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后的批評報道

張帆

摘 要：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拉開了改版的序幕。此后，該報更加注重批評報道，對邊區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不良作風、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大生產運動中的假英雄等負面現象進行了揭露和糾正，推動了黨的組織建設和邊區社會的發展。這些批評報道所體現的實事求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抓典型等原則和方法對于當今媒體開展輿論監督仍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解放日報》;批評報道;歷史動因;內容;特點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12-0125-04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社論《致讀者》，正式拉開了改版的序幕。以出版一張“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為宗旨，黨在全力辦好《解放日報》的探索過程中，推動了新聞理論、新聞業務上的全面進步。其中，《解放日報》在新聞活動中積極有效地運用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促進了批評報道的開展。

一、延安《解放日報》開展批評報道的歷史動因

全面抗戰時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全國新聞界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朝氣蓬勃、團結戰斗的局面。廣大新聞工作者用自己的報道和評論呈現戰況、動員輿論，為全國抗戰鼓勁吶喊，激勵民心。因應于加強民主政權建設引領全民族抗戰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黨報黨刊的批評指正功能受到更多的重視和強調。

（一）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為開展批評報道創造了可能

毛澤東在1939年10月4日發布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分析了當時黨所面臨的戰時復雜形勢以及黨已經“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的實際，并在此基礎上闡明：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須有專門的黨報”[1]。這一論斷為黨報宣傳定下了基調——“為了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勝利地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2]。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根據地人員魚龍混雜，給舊俗惡習侵蝕共產黨創造了可乘之機;另一方面，19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之后，加緊實施多種形式的威逼利誘，也使共產黨面臨著被腐蝕的危險;加之某些封建腐朽思想作祟，如果黨不注重自身建設，進而建立一個致力于抗戰的民主政權，就難以獲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為此，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了《關于鞏固黨的決定》，指出“估計到黨的組織的現狀與目前環境，黨的發展一般的應當停止，而以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工作為今后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3];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批準了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該施政綱領不僅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制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還賦予“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4]。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為報刊開展批評報道創造了更多的可能。作為黨建工具的黨報既是中共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平臺，又成為群眾檢舉現實中違法亂紀行為的便捷渠道。

（二）黨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視為開展批評報道開拓了空間

批評與自我批評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完善自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在革命戰爭年代，這種作用尤其突出，也因此備受重視。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談及解決矛盾的方法時指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5]。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時，也闡述了黨員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其中一項為“要有堅持黨內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6]。始終重視新聞宣傳工作的黨中央將黨報視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動員工具和傳播平臺。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發布通知，提出了黨報改革的基本要求，指出“黨報要成為戰斗性的黨報，就要有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表揚工作中的優點，批評工作中的錯誤，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7]。同年4月1日，正式改版的《解放日報》發表了社論《致讀者》，在闡述“戰斗性”這一黨報必須具備的品質時，該社論明確提出：報紙除了要瓦解敵軍的野蠻暴行、批駁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妥協思想和破壞抗戰的行為之外，還“應該是我們黨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評的武器，對于自己隊伍中的錯誤和缺點，黨報應該以實事求是的同志的態度加以批評和指摘，幫助其克服和改正”[8]?？梢?，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共產黨辦報的重要原則，是幫助黨改正錯誤、克服弱點、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是黨交給新聞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黨對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工作方法的重視為報紙開展批評報道提供了施展的空間和組織上的支持與保障。

二、延安《解放日報》批評報道的主要內容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延安《解放日報》針對黨政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以指導和改進工作為根本目的，大膽批評、揭露了邊區的種種腐朽風氣和惡劣言行，推動了共產黨的民主政權建設與邊區的社會發展。

（一）批評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不良作風

為了適應新斗爭形式的需要，中共中央制定了進一步加強對敵斗爭、實行精兵簡政等政策。邊區黨政機關工作者在領導群眾開展各項工作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不正之風是《解放日報》批評報道的首要對象。1942年4月25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刊登了《三風不正的一些事實》，列舉了黨組織中“三風不正”的具體表現：在學風上，要么不學習、要么不工作，遇到問題靠脾氣解決;在黨風上，要么排內，不團結其他干部，要么排外，看不起群眾紳士;在文風上，要么套話連篇、要么無的放矢，脫離實際，等等。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報》第一版還發表了《黨在春耕運動中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揭露了某些領導同志在春耕運動中存在的“認為指導群眾生產是自找麻煩”“懶于幫助群眾將工作計劃付諸實踐”“對困難估計不足”這三大弊政，進而督促黨員干部不僅要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腳踏實地搞生產，還要對破壞分子提高警惕，保障春耕運動圓滿完成。對于敷衍了事、消極怠工的行為，《解放日報》的批評同樣一針見血，1944年11月2日第二版刊登的報道《新寧某鄉長和村主任工作作風簡單化》，就批評了某鄉機關干部對工作“不實事求是、不做宣傳解釋、平均攤派、命令行事”“一天到晚專認數字，別的一概不管”的行事風格。通過批評報道，黨政機關工作隊伍中的脫離群眾的現象得到揭示、矯正和查處，既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也遏止了組織內部錯誤言行的滋生和蔓延。

（二）揭露教育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配合“全民族抗戰”的總方針，以抗日救國為目標，黨在陜甘寧邊區制定了支持各類教育發展的政策。當時的邊區物質條件差、師資缺乏、興辦教學的經驗不足，在教育工作中還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對此，1944年5月27日，《解放日報》第一版發表評論《論普通教育中的學制與課程》，批評了學校在邊區工業化程度低的前提下都“一般地抄襲了它們（資本主義）的學制和課程”這一教條主義的做法，要求學校以根據地的具體情況、邊區政權性質以及民族和人民的需要來判斷教育的側重點。1944年10月22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又刊登了《邊區民辦小學發展迅速 半年來已成立五百余處 強迫成立追求數字等偏向尚待糾正》，揭示邊區辦學積極與否取決于公家是否在場的形式主義作風，批評部分學校干部在開學時大事鋪張、開家長會時大吃大喝的不良行為。對于教學脫離實際的現象，《解放日報》刊載了《志丹黑板報檢討工作 今后要調查讀者反映 力求改進以適合群眾需要》（1944年7月25日第二版）、《子長小學教師開會 發揚玉家灣小學的辦法糾正過去忽視教育的偏向》（1944年8月4日第二版）等報道，分別指出了黑板報“不曉得群眾愛什么，需要什么”、子長縣“學生在學校學的東西，回家用不上”等問題，強調今后應考慮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使教學內容符合現實需要。得益于《解放日報》的批評報道，邊區教育逐漸以“學以致用”為原則制訂教學計劃、安排課程內容，有效地培養了數以萬計的政治、軍事、醫護、文化等方面的人才，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

（三）曝光大生產運動中的假英雄

陜甘寧邊區不僅地瘠財貧、物資短缺，皖南事變以后，國民黨還徹底中斷了對邊區的支援，在“一切公用的生活資料以及軍需彈藥，完全由邊區軍民自己解決”的情況下，“一個波瀾壯闊的大生產運動，就在這絕路求生中開展起來了”[9]。在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了許多先進典型，但也出現了個別的假英雄，影響惡劣。1944年11月3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刊登了《沒有注意幫助舊英雄提高 張勇之自高自大落選》，曝光了勞模張勇之以與伙計打官司為榮、放糧給中農富農而不是貧農等不良行為，指出張勇之因自高自大而落選的教訓“實可作為其他各地選舉勞動英雄的殷鑒”。1944年11月30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又刊登了報道《新正一區五鄉移民村群眾揭露假勞動英雄 張希望騙取勞動英雄頭銜壓榨鄉民》，揭露了村民張希望以“欺騙敲榨”的手段“瞞哄政府”當上“移民英雄”的事件。報道還稱，張希望當上英雄后以私占難民收成、拖欠工資等方式欺詐鄉民、假公濟私，甚至還利用毛主席的威望恐嚇群眾。最終縣政府根據群眾的反應和要求撤消了張希望的榮譽稱號。除此之外，《解放日報》還曝光了有貪污行為的趙慧仁，驕傲自大、不接受群眾批評的高仲和，恃強耍橫的趙讓等假英雄，這些報道為更好地推進與傳揚大生產運動提供了激濁揚清的輿論環境。

三、延安《解放日報》批評報道的主要特點

延安《解放日報》在解放區報刊改革時期的批評報道是黨報早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有益嘗試。不僅批評報道的內容涵蓋了黨政工作中的多個方面，其工作的開展也具有較為明確的原則、目的和方法的指引。

（一）以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為基本原則

1941年7月4日，中宣部發布了《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志的指示》，該《指示》要求報紙雜志必須注意“善于使用批評的武器，表揚各種工作中的成績，揭發其錯誤。但在表揚與揭發時，都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老實態度，糾正那種夸大、鋪張、虛偽、掩飾的惡劣作風”[10]。隨著黨在全國政治地位的提高，1944年3月4日，新華社又致電各分社與黨委，要求“在新聞宣傳上，我們同樣應有實事求是態度，無論是發揚成績或檢討錯誤，都應老老實實講求分寸，不應故意夸大吹噓，尤其是戰績和統計數字的公布，更應可靠和一致”[11]。在這些政策的指引下，《解放日報》的批評報道總體上做到了真實、客觀、有理有據。例如，1942年4月3日，《解放日報》第二版刊登了根據中財處總支委的黨員意見測驗結果撰寫的報道《黨員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現象》，該文用數字說明了黨員是否安心工作的幾種情況及輕重程度，如“不安心”工作的占比為54%，“安心”工作的占比為27%等。在另一篇發表于1942年11月11日第二版的報道《對工廠支部整風的幾點意見》中，作者針對一部分人“不遵守勞動紀律，與行政對立，自私自利……等不良意識行為”，建議“工廠整風的領導同志必須首先調查本廠內具體情況……根據工人中不同的對象，規定整風的具體目標……否則如果機械地把延安各機關學校整風的一套生硬地搬運到工廠中去，一定會流于泛泛的學習，不能收到實際效果”。這種倡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解決問題上瞄準靶子，避免生搬硬套其他部門的模式解決自身問題的主張，很好地體現了《解放日報》開展批評的實事求是精神。

（二）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根本目的

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兩條宗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他告誡全黨同志“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12]。在兩個月之后發表的《在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中，毛澤東又對黨報強調，“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13]。正是遵循“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解放日報》的批評報道能夠直面黨政工作的不足和弊端，不僅揭露了不良言行，也在消除產生問題的根源上提出了解決辦法。例如，1944年11月2日，《解放日報》在第二版刊出《關中新正雷莊模范鄉領導作風尚待改進 一切工作必須為了群眾和經過群眾 不要強迫命令攤派》，一方面批評了鄉長和支書在指導工作時召開太多會議;另一方面也沒有因此全面否定這兩位主管的具體工作，而是建議“假如能夠首先由鄉長、支書誠懇反省自己的毛病，并且從思想上真正認識自己缺點，研究產生的原因和改正的辦法，其效果才是真大的”?！督夥湃請蟆返呐u報道切實貫徹了以教育干部和群眾，提高其思想水平和政治覺悟，進而改進工作的原則，實現了既匡正謬誤又團結人民的目的。

（三）以典型報道為重要方法

延安整風伊始，《解放日報》就陸續刊發了揭露不良言行、揭發壞人壞事的多篇典型報道，以“個別”促動“一般”、以點帶面，推動了全局工作的開展。除了上文所列舉的若干報道之外，對邊區二流子特別是巫神的針砭抨擊也是典型報道的內容之一。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報》第一版刊發的報道《本市萬家坪巫神楊漢珠傷害人命判處徒刑 常志滕迷信巫神弄得家破人亡》，就揭發了邊區延市巫神楊漢珠以鋼針扎鼻孔、裸體鞭打等手段治死常志滕之妻，并導致其傾家蕩產的事件。當天的《解放日報》還為此配發了社論《開展反對巫神的斗爭》，以楊漢珠這一“許許多多例子中的一個”揭發了巫神造謠惑眾、損人利己、謀財害命的本質，總結了這一撮人以“捉鬼驅鬼”之名“治病救人”的殘酷手段，號召黨政軍民引以為戒，一方面取締巫神的活動，并幫助其回歸正途、正當謀生;另一方面，聯合醫生、教員等有識之士勸說群眾相信醫學、反對迷信。正如鄧拓所言，典型最富有代表性和指導性，既能對現實做最好的反映，又能對群眾進行最好的教育[14]。對二流子的劣跡，《解放日報》不僅予以斥責，還展開了改造動員與宣傳教育，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了推動工作開展的正能量。

四、結 語

改版后的延安《解放日報》憑借切合實際的批評報道，將現實中的缺點、錯誤和問題公之于眾，并著力于問題的解決和錯誤的糾正，提升了黨報的戰斗力和公信力，密切了黨與群眾的聯系?！督夥湃請蟆菲呤嗄昵翱l的批評報道雖然還是現今國內倡行的媒體監督的“早期版本”，但其所遵循的原則、態度和方法仍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一如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所強調的：“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同時發表批評性報道要事實準確、分析客觀”[15]?；赝麣v史，我們可以從《解放日報》的批評報道中有所咨鑒，重溫初心，在更高的起點和境界上繼續前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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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51.

[9] 王敬.延安《解放日報》史[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237.

[10]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116.

[11]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153.

[12]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7-828.

[13]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186.

[14]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219.

[15] 習近平：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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