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注引私家傳記考

楊 佳 鑫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巖，眉州丹棱(今四川省眉山市丹棱縣)人。他“博極群書，尤究心掌故”[1]423，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編纂體例，花費四十多年的心血編纂成《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一書。該書詳細記載了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至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共168年的歷史，是研究北宋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但目前學術界對《長編》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其編纂過程、編纂特色、版本類別、史料價值等方面展開*相關論述參見劉復生：《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 3期；顧吉辰、俞如云：《〈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 3期；陳其泰、屈寧：《論李燾的歷史編纂學成就——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中心》，《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至于《長編》的史料來源和取材傾向，尤其是私家傳記史料在李燾編纂《長編》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尚無全面地探討和研究*有關《長編》史料來源的研究，僅有對部分斷代取材來源的探討。如燕永成：《〈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朝〉取材考》(《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主要研究《長編》神宗朝部分的取材情況，而對《長編》整體的取材情況，仍缺乏全面地考察。。本文在論述《長編》取材廣泛的基礎上，重點考察李燾注引私家傳記的類別和方式，從一個側面管窺李燾等宋代史家如何看待與利用私家傳記*“私家傳記”是指除官方正史傳記外各種私人撰寫的傳記，包括家傳、事略、外傳、別傳、行狀、墓志銘、神道碑等。。

一、《長編》取材之廣博

李燾在進呈《長編》的奏狀中曾闡述了編纂此書的緣由與宗旨：“臣嘗盡力史學，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歿，景德、慶歷之盟誓，曩宵、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于一?！盵2]5611李燾認為，正是由于當時的士大夫“不考諸實錄、正史”，才會產生對本朝歷史“各信所傳”，眾說紛紜的混亂局面。有鑒于此，在編纂《長編》時，李燾主要取材于實錄、國史與會要等官方史書*相關論述參見裴汝誠、許沛藻著：《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燕永成：《〈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朝〉取材考》，《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謝貴安：《宋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雖然實錄、國史與會要大致上是比較可靠的，但是作為官修史書，難免受到皇權干涉、黨派斗爭、史官好惡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也存在缺漏和曲筆等問題。宋人周密就曾感嘆道：“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盵3]4作為編纂過《徽宗實錄》與《四朝國史》的史官，李燾對官方史書中存在的問題也有較為深刻的認識：“蓋自興國至祥符，(《太祖實錄》)前后凡三修?！短趯嶄洝烦跣抻谥恋蓝?，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祖、宗實錄皆不但一修，此故事也?！渡褡趯嶄洝烦跣抻谠v，再修于紹圣，又修于元符，至紹興初凡四修?！墩茏趯嶄洝烦跣抻谠v，再修于紹圣。惟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四修、再修，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于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辯白也?！盵4]2789因此，《長編》雖然主要取材于實錄，國史與會要等宋代官方史書，但并不局限于官方史書。

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曾先立長編。對于長編的編纂方法，司馬光曾有詳盡的論述：

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盡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詮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并作大字寫出。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有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以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盡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毋失于略。[5]1742-1743

李燾非常推崇司馬光先立長編的編纂方法，《長編》也是為了接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而作的，因此，在《長編》的編纂過程中，李燾也繼承了司馬光“寧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宗旨，廣泛地從大量私家史書中采擇史料，以達到“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略，參求真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2]5612的目的。

《長編》也因取材廣博得到了后人的廣泛贊譽?！端膸烊珪偰俊吩u價此書：“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盵1]424清人黃廷鑒也盛贊《長編》：“其中分注考異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如《宋會要》《政要》、歷朝《實錄》《時政記》，王禹《建隆遺事》、蔡襄《直筆》、王拱辰《別錄》、司馬溫公《日記》、王荊公《日記》、劉摯《日記》、呂大防《政目》、呂公著《掌記》、曾布《日錄》、林?！兑笆贰?、五巖叟《朝論》、歐靖《圣宋掇遺》、邵氏《辨證》諸書，及諸家傳碑銘，皆無一存者。即幸有傳書，如《東齋記事》《涑水記聞》《東軒筆錄》《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筆談》《揮麈錄》之類，往往傳寫訛脫，亦足據以是正。則此編非特足以考定宋、遼二史之闕訛，而有宋一代雜史、小說家不存之書，亦可賴以傳其一、二，誠溫公《通鑒》后不可不讀之書也?！盵6]305從這段評論中可見，《長編》取材的豐富性主要是通過大量的注文體現出來的。李燾在撰寫《長編》時，不僅取材于實錄、國史與會要等官方史書，也廣泛地從各種私家傳記中采擇史料。

二、《長編》注引私家傳記的類別

《長編》原本共有980卷，因卷帙浩繁，不便于傳寫刻印，早已散佚不全。今本《長編》是清人編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重新厘定為520卷。因此已經無法對其原本中所注引的私家傳記種類和數量進行精確地統計。筆者只能依據今本《長編》作一簡要統計。今本《長編》中所注引宋人私家傳記[注]實際的私家傳記寫作中，在標題中大多不直書傳主姓名，而是以官職、謚號等加“某公”為題，如夏竦《贈太師中書令冀國王公行狀》、范仲淹《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銘》等，在本文中為了避免行文拖沓，筆者與《長編》一致，不采用加了官職、謚號等原文名稱，而是直接將《長編》中所注引的私家傳記以傳主姓名加傳記類型的簡化形式列出，如夏竦《王欽若行狀》、范仲淹《胡令儀神道碑》等。共有270種之多，大致可分為七大類：

第一類為自傳、家傳類，包括《韓琦家傳》《呂公著家傳》、蘇轍《潁濱遺老傳》、何驥《張商英家傳》、蔣靜《呂惠卿家傳》、上官愔《上官均家傳》、范沖《范祖禹家傳》等共17種。

第二類為言行錄、語錄類，包括《范純仁言行錄》《鄭俠言行錄》《王旦遺事錄》、王皞《王曾言行錄》[注]李燾在注引各種私家傳記時，所用的名稱較為隨意含糊，甚至前后并不一致，如《長編》卷102“仁宗天圣二年六月壬申”條注文中載:“王皞《文正公言行錄》”，與《長編》卷107“仁宗天圣七年二月庚申朔”條注文中載：“王子融作《王曾言行錄》”。雖然名稱不同，但實際上王皞和王子融是同一個人，王曾之弟王皞，字子融。因此《文正公言行錄》和《王曾言行錄》是同一本書。、邢繹《邢恕言行錄》、李畋《張詠語錄》等共8種。

第三類為日記、日錄類，包括《韓琦日記》《司馬光日記》《錢惟演日記》《劉摯日記》《王安石日錄》《呂惠卿日錄》《王巖叟日錄》《曾布日錄》共8種。

第四類為年譜、行年記類，包括《曾布年譜》《王巖叟系年錄》《劉摯行年記》《劉摯行年后記》共4種。

第五類為行狀、行實類，包括《趙普行狀》《潘美行狀》《呂升卿行實》《陳次升行述》、劉敞《王堯臣行狀》、范育《范祥行狀》、劉攽《韓絳行狀》、陳蔡《趙偁行狀》、張舜民《梁燾行狀》、王康朝《呂大防行狀》等共43種。

第六類為神道碑類，包括徐鉉《李漢超德政碑》、宋太宗《趙普神道碑》、富弼《呂蒙正神道碑》、韓琦《張詠神道碑》、鄧潤甫《熊本神道碑》、張舜民《葉康直神道碑》、呂大防《呂公著神道碑》、蘇軾《司馬光神道碑》、鄭居中《鐘傳神道碑》、歐陽修《王旦神道碑》[注]李燾出于行文之便，也經?；煊媚贡?、墓志、神道碑等名稱。如王旦墓碑實際上是指歐陽修所撰的《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即王旦神道碑。等共40種。

第七類為墓志銘、墓表類，包括《劉摯墓志》《吳師孟墓志》《陳知儉墓志》《郭守文墓志》、蘇軾《趙抃墓志銘》、王珪《邵亢墓志銘》、沈括《張芻墓志銘》、歐陽修《胡瑗墓表》、曾肇《王存墓志銘》、范鎮《鮮于侁墓志》、張舜民《穆衍墓志》、范祖禹《范百祿墓志銘》等共150種。

三、《長編》注引私家傳記的方式

李燾在編纂《長編》時，不僅引用私家傳記的數量非常豐富，利用私家傳記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通覽全書，筆者認為，《長編》中注引宋代私家傳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注明正文直接取材于私家傳記。如上文所提到，《長編》主要取材于實錄、國史與會要等官方史書，因此依據實錄、國史與會要等官方史書編纂而成的正文部分，一般不再特別注明。但是據私家傳記編纂而成正文的部分，則于注文中一一加以說明。如《長編》卷103“仁宗天圣三年正月戊子”條正文載：

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見于崇政殿，皇太后垂簾，置酒崇政殿，遂燕崇政殿。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獨不得見?？壑唬骸盎侍蟠购熉犝?，雖本朝群臣亦未嘗得見也?！睆捻樐艘?。及辭， 從順有疾， 命宰臣

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嘗奉使，惟其人，不以官也?！睆捻樐?。[7]2374

李燾作注云：“此據《王曾言行錄》，稍刪潤之?！敝苯又赋鲞@段正文是在王子融所撰《王曾言行錄》的基礎上稍加刪節潤色而成。

又如，《長編》卷361“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丁酉”條正文載：

朝議大夫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于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范矣?！庇衷唬骸鞍驳冒僮域E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于前云。[7]8636

注文云：“此據李豸所作侁行狀及范鎮墓志。侁傳載侁事極疏略，亦不載侁再為京東漕也?！盵7]8637由于國史鮮于侁傳的記載過于簡略，特別是其中并沒有關于鮮于侁再次擔任京東轉運使的記載，所以《長編》正文中關于這一事件的記載只能取材于李豸所作《鮮于侁行狀》與范鎮所撰的《鮮于侁墓志銘》。

再如，《長編》卷436“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末”載劉安世、范祖禹論后宮乳母事，這一段正文篇幅較長，共1476字，茲不具引。李燾在注文中指出：“劉安世、范祖禹論后宮乳母事最大，而實錄都不載。舊錄不書，固也，新錄又因舊錄，止于祖禹傳略見之，誠不可解。今以安世《盡言集》、《祖禹家傳》及吳幵《漫堂隨筆》增修，附之十二月末?！盵7]10517-10518可見，李燾認為，劉安世與范祖禹上奏論諫后宮乳母不是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而是有關皇帝名譽的大事，不僅不應當忽略，而且應該詳盡記載。但是舊本實錄不載此事，新本實錄范祖禹附傳中雖然記載此事，但又過于簡略，所以他參考劉安世《盡言集》、范沖《范祖禹家傳》與吳幵《漫堂隨筆》將這段史實增修入正文。

《長編》正文直接取材于私家傳記的例子不勝枚舉。特別是由于哲宗、徽宗時期激烈的黨爭導致《神宗實錄》與《哲宗實錄》的多次改修，因此《長編》從第485卷到520卷，李燾更多取材于曾布私人所撰的《曾布日錄》，有學者統計：“據《長編》注文，自紹圣四年至元符三年，征引《曾布日錄》達400多處?！盵8]201

第二種，在注文中引用私家傳記以補充正文。此類例子較多，下文僅列舉三個典型代表加以說明。如《長編》卷94“真宗天禧三年秋七月戊辰”條正文載：“命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綸赴辰、澧、鼎州安撫招捉蠻人，知辰州史方、知澧州曹克己、辰澧鼎州都巡檢使柴忠、荊南駐泊都監趙振同其事；供奉官、閣門祗候張元晉赴施州安撫招捉蠻人，知施州劉永崇同其事。尋命綸知鼎州，其安撫招捉蠻人事悉罷?！闭闹挥涊d了朝廷任命張綸辰、澧、鼎州安撫招捉蠻人，卻難以從中看出這一事件的原委。因此，李燾在注文中征引了范仲淹《宋故干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中的一段文字，對張綸招撫蠻人的來龍去脈作了細致地說明：

范仲淹志綸墓云：公之典辰、澧也。彼蠻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強，占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后乃驕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筑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蠻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惫侔莼自唬骸皭翰蓦m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驅之，無猾夏爾?！钡墼唬骸坝?，惟康厥民居?！惫Y傳以臨，謂彼蠻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乃以諜夫駭其俗曰：“天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毙U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圣且仁，吾為若請?！?蠻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蠻人之誓揭于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敝^蠻如惡禽，亦感而化。[7]2161

這段注文，首先追述了辰、澧地區少數民族攻擊城邑，使朝廷感到憂慮的歷史背景；其次全面地描述了張綸如何恩威并施招撫少數民族的具體過程；最后指明了張綸招撫少數民族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又如，《長編》卷四百七“哲宗元祐二年十一月丙辰”條正文載：“復漣水軍?！睆娜绱撕喡缘乃膫€字中，實在難以看出重新設立漣水軍的前因后果。李燾作注時，征引了陳蔡《趙偁行狀》中的一段文字，對重設漣水軍的相關問題作了詳細地補充說明：

《趙偁行狀》：“初，元豐間務省徭役，嘗并廢郡邑，自后稍或改復，于是漣水縣亦求復軍，而靈璧鎮又已升為縣。偁以廢興郡邑，非有大利害不得已者，何必改作，今復軍立縣，則必增置官吏，遷易戶稅，擾費甚重。雖城郭之民利在交易，而農民實被其害。乃獨上奏論之，請如先帝詔，且罷靈璧。由是復罷靈璧縣，而漣水止立軍使焉?！盵7]9898

這段注文的補充既詳盡地解釋了漣水縣改為漣水軍的前因后果，又指出了趙偁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再如，《長編》卷506“哲宗元符二年二月戊子”條正文載：“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奏，近差本路鈐轄劉安統制將兵招誘神雞流北田巷口，逢凌吉訛遇，斬首四千余級，降四百余人。詔軍兵支錢有差，得功人保明以聞?！睆恼牡挠涊d中只能看出劉安與凌吉訛遇作戰的結果，卻無從得知有關這場戰事的其他細節。注文則引用了蔣靜《呂惠卿家傳》中的一段文字，詳細地描述了劉安等人與凌吉訛遇作戰的具體過程：

《呂惠卿家傳》云：西人以并建城寨，奪其耕牧之地，而復數遭掩擊，部族離散來歸者日益以多，凌吉訛遇率眾營險以扼之，欲歸者不得至。二年二月，惠卿遣劉安以第二、第四將，張誠以第一、第五、第六將，李希道以第七將，會于星勒泊以擊之。三日至烏延川，四日至神雞流，遇賊三千余騎，六日至波濟立埒克，遇賊五千余騎，七日至魯遜埋達勒，遇賊七千余騎。安等遭賊皆破之，斬首四千余級，降者五百余人，獲其器仗牛羊十余萬以歸。于是筑暖泉以通河東，筑金湯以通環慶。[7]12058-12059

這段注文同時也說明了這場戰事發生的原因，即凌吉訛遇阻礙部族離散的西人歸附于宋，并且交代了這場戰事的勝利所產生的影響，“于是筑暖泉以通河東，筑金湯以通環慶”，使宋人對當地的控制力大大增強。

第三種，當官方史書與私家傳記對于同一事件的記載有所出入，無法斷定孰是孰非時，將各種記載一并注出，以待進一步考證。如《長編》卷104“仁宗天圣四年冬十月乙酉”條正文載：“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舟，歲多壞，而監真州排岸陶鑒、監楚州稅王乙并請置水閘堰旁，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余萬。乃詔發運司，他可為閘處，令規畫以聞。鑒、乙并優遷?！盵7]2424但李燾在注文中又引用王安石所撰的《王乙墓志》：“王安石志其墓云：乙言楚州可去堰為閘，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工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差不同，當考?！盵7]2424對比正文與注文可以發現，兩者的記載略有出入，前者載“置水閘堰旁……歲省堰卒十余萬”，后者云“去堰為閘，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李燾無法判斷孰是孰非，只能依據《實錄》的記載修纂成正文，將墓志的記述作為注文保存下來，以待進一步考證。

再如，《長編》卷256“神宗熙寧七年九月丙午”條正文載：“河南監牧使呂希道請募民于沙苑牧羊，詔皮公弼審問民愿否，并具利害以聞。公弼請撥牧羊地十頃，召人耕佃，每畝納租錢百，本監封樁，余千頃令沙苑監牧馬，從之。公弼又請募人于京畿入羊，每斤為錢百三十，詔罷之?！盵7]6251顯然這段正文是李燾依據實錄中的記載編纂而成的，但與范祖禹《呂希道墓志》中的記載卻存在較大的差異：

范祖禹志希道墓云：希道初以奏課對，神宗諭以言者欲于沙苑牧羊，計綱入京。希道言：“此細務，臣不敢煩天聽?！鄙显唬骸坝刑乒适??！毕５涝唬骸疤贫加?，去沙苑近，今京師非雍比也?！睏l其利害，凡費緡錢數萬，神宗釋然納之。按此，則希道乃不欲牧羊者，與實錄異，當考。[7]6251

按照《實錄》的記載是呂希道請求朝廷在沙苑募民牧羊，而《墓志》卻認為是呂希道諫止神宗在沙苑募民牧羊。兩種說法截然相反，由于李燾無法考證出哪種說法是正確的，只能兩存其說。

第四種，在注文中澄清事實，指出私家傳記的隱惡溢美之處。如劉筠撰寫《皇甫選墓志銘》時對皇甫選的政績大加吹捧：“職思其憂，席不暇暖。躬款圜土，每振滯系，評定擬法，覆視協中。罪有抵死，情實可矜，得以輕比而全活者三十余人。凡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圄空，積一千五百余日?？埞琴?，咸被詔獎?！盵7]1650李燾則在《長編》卷73“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己未”條正文中記載了由于皇甫選將自己治下的囚犯全部關押到其他地方并謊報監獄屢空，朝廷處罰其罰金三十斤并徙官江南路一事，并在注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劉筠作選墓志……獨不載罰金事，蓋諱之也?！盵7]1650

再如，尹洙所撰《張宗誨墓志》稱張宗誨因擔憂激起兵變而接納黃德和，李燾在《長編》卷126“仁宗康定元年二月己丑”條的注文中依據《實錄》中的記載，考證出在張宗誨接納黃德和時，黃德和手下的兵將已被范雍奪走，并無發生兵變的可能，指出了《墓志》為了美化張宗誨形象，存在歪曲事實之處：

按《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遁至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誣奏劉平等。又與宗誨同問王信以平所在。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眾，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誨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又自稱力戰得脫，宗誨何緣不納；后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墓志》所云“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蓋飾說爾。[7]2972

又如，《呂公著家傳》中稱呂夷簡執政時期借助大赦施行了許多有利于百姓的措施，在他被罷免后，便民的措施也就越來越少，其文云：“文靖公之當國也，每搜訪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便民者，手筆記錄，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數十事。其后文靖罷，便民事浸益少?！盵7]9419李燾在《長編》卷387“哲宗元祐元年九月辛酉”條的注文中則以王巖叟的論奏為據，指出了《呂公著家傳》中的溢美之處：“然王巖叟論奏止乞看詳嘉祐以來赦文，則嘉祐以前便民事固不如嘉祐?！都覀鳌纺朔Q‘文靖罷后便民事寖益少’，殆失之誣矣，今不取?！盵7]9419

此外，李燾在編纂《長編》時也注意到了實錄與國史等官方史書常常取材于行狀碑志等私家傳記這一情況，并且在注文中多次直接予以指明。如《長編》卷28“太宗雍熙四年十二月”條載，柳開說服白萬德為內應一事，李燾在注文中云：“白萬德事《本傳》不載，《真宗實錄》有之，蓋出張景所作《行狀》，詞太夸，《實錄》稍刪之，今從《實錄》?！盵7]643可見李燾已經看出《真宗實錄》中關于柳開說服白萬德為內應一事的記載是取材于張景所撰《柳開行狀》，但是同時也指出了由于行狀在文辭上過于浮夸，《實錄》在采擇時并沒有全盤照搬，而是作了一定刪減潤色。

又如，《長編》卷173“仁宗皇佑四年八月庚寅”條正文載:

庚寅，詔鄜州被水災人戶，特蠲今年屋稅及諸差役折變，其軍士所借月糧及百姓口食，并除之。

鄜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災，詣副部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在者，于是聚謀為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諭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獨武帥不知變之過爾。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北姀饺氚萃ハ缕x，境內以安。經略、轉運司言其狀，上嘉嘆之。[7]4167-4168

注文云：“上嘉嘆之，此據向本傳，蓋因呂大防墓志也?！盵7]4168

再如，《長編》卷475“哲宗元祐七年秋七月末”條正文載蘇軾上奏論東南漕事，李燾在注文中對《徽宗實錄·蘇軾傳》與蘇轍所撰《蘇軾墓志銘》進行了對比：

《徽宗實錄·蘇軾傳》云：軾知揚州發運司，主東南漕。先是，漕挽聽其私載，往往視官舟為家，以時修葺，故所載無虞。近歲嚴私載之禁，舟壞人貧，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從之?！赌怪尽吩疲喊l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敝漏，而周舟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敝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困。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7]11333

最后一針見血地指出：“傳蓋因墓志也?！睋P者統計，在《長編》中李燾直接指出實錄與國史因襲私家傳記的注文共有41條。由于宋代實錄與國史除少量殘卷外，現今基本都已散佚，所以我們無法將宋實錄附傳、國史本傳與現存私家傳記一一進行對比，但是李燾的注文從一個側面再次證明了行狀碑志等私家傳記，確實為宋代史館編纂國史與實錄等官方史書提供了很多史料[注]相關研究可參閱楊佳鑫：《私家傳記與<宋史>列傳關系考辨—以行狀為中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四、從宋人對私家傳記的利用看宋人的史學觀念

在宋代，重視私家傳記史料價值的史家不是只有李燾。早在北宋時期，歐陽修與宋祁受詔編修《新唐書》的過程中，就很重視私家傳記的價值，并且在《新唐書》列傳中廣泛地采用了私家傳記史料。其中《張巡傳》多依據韓愈所作《張中丞傳后敘》，《吳元濟傳》參考了韓愈《平淮西碑》，《段秀實傳》則多取材于柳宗元所作《段太尉逸事狀》，《劉禹錫傳》中還收入了劉禹錫本人所作自傳《子劉子傳》。此外，《新唐書》還在《李泌傳》中評價了李泌之子李繁所作《鄴侯家傳》，指出其雖有夸大的地方，但亦有近實不誣之處?！胺睘榧覀?，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盵8]4639因此《新唐書·李泌傳》中也有不少史料采擇于《鄴侯家傳》。

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鑒》時，也對如何處理官方正史與私家野史中的史料這一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實錄》《正史》未必盡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盵5]1743司馬光認為，兩者之間并無高下之別，關鍵在于史家的甄別與采擇。

到了南宋時期，李燾、李心傳等史家在編纂私家編年體史書時，也都繼承了前人重視私家傳記的治史觀念，大規模地引用了各種類型的宋代私家傳記。李燾在《長編》卷51的注文中對比了《宋實錄》、王安石所作《曾致堯墓志銘》以及歐陽修所撰《曾致堯神道碑》之后，得出了“大抵碑銘譽致堯過當，而國史毀之亦已甚”的結論，并表明《長編》對于此事的記載是依據以上三種史料“參酌刪修”而成的。[7]1109顯然，李燾不僅認識到了私家傳記存在著隱惡溢美的缺陷，對于官方史書中的記載也并不盲從，認為二者要相互參核，才能得出更加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

李心傳在《要錄》卷188中也提到了其利用私家傳記的方法，即在剔除潤色之語的同時保留其中較為可信的部分。其曰：

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為太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嚴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誦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虵豕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于沿邊沖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戰艦。至于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為十事以獻?！睍w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乞免。

此以王曮所撰存中神道碑修入，碑詞不無緣飾，然以事考之，北敵寒盟，存中再起，而趙密遄罷，則似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潤色之語，而以王十朋等所言載于其前，則事實自見矣。[9]3149

南宋史家高似孫也在《史略》一書中通過對《資治通鑒》采擇私家史書情況的總結，肯定了私家傳記的價值：

書成，賜名《冊府元龜》。所遺既多，亦失明白。如司馬公《通鑒》則不然。今人但以為取諸正史，予嘗窮極《通鑒》用工處，固有用史、用志傳或用他書萃成一段者，則其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書，隨事歸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鑒》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試以唐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紀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10]339

總體而言，李燾等大多數宋代史學家都有著較為成熟而開放的史學觀念，提倡兼容并蓄，既不過分推崇官方正史，也不輕視私家野史；既能清醒地認識到行狀、墓志等私家傳記存在隱惡溢美等缺陷，也了解到其在記載人物籍貫、官職遷轉、時間、地點等方面也有著其他史料無法取代的優勢。因此，他們并未由于私家傳記存在某些缺陷對其完全棄之不用，而是盡力參考其他史料，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謹慎地利用私家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