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ぶ泄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路徑探析

應驗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的減少及中等收入陷阱與逆全球化緊密關聯。新時代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而目前面臨五個方面的挑戰，即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失衡、基本公共服務欠缺、城鄉戶籍固化、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需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因此結合中國中等收入倍增的背景及挑戰提出四條行動建議，即培植“擴中”基數，加強消費和就業的“有效供給”，完善分配與社保制度，重視教育創新提高人力資本。

[關鍵詞]全球化；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陷阱

[中圖分類號]F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599（2018）01-0119-07

一、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背景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等收入群體

當今世界，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黑天鵝”“灰犀?！笔录l發，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非傳統安全對世界穩定與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究其原因，中等收入群體的減少及其生活質量的下降是重要的“導火索”。中等收入群體（Middle Income Group）是在中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個經濟學分組上深化出的社會學概念。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收入分布的分組類別，而是具有社會屬性的社會群體概念[1]。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可以更好地概括與反映社會的結構與變化。

中等收入群體的減少反映了全球治理與社會治理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產業升級后，歐美發達國家制造業逐漸轉移或外包到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大量崗位流向海外，工資增長乏力，低技能勞動者紛紛失業。而這些產業工人又不能及時更新自己的技能以轉投到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或高端服務業，造成傳統發達國家中等收入群體減少。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雖然承接了發達國家轉移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但由于缺乏合適的分配、社保等體制保障，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數持續上升，也面臨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數量減少和新興經濟體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疊加，使全球中等收入群體都面臨“何去何從”的焦慮。事實上，如果將世界看做地球村統計收入與財富，全球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分化正日益加劇，全球80%地區的分化差距正在增加。[2]P190-191全球的中等收入群體都面臨“上不去”（無法進入高收入群體）和“掉下來”（掉入低收入群體）的危機。

（二）倍增：“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關鍵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小康也成為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2016年5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美好生活需要”這個民生問題擺在日益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僅僅是簡單的增加社會財富，更關乎社會的穩定、結構的優化，以及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認為，收入的增加賦予人以“可行能力”，而這種可行能力讓人更好享有發展的權利。[3]P88-89從某種程度上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就是賦予國民以更強的“可行能力”，進而緩解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6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3980元（約等于8155美元），距離世界銀行設定的12616美元這個高收入國家標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仍有一定差距。然而，根據2016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課題組研究顯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僅有3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不足25%。[4]可見，在中國尚未實現人均財富富足前，財富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已經顯現。根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一般經驗，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普遍超過50%，社會結構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結構。因此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

二、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挑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而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其實質就在于“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然而在做大與分好這兩個環節，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都面臨著多重挑戰。

（一）經濟增長模式粗放?！爸袊L期經濟問題的重要根源在于粗放的增長模式” [5]P494。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中國經濟主要依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驅[JP2]動的粗放增長，由此造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發展后遺癥。而以低工資、低成本、低端產品為特征的“世界代工廠”模式，也讓中國產品為獲得競爭優勢而人為壓低人力資本回報和勞動力要素價格。這不但限制了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空間，也直接制約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事實證明，“跛足前行”的三駕馬車以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既不可持續，也嚴重影響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成為制約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深層次原因。[JP]

（二）三大產業結構失衡。有研究指出，產業結構扭曲會顯著提升一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6]目前，中國三大產業比例失衡，高附加值、高創新技術產業產值及從業人口比例偏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16》顯示，截止2015年底，我國第一產業GDP占比僅為8.9%，而從業人口卻有28.8%，可見第一產業人均收入低，這一群體大多無法納入中等收入群體之中。而傳統制造業在第二產業中仍占據相當比重，部分制造業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粗放落后，甚至存在不少僵尸企業，造成第二產業中低端藍領工人占絕大多數，基本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重復性勞動，收入偏低。雖然第三產業增加值為7.8%，高于6.7%的GDP增速，但“小、散、弱”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仍普遍存在。加快產業、行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環節。

（三）基本公共服務不平衡、不充分。長期以來中國優質教育、醫療、財政支出等公共資源不均衡，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的社保標準差異巨大。有研究指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難以擴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產品短缺。雖然收入上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因為上學難、看病貴、房價高等基本公共服務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造成生活品質仍處于較低水平。[7]P135-136此外，由于低收入群體及中等收入群體低收入部分抵抗突發風險能力弱，普遍面臨“因災返貧”“因病返貧”的風險。加上教育落后，觀念陳舊，貧困極易形成“代際傳遞”，造成貧困問題的惡性循環。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有效為貧困群體兜底提供制度性保障，這是制約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及穩定的直接因素。

（四）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固化。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與人口城鎮化進程密切相關。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盡快破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對人員、資本的束縛，使2.5億農民工有效融入城鎮。[8]目前，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越來越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不相匹配，成為阻礙人口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有研究指出，戶籍制度人為地形成了城鄉兩個封閉的循環圈，使原本就存在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9]二元戶籍制度加劇了本就不均衡的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資源的分配。更嚴重的是，先賦性的制度性障礙嚴重影響了占我國人口相當比重的農民后天努力奮斗的積極性。

（五）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笆杖敕峙涞淖兓前l展進程中最容易誘發妒忌心理和混亂動蕩的方面”。[10]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效率優先進行財富的分配，雖然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城鄉間、行業間、地區間人群收入差距卻日益明顯，且低收入群體比重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為2.72倍，基尼系數為0.465。在行業上，少數國有企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而多數企業一線職工和少數弱勢群體收入偏低且增長緩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體制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的差異逐漸積累，形成“馬太效應”，甚至產生了利益固化的危機。

三、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國際經驗與行動思路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

世界銀行2012年的研究報告《避免中等收入增長陷阱》顯示，在1960年認定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1960-2008年期間僅有以色列、日本、愛爾蘭、西班牙、中國香港、新加坡、葡萄牙、中國臺灣、毛里求斯、赤道幾內亞、韓國、希臘和波多黎各等13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定躋身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韓國、新加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典范，日本用了12年（1973-1985年），新加坡（1979-1990年）用了11年，韓國僅用7年（1988-1995年）[11]，其經驗對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等收入倍增極具參考與借鑒意義。

日本于1955-1975年間推行“昭和遣唐使”項目，派出由日本企業家和工會人員組成的海外考察團學習現代化企業管理，將技術超越與制度革新相結合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2]也有學者對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的稅收政策進行了分析，認為日本提高了一般性稅收負擔（國稅部分），增加了居民間接稅的比重（如酒稅、物品稅等），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權和財權（如設置事業所得稅作為地方稅種充實城市稅源）。[13]自然資源匱乏的新加坡則牢牢抓住“人才”做文章。有研究指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新加坡確立了“職業教育配合經濟”的發展理念，建立了“政校企行協同治理”的體制機制，執行了“政府主導下校企并行”的發展模式。[14]此外，實施創新發展戰略是日、韓等國邁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因素。創造“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通過技術創新激發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實現經濟由低端向高端的發展。[15]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統計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2015年日本、韓國、新加坡的比重分別是328%、423%、220%（2014年），而同屬亞洲的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分別為0.63%、0.12%、1.30%?？紤]到以上三個發達國家經濟體量及研發占比均高于另三個發展中國家，由此引發的“馬太效應”只會使雙方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

（二）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行動思路

結合國際經驗，中國要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靠過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下行壓力逐漸加大，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笆濉睍r期，我國產業結構將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城鎮化結構將由規模城鎮化加快向人口城鎮化轉型，消費結構將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開放結構將從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轉型。[16]產業、城鎮化、消費、開放結構的變化將會深刻影響中等收入群體基數。此外，制定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行動方案，還需要提前預判到即使進入高收入階段以后，我國同歐美發達國家依然存在差距。因此，必須著眼長遠，在現階段就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重塑增長動能，使我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強勁動力。

具體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涉及到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改革，涉及全要素生產率、城鎮化結構、生態環境保護、對外開放格局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挑戰[17]，要牢固堅持五大發展理念，以創新實現轉型發展，以協調完善利益分配，以綠色夯實可持續基礎，以開放包容發展機遇，以共享保障和改善民生。從外部講，要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破解戶籍制度、土地產權制度、行業壟斷的束縛，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行業良性發展。從內部看，要激發低收入群體變中等收入群體的內生動力，主要可以通過加強教育資源均等化，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等實現。從內外部的銜接看，重點是要建立合理的流動機制，包括城鄉間流動、行業間流動等橫向流動及上下渠道縱向的流動，使有條件的人群邁入中等收入群體。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群來源角度看，可以從“提低、擴中、調高”三個方面來實現中國社會結構的優化。一是要結合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契機，以脫貧致富讓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二是要創新體制機制，加速產業升級，創造新的財富爆發點，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三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調節過高收入，鞏固中等及高收入群體。

四、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行動路徑建議

基于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背景的分析，擴中挑戰的梳理以及擴中行動思路的歸納，可以看到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要尋找新的財富增長點，從而做大蛋糕；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可以縮小因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矛盾；要重視教育，積極發揮人才激勵機制，保障我國社會結構的持續優化。從更深的角度看，中等收入群體能否實現倍增與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轉型緊密相關。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并通過與之對應的治理、激勵、社會規范等手段，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18]，從而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與社會結構的優化。

（一）做大蛋糕，培植“擴中”基數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就要增加全社會從業者的財產性收益，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使其邁入中等收入群體序列。因此，考慮從產業升級和區域協同的角度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

第一，要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通過智慧規模農業、工業4.0、高端服務業發展提高三大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做大蛋糕”，為“擴中”提供基礎。根據國家發改委《服務經濟創新發展大綱（2016—2025年）》，預計到2025年，服務業就業總量將占到全部就業人數的60%左右，接近發達國家中等收入階段的服務業比重。因此，要對第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進行勞動技能教育與培訓，使其能轉移到第三產業中服務業工作；要利用新技術對物流、運輸等傳統生產性服務業進行升級改造，整體提升產業技術含量；要大力發展金融保險、文化教育、健康養老等生活性服務行業。第二，要依托“一帶一路”建設和“自貿區”等國家戰略，加強區域協同發展，從而給發展相對滯后地區創造更大發展動能和空間，帶動所在地區居民收入增加。相關地區應結合自身發展優勢和發展階段，量體裁衣，準確制定發展戰略。如海南可主打“健康牌”，大力發展醫養結合的健康旅游、健康地產項目。[19]東北可抓住國企改革這個“牛鼻子”，理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加快從管理國有企業到管理國有資本的轉變。第三，著力破解戶籍制度，推進居住證制度的推廣。農村進城務工人口在城鎮積聚為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廉價勞動力，而現代服務業又為這部分人群成為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提供工作崗位和穩定收入，農民工的消費又有助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此外，還要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賦予農民在農村與城市更好生活發展的權利。

（二）加強消費和就業的“有效供給”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居民對產品和服務的要求明顯提高，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擴大有效供給。因此，要貫徹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導、需求側管理為支撐的改革思路，實現消費需求與就業結構的“有效供給”。

從消費能力的角度看，“消費-生產”模式以滿足社會需求為目標，有利于促進社會福利總增長。[20]P129中等收入群體是擴大內需、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高收入群體雖然收入多，但生活必需品基本達到飽和，恩格爾系數較低；低收入群體購買力不足，消費能力有限。只有中等收入群體既有消費能力、又有消費愿望，同時消費又較為理性和持續。二戰后，日本的汽車、電視機、隨身聽等高品質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就拉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從而增加了所在產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擴充了中等收入群體。此外，從更宏觀的需求側管理角度看，要堅持擴內需與穩外需相結合、增投資與促消費相統一，致力于打造消費主導、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21]

從行業吸納就業的角度看，工業化中后期現代服務業是創造中高收入就業崗位的主要來源。上世紀50年代左右，歐美發達國家相繼進入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階段，不僅改變了長期產能過剩、消費不足的狀況，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科技的進步和供給結構的改善。因此，要在“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一是推動制造業服務化，盡量向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即研發、設計、品牌銷售等高附加值服務性業務延伸。二是要進一步加快文化創意產業、信息服務業、旅游會展等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推動電子商務、創意設計、數字出版、節能環保等新興服務業的成長。[22]從就業的“供給側”發力，創造更多中高端就業機會，可以有效增加中等收入群體勞動收入與財產性收入，實現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基數的目標。

（三）注重分配公平，完善保障體系

除了創新發展模式，增加有效供給外，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還需要分配好蛋糕?！墩撜Z·季氏》有云：“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蓖晟曝敻环峙渲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保障社會結構穩定的必要舉措?！蛾P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6號）明確提出要將“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并逐漸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實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第一，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貫徹“提低、擴中、控高”的主線，通過在高中低收入者之間調整分配關系，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加速收入分配由“倒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23]日本“橄欖型”社會結構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國民各階層收入平衡來實現公平分配”。[24]P96第二，要健全社會保障機制，降低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生活項目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為低收入群體“致貧困”及中等收入群體“返貧”提供制度保障。第三，要加強產權保護，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強調，要加強對國有資產所有權、經營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保護，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第四，考慮到農民工群體的遷徙與候鳥老人異地養老的需要，要加快設計一套銜接城鄉的符合農民工流動特點的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健全全國異地就醫結算系統。

（四）重視教育創新，提高人力資本

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不僅反映了經濟結構的優化與社會保障分配體系的完善，從側面也反映了國民教育水平與綜合素質的提升。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缭健爸械仁杖胂葳濉毙枰貏e重視教育的基礎性作用，教育的普及、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報酬遞增總量帶動技術的進步與效率的提高。[25]除了教育，創新對于擴中也非常重要。有研究指出，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率不足，過分依賴技術引進，從而形成“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26]因此，形成包含商業環境、規制環境和創新環境的國家創新體系，以創新驅動發展也至關重要。

教育與創新作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手段和激發脫貧致富的重要內生動力，可以有效地提高勞動力資本，鞏固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第一，多渠道增加教育資源供給總量。減少教育資源供求矛盾的正確做法是增加供給，而不是抑制需求。因此，要采取流動勞動力支付、中央財政轉移、地方財政增投、社會力量共擔等方式，增加教育資源供給總量。[27]第二，進一步推進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扶貧力度。這既包括對貧困地區義務階段學齡兒童的教育，也包括針對農民工和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有學者用2005年1% 人口小普查的微觀數據在制變量后發現，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平均提高工資水平13.2%。[28]第三，要強化與就業相銜接的高等教育體系，要結合市場實際需求設置專業及要求，并積極與企業對接，完善實踐平臺建設，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群體盡快成長為中等收入群體?？紤]鼓勵社會資本辦學，讓學術型教育與應用型教育雙軌制并行又立交互通，使中職、高職畢業生也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一部分。[29]第四，要鼓勵創新，扶持創業，健全就業創業扶持體系。隨著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以要素驅動為主的增長必須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要全面貫徹落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加強就業信息平臺建設，提高勞動力需求和進城務工人員就業信息的準確傳遞與靶向對接，通過提高就業率與技能、工作的匹配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30]

五、小結與展望

“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蕩”。[31]現代社會在帶來物質豐富、精神自由的同時，也造成分配的不公，以及期望值提高后帶來的各種不滿情緒?？缭健爸械仁杖胂葳濉?，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縱向上要實現國民財富的增加，橫向上要注重財富分配的合理?；趯Α爸械仁杖胂葳濉卑l生機理的分析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徑的研究，實現中等收入群倍增的關鍵詞可以概括為：產業、創新、制度。首先，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及其產生的合理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是保持經濟較快發展的重要動力。[32]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高于發達國家的速度保持經濟持續增長。[33]其次，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要素持續投入而收益的邊際效益遞減，出現階段性的收斂特征。因此必須突破經濟發展的原有范式，通過創新刺激經濟主體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加速技術進步完成經濟轉型。[34]再次，制度是保障社會流動性與分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制度不公會降低人力資本效率，阻礙人力資本積累，進而導致較低的均衡人力資本水平。[3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完善體制機制的兜底保障作用。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在探索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也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謀求地區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時代命題上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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