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衰中的傳承
——遼代傳統文化在北方

張儒婷 王雁（遼寧社會科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1）

傳統文化的范圍非常廣闊，包含儒家學說、文學、藝術和宗教等。以契丹族為統治民族的遼朝，占據中國北方地區兩個世紀，在其治下，有大量漢族人參與生產和國家決策，加之遼朝與當時位于南方的五代十國和北宋交往頻繁，因此很多中原傳統文化在這一時期的遼朝境內仍有傳播，并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為傳統文化的多元發展注入新的元素。

儒、釋、道三種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在遼代，這三種文化在北方也各有繼承和發展。

儒家文化對契丹的影響，早在契丹尚處于部落聯盟時期就已開始，遼朝建國之后，愈加受到重視。遼太祖神冊三年（918年），契丹于上京城修建孔子廟，詔令皇太子春秋祭祀，可見重視程度。[1]

隨著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與南方漢族政權交流的頻繁，出于治理國家和加強對外交流的需要，遼朝統治者對于了解、學習和運用儒家學說的需求更為強烈。漢族官員在遼朝統治集團地位的穩定和提高，也為遼朝更好更快的吸收漢族統治經驗及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圣宗至道宗時期，儒家學說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不僅各位帝王本身對于儒家學說有著較高的素養，還積極推動儒家文化的傳播。例如，興宗注重從儒家經史書籍中吸取政治經驗教訓，曾命蕭韓家奴將《通歷》、《貞觀政要》和《五代史》等書譯成契丹文，供遼興宗和大臣閱讀學習。道宗則著重養學，于清寧元年（1055年）下詔，在原有教育機構的基礎上，增設“有西京學，有奉圣、歸化、云、德、宏、蔚、儒等州學。各建孔子廟，頒賜《五經》諸家傳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屬縣附焉”，同時，相應擴大科舉考試的規模，積極采用漢族政權的選拔方式吸納人才。[2]

佛教在中國北方地區的傳播，古已有之，鮮卑族建立的諸燕和北魏，以及突厥汗國和渤海，都有佛教傳播的紀錄。契丹人在佛教傳入之前，信奉薩滿教。唐天復二年（902年），耶律阿保機在龍化州（今內蒙古奈曼旗）建開教寺，佛教在契丹統治者的提倡和保護之下，迅速發展起來，五京地區逐漸建立起眾多寺廟。[3]

由于皇室貴胄多信仰佛教，佛教在遼朝境內的發展得到了統治階層強有力的支持和推動，“境內蕃漢各族普遍信仰佛教”（365 頁），皇親貴胄們飯僧的規模也相當可觀。據記載，遼太宗時，就曾“飯僧五萬人”。遼圣宗時，承天太后“每歲正月輒不食葷茹，大修齋會及造寺，冀復獲福祐”。[4]至于遼道宗，本人既有極高的佛學素養，每年的夏季，都會與諸京的僧徒和群臣舉行法會，并親講佛經。這點亦為宋朝所覺。北宋大臣蘇轍出使遼朝時，就曾于其所作的《欒城集》卷42《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論北朝政事大略》中，記載了這一見聞。

佛教受到遼朝統治者重視的另一例證，是官方發動的佛經、佛像的整理和雕刻。遼興宗、道宗都曾先后下令收集佛經并進行整理和?？?，于咸雍四年（1068年）雕印出579 帙，稱《契丹藏》或《丹藏》。此書曾于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的釋迦牟尼像腹中被發現，尚存12 帙。遼朝還曾三次應高麗之請，向高麗贈送《契丹藏》，可見影響之廣。

另外，隨著遼代石刻文獻的陸續出土，遺留至今的石刻資料中，也有相當比例的佛經等佛教雕刻出現，是遼朝佛教興盛的又一例證。1992年間10月，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孟克鄉西上臺村發掘出一遼代墓葬，在墓室內發現佛經石板14 塊，每板正面豎行陰刻梵字經文，字口描金，多數石板的右上角加刻有漢文經名。此外，發現于北京石景山八大處靈光寺的耶律仁先妻鄭氏造千佛塔題記，[5]以及發現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的云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6]亦都屬此類。

相對于佛教，道教在遼朝的發展史載不詳，從現有紀錄可知，遼太祖曾與神冊三年（918年）下令修建道觀。遼太祖長子耶律倍，曾將道教經典《陰符經》譯成契丹文，并“求僧道之有名稱者加以爵命”。[7]遼圣宗之弟，齊國王耶律隆裕為東京留守時，也曾“崇建道觀”。[8]遼興宗更有任命道教中人任職顯官及共娛的紀錄。[9]但總的來說，有關道教發展的可見記載要少于佛教，且集中于契丹上層。

儒、釋、道文化在遼朝地區的傳播和興盛，很早即為中原文士及政權所了解。早在五代后期，胡嶠就在遼上京地區見到有僧、尼、道士?！哆|史》中也記載上京有佛寺和道觀等建筑。這樣的發展速度與規模，對于當時遼朝的統治而言，可謂利、害相交。一方面，儒、釋、道文化的發展，對于初建的多民族國家遼朝而言，起到了團結民眾、擴大統治基礎、穩定社會秩序和增強國家凝聚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多達數十萬的僧尼不勞而食，加重了國家經濟的負擔，阻礙了生產發展，更有“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10]等現象的產生，使之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

雖然各有利弊，但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以儒、釋、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北方地區的傳播，有利于遼朝的統一和鞏固，也為后世在這一地區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觀念與國家認同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其影響的深遠更為重要。

注釋：

[1]【元】脫脫等：《遼史》卷72《義宗倍》，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2]【元】脫脫等：《遼史》卷21《道宗一》，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3]例如，在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建天雄寺、安國寺、崇孝寺、義節寺、福先寺、貝圣尼寺等；在中京（今內蒙古寧城）建鎮國寺、報恩寺、靜安寺、感圣寺等；在東京（今遼寧遼陽）建垂慶寺、金德寺、駙馬寺、大悲寺、趙頭陀寺等；在南京（今北京）建大延壽寺、天寧寺、奉福寺、法源寺、云居寺等；在西京（今山西大同）建善化寺和嚴華寺等。

[4]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一之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據其內容，刻于咸雍七年（1071年）。

[6]記述了該寺及沙門鐫刻大藏經的歷史，并指示石刻埋藏的方位。

[7]【南宋】李燾：《徐資治通鑒長編》卷10 開寶二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8]【南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14，《齊國王隆裕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9]【南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8，《興宗皇帝》，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10]【北宋】蘇轍：《欒城集》卷42《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論北朝政事大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