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間已無陳金芳》為例論“失敗青年”的精神之殤

內容摘要：《世間已無陳金芳》關注了當下的熱點問題即“失敗青年”，一方面現實問題諸如階層固化、道德淪喪、官場腐敗等使得青年上升發展的空間愈發狹窄逼仄，另一方面，也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時代對青年精神造成的無形的壓迫，陳金芳的“精神幻象”和“我”的“茫然無措”合奏出了時代“無根”的精神底色。青年作家石一楓以不同于前代作家的視角審視現實，書寫“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不斷強化自省意識，指出時代的病癥，并努力承擔道德重建的責任。

關鍵詞：石一楓 音樂 精神幻象 失敗青年

縱觀石一楓的小說創作，我們可以發現他在逐漸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并且不斷拓寬小說反映現實的深度。在《戀戀北京》以及另兩部（《紅旗下的果兒》、《節節只愛聲光電》）與之并稱為“青春三部曲”的作品中，石一楓勾勒出一群成長于北京大院的“80后”生活的環境以及他們對待世界的獨特方式。小說中他們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情感世界中掙扎，或者是在嘗試挑起生活的重擔、接受現實的洗禮，時常在日新月異、喧囂嘈雜的社會中感到內心孤獨、無所依憑，但是作者無一例外地都給予了他們光明的結局。到了《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等作品中，作者由描寫青春的蓬勃與傷痛轉向社會現實，如階層固化、道德淪喪、官場腐敗等問題，關注“后青春期”時代的青年們真正走出“象牙塔”后的遭際，此時的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青春的迷茫，更有想象現實與直面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

以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為例，它具有和長篇小說《戀戀北京》相同的人物框架，不同的是《戀戀北京》中的北漂女孩姚婕變成了《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失敗女青年”陳金芳。石一楓在一次訪談錄中提到：“對于當代作家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中國現實。過去我一直困擾于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寫自己能寫的、擅長寫的東西，又寫身處于這個時代應該寫、必須寫的東西?！雹俣鴱摹妒篱g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等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石一楓為這個時代“應該寫、必須寫”的東西所作出的努力。石一楓這一代作家大多出生、成長于城市，對城市懷有特殊的感情，并且對城市的日新月異表現出更強地適應性。他們不同于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宏大敘事，也不同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筆下的人性的荒涼，他們更多地是對現實的反思，探究人的精神困境，并為之尋求出路。

一.“鄉下人進城”的現實困境

小說中的“我”和陳金芳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我”出生于大院里的一個干部家庭，生活體面、衣食無憂；陳金芳來自農村，和全家人擠在大院的小平房里、局促窘迫?！拔摇边^著父母安排好的生活，一路走來穩穩當當、順風順水；陳金芳初中畢業后就走向社會，沒有父母、家人的支持，成了遠近聞名的“圈子”。對于陳金芳來說，“北京”這座城市從一開始就沒有善待她，然而她依然對這座城市懷有執念，在家人的輪番打罵中，她喊得最響的一句話是：“你們把我領到北京，為什么又讓我走？為什么又讓我走？”在她的喊聲中，我們可以聽到她對北京、對城市的強烈期盼，而這種心聲在中國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并不少見，并構成了“鄉下人進城”這一母題。

“鄉下人進城”母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一樣的意涵?，F代文學時期，農村在資本的侵襲下而逐漸衰敗凋零，這一時期的“進城”多表現為“向城市討生活、求生存”，作為底層的鄉下人往往在城市中備受欺凌、舉步維艱，城市對底層人人性的壓迫、摧殘和異化使得其主要作為一個被批判的對象而存在。建國后的十七年至“文革”的“鄉下人進城”敘事則更多的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不是一個個體性的行為，而是一個國家層面的舉措，少量的異質性的聲音也被聲勢浩大的洪流掩蓋，此時的“鄉村”、“城市”想象是集體性的、階級性的。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進城”的個體性意蘊加強，然而體制性因素還未完全消除，是一種“半自由”的狀態。此時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開始慢慢對鄉村青年彰顯出他的獨特魅力，例如《哦，香雪》中的農村姑娘香雪，期待著來自城市的列車，并在鉛筆盒“吧嗒”、“吧嗒”的響動中聽到來自遠方的城市的聲音?！度松分械母呒恿挚梢运闶沁@個時代有志青年的鏡像，他們向往城市，迷戀城市，將城市看作是一首美麗的詩。他們不能放棄對城市的追求，也沒有斬斷聯系故鄉的根，他們的命運與那個逐漸城市化的時代聯系在了一起，即反抗愚昧、擁抱文明。90年代，市場經濟的浪潮席卷而來，城市文明對鄉村的影響迅疾而猛烈，農村經過一系列的發展、改造，田園牧歌情懷大大削弱。尤其是城鄉的貧富差距愈加明顯，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離開鄉村、奔向城市。此時的城市從本質上來說仍是藏污納垢的，但其外在的吸引力已經遠遠超越了他的不足，而人們對于城市的情感也漸趨復雜。

此時人們逃離鄉村的方式主要有兩種，讀書和打工。于前者，中國古代即有讀書求仕的傳統，尤其是自北宋開始，皇帝帶頭向社會宣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寒門出貴子”的現象更為普遍，所以千百年來“讀書”成為貧寒子弟鯉魚躍龍門的主要途徑。當下的鄉村同樣也是如此，“讀書”被認為是鄉村青年走向城市、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中，涂自強考上大學，被家人甚至同村人寄予厚望，然而現實并非想象得那樣得容易。勤懇踏實、吃苦耐勞的優秀大學生涂自強在與命運的博弈中輸給現實，最終凄慘離世，令人唏噓不已。于后者，陳應松的《太平狗》、東西的《篡改的命》等小說都寫到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命運，他們往往干著最辛苦的工作，拿著最微薄的工資，受盡各種冷眼、艱辛與屈辱，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城市并沒有接納他們，他們最終的命運往往還是回到鄉村。盡管這樣，城市作為精神的烏托邦還是吸引著一批批的鄉村人，他們血淚斑斑的“進城史”構成了時代的側影。

陳金芳的“進城”應該算是后者，她服務的對象不是某個具體的包工頭、工廠等，而是資本。她從一個農村來的土丫頭、被鄙夷的混子變成穿梭于上層社會的成功商人——端莊優雅、周旋自如，再到最后破產、絕望地回到家鄉，起伏多舛的命途無不訴說著這個時代深處的秘密。陳金芳在離開前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痹陉惤鸱嫉脑捳Z里，所謂“人樣”就是“成功”，那么陳金芳所追求的的“成功”是什么？毫無疑問是金錢。她沒有想過靠雙手腳踏實地的掙得財富，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投機的方式，由先前的靠男人，再到靠金錢投機，這種虛無縹緲的方式注定了她的悲劇。誠然，像陳金芳這樣的青年并非少數，不擇手段地去獲得金錢、獲得“成功”。即使有時會有短暫的鮮花似錦、烈火烹油的繁華，但終究是曇花一現，免不了鎩羽而歸，我們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種現象？首先，我們的時代正在慢慢形成一套以“金錢”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如李云雷所言：“在這樣一種價值體系中，任何成功都是值得羨慕的，而不管‘成功是如何來的；相反，任何失敗都是可恥的，也不管失敗有什么理由?？梢哉f這樣一種價值體系，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識乃至潛意識深處，牢不可破?！雹谄浯?，從陳金芳的童年生活來看，她是不幸的。在學校被同學欺侮，在家則是甚少得到家庭的關愛，極度屈辱的童年生活可以說扭曲了陳金芳的心靈，讓她在任何時候都表現出急功近利的一面。李佩甫的《生命冊》中駱駝同樣也是這種典型，他的一生都在“搶”，金錢成為他的唯的追求，因為曾經深刻的體驗過極度貧窮：“兄弟，咱們過去實在是太窮了……后來，我哥死了。我哥不是餓死的，是害病死的。但肯定營養不良……在我們家，正因為我哥哥死了，我才得到了更多的關愛……”③所以成年后始終無法逃脫這種夢魘。童年的缺失性體驗對他們的心靈造成了莫大的傷害，以致于與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同流合污而無法抵抗。從當代青年血淚斑斑的“進城史”可以看到，城市熱鬧繁華的表征下留給鄉村青年的只有狹小逼仄的空間，其內部存在的種種問題已不容忽視。

二.尋而不得的精神掙扎

古希臘神話中有關“金羊毛”的傳說是“尋找”主題的故事原型，伊阿宋率領眾將士歷經千辛萬苦，克服重重阻礙最終獲得了金羊毛，而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英雄。中外文學中有許多這樣經過歷練而成為英雄的故事，金羊毛作為一個象征性的物件可以有其他物質性的或精神性的替代物，這種象征物賦予了“尋找”以意義和精神支撐。小說中將“我”和陳金芳聯系起來的“音樂”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苦苦尋找的“金羊毛”。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結局都是與音樂無緣，最終都沒有獲得“金羊毛”，所以也注定不能成為英雄。

小說中“我”和陳金芳學習音樂的初衷可以發現，我們處于被動的狀態，“音樂”并非我們自覺自愿選擇的結果。于我而言，“我”學習音樂是遵從父母的意愿，“我”只是不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命令的執行者，而這也是現如今中國式教育的常態。小說中寫道：“我自打懂事兒伊始，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貴的小提琴。我沒有過選擇愛好的權利，因此感受到了和陳金芳相同的、孤魂野鬼般的寂寥?！雹苡陉惤鸱级?，“音樂”是高雅的藝術，同時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少年陳金芳無法企及的東西，所以成年后一獲得經濟上的自主權，就在“音樂”上花費金錢，但實質上并未真正走進音樂，獲得精神的升華。布爾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是行動者對某種文化資源的占有，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文化資本在再生產社會等級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⑤“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實際上讓陳金芳迷失了自我，造成了對陳金芳的精神鉗制。從這一角度看，相較于英雄伊阿宋，“我”和陳金芳信仰的根基并不牢固，自然也無法避免在挫折來臨時潰不成軍的命運。所以“我”和陳金芳少年時代那一段“演奏者”和“傾聽者”的經歷才最值得懷念，那是少有的我們倆都在音樂里尋找到自我的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從“音樂”中獲得了超越階級、地域的精神力量，正如作者在小說中坦言：“那是我學琴生涯中最有情味的一段時間?！?/p>

少年時代的“我”和陳金芳在音樂的世界里獲得了情感的共振、靈魂的交流，自然也變得貼近起來，而成年后的疏遠表面上看來是因為陳金芳傷害了“我”那脆弱的自尊，實際上則是陳金芳觸碰了“我”的隱痛，她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將“我”秘不示人的精神無依狀態赤裸裸地暴露在眾人的眼光之下，因而激怒了我。此時的陳金芳還在盲目地追求著金錢、地位、掌聲，在自己的“精神幻象”中游走，而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精神幻象”消失后的空虛與幻滅感。我們依舊感受到孤獨，但已經無法獲得共鳴。

近年來，有關“失敗青年”的論述在增多，其中的多義性也在顯現。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同樣是一個“失敗青年”的典型，所不同的是他選擇從精神困境的角度介入現實，選取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表現他們的精神掙扎。小說設置了“我”這樣一個同樣處于精神陣痛中的人來旁觀陳金芳的“精神幻象”，“我”能清楚地意識到陳金芳的病癥所在，也能看到陳金芳身上的那份孤身一人與紛亂世事搏殺的巨大勇氣，而這也正是“我”沒有的，所以我對陳金芳懷著一種矛盾的情感?？梢哉f，“我”和陳金芳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合奏”出了這個時代許多人的精神狀態?！拔摇北患胰税才?，過著他們期望的生活，如同溫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失去斗志；而陳金芳則是被時代、命運安排，瘋狂地追逐后失去自我。陳金芳明亮而引人注目，屬高聲部；“我”低沉卻不可忽視，屬低聲部，我們在表面上看來分屬不同的階層，但實際上我們都是漂浮無可依靠的。在這里，作者介入現實的方式一方面是表現當下青年的精神癥候。

另一方面作者其實也在小說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體驗。作為一個出生在北京大院的軍人子弟，他自己也承認，并沒有從真實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王朔他們那一代所建構的大院文化，社會時代在變化，“大院”早已不是時尚的代表，跟普通機關的家屬院沒多大區別。他們從不同的地方遷居到北京，并沒有完全地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現在卻只能將北京當作自己的歸屬地，因為父輩祖輩的出生之地對于他們來說只是地圖上的一個標記。石一楓在創作談中寫道：“在北京這座移民城市，外來者是客，定居者是客，被迫把這兒認作家鄉的人其實也是客。再說一句玄乎的套話，人只在夢里才能做到‘不知身是客?？v然都是客，人們在時代中留下的痕跡，卻又在某種意義上是值得成為永恒的?！雹揸惤鸱紝儆凇巴鈦碚摺?，“他們有著更加堅忍務實的品格，有著在一個人生階段內明確無誤的目標，也有著孤身一人與紛亂世事相搏殺的巨大勇氣?！薄拔摇笔沁@座城市的“定居者”，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僥幸和自得，因為在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們都是沒有“根”的人。

三.結語

當下社會，通過勤勞、智慧來支持自我生存并非難事，重要地是如何在環境的影響下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和主體性，真正獲得精神的解放?！笆∏嗄辍笔侨狈駡允氐囊蝗喝?，他們往往被外界裹挾而進，石一楓指出了時代的病癥，但他并沒有止步于此。在小說《地球之眼》中他同樣設置了一個“失敗青年”安小男，不同于陳金芳的“失敗”，安小男的“失敗”是他自主選擇的結果，在金錢的利誘之下安小南選擇了更重要的道德堅守。如果說《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我”只是處于自省意識的萌芽階段，那么《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已經表現出了明顯的自省和懺悔意識，而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這個無根時代的責任承擔。

參考文獻

①李云雷，石一楓.“文學的總結”應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楓訪談錄[J].創作與評論，2015（5）.

②李云雷.全球化時代的失敗青年——讀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J].文藝報，2016.3.25.

③李佩甫.生命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④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4（7）.

⑤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⑥石一楓.創作談：縱然都是客[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4（7）.

（作者介紹：史倩文，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