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城市與聚落的變遷

張旭華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城市和鄉村并不是兩個對立的概念，而是具有共同的淵源。根據考古學研究特別是聚落考古學的進展，隨著農耕文明的初生，聚落也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至龍山文化時期，聚落已分化為中心聚落與普通聚落；隨后，便開始了城邑與鄉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為城邑并成為一定區域的權力和經濟中心，普通聚落則成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圍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①參閱馬新，齊濤：《中國遠古社會史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29頁。。此后歷經發展演變，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城市與聚落又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和歷史風貌。

一、中原都城的傳承與創新

兩漢時期，一些繁華的都市和商業都會多分布于黃河流域，以洛陽、長安為中心。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社會動蕩，戰爭頻繁，中原地區屢遭戰亂，一些昔日的中心城市或迭遭摧殘，興廢無常，或長期荒廢，堙沒無聞，但也有一些較小的城鎮由于政治、軍事、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發展成為新興的中心城市。曹魏建立五都之制，是中國古代都城史上的一個創舉，其中鄴城的城市布局對后世影響較大。

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載，黃初元年(220年)定都洛陽，“初營洛陽宮”。次年(221年)正月，“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②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注引《魏略》，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7頁。。即以洛陽居中，為中都，西有長安，東有譙縣，南有許昌，北有鄴城，是為五都。魏文帝之所以建立五都之制，北魏酈道元有如下評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雹坩B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一〇《濁漳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41頁。五都之制是中國古代都城史上之首創，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五都之中，中原獨占其二，而鄴城則地處今河南、河北兩省交界處，在歷史上長期隸屬河南，復與中原有著密切關系，且其都城布局對曹魏洛陽亦有影響，故一并述之。

東漢末年，鑒于洛陽殘破，無法寄居，曹操采納董昭的建議，奉漢獻帝遷都許縣，致使許縣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曹丕建魏后，以“魏基昌于許”而改名為許昌。遷都許縣之后，曹操對許縣城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與建設。民國十二年《許昌縣志·方輿志》載許昌古城“地勢雄偉，分內外二城，周圍十五里”。遷都許縣之后，曹操將漢獻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時又在許下屯田，積蓄軍糧，為日后蕩平群雄奠定了基礎。及至曹丕廢漢稱帝，遷都洛陽，仍將許昌作為五都之一，先后多次行幸許昌。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也曾于太和年間在許昌大興土木，建造許昌宮，起景福殿、承光殿。但是，隨著洛陽宮殿的逐步恢復，作為東漢都城的洛陽已經恢復了元氣，許昌的政治使命歸為完結，其政治地位也隨之日益低落了。

除許昌之外，曹魏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三臺村)也是新興的都城。鄴城位于今河南、河北兩省交界處，原是秦的一個小縣，漢代為魏郡治所。其地北接涿薊，南通鄭衛，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鄴城，次年平冀州，為冀州牧，仍駐鄴，遂有據以為都之意。建安十三年曹操自署丞相，十八年稱魏公、二十一年稱魏王，居鄴理政，鄴城成為名副其實的王都。至此，漢獻帝雖都許，而天下政治中心卻在鄴，鄴城成了實際上的東漢都城。為了提高鄴城的地位，曹操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割河內郡的蕩陰、朝歌、林慮、東郡的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郡的廮陶、曲周、南和，廣平郡的任城，趙國的襄國、邯鄲、易陽14個縣屬魏郡，加上魏郡原有的15個縣，共29個縣，成為冀州境內最大的一郡。以鄴都為中心的半徑，北至河南中西部，東抵魯西北，西南包有淇水流域，南達于河，這方圓數百里的土地，都屬于以鄴城為中心的王畿之地。鄴城也因此成為黃河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曹魏鄴都經過多年營建，規劃合理，整齊劃一，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一是首次出現中軸線的對稱布局。據《水經注·濁彰水》記載，曹魏鄴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城中有一條東西向的大道，把全城分成南北兩半。北半部的中央位置為宮城，宮城的東邊是貴族所居住的戚里，西邊是苑囿。宮城里的主要建筑有文昌殿和聽政殿。文昌殿是皇宮的正殿，規模宏大，裝飾華麗，是舉行各種大典的場所。聽政殿在文昌殿的東面，為處理國家的日常政務之處。城內的南北主干道，從文昌殿、端門、止車門、正南城門的中陽門形成一條直線，成為全城的中軸線。這種城市布局對以后的都城規劃有很大影響。二是鄴城地處平原地帶，無險可守，故在宮城西北部筑有銅雀、金虎、冰井三臺?！叭_崇舉，其高若山”*陸翙：《鄴中記》。見黃惠賢《輯?！脆捴杏洝怠?，《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之“古籍整理三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3頁。，“三臺列峙以崢嶸”*左思：《魏都賦》，蕭統：《文選》(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0頁。。三臺成為全城的制高點，可以俯瞰全城和鄴城附近情勢，具有象征政治威勢和軍事堡壘的雙重作用。故自曹魏至后趙，三臺每加修整，甚于魏武初造之時。三是鄴都為曹操霸府所在，城內官署密布，顯宦云集，人口眾多，加之交通便利，商業十分繁榮。左思《魏都賦》云：“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阛阓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眮碜院颖?、中原各地的物產，紛然陳列，如“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蕭統：《文選》(卷六)，第102、107頁。。鄴城成為當時北部中國的商業中心。

曹丕代漢稱帝，遷都洛陽后，以鄴為“王業之本基”，遂與洛陽、長安、許、譙并列為五都，鄴城在政治上仍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此后，后趙、前燕、東魏、北齊相繼建都于鄴，對鄴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筑和擴建，成為當時黃河流域一座繁榮的都城。

自古以來，洛陽號稱“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東漢時，洛陽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160年。漢末董卓之亂，洛陽遭到焚毀，“宮室燒盡，街陌荒蕪”*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第186頁。。曹魏政權建立后，雖將長安、譙、許昌、鄴城與洛陽并列為“五都”，但還是放棄了曹操時代不斷經營的許昌與鄴城，定都洛陽，洛陽作為黃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受到肯定。此后西晉受禪于魏，仍以洛陽為國都，及至永嘉之亂，晉室南遷，曹魏、西晉以洛陽為都共90余年。

曹魏定都洛陽后，在東漢洛陽城的原址上進行重建。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初營洛陽宮”，主要是修復東漢的洛陽北宮。魏明帝青龍三年(235年)，又對洛陽進行大規模的營建，“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陽山于芳林之園，建昭陽殿于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云臺、陵霄闕”*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二五《魏書·高堂隆傳》，第712頁。。曹魏洛陽城雖依漢制，但對城垣及都城格局也做了重要改進。如魏明帝新筑金墉城，就是仿效鄴城銅雀、金虎、冰井三臺所筑。據《水經注·谷水》：“谷水又東，經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陽城西北角筑之，謂之金墉城?！睋脊趴辈斓弥航疖潜币汹?，南臨伊洛，地勢高平。其南北長1048米，東西寬255米，由目字形排列的三個小城堡組成。金墉城城墻厚12-13米，版筑而成。墻外筑有馬面，馬面間隔60-70米，長15米，寬8米。城東、北、西三面有谷水環護。馬面是城市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用馬面可以三面攻擊臨城或登城的敵人。馬面應用在都城中，曹魏洛陽城之前尚無先例*羅宗真：《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頁。。金墉城地勢高亢，形同軍事堡壘，從這里可以俯瞰全城。金墉城的修建顯然是仿效鄴城三臺，但其城內高臺、城墻、馬面、護城河等完備防護體系的形成，則標志著它的進步與成熟。西晉末年，又于金墉城北筑一小城，稱作“洛陽壘”。此后金墉城成為戰略要地，為兵家所必爭。

晉末永嘉之亂，洛陽再遭摧殘，此后一直到北魏初年，洛陽依然是“城闕蕭條，野無煙火”*魏收：《魏書》卷三一《于栗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6頁。，衰敗不堪達一百多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決定遷都洛陽，開始營建新城。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自平城遷都洛陽。這是洛陽自晉末荒廢之后，經過180余年再次成為國都。北魏洛陽城汲取了以往中原都城布局及其建筑的優點，同時也吸取了鮮卑政權都城盛樂、平城的成功經驗，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變革。

首先，北魏洛陽城由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組成。宮城、內城基本上是在魏晉洛陽故城舊址上重建。宮城位于內城偏北部的中央位置，全部宮廷建筑集于其中，它打破了漢魏洛陽城南北宮并存的格局，顯示出宮城是全城設計的核心。重建的洛陽城“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五“京師建制及郭外諸寺”，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27頁，第228頁。，比漢魏洛陽故城大一倍多。宮城、內城、郭城三重城垣的平面布局，成為此后歷代都城宮城、皇城、郭城平面布局的原型。

其次，北魏洛陽城的里坊建設，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是一大創造，為后世都城建設所因襲。北魏建都平城的時候，就建有外郭城，設有大小不同的坊?！捌涔抢@宮城南，悉筑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85頁。。后來北魏洛陽外郭的建設，還是沿用這種布局，只是里坊規劃得更加整齊劃一。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征發畿內民夫五萬人，筑成洛陽三百二十坊。根據《洛陽伽藍記》，“方三百步為一里”⑦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五“京師建制及郭外諸寺”，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27頁，第228頁。，每一個坊正好一平方里。郭城中里坊劃分整齊嚴密，平面皆為正方形，邊長一里，四周圍墻，有行政官員管理。不同等級、不同身份的人定居于不同的里坊中。這些做法仿效了北魏平城時的經驗，是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產物，對隋唐城市的格局產生了很大影響。

其三，北魏洛陽城廢棄了東漢時期南北二宮的結構，只保留了北宮，把原來北宮南門外的正南大街——銅駝街延長，穿過原來南宮基址，直到南城墻的宣陽門，并把原來建筑在南宮東南的中央重要官署，分別建到銅駝街的東西兩側，于是在洛陽城南部形成中軸布局，構成了從宮門以前兩側整齊排列的官署，以銅駝街為中軸線的空間結構。當然，這時主要還是局限在整個皇城的“中軸線”，還沒有充分擴大到外城郭。到了隋唐時期，才最終發展為貫穿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軸線，逐漸出現了東西兩面郭區對稱的街道、坊市的棋盤式格局。

其四，北魏洛陽“市”與“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對后代市制有重要影響。北魏洛陽有三市，西郭有大市，東郭有小市，南郭有四通市。小市規模不大，四通市主要是買賣水產品的魚市，只有西郭的大市是洛陽主要的市。據《洛陽伽藍記》記載，這個大市由一個市和周圍十個里相結合組成。市的周圍分布八里，每面二里，如東面為通商、達貨二里，南面為調音、樂律二里，西面為退酤、治觴二里，北面為慈孝、奉終二里，此外還有準財、金肆二里，是富人所居*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四“法云寺”，第156-161頁。。這種“市”和周圍的“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是北魏的創舉，其目的是把手工業者、販賣者、屠夫、賣藝者、釀酒者以及經營有關喪葬的服務業者都集中在市的周圍，作為市的一部分，既方便其生產銷售，也方便于官府管理。這種在“市”的周圍分設與市有密切關系的“里”，并有特定里名的制度，對后來唐代都城的市制有很大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原城市及其發展水平，主要是通過都城規劃布局與都城制度反映出來的，至于一般城市的發展狀況，限于資料，還不十分清楚。一般而言，凡是郡縣兩級行政中心所在地，也是分布于中原各地的城市，這些城市既是郡縣治所，是各個區域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人口、工商業與財富的集中之地，是各地區的文化、經濟中心。惟其如此，各個城市中均建有“市”，并設立市官進行管理*高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第十八章《城市市場的組織與管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5-963頁。。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中原地區屢遭戰亂，城市反復受到沖擊，城市的防御功能受到重視，除了城雉、馬面、城池等加強城墻防御能力的設施外，許多城市大城中又套小城，或大城周圍再修筑小城，如宛城、懸瓠城、河陰郡城均是如此*朱大渭：《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套城》，《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9-101頁。。再則，多重城墻、兩三個城合為一城，也是出于防御考慮而出現的新的城市模式。這種新型城市模式雖然有利于加強防御能力和維持治安，卻不利于城市商業的發展，反映了該時期中原城市政治軍事功能大于經濟功能的時代特征。

二、由聚落到鄉村的演變途徑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中原城市布局發生重要變化的同時，鄉村聚落形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種以“村”為代表的新型聚落形態遍布于中原大地，成為除了城鎮之外在鄉村中最清晰可辨的實體，和鄉村社會中最普遍的景觀。

聚落是指人類結群定居的場所，在鄉村社會中，鄉村聚落不僅是指鄉村人民共同居住、生產、生活的空間，同時還包括在這一空間中生活的鄉村民眾群體，以及在特定生產方式下的人群組織類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聚落形態的變遷直接體現了社會生產、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的發展，是歷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農耕民族來說，選擇聚落的場所，并不是隨意為之。班固在《漢書·溝洫志》中說：“治河有上、中、下策。古首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瓡r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蚓脽o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笨梢娙藗冊谶x擇“聚落”場所時，首先考慮的是生產的需要，選擇的是適于耕作生產的“肥美”之地。就漢代來看，中原地區的村民主要是在稱為“聚”的場所進行生產和生活的，這些“聚”是自然形成的鄉村聚落。如《漢書·地理志》所載“聚”名凡19例，其中屬于中原地區的有5例，即河南緱氏縣劉聚，梁縣罳狐聚、陽人聚，南陽宛縣臨駣聚，齊陽縣南筮聚?！独m漢書·郡國志》所載“聚”名更多，請看下表：

《續漢書·郡國志》中所見聚名

東漢時期中原地區的村民，就是在上述稱為“聚”的場所進行生產和生活的，這些“聚”是自然形成的鄉村聚落?！墩f文解字》釋“聚”曰：“聚，會也，邑落曰聚?！倍斡癫米⒃疲骸耙芈?，謂邑中村落?！钡窃跐h代的政令中，不見有聚的相關規定，這說明漢代的聚不是基層編制單位，不具行政和法律意義，只是自然聚落的稱謂。

由聚到村，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聚落形態發生的一次重大變化。關于村的來源，中外學者曾從多方面進行了梳理和詮釋，其中日本學者宮川尚志提出的聚落說，宮崎市定的屯田說，堀敏一的塢壁說，均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問題至今尚未定論。誠如一些學者所言：“南北朝時期所出現的村，其來源是多元的，過分強調某一方面顯然是不合適的?！辈⑶?，“除了這三種形式之外，村還有其它的來源構成，比如‘丘里’……‘廬’也是村的來源形式之一?！?章義和，張劍容：《關于南朝鄉村研究的幾個問題》，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關系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頁。再則，既然聚落、屯田和塢壁都是村的來源，而且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整合，最后皆歸之于村的形態。那么，聚落、屯田和塢壁這三種來源又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其間的關系怎樣，在這種關系背后還有哪些歷史真相亟待揭示，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思索。近幾年來，已有學者分別對南朝、北朝的鄉村聚落做了出色的研究*章義和：《關于南朝村的淵源問題》，《福建論壇》，2005年第4期。侯旭東：《北朝的村落》，《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6-59頁。，加深了我們對村的起源問題的認識。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深化和細化，將探討的目光進而聚焦于中原地區的話，還可以感受到村的形成實際上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從聚落到村落的演變，這是社會常態下的自然演變路徑；二是從屯田、塢壁到村落的演變，這是社會動亂狀態下的非自然演變路徑。魏晉南北朝時期，上述兩個路徑既互相交叉，又各有其階段性特征。

一般說來，在社會正常發展情況下，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口的增多，聚落的形態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正因為如此，到東漢末年已開始出現“村”字，而且一些“村”就出現在中原地區。如魏伯陽《參同契》中有“得長生，居仙村”之語；葛洪《抱樸子內篇》卷三《對俗》所引東漢末年潁川陳寔撰《異聞記》，記述“其郡人張廣定”事，稱“村口有古大?！?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樸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8頁。。前一例“仙村”之“村”，可以視為村的泛稱，但后一例潁川人張廣定所居之“村”，則應有具體的村名，是一處具體的鄉村聚落。由此可見，在東漢社會正常發展的情況下，從《續漢書·郡國志》所載中原各地的“聚”，到陳寔《異聞記》所述漢末潁川郡出現具體的“村”，顯然是鄉村社會從“聚”到“村”自然演變的結果，這是聚落形態演變過程中的正常途徑。

但是，到了東漢末年，由于社會動蕩，戰爭頻繁，中原地區屢遭摧殘，為了躲避戰亂，老百姓背井離鄉，四處流移，致使正常狀態下的鄉村聚落演變過程戛然而止。面對社會動亂，官府如何安置流民，村民如何自保自固，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隨之而來的，由官府推行屯田制、地方大族構筑塢壁以自保等對村落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新路徑也應運而生，成為村落形成過程中的別樣景觀。

曹魏時期，針對中原地區避難遷徙的流民，官府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由地方官招撫流民還鄉定居，恢復生產?！度龂尽の簳む崪唫鳌份d其為魏郡太守，招撫流民，恢復生產，“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就是對流民重新定居，并且形成新的聚落形式“村落”的真實寫照。這也是正史中首次出現“村落”一詞。二是曹魏政權用軍事組織形式把流民編制起來，使其佃種國有土地，每屯50人，在一“屯”之內從事生產和安排生活，此即“民屯”制度。宮崎市定注意到“屯田”之于“村”的重要意義，將屯田制作為“村”成立的契機。他說：“后世所謂村的聚落形態，實在是從屯田產生的?！濉@個字本來寫作‘邨’，這個‘邨’字不用說是‘屯’旁附個‘邑’?！币簿褪钦f：“‘村’這個字本來是從屯田的‘屯’引申來的”*[日]宮崎市定：《中國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國崩壞的一面》，《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40頁、第53頁。。谷川道雄贊同宮崎氏的意見，認為“‘村’字原本起源于屯”，而“國家將流民安集于無主之地并使他們專職從事農業勞動的屯田制度，顯然推進了脫離以往城市的聚落的形成”，“作為國家大土地經營的屯田對于‘村’的形成是一種促進力”*[日]谷川道雄著，牟發松譯：《六朝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關系》，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十五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應該說，上述意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屯之為村，在“邨”的字義變化方面有所反映?！斑棥?，《說文解字》：“地名，從邑，屯聲?！倍巫ⅲ骸氨疽綦?，俗讀此尊毀，又變字為村?！绷侯櫼巴酢队衿ひ夭俊罚骸扒覍O切，地名。亦作村，音豚?！庇帧都崱せ觏崱罚骸按寰垡?，通作邨?！鄙弦龤v代字書有關“邨”字的解釋，“邨”似經歷了一個從“地名”到“村聚”的演變過程，可見“屯田”之于“村”的重要意義。其次，就中原地區的情況看，曹魏屯田對于村的形成確實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據高敏先生統計，曹魏民屯地區約有56處，其中分布在中原地區的民屯就有潁川、河南、河內、陳留、梁郡、弘農、汲郡、汝南、南陽等郡，以及洛陽、原武、滎陽、許昌、襄城、睢陽、濮陽、野王、宜陽、宛縣、新野、涅陽、西平等縣，共有33處之多*高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5頁。。這表明中原地區是曹魏民屯最為集中的地區。在魏末、晉初廢民屯為郡縣之后，特別是在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頒布占田制，允許原來的屯田民可以占有一定數量的土地，變成郡縣領民之后，這些民屯有可能轉化為一個個村落。據《全后漢文》卷四〇所錄應劭《風俗通義》佚文五《氏姓》下：“耷氏，新鄭人。楊耷邨在縣西二十五里?！?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1)，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692頁。這是現有資料中最早以“邨”為名的村落。新鄭隸屬河南尹，而河南原本就是漢末、曹魏民屯最為集中的地區?！皸钷沁棥币浴斑棥睘槊⒊霈F于此，或與屯田有關，并非偶然。

漢魏十六國時期，面對中原戰亂和少數民族政權大量內徙，一些地方豪強和鄉村居民還紛紛修筑塢壁以自保，成為村落形成的又一重要途徑。塢壁或依城而建，自固自衛，如洛陽壘就是“因阿舊城，憑結金墉”，于永嘉中結以為壘*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一六《谷水》，第1387頁。?；蛄⒂谏搅执傻貛?，如檀山塢、一全塢就是如此。據《水經注·洛水》載，洛水流經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奥逅謻|，經一全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廂，天險峭絕，惟筑西面，即為全固，一全之名，起于是矣”*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一五《洛水》，第1296頁、第1301頁。。魏晉時期的塢壁，除了具有軍事色彩和防御設施外，還具有糾合、聚集宗族、鄉民進行生產、自治的功能。如《晉書·庾袞傳》載，西晉末年，庾袞率領族人在禹山、林慮山所建塢壁，不僅“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而且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建立塢壁的下級組織，成為一個典型的集政治性、軍事性和經濟性于一體的自衛自固團體。隨著時局的變化，塢壁及其邑里在和平年代也漸漸演化為村。如濟水流域有“白騎塢”，“塢在原上，據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面版筑而已”。據楊守敬考證：“《后漢書·朱儁傳》，時賊有張白騎之目，云，騎白馬者為張白騎，河內山谷，亦賊所起之地，故《方輿紀要》謂此塢蓋張白騎所筑?！睹峡h志》，今名為白墻，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白墻村?！?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卷七《濟水一》，第635頁?？梢姟鞍讐Α蹦恕鞍昨T”音訛而得。這是“塢”在和平年代演變為“村”的例證。此外，“村堡”、“村塢”連稱的例子也時有所見。如西晉末年羅尚攻破李特之際，“是時蜀人危懼，并結村堡”*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二〇《李特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028頁。。又北魏末年爾朱榮之亂，“時葛榮將向京師……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魏收：《魏書》卷七四《爾朱榮傳》，第1649頁。。都反映了“村堡”、“村塢”這些具有防御設施特征聚落形式的存在，以及“村堡”、“村塢”在“村”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總之，在社會發展的和平年代里，由聚到村是村落形成的主要途徑，如果沒有戰爭和動亂的影響，散布在中原地區的大小聚落也會緩慢地發展成為村落共同體，這是中國古代聚落形態發展的歷史趨勢。但是，一當遭遇戰爭和動亂，這種正常的發展趨勢就會被阻斷，并且以一種新的聚落形式出現，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村屯”、“村塢”、“村堡”就反映了這一新的聚落形式。一俟戰亂結束、社會重歸穩定，這些新的聚落形式又會步入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來，并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重新整合之后，最終歸之于村落的形態?！额伿霞矣枴っ銓W篇》在談到鄉村聚落的演變時曾說：“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皺z《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余聚?！逼鋵嵅粌H并州如此，從“獵余聚”到“獵閭村”，也可以作為中原地區由“聚”變“村”的一個旁證。大致說來，從《三國志·魏書·鄭渾傳》首次出現“村落”一詞后，具有村名的聚落在歷史上漸漸多了起來，到南北朝時期已經遍及南北，彌漫全域。據宮川尚志統計，史書當中能夠見到的六朝村名共81例，其中屬于中原地區的有7例*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74-78頁。。而據侯旭東先生統計，石刻資料中所見北朝“村”名共46例，其中屬于中原地區的有8例，而且一半左右集中在洛陽附近，如陵戶村、馬村、趙村、涼上村*侯旭東：《北朝的村落》，收于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7-32頁、第34頁。。另外，趙振華先生依據洛陽出土的唐代墓志，對唐代東都洛陽所屬河南、洛陽兩縣的鄉里村進行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僅河南縣就有30個鄉，而平樂鄉1鄉又有10里，但里下所見村名僅有7村，其它鄉村情況皆然*趙振華：《唐代洛陽鄉里方位初探》，收于氏著《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頁。。雖然對村的統計數字不太完整，有所缺略，但從中可以看出唐代縣鄉村地方行政組織的基本情況，也反映了從東漢以來鄉村聚落形態的發展演變及其最終歸宿。

當然，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與北朝鄉村聚落的發展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如與江南地區相比，中原地區的鄉村聚落及其發展水平還不成熟。這正像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南朝的村落已經逐漸成為基本的稅收單位，具有了較多的行政和法律職能，而北朝的相關職能則由三長制來承擔。換言之，北朝村落體現的主要是自然聚落屬性，而南朝村落則已開始具備自然聚落與法定鄉村組織單位的雙重意義。這一過程到唐代最后完成?！?高賢棟：《南北朝鄉村社會組織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