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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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西方媒體通過創造“銳實力”這一新概念，指稱中國正運用意識形態、貿易、投資和軍事等手段進行全球戰略滲透和擴張，不斷渲染中國對既有國際體系和秩序的“破壞”，由此掀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產生了廣泛國際影響。實際上，“中國威脅論”并不是一個新鮮論調，而是西方世界的老生常談。從冷戰結束起，這一論調一直是與中國崛起相伴的“雜音”?；诖?，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上的“中國威脅論”并指出其邏輯謬誤，進而為分析當下奠定基礎。

歷史上的“中國威脅論”都已不攻自破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國家中始終頗具輿論市場。與這一論調相伴的還有所謂“中國崩潰論”，它們反映出了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作為后冷戰時代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被許多西方國家認定會步蘇聯后塵，最終走向崩潰；另一方面，冷戰后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又使西方世界擔心中國會威脅到它們主導的既有國際體系和秩序的穩定。

基于此可以發現，冷戰后興起的“中國威脅論”主要集中在物理層面，即西方對中國硬實力的飛速發展感到擔憂甚至恐慌。這種擔憂和恐慌植根于西方心理上的優越感，即在意識形態上認為中國是有別于西方主流國際社會的“異類”，因而其硬實力的崛起會造成既有國際體系和秩序的不穩定。然而，冷戰結束后的歷史表明，中國一直致力于在積極融入既有國際體系和秩序的背景下實現和平發展，不僅沒有成為這種體系和秩序的挑戰者，反而成為其最為重要的參與者和積極建設者之一。例如，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維持在30%左右，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最大動力源和引擎。又如，冷戰后的中國不斷參與并逐步引領全球治理，為應對和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反恐怖主義和朝鮮核問題等在內的全球性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冷戰后初期興起的“中國威脅論”早已不攻自破。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基本特征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整體外交取向開始由“韜光養晦”逐步轉型為“奮發有為”。這一轉型首先是改革開放尤其是冷戰后中國迅速崛起所積累的強大綜合國力的自然產物。當前，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制造業生產國。因此，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是一種邏輯的必然。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外交的這一轉型也是當今世界政治的客觀現實所致，特別是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全球治理赤字的加劇以及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思潮的抬頭，無論從維護自身利益還是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等內、外角度出發，中國推行更加積極有為的對外政策都是題中之義，更恰逢其時。

自中共十八大起，中國先后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要外交理念和政策，并在實踐中將其落實和推進。這些變化不僅成為自身外交轉型的鮮明寫照，更為實現縮減全球治理赤字、推進“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最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大目標付出了不懈努力。中國的上述外交轉型及其背后體現出的力量優勢和制度優勢，構成了西方世界最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喧囂的外部動因。當前的“中國威脅論”相較于冷戰后初期已出現三方面重要變化。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當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從物理層面擴展到心理層面，即西方的意識形態優越性已被制度不自信所取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曾在西方世界掀起過一股熱潮，成為西方國家開始正視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起點。中共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在內政外交各領域改革和發展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認識到中國崛起具有的強大內生性動力，并日益擔憂中國持續擴展的國際影響力會轉化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吸引力。這就表明，西方國家已經將中國看作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方面的競爭者，并因自身面臨的一系列國內、國際困境而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不自信。

其次，當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涉及的領域更為全面。如果說冷戰結束之初的“中國威脅論”更多指向經濟和軍事等“硬實力”，那么當前這一輪“中國威脅論”則蔓延到了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國際主導權等“軟實力”領域，因此被視為是對西方的全面挑戰。例如，就在“銳實力”概念提出后不久，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約瑟夫·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稱，要警惕中國“銳實力”對美國“軟實力”的沖擊。這一邏輯表明，西方對中國的擔憂涉及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等多個層面。

最后，當前的“中國威脅論”對中國的定位已從體系外或體系邊緣的“挑戰者”轉變為體系內的“取代者”。冷戰結束以來，與“中國威脅論”相伴隨的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趨勢愈加顯著、程度不斷加深。因此，中國正在從一個體系的邊緣力量發展為體系的主要角色?；谶@一事實，西方國家最為擔心的不再是中國作為一個“挑戰者”對于體系穩定性構成的威脅，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取代者”以體系內和平崛起的方式成為世界領導者。這一轉變對西方的沖擊更大，因為體系內和平崛起相較于體系外制造麻煩更難應對，特別是在中國與西方已經達到深度相互依賴的背景下。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邏輯謬誤

當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較以往有著全然不同的動因，因而呈現出諸多新特征。然而無論具體形態和內容如何演變，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存在根本上的邏輯謬誤。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理念和實踐對此進行剖析。

首先，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成功在外交上并非致力于同西方進行競爭，而是為應對全球問題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十八大以來，中國始終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尊重別國主權、領土完整及發展模式基礎上，通過國際合作與互利雙贏推動共同發展，而非輸出自身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這一點可以從“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所獲得的廣泛國際支持和贊譽中得以證明。

其次，將中國的對外戰略貼上“銳實力”的標簽，本質上是一種新版的“新殖民主義”，認為中國在運用自身實力進行對外戰略擴張和滲透。然而事實已表明，中國非但沒有進行擴張和滲透，反而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同各國進行著有助于共同發展的合作。例如，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不僅為非洲帶來了和平、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能，也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動力?！爸蟹呛献髡搲钡拈L期成功舉辦便是典型例證。

最后，認為中國將成為體系內“取代者”的說法更加站不住腳。當前，隨著自身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開始在國際體系中發揮更為顯著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提出并落實了一系列新的理念。然而，在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及全球治理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制度，而非單邊主義和我行我素。因此，中國的戰略目標在于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動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與國際合作的深化，而非取代誰、命令誰。

總之，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和落實，已經改變了過去西方的傳統思維方式，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國家作為既有國際體系的受益者和主導者，出現上述雜音是其“不適應癥”的表現，但隨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推動國際合作和共同發展上的價值不斷彰顯，“中國威脅論”自然會銷聲匿跡。中共十九大為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指明了方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下，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必將成為全球發展更為重要的穩定器和助推器，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必將通過實踐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同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