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在余姚的講學及其學術傳承

施長海

作為思想家，王陽明倡“良知”學說，“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作為教育家，王陽明興學術講會，“變成純粹之社會公開講演與集會研究性質”。而在故里余姚，王陽明更是立教最早，傳學最久。自明代中葉迄今，五百余年來，姚江之學歷經起伏，綿延不絕。

震霆啟寐，烈耀破迷

明初學術，墨守程朱理學，出現支離虛偽的流弊。王陽明遠紹孟子，近承象山，把心與物、知與行統一起來，“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震霆啟寐，烈耀破迷”，使傳統儒學別開生面，勃然中興，被推為“功不在禹之下也”。

王陽明學說的傳播始于故鄉，“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其中入門最早的弟子是其妹夫徐愛。正德二年（1507），徐愛“以家君命執弟子禮”，拜王陽明為師。徐愛勤于思考，“參互錯縱以質于先生”，率先編撰王陽明語錄《傳習錄》，又編輯《同志錄》。徐愛推究心學，把人心之私分為兩種，一是強加于人的“忮心”，一是有求于人的“求心”；認為為學之要在于“收放心”，使邪惡不得客感人心，人心能夠去除邪惡；自我勉勵砥礪品德，明心精進。著有《徐橫山遺集》?？上鞇塾⒛暝缡?，王陽明稱其“吾之顏淵也”。

王陽明在余姚講學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當時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后回鄉省墓，在龍泉山中天閣講學，收受弟子錢德洪、錢大經、錢應揚、鄭寅、俞大本、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鐘秀、黃文渙、周于德、楊珂等，共七十四人。從此，中天閣成為余姚王學的研習基地。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作《中天閣勉諸生》，并親書于壁，規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廿三在中天閣進行講會活動。他告誡弟子不可“離群索居”，要“以問學為事”，“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于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中天閣講會在陽明學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陳來認為：“這應是陽明學中最早的‘會。而陽明的《書中天閣勉諸生》可謂陽明學最早的‘會約?！眱赡旰笸蹶柮鞒稣鲝V西，中天閣講會由吳仁主持，“吳仁聚徒于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另外，余姚還有其他研習陽明學術的講會，增加了應元等新生力量。遠在廣西的王陽明深感快慰：“紹興書院及余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余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少。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而余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王陽明去世后，可能由于弟子結廬守孝，錢德洪后來又與王畿“迭為守居”于杭州天真書院，中天閣講會似乎有所衰退。所以嘉靖十四年（1535）錢德洪丁內艱歸鄉時，有與親友一起修復中天閣講會之舉。此后中天閣講會又再度興盛，即使在嘉靖十六年、十七年，明廷以查禁王陽明、湛若水“偽學”、“邪學”為名連續發動的兩次禁毀書院運動中，余姚王學傳人也逆勢而進，講學不輟，甚至向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提出在中天閣上方為先師建祠的請求，且獲得成功。由王陽明開創的中天閣講會何時衰落，現已難以考證。從萬歷《紹興府志》有關記載看，大概在萬歷初年已沒有講會活動了。因為王陽明在中天閣墻壁上所書《中天閣勉諸生》一文，在萬歷十三年（1585）編纂《紹興府志》前的十年還有人看見，但是似乎無人理會，所以“山僧不能護，今已重堊，字無復存矣”。

王陽明講學的內容與形式都豐富多彩。集中講學主要以《大學》為教材，以“講之以身心”為原則，以書院與講會相結合為平臺，以“人人面授”、“口口相傳”為方式。個別講學更是靈活多樣。如對于徐愛，王陽明嘉許其品性“溫恭”，“質淳而美”；徐愛進京會考時，王陽明特意作《示徐曰仁應試》，建議思想上“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生活上“攝養精神”，寫作上“大開心目”，“放膽下筆”；兩人同舟歸越時，王陽明親授《大學》宗旨，徐愛由疑及思，由思而驗，“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游覽四明山時，王陽明又借山水之情點化，“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

王陽明在余姚有名可考的親傳弟子數十人（《寧波市志》謂三十二人，《姚江文化史》謂五十三人），他們的個人修養與學術成就不盡相同。黃宗羲《明儒學案》作直接評傳的有十四人，其中重要者三人，即徐愛、錢德洪、胡瀚，稱為王學之“翼”；次要者十一人，稱為“椎輪積水”，分作兩類，一是“儒者”，包括管州、范引年、夏淳、柴鳳、孫應奎、聞人銓（又作“聞人詮”）等六人，二是“寒宗”，即黃宗羲本族的先祖，包括黃驥、黃文煥、黃嘉愛、黃元釜、黃夔等五人。王學之“翼”中，徐愛受教最早，錢德洪親炙最久，而胡瀚既秉承家學，又從學王守仁。徐愛的學術活動以傳述王學為主，并溝通王學門人，“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為之騎郵以通彼我，于是門人益親”。錢德洪的學術活動除了傳述，還有布教。王陽明在世時，錢德洪為初入王門的弟子疏通大旨，被稱為“教授師”；后來又“迭捧珠盤”，“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是傳播王學的代表人物。錢德洪的學術思想經歷過數度變化。起初“以知為致良知”；后來認為“良知”是“無善無惡者也”，不可執著；接著又自我否定，認為“無善無惡”屬于事物表見，當依我所知而為善去惡；最后認為心之動有不善，不必言心之善不善，只要統一于“無動”即可。他整理王陽明著作，修訂王陽明年譜，并著有《緒山會語》、《平濠記》、《王陽明先生年譜》等。胡瀚自幼傳承胡鐸家學，動必以禮，王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他從事于求心，作《心箴圖》，形成“以求心為宗”，“而功以存心為主”的學術思想，被王陽明稱許為“小友”，著有《今山集》?！叭逭摺敝泄苤莨俦克緞?，為人堂堂，敢于諷詠直言，曾當面向司馬詰問：“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狈兑辍爸v學于青田，從游者頗眾”。夏淳主張性合動靜，工夫不二，曾針對思明府的天根天機之說指示道：“指其靜為天根，動為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辈聒P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為規范，董天真之役”。聞人銓與錢德洪一起“定（王守仁）《文錄》，刻之行世”?！昂凇敝悬S驥有言王守仁事，記錄于尤西川的著作中。黃文煥官開州學正，王守仁讓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黃夔“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

需要說明的是，黃宗羲把徐珊排斥于外有失妥當。黃宗羲曾把徐珊列為陽明故里的重要弟子，他在順治十五年（1658）參與姚江書院崇祀之議時，提出“單舉一邑之門人，則如汝佩（徐珊）、南屏（管州）、蒙泉（孫應奎）者，皆在所不容遺矣”。然而后來寫《明儒學案》時，唯獨遺落徐珊，其原因應該是所謂徐珊“侵餉縊死”事件和黃、徐兩家的交惡。但即使“侵餉縊死”屬實，也不能以人廢學。從徐珊的學養和對王學貢獻來說，應當列入王門“儒者”。這里介紹如下：徐珊于正德十六年（1521）師事王守仁，與錢德洪、王畿、張元沖“共闡明良知之學”，“事先生最久”。徐珊信守王學至篤，南宮策試時他見策問陰詆王學，“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不對而歸。同時為宣傳王學，“嘗為師刻《居夷集》”。徐珊在辰州同知任上，創立虎溪書院，建造修道堂，開展學術活動，還積極收羅和宣傳陽明教言，“自居夷所，得片言皆錄而傳之”。徐珊還撰有《卯洞集》，“即事以寓言，因言以寓道”。

姚江一燈，炳然千古

至明末，由于“龍山久不聚”，中天閣講會已經無法恢復，王陽明再傳弟子沈國模為“使姚江一燈炳然千古”，不得不另建半霖義學。

半霖義學興建于崇禎十二年（1639），發起人沈國模、史孝咸、史孝復、管宗圣被稱為“四先生”，定期開展講會活動。不久明、清易代，義學被迫停講，“藏書器具散窳無遺，并板籍亦失”。順治六年（1649）重新開講。十四年，義學重修并改名為“姚江書院”?！八南壬敝?，韓孔當、俞長民、史標、邵廷采等先后主持書院，持續興起講學熱潮?！耙刂惺坑兄竟澱?，寢食其中”，“縉紳大夫，濟濟蒸蒸，小子譽髦，歌趨以和，耆人聚觀，莫不愴泣”。這期間，不少地方官員和鄉邑學者也給予支持與幫助，前者如知縣康如璉捐資重修姚江書院，又親自來院聽講；知縣韋鐘藻和楊昌言先后相繼，移建姚江書院于城南巽水門內角聲苑；浙江總督李衛檄余姚縣重修姚江書院。后者如黃宗羲曾就姚江書院的崇祀問題撰文《附議》，后來又受邀來院講學。

姚江書院訂有嚴密的講學與管理制度，毛禮銳《中國教育史簡編》把它與紫陽書院、還古書院、東林書院并稱為全國講會制度最健全的四大書院。書院設院事總理書院事務，設任事負責書院財務事務。每月朔日舉行講會：先謁圣，由司贊、司儀主持；然后入座，唱詩歌；然后開講，包括讀、問、講、質疑等活動。會講結束后，作文字記錄的司史“抄送院長，更定登錄”。姚江書院鼎盛時期，還有望會、季會，其情形也大致與月會相似。講會時，姚江書院時常出現學術爭鳴。如俞長民“志意激昂，長于辯論”，當沈國模、史孝咸同主講席時，他“發難常數千言”。又如韓孔當主講席時，有人拿禪語來辯難，近乎喝罵，而韓孔當從容不迫，臉不改色，表現出“正己物、正心境”的襟懷氣度。

姚江書院以傳承和弘揚陽明學說為宗旨。書院初創，沈國?！耙郧笕蕿樽?，教人當下察取本心擴充克治”；管宗圣“以躬行實踐為則，一言一動必準乎禮”；史孝咸“以名教為宗主”；史孝復“志行淵密，灑然和樂”。后來韓孔當“以致知為宗，求友改過為輔”，“恪遵濂、洛，兼綜群儒，以名教經世指勖學者”；俞長民“以文章號召，門士多歸者”；史標“淡于利欲，勇于任道”。至邵廷采，統合王陽明、劉宗周學說，“期于實行實用”，兼及“舉業宜醇”、“功課宜勤”等科考內容。

對于余姚王學弟子的傳承情況，邵廷采《姚江書院記》有一個概括介紹：一傳為徐愛、錢德洪，二傳為沈國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復，三傳為沈國模諸弟子韓孔當、邵元長、俞長民、史標，四傳為韓孔當弟子徐景范。徐景范歿后，余姚王學走向衰落，“姚江人士風靡，雖先賢余教猶存，興起者少矣”。而同為韓孔當弟子的邵廷采“當仁不讓”，愿意承擔“紹往哲，開來者”之責。事實上，邵廷采主講姚江書院，也確實“以砥柱自任”，并編輯《姚江書院志略》，撰著《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知錄》、《思復堂文集》等，誠如章學誠所說：“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币嗳缌簡⒊u定：“蓋陽明同里后輩能倡其學者，以念魯（邵廷采之號）為殿?！?/p>

這里一二傳之間的關系，邵廷采未有明確揭示，如今也難以考定。有人認為“由錢德洪傳沈國模、管宗圣、史孝咸”，但沈、管、史都出生于錢氏卒后，顯然是個誤斷。這里所列王學弟子，大多已經在上文有所介紹，尚有兩人補充如下：邵元長“為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倡導“實心”、“為己”之學，教育弟子“較量志行，商榷取與”。徐景范“不妄言動”，“穎悟過人”，曾在京城與陸隴其、李光地講學，“紹述陽明之旨”，可惜英年早逝，被韓孔當稱作門下的“徐愛”，編《四勿徵錄》，著《學問偶存》、《五經疑》、《紀史》、《正庵詩稿》等。

邵廷采之后，由于清統治者排斥陽明學說，獨尊程朱理學，又倡導興辦官學化、舉業化書院，姚江書院自由講學之風開始衰薄，為科舉服務的色彩逐漸濃厚。乾隆十八年（1753），沈虹舟掌教姚江書院，“‘六經、‘四書朝夕講貫，發前賢所未發，間及《史記》、前后《漢書》、《離騷》、《文選》、李杜詩歌、韓歐論著與夫近日亭林、阮亭、竹垞諸集，提要鉤玄，指畫口授”，講學內容已經難見傳承陽明學術的特色。同時，地方官員對民辦性質的姚江書院也頗多輕忽。如乾隆十四年（1749），徐永侯向知縣上告院田來歷，被懷疑假公滋事，后經調查屬實，但仍未受理。三年后，知縣李化楠竟將姚江書院學田劃歸官辦的信成書院，經諸生姜鐈、羅壎等兩年努力，上告紹興知府，才使學田歸還姚江書院。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官方興建龍山書院時，姚江書院已經“久蕪廢不治”。后來雖歷有修繕，但傳講王學的盛況已難再現。

當然，以師生授受王學的傳承方式雖然斷絕，但王學在余姚民間和學人中的影響卻從未消歇。如清中后期余姚最著名的龍山書院，雖然以培養科舉人才為目標，以傳授科舉時藝為內容，但依然一定程度上傳承著王陽明中天閣講學的傳統。其選址在中天閣重建，就期望“曩日弦誦勝壤，鐘鏞再煥”。其講堂的樓上供奉王陽明神位。其教育理想，要求“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其多任山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陽明心學傳統，茹棻把王陽明視為余姚的“先師”，宗稷辰宗奉王陽明的良知之教和劉宗周的誠意學說。又如民國時期，1930年邑人在中天閣之上修建二王祠（祀王華、王陽明），宣稱：“先生之道無所而不明，世道于以維，人心于以正，始乎州里，達乎郡國，行且胥世界而大同焉?！?935年縣立民眾教育館編印紀念王陽明、朱舜水、黃梨洲的《余姚三哲紀念集》，“網羅國內當代名人紀念三哲文辭，并間雜邑內學士及本館同人之作”，以期“家喻戶曉”，“見賢思齊”。

1949年后，經過三十余年的沉寂，余姚迎來新的王學傳承熱潮。1989年以來，余姚多次舉行陽明學研討會，并于2011年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合作成立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近年來，余姚開辦“陽明講堂”，舉行“陽明文化日活動”，全面學習陽明思想，弘揚陽明精神。有關王陽明的遺跡也得到良好保護與維修。王陽明誕生地瑞云樓，1996年在原址重建，2007年完成故居修復工程，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王陽明講學處中天閣，1981年被列為余姚縣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重新修繕，2000年被辟為王陽明與余姚史跡陳列場所，成為紀念和研習王學的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