩爾縣掛牌成立。該學科的成立具有一定前瞻性，雖然關注度并沒有像“敦煌學”“吐魯番學”“龜茲學”那樣大，但我們相信隨著“北庭學”研究的深入與開展，更多的學者會把注意力轉移到此地并為之付出諸多努力。

“敦煌學”等其它學科有諸多的學者進行討論與研究，“北庭學”是否有可能與“敦煌學”“吐魯番學”“龜茲學”“于闐學”這幾個學科共同架構起更大格局的古代西域研究。從個案研究到區域性研究，再到對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如同小溪匯聚成江河，最終匯入大海，使關于北庭的研究有了繼續持續下去的可能。2018年 5月，關于北庭故城的新一輪發掘正在進行中，我們期待有更多的考古發現與考古成果與公眾見面。

注釋：

①“對于彌勒信仰的研究，以日本學者起步最早，成果最豐富。早在 20世紀初，日本學術界就出版了彌勒信仰研究的專著。其它國家學術界對彌勒信仰的研究大多是從 20世紀 70年代后才開始的?！眳⒁娡跹┟贰稄浝招叛鲅芯烤C述》[J]《世界宗教文化》,2010(03):87-92。

②松本文三郎《彌勒凈土論》[M]，丙午出版社，1911；張元林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③宮治昭《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M]，吉川泓文館，1992；李靜、張清濤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④宮治昭以瓦爾德施密特（E.Waldschmidt）的分期時間，將克孜爾壁畫從樣式上分為兩大類，表現自然描寫的第一樣式屬第一期印度、伊朗樣式，具有顯著程式化、裝飾化傾向的第二樣式屬第二期印度、伊朗樣式。第一期（第一樣式）為 500年前后，第二期（第二樣式）約在 7世紀，第二期又可分為 600年前后、600—650年、650年以降三個階段。參見宮治昭《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2009：346-347。

⑤A .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2 vols，Paris，1905-1918。

⑥松本榮一《敦煌畫的研究》[M，東京：東方文 化 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

⑦宮治昭《從兜率天上的彌勒菩薩和涅槃圖看巴米揚、克孜爾及敦煌之間的交流》[J]，《石窟考古編》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C]，沈陽 ：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

⑧“ 況 周 儀、梁鼎芬、繆荃孫、楊守敬、黃紹箕、柯 逢時、俞廉三、張曾疇、張之洞、鄭孝胥、羅振玉、張謇、章鈺、沈瑜慶、張祖翼、鄧邦述、蕭方駿、俞陛云、金煥章，共十九人。這些學者介紹了北涼的歷史、推斷碑的所刻年代、碑之流傳、碑文的風格、碑的鑒賞、碑中別體字等方面”。參見劉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題跋研究》[D]，齊魯工業大學，2017。

⑨池田溫，謝重光《高昌三碑略考》[J]，《敦煌學輯刊》，1988(Z1):14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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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向達旅居敦煌，走訪了岷州廟北涼石塔，此后又看到了另一北涼石塔刻文拓本(后稱三危石塔或王氏塔)，就此作了整理研究。

?1943年和1954年史巖二次走訪了原存于酒泉民眾教育館的四座北涼石塔，作了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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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天八卦圖來排列七佛一彌勒，預示彌勒菩薩將作為未來佛出世，可看做彌勒佛既是末位第八佛，又是新一佛。循環往復，周而復始。而在石塔頂端刻出北斗七星的作用有兩個，其一體現在中國傳統歷法，強調北方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一點則是運用北斗七星強調佛教的重要性，即以斗柄授時,表明當時建子正處于北方的坎卦,時間上為一年的正冬之季,一日之中最黑暗的夜半之時。這一時節,雖然是萬物的收藏階段和歸息的時候,但是陰氣已極,陽氣已開始孕育和產生,也是一日中黎明前的黑暗。而斗柄建子,正與塔肩上的第七釋迦佛造像一個方位。以此象征和說明當時處于今現劫釋迦佛一個方位,同時“陰氣已極”,釋迦佛已經過去,正處于末法無佛的黑暗時期。但是,這一時節,陽氣萌生,黑暗即將過去,預示著新的佛將出現,表達了當時佛教信徒期盼第八身未來佛彌勒出世的愿望。參見殷光明《北涼石塔上的易經八卦與七佛一彌勒造像》[J]，《敦煌研究》,1997(01):83-90+188。

?從迄今為止河西地區與高昌地區發現的 14 座北涼石塔，以及南北朝時期敦煌莫高窟中彌勒壁畫的數量均可看出。參見殷光明《北涼石塔上的易經八卦與七佛一彌勒造像》[J]，《敦煌研究》,1997(01):83-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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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9—20行記載：“阿公發心將家中七斛大百師一口，施彌勒佛玄覺寺常住”；第78—80 行記載：“于后更向窟門里北畔新塔廳上佛堂中東壁上，泥素(塑)彌勒上生變，并菩薩、侍者、天神等一捕(鋪)，亦請記錄”；第81—83 行記載：“往后于楊法師房內造一廳并堂宇，供養玄覺寺常住三寶。又已前將園中渠上一木布施百尺彌勒 ”。詳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吐魯番出土文書〉 第7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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