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山集文化與大伊山類型

燕生東

（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山東濟南 250014）

近年，文物考古部門在江蘇省泗洪縣一帶發現和確定了一支距今8500—8000年的順山集文化，這對于建構淮河下游地區史前考古文化發展譜系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江蘇灌云大伊山類型（遺存），有學者歸之于北辛文化一個地方類型[1]，也有學者歸之于青蓮崗文化[2]，其文化來源和文化屬性還存在一定分歧。順山集文化的發現，為重新認識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

一、順山集文化特征

順山集遺址位于淮河下游泗洪縣梅花鎮趙莊東部重崗山北部山坡上，總面積17.5萬平方米。2010—2012年南京博物院等單位連續多年進行了大規?？脊虐l掘，清理面積2750平方米，獲得了一批特色鮮明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發掘者把遺存分為三期：第一期與第二期遺存具有明顯的前后延續關系，屬于同一文化；第三期遺存不僅聚落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而且在器物組合、器類特點以及陶器制作工藝上也存在明顯差異，與前兩期遺存屬于不同文化。發掘者據此把第一、二期遺存命名為順山集文化[3]。碳十四測年顯示，順山集第一期遺存絕對年代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遺存絕對年代距今約8300—8000年[4]。

順山集文化第二期的聚落已經有了統一規劃，環壕內為居住區、窖藏區，環壕外西北部則為埋葬區、建筑垃圾傾倒區。

順山集遺址環壕平面形狀近人首形，東西跨度約230、南北長約350米，周長近1000米，環壕內聚落面積近75000平方米。壕溝最寬處24米，一般約15米，最深處達3米。壕溝底部較為平坦，坡度較緩，外側溝壁坡度較內側略大。壕溝內堆積因長期淤積浸泡呈灰褐或黑色，包含大量陶片、燒土塊及豐富的動物骨骼遺骸。溝內堆積以第二期遺存為主，部分區域第三期遺存較為豐富。環壕開挖并使用于第二期文化遺存早段，在使用過程中因自然淤積和傾倒大量生產生活垃圾而逐漸廢棄，至第三期時大體被填實。推測順山集環壕主要功能為防御、排水及界溝。

環壕中西部、中部、東南部為居住區。這里發現密集的、分布有規律的柱洞，柱洞排列成圓形和橢圓形房屋基址。房屋內存有居住面、成片的燒土面、灶體燒土及陶支腳、陶釜。房址周邊為坑狀堆積、成片的建筑垃圾與墻體有關的燒土堆積。所見較大面積燒土堆積多處，一處面積達150平方米，部分經人工踩踏。居住區內還有灰坑、灰溝、灶與獸坑等遺跡。

壕溝外西北部為成片成排的墓葬，這里應是墓地區。墓葬埋藏非常集中，在不足500平方米范圍內就清理墓葬70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大體南北向，排列有序，墓主人頭向北偏東，多為仰身直肢葬。墓葬以單人葬為主，并存有少量雙人合葬和多人合葬。大部分墓內無隨葬品，有隨葬品者不超過3件，器類有陶釜、缽、壺及石器等。墓地周邊存在著失火倒塌的墻體和灶體構件堆積，說明這里還可能是建筑垃圾傾倒區。

順山集東北4千米的韓井遺址也為環壕聚落，聚落形態、文化面貌與之完全相同[5]。

順山集文化陶器種類包括釜、罐、壺、缽、碗、盆、豆、鼓、灶、支腳等。99%以上陶胎中有羼和料，羼和料主要為砂，還有碳、蚌、云母等。陶色普遍不均，器表多呈紅色、紅褐色、灰褐色，內壁多呈黑色。陶器多素面，部分器物有乳丁、刻劃紋、指甲紋、附加堆紋等紋飾。

炊煮器均為陶釜，數量較多，占整個器類的三分之二以上。就種類而言，有盆形釜、罐形釜和深筒形腹釜三類，其中盆形釜數量最多，約占釜類總數的85%以上。盆形釜形態多樣，也最有特點。盆形釜大體可分為若干型。大體看來，一是寬沿平卷或卷沿近平，侈口，弧腹，圜底（圖一︰1—5），腹部多外弧，部分弧腹近直，腹有深腹和淺腹之分，底部有大、小之別；二是寬斜沿或斜卷，敞口，斜弧腹，多淺腹，大圜底（圖一︰6—8）；三是窄卷沿或窄斜沿，敞口，腹部微外弧近直、大圜底近平（圖一︰9—11）或內斜弧急收、深腹或淺腹，小圜底（圖一︰12、13）；四是無沿，敞口，斜弧腹或斜直腹，圜底或圜底近平（圖一︰14—16），還有腹上部斜直，下部急收，形成折腹，圜底，個別帶有乳狀小足（圖一︰17、18）；五是花邊口沿，平卷沿或斜卷沿，敞口或侈口，弧腹，圜底。深筒形腹釜數量不多，為直口，上腹較直，下腹緩收，大圜底（圖一︰19），或者直口，上腹較直，下腹急收，圜底較?。▓D一︰20）。罐形釜數量極少，窄平卷沿或折沿，侈口，深弧腹略外鼓。釜腹上多窄長條狀鋬手、窄短條狀鋬手、柱狀把手和乳狀把手等。

圖二// 順山集文化陶器

與陶釜配套使用的是陶支腳和陶灶。支腳有斜弧柱狀、寬扁狀、豬形、短柱體形、矮圓錐形等。灶平面有方形和橢圓形兩種。

盛器中有雙耳壺和罐。前者主要有斂口雙耳壺和侈口、短領、溜肩、圓弧腹、圜底雙耳壺（圖二︰3）。食器有平底缽、圜底缽、平底碗（圖二︰2、5、6），且碗、缽腹上多帶有角狀把手，比較有特色（圖二︰1、4）。

順山集第三期遺存遍布整個遺址范圍內，所見遺跡主要有灰坑和墓葬。在遺址西南地區發現一處墓地，已清理墓葬21座。墓葬大部分南北向，墓主人頭向南；部分東西向，墓主人頭向東。個別墓葬墓坑規模較大，隨葬品豐富，達八九件。該期出土陶器多薄胎，器形相對規整，胎內普遍加入植物末作為羼和料，器物表面常見抹紅色泥漿現象。陶器內外壁多呈紅色。器物種類有釜、罐、卷沿盆、缽、大圈足盤、高頸雙耳壺等。新出現寬折沿釜、大圈足盤、卷沿盆、高頸雙耳壺等。寬折沿釜，沿面內弧，弧腹外鼓下垂，大圜底，口沿下壓印米粒狀紋，腹部拍印豎繩紋（圖三︰1）。還見窄沿平卷或斜卷、侈口、腹部斜直或斜弧腹，腹部較淺的陶釜（圖三︰2—4），可能是從順山集文化發展而來，也不排除為第二期遺存的混入。對于這些新文化因素，發掘者認為其來自長江以南錢塘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絕對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由此看來，第三期遺存與順山集文化相比，文化主體發生了變化。

因此，順山集文化的發展去向值得探究。

二、淮河流域中下游與周邊地區晚于順山集文化的遺存

淮河流域中下游與周邊地區晚于順山集文化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有雙墩文化、龍虬莊一期遺存、大伊山類型（遺存）、馬家浜文化以及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

位于淮河中游的雙墩文化，典型遺址有安徽蚌埠雙墩[6]、定遠侯家寨[7]、淮南小孫崗[8]等。陶器組合為釜、鼎、雙耳壺（罐）、缽、碗等。炊煮器中陶釜數量最多，還有少許的罐形鼎和缽形鼎。陶釜以罐形平底釜（圖四︰1—4）和缽形平底釜（圖四︰6—8）數量最多，也最有特點。罐形釜，窄折沿，侈口，大口或中口，腹部斜直、深腹、小平底，或弧腹外鼓、淺腹、大平底，斂口。缽形釜，多斂口或直口、深弧腹，或斜腹內收、淺腹。這些釜腹上流行兩對雞冠形鋬。還有一種無沿、直口、深直腹釜，口沿下一周附加堆紋和兩對雞冠形鋬（圖四︰5）。雙墩文化食器有圈足碗和圈足缽，底部多有刻劃圖像，比較有特點。雙墩等遺址的碳十四測年在距今7500—7000年之間。從年代上看，雙墩文化與順山集文化還有一定間距。就文化特征而言，雙墩文化的來源顯然不是順山集文化及其后續文化。

圖三// 順山集第三期文化遺存陶釜

圖四// 雙墩文化陶釜

圖五// 龍虬莊一期遺存陶釜

位于淮河下游、江淮之間的江蘇高郵龍虬莊一期遺存[9]的陶器種類有釜、矮圈足盤、圈足碗、缽、帶把杯、短頸壺等。炊煮器多為釜，其中，罐形釜數量最多，多直口或侈口，口部有小口、中口、大口，短領，圓肩，肩上多寬扁或碩大橫耳，或扁長橫鋬手，個別有管狀流，弧腹外鼓，大圜底（圖五︰1、2）。所見盆形釜，平卷沿或斜折沿，侈口，腹部外鼓，圜底普遍較大（圖五︰3—5），與順山集文化同類釜區別較大。龍虬莊一期遺存還有兩種筒形釜：一種直口，深腹，口沿下一對橫耳（圖五︰8）；另一種卷沿，敞口，深弧或深直腹，腹上圍一周附加堆紋（腰檐）（圖五︰6、7），這兩種釜可能受馬家浜文化的影響。關于龍虬莊遺址第一期遺存，從器物組合、特征以及測年來看，年代在距今7000—6500年間，與順山集文化相隔較長一段時間，但就其文化面貌來看，其來源也不是順山集文化及其后續文化。

圖六// 北辛文化陶鼎與陶釜

分布在長江下游以南太湖地區和寧紹平原一帶的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前后，以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最為典型[10]。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長江南岸地帶太湖周圍發掘了江蘇常州圩墩、吳縣草鞋山、張家港東山村、鎮江左湖、江陰祁頭山等遺址。馬家浜文化的向北擴展，縮短了與淮海下游地區同時期文化的空間距離。馬家浜文化陶器以腰檐釜、罐形鼎、高圈足豆、三足盉、帶把鬹、牛鼻耳罐等為基本器類。腰檐釜的種類、數量最多，有直口、筒形深腹釜，侈口、筒形深腹釜，鼓腹罐形釜，斜弧腹盆形釜等，底又有圜底與平底之分。個別盆形釜，卷沿、斜弧腹，有的腹部飾附加堆紋，有的附寬扁鋬手，有的附腰檐，與順山集文化及后續文化的盆形釜、盆形鼎有某些相似之處，說明它們有一定文化交流，但整體而言，它們不屬同一個文化系統。

淮河下游地區北部汶泗河流域的北辛文化，比較典型的遺址有山東濟寧張山[11]、滕州北辛[12]、汶上東賈柏[13]、兗州王因[14]、泰安大汶口[15]等。通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學界對北辛文化的來源、分布范圍、文化特征、發展階段、地方類型、分期等已有了大致了解。順山集遺址發掘者認為順山集文化與后李文化晚期年代相近，存在一定文化交流，比如炊煮器均為陶釜。其中，后李文化晚期發現的少量盆形釜，其特征為窄平卷沿、侈口、圓弧腹、大圜底，與順山集文化同類釜相似。但后李文化晚期最常見的陶釜，除疊唇、直口、筒形深腹釜外，還有無沿、直口、深斜直腹釜，小卷沿、侈口、深斜弧腹內收、小圜底釜，斂口、圓弧腹、大圜底釜等[16]，這些均不見于順山集文化。

長清張官[17]、滕州北辛等遺址內的北辛文化早期階段，炊煮器陶釜數量比例較高。該階段陶釜延續了后李文化晚期的形態，主要有卷沿、侈口、深直筒腹釜，斜卷沿、圓弧腹呈球狀釜，窄折沿、弧腹外鼓、大圜底釜三類（圖六︰13、14、16），這與順山集文化以斜弧腹盆形釜為主顯然不同；而有一類釜（個別為鼎），卷沿或無沿、敞口、斜直腹、尖圜底、腹部飾1周附加堆紋（圖六︰15），數量少，在該地區無自己清晰的發展序列，僅發現于魯南蘇北地區，可能受順山集文化及其后續文化的影響。北辛文化中晚期，鼎類發達，就形態而言，至少分缽形、盂形、罐形、折腹釜形和盆形等五類（圖六︰1—12），并各有自己的發展序列。其中，罐形鼎、折腹釜形鼎種類逐漸增多，口部可分為小口、中口、大口。北辛文化的盆形鼎（圖六︰7、8）多為折腹和弧腹外鼓，而順山集文化及其后續文化的盆形釜和盆形鼎均為弧腹斜內收（見下文）二者差別較大。綜上所述，順山集文化的發展去向也不是北辛文化。

三、順山集文化發展去向——大伊山類型

大伊山遺址位于江蘇連云港灌云縣北約2千米處。1981年發現并作過調查，1984、1986年，連云港市博物館與南京博物院分別進行了兩次發掘，清理面積共約550平方米[18]。先后清理史前墓葬計62座，其中，47座墓葬有隨葬品，絕大多數墓僅有1、2件陶器。關于大伊山遺址年代，第一次試掘簡報中認為出土器物沒有明顯的早晚差異，其時代相當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左右；第二次發掘簡報稱其相對年代晚于北辛遺址，略早于青蓮崗遺址，距今約6700—6500年。大伊山遺址存在早晚，可分為若干期段，比如早期炊煮器陶釜的數量遠多于鼎。大伊山遺址主體與早期階段的遺存年代應不晚于距今7000年[19]。類似大伊山早期階段遺存在江蘇淮安青蓮崗[20]、沭陽萬北[21]、連云港二澗村[22]、邳州大墩子[23]等地也有發現。學界曾將這些遺存稱之為青蓮崗文化?？紤]到早先界定的青蓮崗文化內涵過于蕪雜，時代延續也較長，為避免引起爭議，鑒于以大伊山早期階段為代表的遺存，時代早，遺物豐富，本文暫稱之大伊山類型。

大伊山類型陶器種類有釜、鼎、雙耳壺、高頸壺、缽、碗、盆等。陶質主要分夾砂（還有蚌殼片、植物桿莖）和泥質兩大類。夾砂陶器的顏色多斑駁不純，以紅褐色為基調，雜以紅色、灰褐色、黃褐色、黑褐色。器表常見細泥條堆紋、附加堆紋、乳丁紋、刻劃幾何紋、指甲狀剔刺紋等紋飾；附加堆紋多與點狀壓印紋結合使用。泥質陶的陶土多經陶洗，陶色以紅色為大宗，還有少量灰色、黑色，多數陶器表面涂抹紅色陶衣。器表經打磨，比較光滑，器壁厚度較夾砂陶薄，也更均勻。

圖七// 大伊山類型陶釜與鼎

大伊山類型早期炊煮器陶釜的數量超過陶鼎，晚期二者并重。釜有盆形釜和深筒形腹釜兩種；鼎以盆形為主，還有少量缽形、罐形。盆形釜、盆形鼎是大伊山類型最有特色的器物。早期盆形釜數量多，形態多樣，也最有特點。盆形釜大體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寬沿平卷或卷沿近平，侈口、弧腹、大圜底或圜底近平（圖七︰1、4、5、6、17），腹部多外弧，部分弧腹內收較急，腹分深腹和淺腹兩種；二是寬斜沿或斜卷沿，敞口，斜弧腹，多淺腹，大圜底（圖七︰2、3、7）；三是窄卷沿或窄斜沿，敞口，腹部微外弧近直、大圜底近平（圖七︰9—11），或內斜弧急收、淺腹或深腹、小圜底（圖七︰8），個別釜底部有三個乳狀小足（圖七︰10），底部帶有圈足（圖七︰12）；四是無沿，敞口，腹上部斜直，下部急收，形成折腹，大圜底近平，個別帶有乳狀小足（圖七︰18、19）。深筒形腹釜數量不多，為直口，上腹較直，下腹緩收（圖七︰20）。罐形釜數量極少，窄平卷沿或折沿、侈口，深弧腹略外鼓。這些盆形釜和深筒形腹釜均見于順山集文化，形態上也非常相似。盆形鼎為無沿，敞口，斜弧腹或斜直腹，圜底或圜底近平（圖七︰13—16），三圓錐狀足。這種鼎的盆體與順山集文化第四類盆形釜相近。釜、鼎腹上多窄長條狀鋬手、短條狀鋬手、乳丁把手、腰檐（部分為一周附加堆紋）等。與釜類配套使用的有長柱體支座、短柱體支座、矮圓錐體支座、乳狀支釘等。部分鋬手形態和支座也見于順山集文化。

圖八// 大伊山類型陶器

盛器中有雙耳壺和罐。前者侈口、短領、溜肩、圓弧腹、平底（圖八︰3）。食器有平底碗、平底缽、圜底缽（圖八︰2、5、6），而碗、缽腹上帶有角狀把手，比較有特色（圖八︰1、4）。這些器類也見于順山集文化。

盡管大伊山類型在年代上與順山集文化存在一定距離，文化發展上還存在著缺環，但二者的陶器主體種類如盆形釜、盆形鼎（指盆體）、筒形腹釜、短頸雙耳壺、角狀把手缽與碗等形態特征相同或相似，說明二者同屬一個文化系統，具有前后發展的關系。換句話說，大伊山類型應由順山集文化發展而來。

四、大伊山類型與膠東白石村類型

淮河下游地區晚于大伊山類型的文化，徐海地區為距今65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墩子類型，江淮地區與淮河兩岸為龍虬莊文化。大墩子類型的炊煮器，如圓腹釜形鼎、折腹釜形鼎、圓腹罐形鼎、折腹罐形鼎、折腹盆形鼎、盂形鼎、缽形鼎等均源自北辛文化的同類器物。邳州劉林墓地出土了極少量的盆形鼎[24]，窄斜沿、侈口、淺斜弧腹、大圜底，與大伊山類型的盆形釜和盆形鼎，風格相近，應由其發展而來。龍虬莊文化炊煮器陶釜、鼎大多從龍虬莊一期遺存發展過來，鼎類有小口圓腹釜形鼎、圓腹罐形鼎、折腹罐形鼎、折腹盆形鼎、圓鼓腹盆形鼎等；盛食器有帶流缽、管狀流平底盉、三足盉、帶鋬杯、帶鋬盆、內彩圜底缽、方耳杯、圈足盤等。彩陶發達，多飾在器物內壁；紋飾常見“回”字形幾何紋、半環狀幾何紋、條帶紋、水波紋、索狀紋、網格紋及像生蝌蚪紋等，與大伊山類型無淵源關系。顯然，這兩個文化主體不是來自大伊山類型。

那么，大伊山類型發展到哪里去了呢？

需要一提的是，大約距今6500年前后（相當于北辛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初期），膠東半島沿海地區高地和河流入?？诘暮鱼庾觾蓚韧蝗怀霈F了上百處白石村類型聚落[25]。此時，膠東半島沿海地區人口驟然增多，文化突然繁榮，經濟也發達起來。這些現象表明，該地區人口是在短時間內從外地集中遷入的結果。

關于白石村類型（文化），有學者將其歸為北辛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26]；發掘者則認為白石村一期遺存為獨立的一個文化類型，二期文化性質復雜[27]；也有學者認為僅白石村一期遺存包含了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28]。由于白石村一期遺存目前發現的資料較少，文化性質難以判定，而二期遺存材料較多，本文把白石村二期遺存稱之為白石村類型。白石村類型的文化面貌與北辛文化差別較大，就炊煮器陶鼎而言，在白石村遺址內[29]，折腹盆形鼎、罐形鼎、壺形鼎、盂形鼎、缽形鼎等（北辛文化晚期典型炊煮器）僅占30%，而盆形鼎竟占70%左右。盆形鼎的形態多樣（圖九︰1—7），為寬斜卷沿或窄卷沿或平卷，侈口或敞口，斜直腹或斜弧腹或深弧腹，小圜底或大圜底或圜底近平，腹上多有一圈附加堆紋。就鼎的盆部形態而言，與大伊山遺存陶釜基本相近。白石村遺址還有一種陶釜，直口、筒形腹、圜底、腹上兩對柱狀把手（圖九︰8）。這類釜只見于順山集文化及后續文化大伊山類型。以上顯示，白石村類型的主體應由大伊山類型演變而來。換言之，淮海地區大伊山類型的居民曾搬遷至膠東沿海地區，促使了當地文化的迅速發展。

五、余論

圖九// 白石村類型陶鼎與釜

青蓮崗文化經歷一個較長期的認識過程，目前，學界對青蓮崗文化的分布范圍、存續時間及文化面貌仍存在著爭議[30]。但學者們將青蓮崗、大伊山、萬北一期為代表的遺存歸為青蓮崗文化的意向越來越明確[31]，只是與以往學者所提及的“青蓮崗文化”內涵龐雜、時間延續較長相比，新界定的青蓮崗文化內涵在縮小，空間分布范圍上也僅限于淮河下游地區，時代縮短在新石器時代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與海岱地區北辛文化、淮河中游雙墩文化大體同時[32]?？梢哉f，順山集文化的發現以及其后續文化大伊山類型的確認，為再次探討青蓮崗文化的分布范圍以及內涵、來源提供了新資料、新視角。

[1]欒豐實：《北辛文化》，《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2]紀仲慶、車廣錦：《蘇北淮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諸文化的再認識》，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南京博物院：《江蘇灌云大伊山遺址1986年的發掘》，《文物》1991年第7期。

[3]南京博物院、泗洪縣博物館：《順山集——泗洪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6年；林留根：《論順山集文化》，《考古》2017年第3期。

[4]南京博物院、泗洪縣博物館：《順山集——泗洪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第七章，科學出版社2016年。

[5]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江蘇泗洪韓井遺址2014年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8年第1期；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江蘇泗洪韓井遺址2015—2016年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8年第1期。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8年。

[7]闞緒杭：《定遠侯家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研究》第五輯，黃山書社1989年。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皖北小孫崗、南城孜、楊堡史前遺址試掘簡報》，《考古》2015年第2期。

[9]龍虬莊遺址考古隊編著：《龍虬莊——江淮東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9年。

[10]羅家角考古隊：《桐鄉縣羅家角遺址發掘簡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

[11]濟寧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東濟寧市張山遺址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4期。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等：《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汶上縣東家柏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6期。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山東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

[15]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7年。

[16]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濰坊前埠下遺址發掘報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山東省高速公路考古報告集（1997）》，科學出版社2000年；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東濟南長清區月莊遺址2003年發掘報告》，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2集，科學出版社2005年。

[17]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1999年考古發掘材料。

[18]連云港市博物館：《江蘇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88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蘇灌云大伊山遺址1986年的發掘》，《文物》1991年第7期。第一次發掘資料公布不完整，蒙灌云縣博物館同意，筆者重新繪制了陶器線圖。

[19]燕生東：《淮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

[20]華東文物工作隊：《淮安縣青蓮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蘇淮安青蓮崗古遺址古墓葬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8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蘇沭陽萬北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

[22]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連云港市二澗村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1961年第6期。

[23]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江蘇邳縣大墩子第二次發掘》，《考古學集刊》第1集，1981年。

[24]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次發掘》，《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

[25]李步青、王錫平：《膠東半島新石器文化初論》，《考古》1988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6—110頁。

[26]同[1]。

[27]煙臺市博物館：《煙臺白石村遺址發掘報告》，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編《膠東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28]霍東峰等：《一個假設兩類遺存——“白石村第一期遺存”辨析》，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7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

[29]同注[27]。

[30]張敏：《青蓮崗文化的回顧與反思——兼論考古學文化區與民族文化區的互相關系》，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8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

[31]鄒厚本、谷建祥：《青蓮崗文化再研究》，《東南文化》1992年第1期。

[32]同注[19]。關于青蓮崗文化內涵、年代、分期以及與周邊文化關系，筆者將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