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社會價值觀探析

朱進芳 尚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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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社會價值觀探析

朱進芳 尚瀟雨

（信陽師范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蘊含和體現著黨的社會價值觀的創新和發展：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基本奮斗目標；把不斷創造美好生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根本價值追求；把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作為衡量改革和各項工作是非的根本價值標準；把公平、正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尺度；把國家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黨實現價值目標的方式和手段。從黨的社會價值觀發展的角度學習和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社會價值觀；共享發展；公平正義

社會價值觀是一種觀念模式，核心是反映主體價值追求的社會理想或目標。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信仰明確、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社會價值觀主要是由黨在選擇和評價近期和未來要建立的社會形態以及采取的政策原則時所堅持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與價值標準、價值尺度等共同構成的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把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的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將其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現和蘊含著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觀，這種新的社會價值觀既與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的社會價值觀一脈相承，又立足于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創新和發展，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學習，對凝聚價值共識，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對當今國際局勢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形成的

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盵1]對國際形勢的科學判斷是我們黨作出重大戰略決策的前提條件，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就國際上來說，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但人類和世界進入了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正如習近平所說，世界發展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人類面臨諸如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的影響難以消除，發展中的數字鴻溝日益突出等一系列發展中的問題。地區沖突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依然陰魂不散。另外，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在世界格局、國際秩序劇烈變化的情況下，全球治理相對滯后，人們在這些問題和危機面前，感到空前的困惑和無助。在這個需要理論可以產生理論，需要思想也可以產生思想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以理論的創新，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走向全球治理的前沿，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想發展要發展的國家和民族提出全新的發展經驗借鑒。通過合作、共贏，促進世界和平、共享發展，促進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對當代中國發展變化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

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當前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的又一重要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總體上步入了“發展起來”的時期，社會主要矛盾逐漸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進入新常態、國家治理面臨新挑戰、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硬骨頭、社會矛盾多發、文化和價值觀多元、生態環境惡化，等等。習近平反復強調，“當前，全黨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我國發展起來后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中，有些是老問題，或者是我們長期努力解決但還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或者是有新的表現形式的老問題，但大量是新出現的問題”。[2]如何解決發展起來以后帶來的新問題？如何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大智慧，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對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解答中形成的。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對黨的歷史方位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的

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們黨所處的新的歷史方位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進一步搞好黨的建設的前提條件，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的重要依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共產黨人既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接力奮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要把握歷史機遇，及時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也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跨越時期，更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交匯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下，肩負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圣歷史使命，需要從嚴治黨，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尤其要把政治建設放在首位。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執政開始就明確提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盵3]新形勢下，“四大危險”“四大挑戰”依然存在，黨內政治生態急需凈化，在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如何應對我們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如何切實提高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些也需要我們黨作出系統的回答。這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重要現實依據。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現和蘊含的社會價值觀

（一） 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新時代黨的基本奮斗目標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貫的、不變的、本質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社會理想和目標，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神圣歷史使命。為此，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奮戰，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后，黨又領導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新的實踐中，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確立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符合中國的實際?！斑^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F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盵4]改革開放40年來，盡管國際形勢風云變化，但我們黨始終以實現現代化為基本政治目標，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富起來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了新的時代，這意味著近代以來飽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習近平提出并深刻闡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2年11月，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他深情地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薄暗街袊伯a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盵5]此后，他多次重申并闡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內涵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并圍繞這一主題，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舉措，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的明確提出和細化，是對黨的現代化目標和戰略步驟的進一步升華。

（二）把不斷創造美好生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新時代黨的根本價值追求

馬克思把爭取人類解放、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奮斗的最高理想和價值目標。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還是建設時期，一切奮斗都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但由于具體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環境的不同，這一宗旨和根本價值體現出不同的形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表現為政治利益，因此，解放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權，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政治保證就成為革命時期黨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新中國成立尤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我國原有的主要矛盾得到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我國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經濟和文化成為人民根本利益新的訴求。但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黨的社會價值觀的核心依然顯現強烈的政治色彩，平等置于經濟發展之上的思潮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價值重審，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盵6]人民的共同富裕成為社會發展的價值取向。但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中，由于經濟建設始終居于突出地位，因此人們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觀念。這一發展觀念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全民共同富裕的狀況并沒有隨之出現，針對這種狀況，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以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進一步思考社會發展的價值問題，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促使黨的社會價值觀內涵開始由突出客體向突出主體，由關注人的需求的個別方面向各個方面轉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方面，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強烈，人民群眾的需要更加朝著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發展。據相關研究表明，“當經濟發展達至一定水平之后，財富數量增加僅只是可能帶來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7]職業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質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會支持、工作環境等因素都會對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訴求，是要在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扎扎實實惠及全體人民。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生產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分配不公、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卻更加凸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順應這一變化和要求，習近平堅持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并強調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薄白審V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盵8]必須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共享發展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一種地地道道的社會主義原則，它把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追求顯現化和具體化。習近平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和把共享發展提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進一步凸顯了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拓展了黨的社會價值觀的內涵。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重大飛躍，是對人的發展規律認識的升華。這表明，新時代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目標不是別的，就是要以人民群眾的期盼為準繩，不斷創造美好生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三）把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作為衡量新時代改革和各項工作是非的根本價值標準

人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推動者，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如何，不能由哪個人說了算，不能由執政黨自身說了算，更不能想當然，必須由人民來檢驗，由人民來評判。由人民作為社會發展成效的評價主體和根本標準來評判社會發展成效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早在1983年，鄧小平就說過：“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的對或不對的標準?！盵9]工作是否有績效，發展是否有價值，不能自己說了算，不能主觀臆斷，關鍵要看人民群眾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人民的富裕幸福被置于標準的首位。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判斷一種東西姓資姓社“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習近平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堅持社會發展的人民主體性原則，從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共享互動互進的新視角，將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及其程度確立為衡量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標準。他指出“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盵11]這里，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一標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就是要使各地區、各階層、各群體的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改革發展所帶來的收益和成果。二是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應包涵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層次、多領域的內容。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評判改革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這一標準的確立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創新和發展。

（四） 把公平、正義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尺度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目標，也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價值尺度。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并致力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但由于一度追求絕對的平等甚至平均，極大地影響了社會主義效率的發揮。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反映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注重效率與兼顧公平的有機統一。但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我國社會經濟在取得了長足發展和舉世公認成就的同時，社會公正狀況不容樂觀，貧富差距擴大的幅度過大、速度過快，社會主義的價值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和內在要求，習近平在主持起草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強調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又提出并多次闡述了共享發展的基本理念，并強調：“共享發展注重解決的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薄拔覀円S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盵12]“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這表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五）把國家與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實現價值目標的方式和手段

在社會經濟領域、公共事務管理活動、政治發展研究視閾中，治理的價值追求在于尋求一種政府與公民的共治，即“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盵1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得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變化的過程即可以看做是政治生態從權威政治邁向日常政治的過程。相比權威政治神秘傾向和克里斯瑪色彩，日常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已降格為和經濟、社會一樣的平等品格，或者說，民眾對治者的服從主要是基于法理化、制度化的政治權力。[14]權威政治向日常政治的邁進將黨和政府置于這樣一種困境：一方面我國是正處于發展中的國家，為避免社會轉型進程中的震蕩與沖突，保持穩定的現代社會政治秩序需要黨和政府的權威，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和政治權威。另一方面，日常政治的興起又具有去權威化的發展趨向。要走出這一困境，就必須通過法治的力量，確立法制的權威。換句話說，必須以政治社會領域內各種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法治的思維和方式來治理國家，以此來增進民眾的認同。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這既是我們黨合理地吸收國際學術界治理理論的思想精華，并把它與現實國情和發展階段相結合的一個理論飛躍和創新，也是我們黨對政治生態變遷和現代治理發展的一種高度自覺和主動回應。只有堅持依法治國，以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領域內各種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才能適應當前國際國內環境對我們黨提出的嚴峻挑戰，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的各項工作沿著正確的方向順利開展，才能保證我們黨牢固的執政地位，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諧發展。

三、啟示

（一）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強化黨的社會價值觀建設

黨的社會價值觀內在地決定著黨的活動，是認識和解讀黨的歷史的重要工具。社會價值觀以及由此決定和選擇的黨的社會發展模式，不僅對黨自身的形成、存在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從根本上規范著黨的活動的基本性質、基本原則、基本方向、基本方式，決定著黨同外部環境的關系，并與當時的客觀條件與社會背景一起，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黨的活動的成敗。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多極化的逐步推進，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同時，意識形態領域出現錯綜復雜的新情況，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價值觀的激烈沖突和深刻變革成為一種世界性、時代性的思想文化現象。在這種背景下，各國政黨普遍表現出對價值觀的高度關注。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意味著無論世情、國情、社情發生怎樣的變化，社會主義的“硬核”部分是不能動搖的，是堅定不移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其社會價值觀的發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及其弘揚踐行影響至深。因此，進一步加強黨的社會價值觀建設，把握政黨建設的制高點，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成為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面臨的重要任務。這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的需要，也是更好構筑新時代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需要。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價值取向

人民主體原則是唯物史觀始終堅持的價值原則。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訴求和體現，這種現實利益需求的變化以及不同時期黨對其不同的理解把握，確定的不同的具體價值取向和策略方針等，導致不同時期黨的社會價值觀的核心不同，其理論表現形式也不同，但發展為了人民，以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價值取向這一點卻始終未變。正如習近平所強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社會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社會發展的宗旨就是提升全民的福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人的發展規律及價值發展規律的探索的積極成果。其中所展現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超越了單純的或政治層面或經濟層面上對人的理解，凸顯了對人的尊嚴、生命、權利、人在社會發展價值中的地位的尊重，增強了黨的社會價值觀的科學性、現代性、人文性，從而極大地豐富、拓展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價值觀，使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價值觀在實質上實現了向以人為核心和本質、以社會公正理想為引領的全民共創、共享的普惠型社會價值觀的歷史性跨躍。

（三）堅持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價值性的統一，處理好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關系

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價值目標的實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以人類的社會實踐為基礎，并隨著社會實踐的展開而不斷展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但是，由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間必定要經過若干主要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不可逾越的社會階段?！叭祟愂冀K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盵15]因此，能否很好的處理好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的關系是黨的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關鍵。堅持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是黨的社會價值觀建設的一個重要經驗。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終走向共同富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但其實現過程中離不開生產力的大力發展和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共享發展不是提倡回歸平均主義，把改革發展成果在全體社會成員中進行平均分配，而是強調在機會和權利等方面的公平分享。在生產力落后和社會經濟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不可能真正地實現發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因而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性產品以滿足社會大眾的需要是共享發展成果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否則，共享發展就是空中樓閣。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的：“在現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但發展決不能偏離其根本的價值方向，“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盵16]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2] 轉引自韓慶祥．準確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N］．浙江日報，2017-10-23．

[3] [5] 習近平．承前啟后 繼往開來 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http：//www．news．xinhuanet．com，2012．11．29．

[4]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9] [10]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64、372．

[7] 袁祖社．由“增長—進步本位”的物本價值觀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價值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價值觀”的歷史性變遷及其實質[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05）．

[8]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J］．求是，2016 (01)．

[11]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 -08 -21．

[12]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 2013-3-18．

[13] 張國慶．公共行政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596-597．

[14] 郝宇青、佟亞洲．服務型政黨建設：時代變遷背景下的政黨功能轉換[J]．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2013（06）．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16]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J］．求是，2016(01).

2018-07-04

本文是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共享發展思想的歷史演進及啟示研究 (17JD710087 )；2017年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河南省直管縣改革中的新型市縣關系構建研究(2017BZZ006) 的階段性成果。

朱進芳（1972-），女，河南汝州人，信陽師范學院中國農村綜合改革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尚瀟雨（1999-），女，河南信陽人，黑龍江大學學生，主要從事政治與行政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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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072（2018）05-011-06

責任編輯：林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