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視野下的中國方案及其價值

[摘要]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否為全球治理體系提供借鑒方案，能否為中國的整體形象構筑系統的國家治理模式，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今日的中國已不同于往昔的中國，一方面是實力的增強，一方面是國際局勢的復雜多變。實力增強表明中國國家治理在逐漸走向現代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許多矛盾和沖突，這是所有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規律。國際局勢復雜多變表明了世界各國的治理模式復雜多樣，特別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上會有截然不同的選擇，這也會導致治理模式之間的沖突。作為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除了探索自身的實踐道路之外，還要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社會治理經驗。

[關鍵詞]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獨特價值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18）04—0062—04

[作者簡介]涂小雨，男，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決策咨詢部副主任，教授，法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后，研究方向：制度領導與治理現代化。

一、交流互鑒的變化趨勢

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奇跡，有著獨特的不可復制的路徑，但世界對中國有著一種天然的疑問，特別是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體制有著偏見的人們更是如此。在他們的眼里，中國代表著傳統、落后和國家治理的初級階段，而西方發達國家則代表著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統。這導致相互理解溝通之間存在巨大的障礙，西方由于不理解、不接受中國的發展模式從而產生戒備心理甚至打壓心態，不認為中國能夠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而他們又無法真正深入了解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邏輯、文化傳統和獨特價值，導致他們對中國整體形勢的誤判。

機遇代表信心，歷史賦予了中國新的機遇，這種機遇是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出現的，但中國很好地抓住了機遇，擁有了走向光輝未來的信心。在汪精衛叛變投敵之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汪精衛貪生怕死，事實果然如此嗎？按照汪精衛的政治身份，即使中國戰敗了，他的生命安全應該也可以保證，這不是太大的問題。另外，汪精衛也不是什么怕死的膽小鬼，他當年刺殺攝政王的英勇氣概就能說明一切，“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是多么的慷慨激昂、視死如歸！又怎么會在身居高位之時當漢奸呢？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被西方奴役欺凌，長達近百年。中國人民抬不起頭已經很久了，長期的民族尊嚴的喪失導致了整個中華民族匍匐在地，已經沒有信心和勇氣來面對世界的挑戰。當時汪精衛的觀念就是，中國與日本打下去肯定打不贏，可能會越打越糟糕，損失會越大，還不如跟著日本人混得了，這樣還能保全國家。當時持這種觀念的人何止汪精衛一人，國內的許多人都持有這種觀念，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的人也覺得中國肯定是難以取勝的。所以，當毛澤東提出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時，很多人都覺得是天方夜譚，但是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堅持與堅守，才實現了中華民族石破天驚的歷史性轉折。中國國家治理從此拉開了現代化的序幕，中國已經不是西方和其他外部勢力可以隨意擺布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從此開始了正常的東西方交流互鑒的過程。

中國從封閉的天朝大國到落后挨打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再到共產黨執政帶領國家走出積弱積貧的悲慘境地，重新走上了現代化的軌道，經歷了極為曲折痛苦的探索與掙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步融入世界潮流，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盵1]這個世界目前來看依然是利益至上、實力說話，沒有強盛的國力和影響力，就無法真正擁有維護核心利益的話語權。中國實力越來越強，越來越自信，越來越表現出大國的氣度和影響力，中國已開始主動作為，大展拳腳，在國際事務中頻頻發力，不斷施加中國的影響力，既有的以美國為單極霸主的國際格局似乎開始動搖，中國不甘心居于美國之后，成為美國的追隨者。難道中國將挑戰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抑或沉醉于中國國家治理的巨大成就而獨步自封、孤芳自賞？首先，中國一再聲明決不稱霸，并表現出虛心學習先進國家的管理制度、經驗的積極姿態，另一方面又在國際重大事務中有明確的主張，著力發揮與實力相稱的影響。中國擁有巨量的人口規模，其他所有國家的治理模式一旦照搬到中國就注定不管用，中國的國家治理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從未有過的治理實踐。其他國家沒有資格對中國的國家治理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但中國如果不能借鑒其他國家的治理經驗，關起門來自我封閉，也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化。那么中國到底要向西方學習哪些先進治理經驗呢？

二、國外社會治理的經驗與啟示

一是規則意識的培養與維護。規則意識首先表現為誠信意識。一個人的誠信記錄會影響其一生甚至下一代，如遵守交通規則情況、按時納稅情況、銀行信用記錄、有無犯罪記錄等。如果誠信記錄上有了污點，將會面臨全方位的麻煩和高昂的成本，可能會直接影響到保險公司的賠付、銀行的信用、子女受教育、房屋的分期付款等，甚至會引起連鎖反應，影響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因為誠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前提，必須以精準的措施來維護。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既往不咎、將功補過，更沒有什么私下變通、蒙混過關。一旦丟了誠信，意味著在社會上將會寸步難行，甚至多年前犯下的過失依然會對現在的工作選擇產生消極影響，這種影響是終生的。國外不相信什么浪子回頭金不換，更不相信什么改頭換面、重新做人。誠信的機會只有一次，不可重復濫用。人性的美好只有在規則約束下才會散發出迷人的光芒，否則人性之惡必將泛濫成災，殃及全社會。任何人破壞誠信都要好好掂量掂量，他是否能夠承受如此高昂的成本？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西方社會對規則意識的培養和維護。培養靠教育誘導，靠世界觀價值觀的塑造，而維護就要靠國家機器的力量，甚至要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唯有規則透明、公開，規則才能真正有效。當然這樣的規則建立起來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正是這種高昂的治理成本才讓治理變得輕松、簡便、有效。美國人一生下來就擁有一個伴隨終身不變的社會保障賬號（SSN），一生的軌跡都要在這個賬號上留下印痕。中國人有一張身份證，也是伴隨終生的。但是，近幾年居然清理出數百萬計的人同時擁有兩個以上的身份證。其中有不少官員利用管理上的漏洞，虛構出一個新的身份，為自己見不得人的交易遮羞。近些年法院系統對所謂不履行判決義務的“老賴”進行了嚴厲打擊，如采取各種手段追蹤，視情節采取行政拘留甚至刑事強制措施，禁止住高檔酒店，乘坐高鐵、飛機等，起到了不少的震懾作用。這些措施其實早就可以有，并沒有什么技術性的障礙，為什么到了現在才出臺？盡管成效顯著，仍然讓人質疑其存在一定的隨意性、滯后性。

二是對法治的敬畏。中國推進的法治社會建設已經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官員的執政方式，但是對法治的敬畏之心是否已經真正培養起來恐怕還要打個問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2]，事實上到底什么因素能夠影響到法治的這個生命線呢？當然是權力。敬畏關鍵在“畏”，只有畏懼違法的后果，才有可能產生對法治的尊敬，讓一個人通過尊敬法治再去畏懼違法后受到的嚴厲處罰是不現實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3]。這其中的一個典型就是“醉駕入刑”。在醉駕入刑之前，喝酒開車、酒后駕車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其危害非常大，但一直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每年因為酒駕造成的交通事故和傷亡都是驚人的，如果在法律層面沒有界定，就不會被真正遵守。隨著醉駕入刑，只要體內酒精含量超過規定的量，就要負刑事責任，如果有公職身份，很可能就因為醉駕一次而丟掉飯碗，代價極其沉重。醉駕入刑本來就是國際通例，很多國家對醉駕的懲罰就根本不是什么較輕的刑事判決，甚至會上升到故事殺人罪的高度?，F在中國的酒駕現象已經得到了根本遏制。美國的高速不允許走S線，就是說不能隨便變道。但美國的交警并不會天天在高速公路上巡查，他們不可能有這樣的人力物力。因此大多數隨便變道的違法行為并不會被查處，但是一旦發現一次就決不手軟，基本會讓司機傾家蕩產甚至承擔刑事責任。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經常會發現一個車道上空蕩蕩的，但另一個擁擠的車道上卻極少有車變道過去。有這樣的一個案例，有一個中國人在新加坡開車違章被警察攔下，本來就是一個輕微的違章，按規定交納罰款接受警察處理就行了，但是這名中國人卻情急之下塞給了警察50新元，警察沒有收，并嚴厲警告了這名中國人。事情遠未了結，按照中國人的思維，警察沒有收錢說明警察清廉，繼續接受處罰就是了。但是這名警察立即報警，并向法庭控告這名中國人行賄，這名中國人隨之被逮捕接受法院審判，承擔了遠遠比交通違章更嚴重的行賄罪的法律責任。中國人或許覺得這樣太小題大做了，那是因為我們缺乏這樣一種敬畏之心，以為法律都是可以通融的，內心里沒把法律當作最高權威和行為底線。

三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程度最能體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中華民族歷來崇尚扶弱濟貧，扶助弱者，救濟貧困群體，達到天下大同的理想。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讓每一個中國人能夠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勞有所得、學有所教的國家治理目標。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影響下，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特別是在一些地區體罰孩子、打罵老婆甚至虐待家人已經成為一種陋習傳承下來。在西方國家，體罰、打罵、侮辱家人是嚴重刑事犯罪，在美國打老婆是聯邦重罪，處罰程度遠超過一般刑事犯罪。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對中國夫婦很早就來美國創業，把孩子留在國內，等到經濟條件允許就立即把女兒接到了美國。當時這對夫婦去美國時女兒剛剛兩歲，經過約10年時間在美國打拼，女兒已經12歲了。到了美國就開始上中學。有一天父親看到女兒不聽話，就輕輕抬手打了一下孩子。孩子由于年齡小，到美國之后接受當地文化更快，立即撥打報警電話，警察迅速趕到把父親抓走，并以虐待兒童罪起訴。家人慌忙聯系律師，準備訴訟，最后依然被判有罪，費了相當大的周折才算保釋回來。這種輕輕打一下孩子的事在中國根本就不算事，可在美國就不行了，孩子被視為弱勢群體，是需要強力保護的對象。成年人到美國盡管奮斗多年，但是世界觀在來美國之前已經固化，腦子里裝的還是國內的觀念，這其實就是文化的差異。孩子后來也對報警的事很后悔，但悔之晚矣，父母多年的打拼由于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官司而付諸東流。弱勢群體特別是特殊困難群體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幫助和社會保障的支持，很難在激烈競爭的社會中生存下去，或者生存艱難而喪失做人的尊嚴，這其實恰恰就是國家治理中的政府責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怎么強調也不為過，讓特殊困難群體自生自滅得不到救助幫扶才是社會的恥辱。國家治理只有強調人的價值和尊嚴，時時刻刻以人為本，社會團結水平和凝聚力向心力才會大幅度提升，這就是強大的國家軟實力。

三、中國方案的獨特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其實質是所謂的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這些論調是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初始階段產生的，并延續至今。在現代化的初始階段，中國還沒有資格和能力提出什么全球治理的方案，提出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十八大以來，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倒是有所減弱，畢竟中國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國是否構成全球威脅，是否修昔底德陷阱一定能在中國應驗，尚需要觀察才能得出結論，而中國崩潰論則幾乎沒有了市場。中國的蓬勃發展和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表明中國的崩潰只是一部分敵視社會主義制度或者對中國有著極大偏見的人的看法，現在中國已躋身全球大國行列，共產黨的領導堅強有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諸如歷史周期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問題，而不是什么崩潰。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的“命運共同體”的命題，表明了中國已經在全球治理中成為重要角色。命運共同體是從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遞進和嬗變。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獨特的政治發展道路、經濟現代化道路充滿了好奇。特別是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有57個，其中歐洲國家就有18個，有15個老牌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國家在猶疑觀望中失去了成為創始成員國的資格，被稱為是外交上的重大損失，包括美國和日本等。中國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各國制度不同不影響做生意交朋友打交道。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不同，習近平經常強調歡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來搭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實現互利共贏。中國的大國形象、大國風范和大國氣度呼之欲出，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國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國家形象。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特別是國家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延伸?，F在中國之所以受到世界矚目，表面上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整體提升，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在大幅提升，不斷走向現代化。特別是中國獨特的國情和歷史傳統，國家治理與其他國家迥然不同，這就是全球治理的多樣性體現。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專題片《大國外交》對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和特點進行了系統總結：“不忘初心的使命擔當，重信守諾的風范品格，協和萬邦的價值信念，以民為本的仁愛情懷，兼濟天下的開放胸襟，自信包容的文化氣度，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边@正是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國向全球治理貢獻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路，中國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經受住了風云變幻的考驗。中國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無論是共產黨的領導體制、國家憲政體制等都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不斷豐富、創新而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國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作為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和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和靈魂，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成功開辟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路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夠從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發展壯大的，表明了中華文化的適應性和生命力。當然，中國方案并非是一個具體的個案，而是中國的整體國家治理既要不斷實現超越和突破，同時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選項。

中國方案不是強求一律、非此即彼的選項，也就是說，中國尊重任何國家基于本國國情的國家治理模式，決不會把中國的模式強加給別人。同時，中國也不接受其他國家把某種治理模式和價值觀強加給我們，但是中國愿意以包容的心態對待不同的治理模式，以虛心的態度汲取不同的治理智慧。中國方案至少有這樣幾個重要的內容：一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盡管只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選項，是由價值規律支配的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種認識已經從鄧小平當年南方談話對計劃和市場的認識更進了一步。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市場經濟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中國自然就不免打上兩個烙印——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屬性。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除了符合市場經濟的共性要求之外，還具有鮮明的中國本土特色、政治特色。但事實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盡管政府的市場監管還有漏洞，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之間仍然存在不協調的問題。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推進法治進程。從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方略到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并使之成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確實表明了共產黨推進法治、鞏固政權、發展民主的政治擔當。三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推進國家治理轉型，從傳統治理到現代的嬗變勢必要經歷一系列碰撞甚至沖突，但事實上這種碰撞和沖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可控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推進治理轉型具有深切的緊迫感和政治期待，期待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正，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N].人民日報，2017-1-20.

[2]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M].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117.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

責任編輯：楊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