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的寫作與“新時代文學”
——讀《借命而生》

云 雷

石一楓最近的中長篇小說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他的《地球之眼》 《營救麥克黃》 《特別能戰斗》 《心靈外史》 《借命而生》等中長篇小說，每一部都引來好評。但是評論普遍關注的是他小說的內容，而對他文體上的創造性較少關注。在這些作品中，除了《心靈外史》《特別能戰斗》標注為長篇小說外，其他小說都放在中篇小說欄目中發表。但是石一楓的中篇小說與其他作家的中篇小說有所不同，雖然中篇小說被界定為3到12萬字的敘事文體，但現在作家的中篇小說大多在3、4萬字，很少有5萬字以上的，但石一楓的小說不同，他的中篇大都在7、8萬字，稍微寫的長一點就變成長篇了（在我看來，《心靈外史》《特別能戰斗》就是寫長了的“中篇”），這樣的寫作似乎又回到了新時期之初，當時路遙的《人生》、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是作為中篇小說發表的，為什么在“新時代”，石一楓又回到了“新時期”？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一個簡單的解釋是石一楓對剛剛過去的“舊時代”有話要說，就像新時期之初那代作家有話要說一樣，這些要說的內容在心中膨脹，在筆下膨脹，自然也表現為文體上的長度。

離我們最近的“舊時代”，大體可以界定為1978—2012年，也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召開的35年，從十八大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石一楓的寫作是在新時代回望舊時代之作。面對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史，幾乎與改革開放同齡的我們這一代，該如何去描繪我們曾經置身其中的時代變遷？這對很多人來說還是一個未曾意識到的問題，石一楓卻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與探索，或者說他憑一己之力在拓展著“新時代文學”的表現能力與表現范圍，為我們提供了時代鏡像的多個側面。在《世間已無陳金芳》中，他寫的是一個鄉下女孩的進城史，其背后是90年代到新世紀的歷史，在《地球之眼》中，他寫的是一個底層男孩的奮斗史，其背后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特別能戰斗》中，他寫的是北京大媽和一個北漂的故事，其背后是20年中國城鄉的變化，在《心靈外史》中，他通過“我”與大姨媽近30年的交往，寫出了普通中國人的心靈變化史，而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楓通過一個警察與一個逃犯近30年離奇曲折的故事，從另一個側面勾勒出了時代、社會的變遷與城市化的進程。

石一楓，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等，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斗》等。曾獲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等獎項。

《借命而生》的故事極具傳奇性，“倆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時，警察杜潤東正為調動的事兒憋悶著”，這是小說的開頭第一句，接下來我們看到，犯人許文革和姚斌彬逐漸贏得了杜潤東的信任，他們瞅準機會終于從看守所逃走了，杜潤東去追持槍的姚斌彬并將之逮捕歸案，而許文革則逃了出去。姚斌彬被槍斃，杜潤東也沒能調回城里，此后四五年他一直在照顧姚斌彬的媽媽，也在追蹤許文革的消息，他從偶爾的一張匯款單看到了許文革的蛛絲馬跡，追蹤到山西一家煤礦去，但是許文革極為狡猾，他幾乎從杜潤東的眼皮底下逃了出去?！?989年春，許文革因盜竊被捕，并與同案犯姚斌彬策劃、實施了越獄，后姚斌彬被抓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許文革長期在逃。2001年春，許文革歸案?！钡菤w來的許文革已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他歸案是為了洗白，杜潤東不想讓他逃脫法網，但按照新刑法，“最后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杜潤東內心不認可這一判決，一心想探究許文革發家的真相，在許文革出獄后對他進行盯梢，但是在跟蹤的過程中，杜潤東的內心也在悄然發生轉變，最后在廠子被拆遷，許文革想自殺時，他竟然撲上去救下了他……

小說在一個極為寬廣的社會背景上展開，從1985年到2008年，中國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置身于其中的每個中國人都在發生變化。小說的兩個主人公杜潤東和許文革是兩個小人物，他們被裹挾在時代巨變的洪流之中，命運起伏不定，當初躊躇滿志一心想調到市里的杜潤東，在時光的流逝中被耽擱在郊區派出所，而許文革由一個盜竊犯到一個逃犯，再到一個成功者，再到一個被排擠出市場的失意者，更具傳奇色彩。小說通過這兩個人物極其復雜、變化的關系把握到了時代的變化，寫出了小人物在巨變中的內心堅持與身不由己，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斑斕多彩的時代畫卷。在寫作中，石一楓借鑒偵探小說的模式但又突破了這一模式，小說中的懸念“是否能抓住逃犯”最初可以牽動讀者，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與時代的轉變，這一懸念已轉化為對二人命運的關注，由此偵探小說也轉化為社會小說，更進一步，小說將對二人命運的關注轉化為對他們之間的復雜關系及豐富人性的探討，讓我們看到了時代變遷中人心的復雜與單純。在故事層面之外，小說還涉及到了1985—2008年之間法律的變化，土地政策的變化、風俗與社會氛圍的變化、城市化的進程等諸多層面，石一楓將之與故事的進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讓我們在故事中看到了時代，看到了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和《世間已無陳金芳》《心靈外史》等作品不同的是，在這部小說中，石一楓開始走出了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視角，而直接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事，這是敘述上的一個重要轉變，也代表了70后一代 作家終于走出了“自我”，擺脫了個人視角的局限，開始以更加客觀、更加宏觀的視角把握時代，這是石一楓的一小步，也是70后作家的一大步。相對于50后、60后作家的整體格局，70后、80后作家的一大不足是缺少宏大的視野，只會講述個人的故事，對“自我”以外的人群與世界，既缺乏寫作的興趣，也缺乏寫作的能力。石一楓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將自己的眼光轉向更廣大的底層人群，但是仍不能擺脫自我經驗的局限，在小說中只能設置一個“我”作為中介，觀察與描述世界，但是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楓將個人的視角隱藏起來，開始以第三人稱敘述，但他的第三人稱與一般作家只是講一個故事不同，而是在故事中寄寓了他對時代重大問題的關注與思考。石一楓講述的故事，以及他在文體、人稱等敘事上的探索，不僅在同代作家中具有先鋒性，而且對“新時代文學”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