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歷史發展的地理空間與資源環境

傅奠基

(昭通學院 農學院，云南 昭通 657000)

昭通市地處滇東北，位于金沙江下游，是云南省所屬的16個州市之一，面積23021平方千米，下轄昭陽區、魯甸、巧家、鹽津、大關、永善、綏江、鎮雄、彝良、威信、水富十一個縣區。西部、北面以金沙江為界，與四川省的宜賓市、涼山州隔江相望，東與貴州的畢節市接壤，南連云南曲靖市。昭陽區為市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民國《昭通志稿》謂：

昭通居滇省之東北隅，全境南高北低，地勢傾斜，東控黔西，北制川南，西扼巴蠻，南衛滇疆。用兵攻守俱利，商旅則轉輸活潑。固滇東之鎖鑰，川黔之樞紐也。[1]

自秦開五尺道，漢置犍為郡，得中原文化風氣之先，與滇池、洱海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云南歷史文化的主體。正是由于地處大西南腹心及南方絲綢之路要沖的獨特區位，導致昭通從古到今成為各方勢力競相角逐的戰略要地，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加之，民族遷徙不斷，導致了多次文化空間的相繼占用，地域景觀也隨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而改變。

一、中國大西南的腹心 歷代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大西南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西藏以及廣西，三省二自治區一直轄市，是連接亞歐大陸腹地與南亞次大陸和中南半島的樞紐地帶。昭通雄踞大西南腹心區域，地處滇、黔、川三省結合部，北鄰四川盆地，南靠云南高原，東接貴州高原，西部為橫斷山區，為鎖鑰南滇，咽喉西蜀，東控黔巫，西連邛笮之重鎮?！蹲x史方輿紀要》評價烏蒙府（今昭通市）的戰略位置為：

下臨滇、黔，俯視巴、蜀，地高山險，屹然屏障，亦西南要地也。[2]

烏蒙大地山雄水險，各種關隘、山口地名總計不下500余個?！耙浳宄叩?，必闖數十關”，大關縣即因境內關山重疊而得名，《大關縣地志》謂：“以有險可守，關寨重疊，故名”。

早在新石器時代，昭通境域就已成為氐羌南下、濮越北上的交匯地帶。商周至春秋時期，曾是巴、蜀、夜郎、牂柯、百越、邛笮、西僰、古滇等方國部族競相爭奪之地，戰國時期又成為秦楚爭霸的前沿。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后，就在僰人聚居區開路置驛。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常頞曾將李冰所通之“僰”道，延伸至今云南境內；漢武帝時唐蒙再次開通進入南中的道路，名為“南夷道”；蜀漢建興三年（225），諸葛亮南征即沿岷江南下至僰道，兵分三路而進；兩晉之際，朱提扼四川盆地與南中往來之門戶，為晉與成漢竭力爭奪的戰場。

隋、唐經營南中的策略與漢武帝如出一轍。隋煬帝崇拜漢武帝，甚至將戎州改為犍為郡，恢復漢朝舊名。大業三年（607）在今鹽津、水富一帶設置“開邊縣”，以此標榜其開邊拓土的雄心壯志?！缎绿茣さ乩碇尽份d：“貞觀四年（630），以石門、開邊、朱提置南通州?！彼^“南通”者，正如嚴耕望所言：“此諸縣皆今橫江沿岸，置州名南通州，蓋即通道而名歟？”[3]“南通”之要義，在于唐朝為了保障劍南道所屬戎州至南寧（今曲靖）、昆川（今昆明）道路的暢通。

歷史上，川、滇主要交通要道有東西兩線。西道以雅安為基地，經西昌南行至大理；東道以宜賓為依托，南經昭通至曲靖、昆明。隋、唐時期，川滇東道仍為重要交通線路，隋朝史萬歲南征，唐鮮于仲通率兵伐南詔、袁滋冊封異牟尋，均取東道出石門關。唐、宋時期，“僰道”已成為通往南中地區的五尺道、南夷道、夜郎道、石門道的總稱。

熙寧七年（1074），北宋名臣熊本率兵征討瀘州南部蠻夷，芒部、烏蒙首領歸附，并于芒部置西南藩部大巡檢使司。宋元之際，蒙古軍隊奔襲大理，兵出烏蒙（今昭通），破禿剌蠻（宜賓以南），趨瀘江（金沙江），宋軍還不知其從何路而來。通過這次迂回之戰，蒙古人認識到烏蒙道的重要性，故《元史·兵制》云：“烏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元朝在云南行省所設站赤共計七十八處，而烏撒烏蒙宣慰司就占了一半多。朱元璋命傅友德征云南時，亦特別強調烏蒙地區的戰略位置，他說：“當自永寧（四川敘永），先遣驍將別率二軍以向烏撒（今威寧）……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順治四年（1647），張獻忠殘部李定國、孫可望入滇，“鎮雄土司，恃險不服”。清朝改土歸流，兵鋒所指，首當其沖的就是滇東北烏蒙地區。

清末民初的一些影響深遠的軍事活動，同樣突顯昭通兵家必爭之地的意義。如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就曾率軍轉戰于昭通，同治二年（1863）被圍困于大渡河。民國時期蔡鍔所部“護國軍”，曾在昭通境內與支持袁世凱的川軍進行過載入史冊的“橫江之戰”；1935年中央紅軍過昭通，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扎西會議，1936年賀龍率領的二、六軍團進入昭通，留下了“烏蒙回旋之戰”的傳奇。

歷代在昭通境內設置過眾多的軍事管理機構，可謂種類齊全，數量眾多。從漢武帝置南部都尉、犍為都尉，到三國時期的庲降都督、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寧州刺史、南夷校尉，以及隋、唐的南寧州總管府、戎州都督府、南詔國的拓東節度使，宋揮玉斧之后的戎（敘）州羈縻地，元朝時的烏蒙萬戶、烏蒙軍民總管府、烏蒙軍民宣撫司、烏撒烏蒙宣慰司兼軍萬戶府，再到明朝的烏蒙衛、芒部衛指揮使司、軍民府，清朝的云貴總督、巡撫、提督、烏蒙鎮總兵，以及民國初期的督軍、鎮守使等，無一不以武力威懾為后盾，對當地人民實行軍事管制或武力監護。

二、典型的山區環境 多層次的生存空間

昭通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翼，位于云貴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地勢自西南向東北降低。地形格架由烏蒙山和五蓮峰兩大山系及金沙江、橫江、牛欄江三大河谷所控制。西邊和北部金沙江洶涌而過，中部橫江蜿蜒穿行，南部牛欄江峽谷深切。全市海拔最高點4 040米(巧家藥山)，最低267米（水富港），高差3 773米，平均海拔1 685米，素有“高原腹地”或“云貴高原屋脊”之稱。

東部烏蒙山是金沙江與珠江上游的分水嶺，平均海拔約2 000米，亦有不少超過3 000米的高峰，碳酸鹽地層大面積出露，喀斯特地貌發育，峰叢、石芽、溶溝遍布，溶蝕洼地、漏斗、盲谷眾多，還有不少暗河、天坑、溶洞；西部五蓮峰為橫斷山脈涼山山系的最東支，由于形成的地質年代晚于烏蒙山，在地殼抬升中，又受到金沙江水流的深切，地勢更為雄偉高峻，平均海拔2 500米，分布著大片的玄武巖，屬火山熔巖地貌，為中山和高山分布區。萬山阻隔，石峰林立，造就了昭通“山高石頭多，出門就是坡”的生存環境，孕育了獨特的“石質文化叢”，如石廠、石灰窯、石墻、石瓦、石桌、石凳、石碾、石碑、石板路、石橋等石制品、遺跡、地名隨處可見。

從宏觀位置看，昭通位于我國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山地農、牧過渡帶上，也是環境變化的敏感地帶，生態結構較為脆弱，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據《昭通地區志》統計，雍正末年至宣統末年（1735—1911），全市洪災27次，大旱7次。民國2～38年（1912—1949）洪災24次。[4]20世紀90年代普查，昭通173個鄉鎮中，存在滑坡危害的108個，受泥石流威脅的87個。地質災害點662處：泥石流沖溝177條，滑坡414起，崩塌71起。由于昭通山區環境復雜多變，各種自然災害多成點狀分布，大范圍同時受災的情形較為少見。

由于地殼的抬升和水流的切割，使得本來平坦完整的滇東北高原面被分割得千溝萬壑，呈現崎嶇不平的山原景觀，形成“九分山和原，一分壩和田”的土地結構。全市山區面積占96%以上，但在雄渾起伏的群山之中也發育了一些相對平坦的山間盆地、河谷沖積平原、階地、河漫灘和沖積扇，局地還有起伏和緩的高原面、剝蝕面和寬谷淺丘，當地老百姓將這些平緩的區域統稱為“壩子”。全市11座縣城和許多重要集鎮均位于大小不同的山間盆地及河谷壩區。如原綏江縣城位于金沙江邊的中磧壩；雍正八年（1730）始建的永善縣城位于蓮峰壩，1951年遷至井底壩。宣統二年（1910），彝良縣城由奎香壩遷至洛澤河邊的角奎大壩。大關的吉利鎮、鹽津普洱鎮、水富樓壩鎮等，均位于橫江沿線的河谷平壩中。昭通全市11個縣區有7座縣城位于河谷之中，充分說明了河流在交通聯系上與生俱來的重要性。此外，巧家縣金沙江邊的楊柳古渡、鹽津縣橫江邊上的普洱渡、鹽井渡、牛欄江邊的韋家渡，白水江邊的彝良牛街都是因河谷通道或水運而興起的居民點和集鎮。

大地構造和地貌形態乃是控制自然災害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昭通地處安寧河——滇東地震帶上，境內及周邊活動斷裂密布。主要有馬邊——彝良斷裂，小江斷裂以及灑魚河斷裂等，故地震頻繁。1884～1991年間，昭通共發生大于4.7級的地震35次。境內牛欄江、以禮河、金沙江河谷地帶，相對高差多在2 500～3 000米，最高達3 400米；洛澤河、關河、橫江河谷相對高差1 300～2 400米；東部母享河、洛甸河、羅布河谷相對高差在1 000米左右。其中金沙江、牛欄江、洛澤河、關河等深切河谷地帶，為滑坡、泥石流多發之地。

昭通境域距離印度洋和太平洋都不太遠，屬典型的亞熱帶高原季風氣候。由于冷空氣受到中部突起的地形屏障阻滯，經常停留在烏蒙山之北，造成北部冬半年陰雨蒙蒙，霧氣沉沉，冷濕相伴，泥濘路滑的天氣，是云南省冬季日照最少的地區。對此，唐宋文獻已有記錄?！缎U書》載：“至蒙夔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泵少鐜X就是今日彝良、大關縣和昭陽區之間的烏蒙山嶺，恰好為南北干濕區的界山。

與北部陰雨潮濕的天氣相反，南部巧家、魯甸和昭通壩區，冬半年則呈現晴朗干燥的特征，全年日照數在1 902～2 179.6小時之間，太陽總輻射在120～140千卡之間，是農業有效光的高值區。昭陽區的大山包鎮，全年日照2 300多小時，太陽總輻射量139.7千卡/平方厘米·年，為全市之冠。北部綏江、水富、鹽津、大關、永善、彝良等縣，全年日照不到1 500小時，鹽津只有966小時，太陽總輻射量85.8千卡/平方厘米·年，是全市最低值。

昭通南北緯度相差不到兩度，而高差卻有3 700多米，由低到高可分為江邊區、河谷區、一般山區、高二半山區、高寒山區五層。形成了垂直差異遠大于水平變化的立體氣候特征。根據積溫的差異，劃分為南亞熱帶、中亞熱帶、北亞熱帶、南溫帶、中溫帶、北溫帶等6個溫度帶。山區農業景觀可概括為高寒層、中暖層、低熱層三個地帶，而歷史上糧食生產主要集中在壩區。受此影響，人口、民族的分布以及社會經濟發展，亦呈明顯的立體差異。海拔800米以下江邊、河谷地帶由于靠近交通線，人口往往聚集為村落和城鎮，占總數的35%；800～2 000米之間的一般山區和二半山區，由于地形限制，居住分散，但卻容納了全市54%的人口；2 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區，條件惡劣，人口稀少，僅占11%。

昭魯盆地面積較大（500余平方千米），地形平坦，自然條件優越，很早就發展出了較高水平的農業文明。秦漢至唐宋時期，曾是僰人、叟人、烏蠻等部族耕牧生息之地。自元、明兩代在昭通境內移民屯墾，最終漢民占據了大部分適于農耕的壩區與河谷，而彝族為保持自身的文化，以深山老林等為屏障，其人口與村落多分布在海拔1 800～2 500米之間的地帶，該帶以下多為漢、回等民族所居住。苗族進入昭通時，壩區和生產居住條件較好的山區都已被之前的族群占據，只能進入高寒山區尋求棲身之地。人類的空間，既是生存空間，又是文化空間。正是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創造，使抽象的地理空間轉化為具體、異質、多樣而富有魅力的“地方”。

三、豐富的資源寶庫 悠久的開發歷史

昭通復雜的山區環境和立體氣候造就了豐富多樣的生態系統，孕育了數量眾多的生物資源。植物資源優勢尤為突出，有高等植物5 000多種，國家一、二類保護植物18種。類型各異的生態環境，也給飛禽走獸、魚蝦蟹貝、蜂蝶毛蟲等提供了棲身之地，有鳥類148種，獸類200多種，魚類110余種，昆蟲840多種，其中珍稀動物48種。紫膠蟲、白蠟蟲、五倍子蚜、土蜂等為重要的經濟昆蟲資源。此外，還有不計其數的微生物及菌類。

昭通素有資源“金三角”之美譽，為云南三大有色金屬基地之一。歷史上曾是金、銀、銅等有色金屬的重要產地，孕育了燦爛的朱提銀、銅文化。據《后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所定“銀貨二品”與錢幣的比值為：“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值千”?！爸焯徙y”在漢代即已成為高品質白銀的標志；晉代的“堂瑯白銅”（銅鎳合金）堪稱中國冶金史上的杰出成就。

1、生物資源的開發與商貿往來

據藍勇研究，史前時代，西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至少在90%以上，漢晉時期，雖然人類活動加劇，但墾殖率很低，昭通境內森林覆蓋率在70%以上；唐宋時期，仍有70%左右。明代烏蒙一帶出產鸚鵡、筇竹、荔枝、榿木，虎狼出沒異常。東川一帶“居多板屋”，產松籽、麂；烏撒一帶仍是刀耕火種，出產猿、鹿。[5]清代，昭通許多地方依然是森林茂密，雍正年間，永善縣森林覆蓋甚至達到了“行數程而不見天日”的程度。時人記述其“危害”為：

虎豹依之為家室，盜劫緣之為巢穴，昏黃而野獸入城者有之，行途而顛越行旅者有之，霧氣障天，漫入閨闥，盛夏苦寒，晴霽日少，非由樹木翳陰之所致歟！[6]

為了消除由此帶來的“民患”，當時的縣令甚至下令放火焚燒大片森林。清改土歸流時，鄂爾泰《敬陳東川事宜疏》說，東川府（包括昭通巧家縣）：“方隅廣闊，地土肥饒，半未開辟”；烏蒙府也是“土曠人稀，林木豐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1]103。乾隆《鎮雄州志·開修阿路林新路碑記》亦云：“密林大木，蝮蛇惡獸，毒草寒風，人莫敢入”[7]。民國初期，永善仍是“地面遼闊，天然林多，以十八老林最著名”。民國二十一年（1932），迤東造林督察員杜嘉瑜到昭通縣各鄉考察林業后，寫道：“各山有森林，農民以樹木為副業”，“以種山地及林產為生”，“以山林營生者”占半數。民國《昭通等八縣圖說》載，大關、彝良、永善、鎮雄等縣“有太古森林，巨木蔽地……密葉遮天，晝尤黑夜，中多野獸”[8]。

明清持續四百多年的“皇木”采辦，在昭通永善、綏江、水富、鹽津、鎮雄、威信等縣境內的金沙江、關河、白水江兩岸深山密林中，砍伐了數以萬計的楠、杉、樟、柏、櫧等巨木古樹，對優質林木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鹽津縣灘頭鄉界牌村方碑灣，還留有洪武八年（1375）和永樂五年（1407）采伐楠木的摩巖石刻。另有一首打油詩記錄此事：

八百人夫到此間，山溪險峻路艱難，官肯用心我用力，四百木植早早完。

成化二十二年(1486)南京明孝陵殿受災，派人取大木于馬湖府（今昭通市綏江、鹽津等部分境域明代屬馬湖府管轄），長十五丈，圍三丈，其重數萬鈞，命馬湖土司安鰲承辦，漂運南京。嘉靖二十六年（1547），奉天殿災，遣工部侍郎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鎮雄、烏蒙之木，“并屬四川巡撫督率采運”。

康熙六年動議建故宮太和殿，需大楠木作棟梁，昭通境域所屬的四川巡撫親臨馬湖踏勘。嘉慶八年屏山知縣李師曾在“川境各老山內遍加采訪，并無合適材料，直采至云南所屬永善地方”，才找到19根符合標準的木材?！昂险?，鎮雄、烏蒙之木，其南出云南金沙江”。上世紀90年代，永善新田地方的一些楠木樹上，還有“皇木”二字的遺跡。[9]永善團結鄉木沉村，即因傳說當年皇木運輸時，有一根楠木沉入河中而得名。昭通境內的天然楠木林，因明清兩代的皇木采伐而受到毀滅性的破壞，翻開昭通地圖，以“楠木”打頭的地名比比皆是：

大楠木、楠木樹、楠木林、楠木橋、楠木坪、楠木坡、楠木巖、楠木壩、楠木凼、楠林塆、楠木溪、楠木坳、楠木園、楠木窩、楠木樹埡口等。

如今已很難分清到底是這些地名引來了皇木采辦，還是采伐楠木之后，才留下了這眾多的地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掠奪式的開發，進一步導致昭通森林覆蓋率前所未有的銳減，1990年只有8.71%，[4]474而現在已達35%。

昭通水域面積只占全區2.5%左右，但縱橫交錯的江河溪澗之中卻孕育了不少珍稀和特有漁業資源，如金沙江白鱘、達氏鱘、胭脂魚、巖鯉等，永善、綏江、水富3縣的金沙江河段曾是中華鱘洄游產卵之地。中華鱘魚古稱“鮥（luò）子魚”，何光遠《鑒誡錄》卷十載，唐代馬湖江上有人釣到千斤重的鮥子魚，今綏江、水富一帶仍稱中華鱘為“臘了魚”，藍勇認為“實為古音遺留之轉”[10]。晉人所著《廣志》載；“犍為郡僰道縣出臑骨黃魚”。[11]歷史上橫江成群出沒的魚類甚至多到了危害農田的程度，《華陽國志》云：“崩容江（橫江）出好磨石，多魚害?！卑l源于鎮雄的南廣河“產魚甚佳”。[12]《滇南見聞錄》謂：

昭通府鯽魚甚大而佳，一斤至四斤不等，愈大則愈肥而嫩，其脂厚至半寸許。[13]

目前橫江最大支流白水江特有魚類（大鯢）已列入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名錄。此外，還有芒部錦鯉、棒棒魚（墨魚）、綏江江團（長吻鮠）、團魚（鱉）等地方特產。

巧家大藥山因盛產各種藥材而得名，雍正《東川府志》謂：“行人十里外聞藥氣”。[14]《華陽國志》載，堂螂縣（今巧家、會澤一帶）的特產有“雜藥”，著名者為“堂螂附子”。據不完全統計，藥山自然保護區的藥用植物（含菌種）多達850多種。其中，藥用被子植物745種。藥山生物多樣性是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區的典型代表。[15]僅藥山鎮近二十家個體商販每年販運的中藥材或制藥工業用原料就達數百噸。[16]

昭通豐富的竹類資源，僅從地名中就能統計出苦竹、甜竹、方竹、荊竹、石竹、刺竹、斑竹、水竹、箭竹、黃竹、金竹等為數眾多的品種，較為著名的特產有筇竹、方竹、人面竹（羅漢竹）、苦竹等。光緒《鎮雄州志》載：“筇竹，土人呼羅漢竹?？缟絹児?，密匝回環數百里。八九月間筍出，遠商四集，構棚倩工挖煮，負鬻黔蜀”。[8]1113早在宋代，苦筍就已被《方輿勝覽》列為僰道特產，黃庭堅《苦筍賦》贊曰：“僰道苦筍，冠冕兩川”。左思《蜀都賦》劉逵注引《南裔志》云：“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痹瘯r期，已有烏撒芒部民“植茶三百里”的記載，烏撒烏蒙宣慰使李京亦說，昭通境內的土僚蠻“常以采荔枝、販茶為業”。大關翠華茶，1919年曾獲巴拿馬國際商品競賽會“二等商標獎”。

白蠟是雄白蠟蟲的分泌物，為中國特產，古人以之制燭、藥用，現代亦是機械、化工和醫藥等方面的重要原料，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被稱為“中國蠟”。宋代周密《癸辛雜識》中就有江浙地區從淮地引入白蠟蟲子，“價以升計”的記載。[17]《滇海虞衡志·白蠟》載：

宋元以來始有之，……本出于越嶲，夷人傳此法，其后川滇及東南諸郡俱種之，白蠟遍行于天下。[18]

很有可能正是居住在金沙江下游兩岸的彝族先民，最早發現蠟蟲的經濟價值，并將其引為家種的。今昭陽區炎山、魯甸梭山、巧家紅山、永善萬和山所產蠟蟲，清代已馳名全國，號稱“四大名山”。民國時期，永善作為中國蠟蟲基地，產量曾居全國第一。昭通蠟蟲具有產蠟多、蠟質優良的特點，如一斤四川本地蟲種只能產一斤白蠟，而昭通蟲種則可產5斤。

秦漢時期，蜀郡商人就經五尺道進入昭通境內貿易。當時市場已使用金、銀和五銖錢；漢代朱提銀為全國流通的貨幣。自唐宋時期開始，金沙江流域成為西南著名的木材基地，史載唐會昌元年（841）大水，馬湖一帶林木漂流而下，形成“浮木塞江”的景象。宋代，居住在今昭通境內的“南廣蠻”、“董蠻”和“石門蕃部”等少數民族商人，將馬匹、氈衫、木板、花椒等物品運往敘州出售，并以貢馬形式同宋王朝進行茶馬貿易。昭通境內的呂告蠻、阿永蠻都到市馬場賣馬，其中阿永部的商貿隊伍每次多達2000余人。[19]太宗太平興國(977-984)年間，宋朝就正式在戎州設置市馬場，與石門、馬湖部開展互市。元朝時期烏撒路、烏蒙，“泉甘土肥，宜育馬、羊”；鎮雄一帶“節氣如上都，宜牧養，出名馬、牛羊”。至遲到元朝時期已經培養出了著名的烏蒙馬。[9]97明朝時還在烏蒙專門設有“茶馬司”，作為以茶換馬的常設機構，烏蒙、東川、芒部易馬之數“皆四千匹”。

清代改土歸流之后，商人們“上云南下四川”一路絡繹不絕，一般是從四川運鹽、茶、日用品等到昭通，銷售后又把昭通的土特名產運到宜賓交易。過去四川、貴州、湖南等地的客商都不遠千里到昭通采購蟲種。民國《巧家縣志稿》載：“每至三、四月間，滇川蟲商云集于此，多至數千人。曰：趕蟲會，其蟲子運往四川，年計千余擔”?！跋x兒客”們為了趕季節，往往兩人一組，互換挑擔，“不分晴雨晝夜，挑送四川嘉定等處”?！痘糜罢劇氛f：“東川、昭通所產極多，其利最厚。每歲蟲挑所過州縣，城門通宵不閉?！睂Υ?，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谄渌吨袊返?卷中亦寫道：

每年四月下旬，建昌的居民成群結隊，背負著這些昂貴的蟲卵，翻過崎嶇的山地走向嘉定府。經過14天的強行軍，抵達目的地。這期間，由于白晝的署氣會提前孵化蟲卵只好打著燈籠在夜間行進。[20]

當時，蟲種一包，價值白銀“一兩二三錢，次七八錢，最賤亦得五錢”，每樹所收可多至十余包，巧家、永善等地民戶，每年收種百余包者，可獲銀百兩?！跋x稅”也成為當地財政收入的來源之一。[21]此外，花椒也是昭通的原生優質香料之一，每到采收季節也要舉行“花椒會”。

昭通每年運往宜賓的桐油達二千余馱，花椒數十萬斤，蠟蟲一千多擔，留下“搬不完的烏蒙（昭通），填不滿的敘府（宜賓）”的民諺。清末民初，以昭通為中心的敘（宜賓）昆（昆明）大道上馱馬達8000多匹。北上以運出沱茶、大煙、棉紗、匹頭（零售的布匹）、藥材、紡絲為主，而南下運入的以生絲、紡絲、川芋、絲綢、藥材、桐油為主。[10]445

2、礦產資源的開發及歷史影響

昭通歷史上曾是金、銀、銅、鉛、鋅等有色金屬的重要產地，三千多年前就出現了銅劍與銅斧?？脊艑W家發現商代青銅器中就有部分金屬礦料來自昭通境內。[22]對此，有學者指出，滇東北從永善、魯甸至巧家東北走向穿越的堂狼山是一條自然銅礦帶，它的西南端是東川銅礦。滇東北高放射成因鉛礦床也位于自然銅礦帶上的牛欄江兩岸和金沙江邊，似乎巧合于運輸通道?！让裱靥美巧介_采銅礦與鉛鋅礦并通過牛欄江、金沙江和岷江運往成都平原，參與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三星堆青銅文明，其中一部分經成都平原進入商王朝統治的中原，參與創造了殷商燦爛青銅文明。[23]

戰國時期金沙江已成為楚國產金之地，《韓非子》說：“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薄胞愃本褪墙鹕辰?，因元朝時盛產沙金而得名?！对贰な池浿尽份d，烏蒙、烏撒、東川等地都是云南的“產金之所”?！队碡暋酚浟褐莸呢曃镉校骸拌F、銀、鏤”?！稜栄帕x疏》“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焙萝残凶⒃唬骸傲褐菟暜敿粗焯徙y，此鐐是也”。胡渭《禹貢錐指》亦說，梁州所貢“最美者紫磨之金、朱提之銀而已?！薄稘h書·地理志》朱提縣云：“山出銀”，《水經注·若水》謂：“朱提，山名也。在縣西南?？h以氏焉”，朱提山即今日昭通境內的五蓮峰山脈。任乃強認為，漢世冶金之術，朱提地區高于內地。[24]昭通梁堆（漢晉墓葬）出土的銀器有銀鐲、銀釧、銀環、銀碗、筷、銀酒杯等，銅器有雙魚洗、搖錢樹、銅鼓、雞尊、銅鏡等數十種之多。貞觀四年，太宗“招寵遠夷”時，還用過一個引起轟動的“朱提瓶”?！缎绿茣せ佞X傳》說：

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合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盎，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

“百斛鐐盎”乃是銀制的酒缸。唐人韓愈亦有詩云：“我有雙飲盞，其銀出朱提?！泵髑鍟r期，“朱提”已成為白銀的代稱，蒙學讀物《幼學瓊林》云：“白銀出自朱提”?？滴醯壑I湖廣總督說：“昔吳三桂至水西烏蒙地方進取云南，因知其地產銀?！庇赫案耐翚w流”后，魯甸樂馬廠、永善金沙廠、彝良長發洞相繼大旺。乾隆七年（1742）昭通銀產量居全省八大銀礦第二位，至嘉慶七年（1802），居全國之首。樂馬廠鼎盛之時，曾有十萬人在此采礦，形成三個集市。永善金沙廠銀礦區亦有三千多廠民的集鎮，最大的街場僅銀鋪就有48家。

漢代，朱提、堂瑯等地成為重要的銅器生產基地，四川通江縣文管所收藏一件合范鑄造的銅洗，內底鑄有“永元元年（89）朱提堂狼銅官造作”十二字豎行陽篆銘文[25]，提供了朱提郡存在官方銅器生產機構的實物證據。昭通出土的漢代銅器有雙魚洗、搖錢樹、銅鼓、雞尊、銅鏡等數十種之多。另據湖南學者研究武陵山區兩漢以后青銅器上的一些銘文，多出于朱提郡。[26]兩漢經濟史專家陳直指出：“東漢銅產量最豐的地區，以出土古物來證明，則以犍為郡之堂狼縣，犍為屬國之朱提縣，兩地最多?！盵27]

《華陽國志·南中志》載：“堂螂縣，因山名也。岀銀、鉛、白銅”?！疤矛槹足~”，堪稱昭通冶金史上一項領先世界的發明，其產地在今巧家、會澤一帶。中國古代呈白色的銅合金有三種，即高含錫的銅錫白銅，砷白銅、銅鎳合金白銅。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室的梅建軍、柯俊認為，東晉時堂螂縣，富產銅礦，而鄰近的四川會理出鎳礦，兩地間有驛道相通；從資源上看，堂螂縣所出白銅可肯定為鎳白銅。英國學者李約瑟也認為“堂瑯白銅”即是銅鎳合金。[28]

《新纂云南通志》謂：“銅礦之俗名甚多，均以其色為分類。赤銅礦俗稱紅錫蠟，炭酸銅俗稱綠錫蠟，二礦之中，含銀最富，約當百分之一。斑銅礦俗稱紫金錫蠟，白斑銅礦俗稱白錫蠟，皆取銅之良礦也。黃銅礦俗稱黃金錫蠟，晶形，完全成分為硫化銅，稍混有鐵，產出較深，取銅較難，然要不失為良礦也。[29]1941年，謝家榮院士在《地質評論》雜志發表的《云南礦產概論》中寫道：

東川銅礦位于省境之東北部，金沙江之東南，在會澤之西南，巧家之正南，相距約有六十公里至百余公里。礦床分布于湯丹、白錫碏（蠟）、落雪、因民、茂麓諸地，皆屬巧家縣境。[30]

巧家所產銅礦有黃銅礦、斑銅礦、赤銅礦、炭酸銅、硅孔雀銅及自然銅等，伴生有金、銀、鉬、鈷等礦。清代銅業旺盛之時，東川礦區年產銅達5000噸以上。清代開采的一百九十七年間，產銅總額達七十五萬至九十一萬噸，歷為全國之冠。[31]此外，昭通境內的大關人老山、吉利鋪、箭竹塘，彝良銅廠溝、核拉木，鹽津銅廠溝、艾田壩、銅槽溪，鎮雄長發坡等，也是清代著名的產銅之地。

除金、銀、銅等貴金屬外，煤、硝、堿、硫磺、石膏、朱砂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資源。明代嘉靖《馬湖府志》就已記載了昭通境內開采煤礦的情形。目前，昭通褐煤（84億噸）和無煙煤（114億噸）儲量為全省之冠；硫鐵礦是全國五大礦區之一，儲量全省第一，上世紀90年代硫磺產量占全省90%以上，是全國總產量的七分之一，僅鎮雄一縣的產量就占全省之半。巧家“碗花”這一地名提供的了礦物染料的線索?！巴牖ā庇址Q土墨、碗青、大青。史載：“碗花屬含鈷礦物，且為滇中特產。元明以來，即已開采”。[29]167元代景德鎮燒造的青花原料即產自云南，民國《宣威縣志稿》載：“銅廠旺，則川、陜、兩湖之客來；碗花盛，則江西之幫至?！盵32]昭通境內除巧家小河塘“碗花洞梁子”的地名之外，昭陽區和魯甸也有“碗花廠”的地名。鈷礦硐遺址主要分布在巧家藥山鎮子營村和馬樹鎮小火塘一帶，巧家堂瑯文化研究組調查發現了1681個古代氧化鈷礦開采遺址，礦脈帶為青沙土，不帶粘性，含紅、紫、白、黃等顏色，當地人俗稱“碗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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