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效力量表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驗證

劉 涵

(河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河北 保定 071000)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際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跨文化交際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ICC)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ICC呢？它是指“在跨文化情境中，某人基于自身的跨文化知識、技能和態度進行有效的和得體的交際的能力”。[1]

跨文化效力是陳國明教授ICC理論模型中的三個組成要素之一。[2]為了對其進行測量，Portall和陳國明教授開發并驗證了跨文化效力量表(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Scale—IES)。[3]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IES的克倫巴赫α信度系數為0.85，同時他們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從該量表中萃取出了6個因子，然后進行了共時效度和預測效度的檢驗，證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有效性。然而，IES迄今為止并未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接受過驗證研究，基于此，本文將對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IES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驗證。

一、文獻綜述

筆者主要針對ICC評估測試，以及IES的開發和驗證研究的相關文獻做出綜述。Sinicrope等[4]認為，ICC的評估測試主要有三種方法：間接法，直接法和混合法。間接法指的是在ICC評估測試中使用自陳式問卷的方法；直接法指的是使用諸如表現性評價、作品集評價、訪談評價等方法來考察被測對象的ICC水平；混合法指的是將直接和間接的方法結合起來對ICC進行評估測試。

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對于ICC進行評估的商業性測試工具是“跨文化發展測量問卷”(IDI：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5]它是由Hammer及其科研團隊基于Bennett博士所提出的跨文化敏感度發展模型(DMIS：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研發成功的，該測試問卷在許多國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曾接受驗證研究，證明為有效和可靠。

陳國明教授及其科研團隊為了對ICC進行測量，先后開發出三個測試量表：跨文化理解力量表、跨文化敏覺力量表及跨文化效力量表(IES)。這三個量表分別用來測量ICC的三個組成方面：跨文化知識、態度和技能。

IES是一個包含有20個條目的5點里克特量表，它的測量內容是陳國明教授ICC理論模型中的跨文化效力層面。Portalla和陳國明教授(2009)開發該量表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他們將原有的76個問卷條目進行了篩選和刪減，得到一個包含有42個條目的問卷版本；第二個階段，他們在這個包含有42個條目的問卷的基礎上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從而得出了一個包含有20個條目，萃取出了6個因子的新問卷；第三個階段，他們首先對問卷進行了可靠性檢驗，并且得出該問卷為可靠的結論(α=0.85)。然后又對問卷進行了共時和預測效度檢驗，檢驗結果表明IES的有效性也得到支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無論自陳式測量工具被證明為多么可靠和有效，其自身的屬性決定了在使用之前都要在新的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再次接受驗證。

二、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和樣本概況

本次研究采取了判斷抽樣法來進行抽樣——抽取了河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三年級的全體在校生作為研究樣本。之所以抽取英語專業三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是出于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在我國，相對于其他人群來講，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進行跨文化交際實踐的機會更多；第二，三年級的大學生相較大一、大二和大四的學生而言更適合參與到本次研究當中。最初參與填寫問卷的學生為248人，最終回收的有效問卷數量為240份。其中，男生數量為24，女生數量為216；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21.16歲；漢族學生數量為231人，其余9人為少數民族。

(二)數據分析方法

數據收集、整理后，筆者將它們輸入SPSS(Version 18.0)留待分析。對于IES的可靠性，筆者主要是通過克倫巴赫α可靠性系數對問卷的內部一致性進行檢驗。α系數的數值范圍為0.00到1.00，一個令人滿意的分數值應當位于0.70到0.79之間，且越高越好。

對于IES的有效性，筆者主要是應用AMOS(Version 17.0)進行了確認性因子分析，從而對它的結構效度做出檢驗，查看IES因子結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與原有理論結構模型的擬合優度。在擬合優度檢驗中，筆者遵循了以下這些原則。第一，同時參考多個指標對模型的擬合優度進行檢驗。第二，在模型擬合的絕對檢驗中，主要查看了以下幾種數值：卡方擬合優度(X2，在AMOS中叫做CMIN)，自由度(DF)，概率值(P)，最小偏差與自由度的比值(CMIN/DF)，等等。第三，在模型擬合的描述性檢驗中，主要查看了以下幾種數值：規范擬合指數(NFI)，相對擬合指數(CFI)，塔克爾勒威斯指數(TLI)，近似均方根誤差(RMSEA)，等等。而一個能夠令人接受的模型擬合應當滿足以下標準：P>0.05，CMIN/DF<5，NFI>0.8，CFI>0.9，TLI>0.95，RMSEA<0.06。

三、研究結果

分析結果顯示，IES的克倫巴赫α系數為0.657，表明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邊緣。該量表有兩個條目的題總相關系數值非常低(第六條為0.020，第十八條為0.093)，如果將這兩個條目刪除，量表的克倫巴赫α系數將升至0.687。因此，建議在量表的修正過程中將此二條目刪除。

確認性因子分析的結果顯示，IES的結構模型在模型擬合的絕對和描述性檢驗中并未得到支持。所有驗證指標中只有最小偏差與自由度的比值(CMIN/DF)這一項處于要求的范圍之內，而其他指標均未達到可接受的標準。表1具體對擬合優度檢驗的結果做出了總結。

表1 IES確認性因子分析結果

四、討論和總結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IES的內部一致性僅僅為邊緣，而它的結構效度也并未得到支持。

筆者認為以下三點可能是導致IES的結構效度被拒絕而同時問卷信度又總體不理想的原因。第一，本次研究所抽取的樣本為中國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他們與原研究中的美國大學生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第二，進行因子分析，特別是確認性因子分析需要較大的樣本數量，而且越大越好。本次研究中的樣本數量為240，雖然達到了一般要求，但仍有提升的空間。第三，IES的原文為英文，為了研究的方便，筆者在做問卷調查時將它翻譯成為了中文，并且邀請了另外一位翻譯專業的老師做了審校。盡管中文版的IES的翻譯質量是有保障的，但它仍然不能確保完全保留并且準確傳達了原文的所有信息。以上所列舉的第二、三點同時還可認為是本次研究的局限性所在。

總之，通過本次研究，筆者發現IES要想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加以運用就必須對它進行相應的修正和提高。而與此同時還應當對改進后的問卷進行新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從而萃取出新的因子，形成新的、可操作性的跨文化效力理論模型。

[1]DEARDORFF， D. K.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D].Raleigh：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2004.

[2]陳國明.跨文化交際學(第二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19.

[3]T.PORTALLA，G.CHE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Scale[Z].Kumamoto：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9.

[4]C.Sinicrope，J.Norris，Y.Watanabe.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 summary of 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J].Second Language Studies，2008，(1)：1-58.

[5]M. R.Hammer，M. J.Bennett，R.Wiseman.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3，(27)：421-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