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最高峰貢嘎山早期探險考察史

朱鐳博

它是世界最高峰嗎？

如此駢列而凝聚之七大雪山，生于名城打箭爐附近，而復逼臨漢地。乃數千年來，漢人熟視若無睹也。

—任乃強：《西康圖經·地文篇》山脈·木雅貢噶

1931年底，四個美國青年遠涉重洋來到當時軍閥割據、日寇入侵陰影下混亂不堪的中國。在經過一番波折后，四人決定將探險目標定在一座探險史語焉不詳的山峰上。

他們組隊來華探險的緣由是，此前，22歲的哈佛商學院研究生、青年泰里斯·穆爾（Terris Moore）在位于紐約的美國探險家俱樂部（Explorers Club）的圖書室里閱讀小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的報告書和洛克（Joseph F. Rock）不久前在美國《國家地理》上發表的新文章時，他發現在其他探險隊相應的考察報告中，中國川西地圖上打箭爐（Tatsienlu，即今康定）以南的這片區域有大片留白或不確切;而對這片留白所掩蓋的那座山峰，各份考察報告的說法又相互矛盾，這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座“丟失的”山峰有時被稱為“剛卡（Gangka、Gunka）”、復而又見稱作“昆卡（Kunka、Koonka）”，時而被粗略地以一個小三角標注在地圖上，時而又完全消失在打箭爐以南空空如也的圖幅中。地圖上的相互矛盾就這樣引起了他最初的興趣。

西康探險隊四人：穆爾，波德塞爾，埃蒙斯，楊帝澤。

然而更吸引他的是這座山峰的標高—在他手中的幾份資料上，這座山峰要么被曾在康藏大路上來往的早期西方探險家目測給出一個大致高度，要么則被冠以一個一萬米的粗略估計;甚至當時最新近的考察記錄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在山峰高度的三萬英尺旁標記一個問號。而這一切細節的吸引力，又都被約瑟夫·洛克1930年10月在《國家地理》上頗具誘惑力的題目攪了起來—“貢嘎榮光（The Glories of the Minya Konka）”。在這篇長文中，洛克粗略測得貢嘎山高度為25600英尺（約合7802米）。所謂“粗略測量”，在此前幾乎所有探險者都常使用這種簡易方式來估算目標山峰的高度：先通過個人感受、氣壓計等估測自己所站位置的海拔，再使用指南針粗略讀出山頂高度角，最后用估測的水平距離乘高度角的正切值得出高差，加上所站位置的海拔得出結果。如此結果必然不會精確，但居然有人說它有兩萬六千英尺，且不止一人—雖然后經修正，但洛克起初拍回的電報也這么說—它有三萬英尺高！它會是世界最高峰嗎？

當時同樣受洛克鼓吹而進入人們視線的、另一座有機會與貢嘎、珠穆朗瑪峰角逐世界最高峰的是阿尼瑪卿山（Amne-Machin）。洛克在行經阿尼瑪卿時估計這座山有超過28000英尺（約合8534米）高，和珠穆朗瑪峰一樣高注1。因而在后來這支四人隊伍來到中國、一行人留宿北平時，本有在中國相遇或一起由美國出發的多人共同商議在中國的科學考察，隨后因志趣、安排各異而分道揚鑣，其中另外一隊即選擇前往阿尼瑪卿測量該峰高度。幾乎可以說，這是一批在重新尋找全球最高峰的人注2。

東方有貢嘎

西方人對貢嘎山的早期描述和記錄（1877～1929）

攝影>鐵丐

自雅州（Ya-chow，今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爐的路線，自古至今未發生過太多變化。其中較為主要的一條，傳承至今大致也就是今日南線的川藏公路;而另一條重要路線，大體則是今天的京昆高速（雅安—石棉段）接四川省道S211。由于地形崎嶇，故道路也盡量沿河谷而行。這樣的路線導致視野極為有限，除非位置恰巧合適，否則不可能看到遠處的景觀;即使是貢嘎這樣高大的所在，也完全會被近山遮擋。其時行經川藏通道的旅人，只不過會在碰巧遇到的晴日中、疲憊不堪地翻過高高的埡口時，發現這座山峰矗立在遙遠的天邊。能夠遠眺貢嘎群山的埡口，轉寫為今日的地點后，在西方人旅行紀事中出現頻繁的有：大相嶺埡口、折多山埡口、高爾寺山埡口、子梅埡口、加折拉埡口、日烏且埡口、卡子拉埡口等。但，說是埡口，實際也包括了如今埡口附近容易攀上的高地。

貢嘎山塊簡圖。

貢嘎山西側的山麓、今天的子梅村到玉龍西（又稱玉龍石等，為藏音的不同轉譯）的一段在西方人到來前早已有原住民，第一個在折多山或玉龍梁子（今加折拉山口，或稱盤盤山埡口，Djesi La或Djezi La）上見到這群山峰的人沒法考證。盡管當地先民早就有了對它的認知，對貢嘎山現代意義上的科學（scientific）考察和記錄還是由那些西方人率先開展的;這部分是因為，科學考察的概念和意識并不是濫觴和較早繁榮于我國。

而西方第一份基本公認是關于貢嘎山的記錄，是1877年英國上尉威廉·吉爾（William John Gill）在行經時寫下的，他在《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個人紀行的第二卷中提到了這座山的大致目擊位置，或許還畫了一份簡略的草圖，但并沒有附高度，只可以說是一份目擊簡報。而據穆爾在美國探險家俱樂部拿到的材料而言，最早的一份附有高度的資料是1879年奧匈帝國的貝拉-塞切尼伯爵（Count Bela-Szechenyi）探險考察所做出的記錄，他們在行經營官寨（Yinkwanchai，今新都橋瓦澤鄉營官寨村）附近時，恰巧看到了這座高山，并在遠距離測量下（距主峰約35英里）給出了一個約7600米的大致高度。但以上這些前期的目擊報告又都受到了各種質疑，質疑的核心在于，他們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后來所稱的貢嘎，或者其實是別的什么大雪山（比如北側的雅拉雪山或其他雪山）？以及，這些報告中的描述性語句，與真實地形間究竟該如何——對應？總之，這些簡單的目擊記錄能否完全被采納為正式而科學的可信記載，都仍存問題注3。不過依然可以窺見，西方探險家對貢嘎主峰這座“大雪山”的認知已然存在，并且直到1930年前，來華的西方學者、探險家們都在試圖確認它的準確所指。

在吉爾身后半個世紀中，傳教士和西方旅人來來往往，卻鮮見正式可信的探究。期間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的一位中國教員主持對貢嘎山（資料中又稱子梅山，Mount Tzemei）進行了嘗試性測量，但也未公布任何結果，只是據說測量結果超過了28000英尺注4。 而這一時期比較確切的一些目擊，先是英國人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90年記載在峨眉山上望見了滿是雪的“打箭爐山（Tatsienlu Peaks）”，他先后兩次入康區，在他的第二次考察中行經磨西并前往五色海子山區，對那里的冰川湖周圍進行了簡要的考察 ;到1911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名噪一時的貝利（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行經打箭爐，他在南下榆林宮（任乃強作玉龍工，Yulongkong，今康定老榆林村附近，亦是今日貢嘎西坡正向徒步的起點附近）察看那里的溫泉時，提及了遠處的雪山并畫了張位置簡圖，但志趣主要在動植物學的貝利對雪山并沒有繼續深入探究; 再到1920年左右，英國軍官喬治·佩雷拉（George Pereira）行經打箭爐，在日記上記下了他目擊貢嘎山的過程;佩氏經過康定后不久（1921年）就死在了旅行的路上，他沒寫完的游歷日記隨后立刻被送回英國出版。據引述佩雷拉的任乃強說，佩氏率先寫到康區有一高峰，高度足與額菲爾斯峰（珠穆朗瑪峰）匹敵注5。倘若真有此言，那么這很可能就是貢嘎山被傳為世界最高峰的開端。

但普拉特和佩雷拉等人的這些記述缺乏對貢嘎山專門的描寫，其影響力都有限。直到1929年約瑟夫·洛克行經貢嘎西坡，才真正開啟了隨后五年間西方人對貢嘎山進行測繪和研究的熱潮。從1929年到1933年，可以說是西方人對貢嘎山進行集中探索的時期，貢嘎山區的整體地形結構正是在這一時期被這些西方人主導著、整體而系統地文字化了出來，伴隨著的是貢嘎山各獨立山峰的定名過程。

在敘述幾次重要的貢嘎山探險考察經過時，可能需要給出一份地圖，大體標明這些研究者們所關注的、貢嘎山的范圍?，F今的一些梳理性文章將貢嘎山囊括的范圍擴展到了北部的雅拉雪山范圍，南部則延伸到了今天田灣河以南的莫杠嶺。這些山塊都可作為大雪山脈的一部分，都可以稱之為廣義的貢嘎山塊;而狹義的貢嘎山則一定是清晰地由四條河流、兩座埡口劃定著其邊界，是僅以少量狹窄的埡口與外界相連的一個塊體。

可以看出，明確的貢嘎山塊，或說貢嘎-五色山塊，就是由南部的田灣河[今莫溪溝，上游舊稱布曲（Buchü）下游舊稱曹沽（Tsauku）]、東部的大渡河谷（Tung Valley）以及北部的日烏且河-榆林宮河-折多河-康定河（Riuche-Yulonggong-Djedo-Tatsienlu Valley）與周邊山體隔離的。這樣劃分，貢嘎山就僅有日烏且埡口將山脈與外界相連，外部連接點即西北側的九海子小山系。

而山塊內部則另有一明顯的界限，那就是瀘河（今磨西河或稱雅家埂河，Lu-ho）與雅家埂埡口（Yatsiaken P.）將五色山塊（主峰田海子山，或舊稱拉莫蛇山，Lamo-she，6070米）和貢嘎主山塊再次劃分了開來，南側主峰所在的塊體即是早期探險者們更多關注的、狹義的貢嘎山塊。

貢嘎榮光

西方人主導下的貢嘎山考察歷程（1929～1932）

“Indeed words fail to describe this marvelous panorama， which till I came no white man had viewed from such close range.”

—洛克在貢嘎寺眺望主峰時的記述，美國《國家地理》1930年10月

洛克所攝小貢嘎（Chiburongi Konka）。來源：美國《國家地理》1930年10月

終于，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遠眺后，約瑟夫·洛克成了第一個真正走到貢嘎山腳下的西方人。他于1929年春天從云南麗江出發，一直沿著川滇間的馬幫路向東北走，直到玉龍西河谷。洛克向貢嘎山的方向進發并不是偶然的，他此行的原因是，1928年6月他在貢嘎嶺（今稻城亞丁地區）考察時，曾在這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遠遠望到過貢嘎山，貢嘎的突兀高拔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當時他的向導告訴他，遠方的那座山叫木雅貢嘎（Minya Konka）。于是在第二年，洛克執意尋找那座他曾遠遠望見的山。

洛克先是在暮春時節到達了玉龍西。在當地向導的帶領下，他在河谷東側的玉龍山頂上見到了腳下布曲河谷（即今莫溪溝）對面的木雅貢嘎、娘波貢嘎、郎格曼因和達多曼因峰。隨后他向北翻越玉龍梁子，進入折西溝和日烏且溝考察冰川和山峰，并向北抵達打箭爐。在那里做了兩周的休整，又在6月從玉龍工注6原路返回玉龍西，決定翻過子梅埡口前往貢嘎寺（Konka Gompa）。

這次他遭遇了干燥春季后的壞天氣周期，在貢嘎寺被安排住宿在一個供奉前任活佛肉身的房間也著實嚇了洛克一跳。最終在經歷一些波折后，洛克及部分隨行人員在一個難得的晴朗清晨登上了貢嘎寺后山脊上約5200米（17200英尺）有余的地方，拍攝了主峰和冰川的照片。隨后，因時間所限，他告別貢嘎寺，繼續沿原路返回了云南。

與洛克幾乎同時進入貢嘎山考察的，是十分鐘情自然風光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的兩個兒子：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和科米特·羅斯福（Kermit Roosevelt）率領的熊貓探險隊。他們專注于熊貓，未能過多考察山峰，卻在1929年下半年所出版考察報告的地圖上、在打箭爐以南留下了一個三萬英尺的問號標記和一個標明貢嘎（Koonka）的題注。其后的海姆、波德塞爾，在敘述時無一未提及過這個“30000？”的符號曾帶給他們的疑惑和吸引力。洛克和羅斯福兄弟的報告在美國幾乎同時出版，兩部文章配合作用，把貢嘎山的神秘和魅力在西方世界渲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洛克此行用測角儀器粗略測量了諸埡口、山峰的高度，但方式我前面已經敘述，也限于他本人從事的專業是植物學而并非地形學，因而準確性非常有限。比如勒多漫因峰（雷多馬因梭羅雪山，Reddomain Solo，目前標注海拔6112米），洛克測出的高度超過7000米，他認為是貢嘎山系第二高峰，今天來看這顯然是錯誤的。而洛克游歷的范圍也非常有限，次年前來考察的中山大學一行意識到，洛克只考察了貢嘎山的西坡，而忽略了它的東坡。帶著東西坡全面考察的計劃，下面的這支科學考察隊伍著手繼續完善洛克未竟的考察研究。

約瑟夫·洛克鏡頭下的貢嘎山。來源：美國《國家地理》1930年10月

在洛克離開約一年后，瑞士著名地圖學家愛德華·英霍夫（Eduard Imhof）受貢嘎山文章的吸引來到中國考察，中山大學兩廣地質調查所負責隨行;中山大學教授、這次的帶隊學者阿諾德·海姆（Arnold Heim），當時也開始了對這一區域的地質學考察。這支隊伍的目的是“研究打箭爐南北世人罕知之大山之地形及地質”注7。在出發前，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Tai Chi-tao）和副校長朱家驊（Chu Chia-hua）鼓勵他們此行嘗試繪制第一幅“新式”中國高山冰川地圖;于是他們選擇了川西高原東部這片最符合他們所需考察條件的區域。這支隊伍在貢嘎寺住了兩周，期間他們也登高到約5200米處，對頂峰做了三角測量和測繪，最終以海姆為作者的出版物標高25262英尺（7700米） 注8 ，而英霍夫的測量結果在很久后才另外發布論文出來，標高7590米。

由于這支隊伍不限于過去西方人總是用來觀察貢嘎山的西坡視角，而是從東西坡全面地接近和考察了貢嘎山的各側山體，同時也不同于之前的那些動植物學家，而是由地質地貌學者組成的，因此有機會為若干座新測量確認的獨立山峰進行命名，如著名的孫中山峰（Mount Sunyatsen，即今中山峰，Mt. Zhong Shan，6886米），以紀念國父孫中山; 戴山（Mount Tai），紀念時任中大校長戴季陶;朱山（Mt. Chu），紀念當時的副校長朱家驊;愛德嘉峰（Mount Edgar），以紀念駐扎康定30年、一生關注貢嘎山的新西蘭牧師詹姆斯·休斯頓·愛德嘉（James Huston Edgar）等等;并出版了西方第一部專門介紹貢嘎山的書籍：《木雅貢噶（Minya Gongkar）》?？梢哉f，這支我國中山大學的中外聯合考察隊在貢嘎山地理地貌的探索歷史上，尤其在冰川學研究上和山名的確定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開創性作用。

緊隨海姆、英霍夫之后的是1931年動物學家布魯克·多蘭（Brook Dolan）和民族學家戈登·鮑爾斯（Gordon Bowles）在山峰附近進行的為期數月的考察，這一行人在返回中國東部時遇到了隨后開展攀登的波德塞爾一行若干次，相互交換了信息，向他們描述了貢嘎山中的最新狀況。因為研究目的不同，他們一行未對雪山做任何測量和考察工作，就貢嘎山的探險考察而言，他們只是幫助為1932年的探險做好了鋪墊。

逐夢云端

木雅貢嘎的攀登和高度的最終認可（1932）

“An additional measurement of Minya Konka seemed desirable...”

—R.Burdsall， The Altitude and Location of Minya Konka

貢嘎山所有早期西方探險者中最后一支廣為人知的，就是文章開篇這支試圖確認世界最高峰的西康探險隊（Sikong Expedition）。1932年，理查德·波德塞爾（Richard L. Burdsall）、阿瑟·埃蒙斯三世（Arthur B. Emmons， 3rd.）、泰里斯·穆爾（Terris Moore）、楊帝澤（Jack Theodore Young）四人離開上海，按照洛克、海姆、羅斯福等人留下的資料索引前往貢嘎山。他們的考察目的有三個：第一，對貢嘎山主峰和臨近山峰進行精確測量;第二，偵查山體，尋找登山路線并嘗試進行首次攀登;第三，采集當地的一些動植物標本，特別是鳥類和大型獵物。

四人抵達上海前后恰逢“九一八”事變， 雖然華東距離東三省十分遙遠，但日軍依然對當時的上海市區進行了頻繁的騷擾;同時在大洋彼岸，美國經濟大蕭條嚴酷局勢的噩耗不斷傳來，家人在給他們的信上說，“既然能待在中國，就先不要回來”。

在一系列周折和應對后，1932年6月，四人兵分兩路，兩人（波德塞爾、埃蒙斯）從上海出發，乘上汽船宜昌號運送輜重物資率先沿長江向四川前行;前路在重慶上岸后，改陸路抵達嘉定（Kiating，今樂山市），再從雅州前往打箭爐，先打點安排、開展測量;而后四人會合在那里，并前往貢嘎寺。在為期多日對路線的偵查，可以說是步步為營地攀登后，這支隊伍中的兩人（波德塞爾、埃蒙斯）最終在1932年10月28日從西北山脊路線（也就是現在的傳統路線）成功首登貢嘎山。而他們的報告書《凌云之人——貢嘎山征記（Men Against the Clouds： the Conquest of Minya Konka）》也成了后來大部分西方登山者參考的原典。在這部書里，詳細記錄了他們的登山過程、測繪結果和頂峰的全景照片。

因具備世界最高峰的可能而吸引外界關注的貢嘎山，直到1932年的這次探險最終相對快速科學地發布了貢嘎山的高度（24891±85英尺，7587米，因可能存在少量誤差而發表為7590米），而后權威專家英霍夫的論文又得以發表為止，7590米的數值才最終成為了西方學者、登山者所共同采納的海拔高度，西方人之間對貢嘎山的高度疑問、20世紀初年這股始于探索世界更高峰的“貢嘎熱”最終告一段落。

這并不是說西方人圍繞貢嘎山的探險就此結束了。1937年，正在為博士論文收集資料的英國地質學者約翰·漢森羅伊（John Hanson-Lowe）和其他四人從重慶前往打箭爐探險考察。他們的目的是地貌考察，特別針對更新世冰川問題。頗具意味的是，這支隊伍的成員之一是當時剛從武漢大學畢業的22歲青年，后來我國的著名作家和翻譯家葉君?。╕e Junjian）注9。 在此行的報告書上，不止一次提及了對貢嘎山的目擊和觀察;但這一團隊看起來也沒有再對貢嘎山做專門的考察注10， 盡管他們的文章是這次探究中我檢索到最晚的一份報告。

總而言之，無論西方人的早期貢嘎探險最終確切止于何處，在漢森羅伊團隊身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由于二戰爆發、我國國內的解放戰爭和冷戰等因素先后影響，貢嘎山的攀登和探險活動也陷入了長期的寂靜，直到195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登山隊選擇貢嘎山作為中國人獨立嘗試攀登的第一座雪山。在這25年里，1932年的貢嘎山攀登在大洋彼岸一直雄踞著美國登山界的最高峰紀錄注11， 貢嘎山的登頂也被公認為二戰前全球最矚目的登山成就之一;而更具意義的是，在25年后，它又將成為新中國登山運動的起點。并且可以說，貢嘎山接下來的攀登歷程，將成為整個中國登山運動60年發展至今的縮影和見證。

因此，本文所關注的、貢嘎山早期（1877～1932）的考察與探險史，終于在1932年畫上句號，等待繼續敘述的，將會是新的一頁。

這份整理仍欠全面，只是選擇了部分筆者認為比較重要的情節梳理連綴，略去了其他一些并非不重要的探險家的故事;這部分也是因為，能拿到的材料很有限。文責自負，如有舛誤，萬望指正。另致謝蘭州大學峰人登山社的山友風沉郁在整理過程中提供的見解和幫助。

任乃強：《任乃強藏學文集》（上、中、下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

馬德民：“貢嘎秘境”，《山野中國戶外》，2004年5月

小毛驢：《偉大的貢噶》，網絡，http：//www.rockbeer.org/info/Minya_Konka.php

[瑞士]哈姆：“國立中山大學川邊考察團旅行記略”，李承三譯，《自然科學》，1931年6月

[英]赫伯特·斯蒂文斯：《經深峽幽谷走進康藏》，章汝雯、曹霞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Arnold Heim， Minya Gongkar， Huber， 1933

Eduard Imhof， Der Minya Konka eine geographische Skizze， Geographica Helvetica， 1947 vol.2， pp.243-255

Herbert Stevens， The Mountains about Tatsienlu，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75 No.4（1930.4）， pp. 345-352

J. H. Edgar， Notes on the Mountains about Tatsienlu，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3.9， pp.264-267

J. H. Edgar， Bo Gang Kar or Minya Konk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34.10， p.368

Joseph F. Rock， Seeking the Mountains of Mystery，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930.2

Joseph F. Rock， the Glory of Minya Konk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930.10

Richard L. Burdsall， Men Against the Clouds –the Conquest of Minya Konka， 1935

Richard L. Burdsall， The Altitude and Location of Minya Konka， Geographical Review， 1934.1

Richard L. Burdsall， Climbing Mighty Minya Konk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19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