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馬列主義維護中央權威

耿艷鵬

[摘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很重要。恩格斯認為權威是客觀需要，“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列寧論述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闡明領袖的代表性、重要性，表明領袖具有權威意義。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斗爭歷史說明，領袖人物是在實際斗爭中產生的，領導核心要有政治基礎群眾基礎才能得到擁護，才有權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應該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去奪取新勝利。

[關鍵詞]中共十九大；黨中央；權威；領袖；領導核心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599（2018）01-0096-06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報告中，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工作成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進展新經驗，科學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新的奮斗目標及前進方向，也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既鼓舞人心，又任重道遠。要實現振興中華、強我中華的中國夢，實現黨的十九大規劃的宏偉藍圖，需要全黨更加思想統一、步伐一致、增強合力、奮勇拼搏，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在這里，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共產黨組織，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顯得格外重要。

一、恩格斯指出：革命需要權威

社會主義思潮起于歐洲，但歐洲最終沒能實現社會主義。分析歷史原因，除了資產階級勢力強大外，歐洲各國文化多元、思想紛雜，革命家對舊的觀念形態批判和樹立科學新思想都不徹底也是原因之一。還有一些所謂“思想家”、“工人領袖”，在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被資產階級收買，常為眼前利益而妥協，將本來正確的東西不時地“修正”，導致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常被歪曲，嚴重影響了它們的權威性和指導力。至今在歐洲沒有哪一種思想真正的、長久地占據統領地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常被各種似是而非的思想流派所影響所困惑，列寧的故鄉、有幾十年歷史的社會主義蘇聯，也在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行所謂“改革新思維”之后土崩瓦解。教訓是十分沉重而深刻的。

革命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需要權威！

1871年，法國社會革命中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雖然它只存在兩個多月，但它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治理原則影響深遠，也不可避免遭到各種攻擊，其中就有對打倒資產階級體制權威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權威的攻擊。這些攻擊中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恩格斯歸納為“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但是，既然這兩種說法都不好聽，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又使服從的一方感到難堪，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就沒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辦法呢，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的社會關系下——創造出另一種社會狀態來，使這種權威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而歸于消失呢”。[1]P224即消滅一切權威，這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對此，1872年，恩格斯寫了《論權威》予以嚴厲駁斥。恩格斯從現代化大工業生產這個社會現象，說明每道工序都必須嚴格遵照事先確定的流程進行，包括準時上班到崗，生產上有爭議時，“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這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盵1]P225流程、紀律和管理（常常體現個別人的意志），就是大工業生產的“權威”，“進門者請放棄一切自治！”[1]P225恩格斯說：“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1]P225鐵路運行需要絕對的統一調度，在汪洋大海航行中的船，“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盵1]P226社會變革何嘗又不是這樣呢？恩格斯旗幟鮮明地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盵1]P227

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發展的新階段，同樣需要權威，需要思想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權威指明方向，需要黨的領導權威凝聚力量，帶領大家向前奔進。

二、列寧指出：政黨通常是由領袖來主持的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創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這場革命是列寧領導下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工農和革命兵士取得的勝利，用事實證明了恩格斯的上述觀點完全正確。這場劃時代的勝利遭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攻擊是不足為奇的，但革命陣營卻也七嘴八舌，就有些奇怪了。這次議論的焦點是無產階級專政要不要權威？要什么樣的權威，只不過換了個說法：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領袖專政、群眾專政？[2]P151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2]P152引發似是而非的爭論來誤導群眾。

列寧認識到這場爭論的重要性，就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述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列寧說：“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盵2]P151領袖具有權威意義！而那些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的種種謬論，并不真的否認“領袖”，列寧一語導破其實質：“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盵2]P153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否定政黨和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得到的結果。而這就等于完全解除了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于資產階級。這也恰恰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持、不能團結、不能步調一致，而這些一旦得到縱容，就必然斷送無產階級的任何革命運動?！盵2]P154

可見，維護黨的領袖就是維護黨的最高權威，就是維護黨的事業。

三、井岡山的斗爭證明：領袖是在實際斗爭中產生的

領袖之所以有權威影響力，是因為他們是在實際斗爭中脫穎而出，經過鍛煉和考驗，代表正確和群眾根本利益，得到公認和擁護才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7月，初始革命活動多是處于秘密狀態，國共合作后，公開舉的是國民黨的旗幟領導革命，加上初期黨員人數不多，導致在社會上，一個時期內，共產黨還不可能成為全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黨的初期，雖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但隊伍不純，思想混雜，黨的中央難以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這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些人一度迷信共產國際，沒有弄清楚黨的領導核心（領袖）究竟是應該在實際斗爭中產生、形成，還是源于某種互認、甚至共產國際的指派。

這些爭論還沒結論的時候，在井岡山就已有了答案。

1927年夏秋，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受命赴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起義受挫后，毛澤東果斷中止進攻長沙原計劃，將起義部隊帶往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鄉村，輾轉上了井岡山，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建立紅色政權，實行武裝割據，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開始了中國革命從城市暴動到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從奪取局部政權開始，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轉折。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拋棄國民黨的旗幟，公開舉起了共產黨的紅旗。在井岡山，毛澤東又樹起了共產黨的絕對權威。

他先抓軍隊，在江西永新縣的三灣村對起義部隊進行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隊，班排有黨小組，連以上有黨委，并建立健全各種制度，嚴明軍隊紀律，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在軍隊實行民主主義，官兵平等。上井岡山后，提出了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革命政權），頒布了三大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打土豪籌款要歸公）六項注意（上門板；捆禾草；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使軍隊有了宗旨紀律，明確了建軍方向，密切了軍民軍政關系，軍隊面貌為之一新，共產黨的影響、凝聚力、戰斗力得到提升。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農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師后，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6月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朱德分任黨代表和軍長，力量進一步增強。

上山之初，井岡山地區的黨組織是渙散、軟弱的。一部分黨員無斗爭決心，一部分黨員流于盲目的暴動；地方主義嚴重，土客籍矛盾影響到黨內生活；有的地方農民黨的色彩濃，有走向非無產階級領導的傾向；黨的組織只注意數量，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強和黨的支部建設。[3]P187-188這些問題引起毛澤東的重視，通過教育培訓與組織整頓相結合的方式，提高了黨員素質和黨組織戰斗力。邊界第二次黨代會確定了“今后黨的改造與建設”若干措施：從支部抓起，徹底改造黨的領導；加強巡視工作；提拔工農干部；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加強集體領導；執行黨的路線政策要強化紀律；擴大黨內民主；保持黨員先進性；黨的發展，要注重質量，嚴格程序；實現“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口號，增加工人領導力量；極力注意秘密工作；特委、縣委加強自身建設；嚴肅“鐵的紀律”，洗刷腐化分子，以增強黨的戰斗力。[3]P188-189

在實踐中，毛澤東科學分析與思考，提出了紅色政權賴以存在的理論和政策，以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領導軍民打敗了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多次“會剿”，回答了“紅旗打得多久”的問題。有了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軍民勝利的信心必定增強。

對一個黨，群眾往往是從一定的組織形式和這個組織的“頭兒”來認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先是中共湖南省委后是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的、統一指揮工農革命軍和所到地方黨組織的機構，毛澤東為書記。因此，維護黨在邊界的最高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的權威，以及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地位，就顯得十分重要。毛澤東等人路線正確，政治水平高，軍事能力強，工作努力，善于團結，加上中央授權，前委的權威性大大提升。無疑，毛澤東也成了黨組織、軍隊和民眾的主心骨，他說的話人們愛聽、照辦。朱德是紅軍的代表，隨著紅四軍威名的提升也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和紅軍中就是領導核心、公認的領袖。紅色武裝割據的主要力量——紅四軍被人們稱之為“朱毛紅軍”，就是典型例證。

井岡山斗爭的實踐證明：革命需要權威，領袖是在實際斗爭中產生的。一個地方，黨和軍隊、政權，有了堅強的領袖作領導核心，就能方向明，道路正，黨心軍心民心就能匯攏，力量就能凝聚，就能帶領大家戰勝一切困難去奪取勝利。

四、中央蘇區的歷史表明：領導核心要有政治基礎群眾基礎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往贛南、閩西游擊運動，一年奮斗，將贛南、閩西和粵北紅色區域連成了一片。隨著紅色區域和紅軍的發展壯大，需要新的領導體系。1930年2月，在吉安縣陂頭（今名渼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以及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領導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南、閩西、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當年8月，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政委，朱德任總司令。紅一方面軍成立總前委，毛澤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

在毛澤東和黨的共同前委、總前委領導下，贛西南蘇區和閩西蘇區土地革命深入，軍民同仇敵愾，勝利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共同前委、總前委威望提升，毛澤東、朱德得到蘇區軍民一致擁戴，成為這方紅域的領袖。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未到任之前由毛澤東代理）和蘇區中央局領導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同時撤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贛閩粵這大塊紅色區域被稱為中央蘇區。1931年1月，項英來到中央蘇區主持工作，毛澤東、朱德為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依然實際主持軍事工作。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蘇區中央局常委。這種包容的方式順應民心，認可了毛澤東、朱德的貢獻和感召力，利于團結，維護了共產黨領導集體的權威。毛澤東、朱德支持項英來蘇區主持工作，項英也尊重歷史，工作中與毛澤東、朱德有商有量，所以毛澤東、朱德能放手指揮紅軍勝利地粉碎國民黨大軍第二次、第三次“圍剿”，蘇區土地革命不斷深入，迎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任紅軍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革軍委）主席。領袖眾望所歸。年底，周恩來來到中央蘇區，正式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形成了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項英、任弼時、王稼祥組成的領導集體。盡管毛澤東、朱德與從上海新來到蘇區的周恩來等人在軍事斗爭方式等方面有些爭議，但大家齊心協力，仍然取得了粉碎國民黨大軍第四次“圍剿”的勝利。

但此后，反“圍剿”等的戰略指導方略發生分歧，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受到批判。1932年10月在寧都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改由周恩來兼任，并失去了前方指揮權。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中央蘇區，與蘇區中央局合并，6月稱為中共中央局，更是一再排斥毛澤東。雖然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一些重大決策不能很好地參與，而且在當月底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張聞天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國家主席被架空。

博古等人自恃是中央最高領導，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以為排斥、打擊了毛澤東及其路線，自己就有了絕對權威。殊不知，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領導核心和權威影響，是在實際斗爭中才能形成和在黨心軍心民心中決定會否擁戴與拋棄！沒有正確的政治基礎，推行錯誤路線、打擊排斥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人（得到公認的領袖人物），搞亂了陣線，離散了人心，危及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他帽子再大，也是會失去人心，失去執政的群眾基礎。

五、黨的七大標示：團結才有力量才有權威

在事實面前，黨員軍民心中都有一桿秤。毛澤東及其路線曾領導中央蘇區黨政軍民商學團結一心，斗志昂揚，反“圍剿”、土地革命、經濟建設、文教衛生事業等節節取得勝利，但這一切都被“左”傾路線葬送，蘇區丟了，8萬多紅軍被迫遠征，過了湘江只剩3萬人，怎不會激起廣大黨員和紅軍的強烈不滿和反思呢？在遵義會議上，博古等人的錯誤受到批判，王明“左”傾路線遭到初步清算，眾望所歸的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此，在毛澤東正確路線引領下，黨和紅軍不但轉危為安，勝利將戰略大本營轉移到了陜北，而且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發展壯大，打敗了日本法西斯和國民黨反動派，將勝利的紅旗插上了北京天安門。

毛澤東成為領導核心后，吸取王明路線的教訓，不搞團團伙伙，采取了包容的政策，力圖將各地各路領導精英都團結在一起。他與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等組成領導集體，并不因有的同志犯過錯誤甚至整過自己而排斥，對劉少奇等在白區領導工作的同志也給予了充分信任。包括對在長征路上的張國燾，也是尊重、團結在先。但張國燾堅持分裂黨和紅軍錯誤不回頭叛黨而去，終被人民拋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選出的書記處和政治局，體現了黨內大團結，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就是全黨公認、人民擁戴的領袖人物，毛澤東是其核心。黨中央的團結形成了合力，這樣的中央才有權威和聲望，下面的組織、部隊、團體和民眾才好整隊看齊。

六、新時代呼喚：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回顧上述歷史，說明一個黨，一支軍隊，一個國家，一塊方域，都要有杰出人才組成的領導集體來統率、領導。這些杰出人才是在實際斗爭中產生的，他們基本上都從基層、小范圍、多崗位做起，一路奮斗，摸索經驗、積累經驗、總結經驗，政治上成熟起來成為革命家、領導人。他們立足于人民群眾之中，不謀私利，不計較個人得失，忠于黨的事業；他們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造詣和政治水平、良好的品德修養和不懈的奮斗精神，善于調查研究和聽取各方意見，高瞻遠矚提出正確方略，制定正確路線，指明前進方向和新的奮斗目標，激勵人們奮發向上；他們禮賢下士、親民愛民，善于汲取群眾智慧和為民排憂解難；他們言行一致模范表率，善于領導大家一道擼起袖子齊心干；他們勇于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善于用人和團結人，講“五湖四?！?、各盡所能；有時忍辱負重，但不忘初心，富有高尚的人格魅力。這樣的人們，一定會得到廣大黨員、軍隊官兵和人民群眾認可、擁護、愛戴；這樣的人們帶領一個黨、一支軍隊、一個國家，就能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斷發展前進；這樣的人們，符合前述列寧提出的4條標準，他們無愧于領袖的稱號。

習近平就是這樣的領袖和領導核心。

他不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殷殷教導，不忘初心，情系人民，從生產大隊黨支書做起，在各級崗位歷練過，政治上成熟，能力很強，經驗豐富，政績突出，心胸寬闊，善于團結。黨的十八大選他為黨中央總書記，是眾望所歸。他沒有驕傲自滿，樂于現狀，而是在十八大閉幕、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會見記者時，就提出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一崇高的執政目標，如今這句話，又寫進了黨的十九大報告。為了實現強國強軍、為民造福的目標，他帶領黨中央，從嚴治黨治軍，反貪肅紀，嚴明紀律，端正作風；攻堅克難，發展經濟，多辦實事，改進民生，使黨和國家、軍隊更加堅強、團結，凝聚力、戰斗力進一步增強。他對表面文章、弄虛作假深惡痛絕，要求各級黨委政府“精準扶貧”，干部扎下根到困難的地方去，脫貧致富“一個不能少”，使干部作風大為改變，黨和政府威信大大提高。他提出“一帶一路”方略，使中國的發展，堅實地向世界挺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讓中國與世界貼得更近；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信心滿滿向前進。有這樣的領袖引領，是黨之幸國之幸軍之幸民之幸！因此，我們要衷心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自覺用實際行動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重要的是統一思想，整齊步伐，令行禁止，求真務實。尤其要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遵循十九大制定的路線和提出的方略，盯緊目標，步步向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一定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振興中華、強我中華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笫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選集：笫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Z].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