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信任感的研究

文/姜 娜 吳金奇 戴 麗 劉 勇

信任感是對他人行為的一種積極預期，是人們對周圍人、事物感到安全、可靠、值得信賴的積極情感體驗。有信任感才能形成信任關系，而信任關系是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大學階段是個體信任成型與發展的關鍵時期，此期形成的價值觀念會影響以后的工作與生活。近年來，醫患糾紛頻發，暴力傷醫事件層出不窮，醫患關系已成為目前社會關注的熱點，而醫患間的信任度降低和缺乏是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2。非醫學生作為大學生群體的一部分，代表著時代的新思想、新文化，他們對于醫務人員的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未來醫患關系的發展，是調查信任的有效人群。

對象與方法

調查對象

隨機抽取某市三所大學的非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三所大學中兩所為非醫學院校，一所為醫學院校，但都是調查的非醫學專業的學生。

調查方法

本研究在廣泛查閱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自行設計調查問卷，經專家評審與指導，并經預調查后修改而成。問卷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一般資料，包括性別、生源地、專業等。第二部分為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信任現狀，共五個維度20個條目，包括社會認可度、服務態度、知識和技術、認知和情感信任、安心感。每個條目的答項由非常符合、比較符合、一般符合、較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級構成。該問卷 Cronbach's α系數為0.917，信效度符合要求。第三部分為醫患關系與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問卷調查于2017年6月采用匿名方式進行，當場回收。

統計學方法

用Microsoft Excel建立數據庫進行數據錄入，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計數資料采用構成比、率描述，組間比較采用檢驗，設定α=0.05為檢驗標準，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共向非醫學生發放調查問卷410份，回收有效問卷為390份，有效回收率95.1%。其中男生143人，女生247人；來自城鎮91人，來自農村299人；大一164人，大二95人，大三131人；文科164人，理科226人；獨生子女105人，非獨生子女 285人；家庭月收入≤2 000元34人，2 001-3 000元86人，3 001-4 000元96人，＞4 000元74人。

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存在差異，文科專業的非醫學生在安心感計分上高于理科專業的非醫學生（t=2.244，P=0.025＜0.05）。安心感在各維度中的得分最低，知識和技術得分最高。生源地、性別、年級和家庭月收入等因素對各維度之間相關性不顯著（P＞0.05），見表1。

表1. 非醫學生信任感維度得分

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社會認可情況

在“非醫學生自評對醫務人員信任感”調查中，4.6%的被調查者認為自身對醫務人員“非常信任”，56.2%的認為“比較信任”，37.7%的認為“一般”，不信任的非醫學生僅占1.5%。在“患者對醫務人員話語的錄音行為”的問題中，55.6%的非醫學生認為“有時可行”，29.5%的人認為“完全不可取”，8.5%的人認為“無所謂”，“完全接受”的非醫學生為 6.4%。不同生源地的非醫學生對錄音行為的認知不同，來自城鎮的非醫學生比來自農村的非醫學生對錄音行為的接受程度更高（X2=11.776，P=0.008＜0.05）。

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工作認知情況

在“醫務人員工作辛苦程度”的調查中，36.7%的非醫學生認為醫務人員“非常辛苦”，50.5%認為“比較辛苦”，11.8%認為“一般”，認為“不辛苦”的非醫學生占1%。不同性別的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辛苦度的認知 不 同（X2=7.894，P=0.048＜0.05），相對于男生而言，女生認為醫務人員更辛苦。對于“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這個問題，16.4%的非醫學生認為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處于“高收入”，78.7%的人認為是“中上等收入”，4.9%的人認為是“中下等收入”，沒有人贊同“低收入”。

非醫學生對醫患雙方責任認知

關于“醫務人員最需要改進的方面”，32.1%的被調查對象認為是“醫德醫風”，6.7%選擇“加強自身責任感”，23.8%的人認為是“提高專業素質”，選擇“提高服務意識”占17.4%。對于“患方存在的問題”，30.3%的非醫學生認為是“相關知識缺乏”，29.7%的人選擇“對醫生的期望值過高”，25.1%的人認為“某些患者素質不高”，14.9%選擇“受不良誘導過多”。關于“看病貴”的原因，44.1%的非醫學生認為是“檢查費用太高”，29.7%的人認為是“部分醫生多開藥、開貴藥”，23.9%的人選擇“醫保政策不完善”，還有2.3%認為是“部分醫生索要紅包”。

非醫學生對影響醫患信任因素的認知

對于“醫療費用影響醫患關系”的調查，17.4%的非醫學生“非常贊同”，55.9%的人“比較贊同”，23.3%認為“一般”，“不贊同”的僅有3.3%。被調查對象家庭月收入情況與醫患信任沒有關系，差異無統計學意義（X2=9.951,P=0.354＞0.05），也就是說無論非醫學生的家庭收入高低，他們對醫療費用問題影響醫患關系的認識并沒有本質區別。在“醫患溝通教育對緩和醫患沖突是否有幫助”調查中，21.3%的非醫學生認為“非常有幫助”，57.9%認為“比較有幫助”，這從側面反映出醫患溝通力度不夠，醫務人員應重視患者的心理感受。而在“導致醫患不信任的原因”調查中，63.8%的非醫學生認為醫患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良好的溝通”，15.4%認為是“醫鬧的存在”，15.6%認為是“部分醫務人員專業素質不高”，認為是“媒體的不實報道”的非醫學生占 5.1%。

討 論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信任感的差異

本調查結果顯示，在安心感維度上，不同專業的非醫學生有著明顯的差異，相對理科生而言，文科生更注重情感，也更擅長交際，容易有更好的交際體驗以及對同伴的信任，因此文科生對醫務人員的安心感高于理科生。而在非醫學生信任感五個維度得分上，安心感得分最低，知識和技術得分最高。其原因可能是醫務人員的社會形象除了自我建構之外，他者的建構也不容忽視。對于不夠熟知的職業，人們有賴于第三方的報道進行形象建構，社會形象一旦形成，會左右人們對于這一職業群體的認知、態度和行為3。非醫學生易受到消極信息的干擾，對醫務人員的社會形象產生質疑，對其的安心感也隨之降低。建議相關媒體和第三方機構多報導些正面的、積極的信息，增強非醫學生對醫療行業的認知與了解，加強其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感。

生源地、性別對信任感認知沒有差異。隨著社會交通和網絡通訊的發展，距離的敏感度對人們的影響力正在逐步減弱，地區已不再成為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重要因素。且由于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及一系列有益于女性權益政策的出臺，極大地促進了男女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因而性別對信任感的影響并無顯著差異。

年級、是否獨生子女對醫務人員信任不存在差異，僅在得分上稍有不同。一般而言，心理成熟度不同，對同伴的信任感也會有相應的差異。本研究發現，不同年級的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信任感并不存在明顯的差別。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對醫務人員的信任不同于對同伴的信任，他們對醫務人員的認知大多來自于第三方，因此年級對信任感的影響并不大。而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相比，受到父母的愛與關注更多，在其成長過程中對他人有著更高的信任感，因此獨生子女對醫務人員信任感也會更高。

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水平有待提高

非醫學生在醫務人員的信任認知與行為認知上較為矛盾。大多數非醫學生自評對醫務人員比較信任，不信任僅占少數。而在評價患者錄音行為時，過半的非醫學生認為“有時可行”或“完全接受”，來自城鎮的非醫學生比來自農村的非醫學生對錄音行為的接受程度更高。這可能是由于農村環境相對保守，受外來事件的影響比較小，人們相互之間沒有過多的利益糾紛，因此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感也相對較高。城鎮由于社會發展較快，社會環境日益復雜，接受外來信息較多，易受到其中一些消極信息的影響，對醫務人員工作產生質疑，因此其對錄音行為的接受度也更高。

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工作認知較客觀

調查表明，大多數非醫學生認為醫務人員的工作辛苦，且不同性別的非醫學生存在差異。相對于男生而言，女生有著更高的共情能力和理解度，對醫務人員辛苦程度評價也更高4。對于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大多數非醫學生認為是中上等收入，沒有人選擇低收入。這可能是因為經濟水平的發展，社會平均收入提高，醫務人員平均年收入也呈遞增趨勢。非醫學生對醫患雙方責任認知比較理智，但對醫德醫風仍存質疑。調查表明，對于醫務人員最需要改進的方面、患方存在的問題及“看病貴”的原因，非醫學生的選擇比較客觀，認為醫患雙方各有責任。但結果也顯示，32.1%的非醫學生認為醫務人員的“醫德醫風”有待提高，29.7%的非醫學生認為“部分醫生多開藥、開貴藥”。這說明部分非醫學生對當今醫務人員的醫德醫風存在著質疑，認為其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也提示醫務人員不能僅注重自身專業技術的提高，更應注重素質修養，為醫患關系的緩解與非醫學生信任感的提高做出努力。

溝通是醫患關系提升的關鍵因素

大多數非醫學生認為缺乏良好的溝通是醫患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贊成醫患溝通能緩和醫患沖突，這說明非醫學生對醫患關系的緩解持積極態度。相關研究也表明把握好溝通的技巧有利于醫學的人性回歸和醫患關系的穩步提升5。

綜上所述，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感有待提高。主要是由于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本身屬于一種特殊的人際信任，這種信任并不完全來自于和醫務人員的日常相處，更多的是從身邊朋友或網絡事件中獲得對其的信任。由此可見，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并沒有真正的了解，建議有關部門應重視非醫學生的醫學人文底蘊，開展一系列的醫學知識普及教育，促進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了解，增強非醫學生對醫務人員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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