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慧 簡潔雯
原發性肝癌屬于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疾病,早期表現不明顯,具有起病隱匿和進展快等特征,部分患者確診時已經進入中晚期或發生遠處轉移,增加治療難度[1]。常規檢查該疾病以腹部超聲、CT、磁共振成像、穿刺活檢及病理學診斷等為主,但分別存在準確率低、創傷性等弊端,導致難以推廣使用,因此需要加強對其他準確率更高方法的研究。而為了實現對原發性肝癌的盡早診斷,如今臨床注重對血清腫瘤標志物的檢測,如甲胎蛋白(AFP)、a-L巖藻糖苷酶(AFU)、糖類抗原(CA19-9)等[2]。為此,本次研究對血清AFP、AFU、CA19-9聯合檢測在原發性肝癌診斷中的意義進行了探討,報道如下。
隨機選擇2015年1月—2018年1月信陽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收治的原發性肝癌患者45例作為研究組,另選擇同時間段本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45例為觀察組和健康體檢者45例為對照組。研究組均經B超、CT及病理檢查確診,其中男患者25例,女患者20例,年齡在30~75歲,平均年齡為(58.94±4.18)歲;觀察組均經B超、穿刺活檢等確診,其中男患者28例,女患者17例,年齡在30~72歲,平均年齡為(58.84±4.05)歲;對照組均為健康體檢合格者,其中男性26例,女性19例,年齡在31~74歲,平均年齡為(58.89±4.12)歲;三組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三組于早晨抽取空腹靜脈血,2~4 ml進行血清分離和冰凍保存,選擇化學發光免疫法進行血清AFP、CA19-9檢測,采用羅氏CobasE411電化學發光儀及相關胚胎試劑進行檢測;選擇速率法進行AFU檢測,由浙江伊利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檢測試劑盒,采用日立708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將SPSS 17.0作為數據統計學分析軟件,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 t檢驗;正態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研究組AFP、AFU、CA19-9高于觀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1.54、13.83、11.49,P<0.05),且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0.75、22.72、15.24,P<0.05)。見表1。
研究組AFP、AFU、CA19-9聯合檢測陽性率93.33%,高于觀察組55.56%和對照組2.22%,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25.09、74.86,P< 0.05)。
原發性肝癌屬于臨床醫學上常見的消化系統疾病,屬于一種惡性腫瘤疾病,早期患者臨床上的癥狀表現并不明顯[3],并且疾病具有隱匿性,一旦發病,其進展極快,部分患者確診時已經進入中晚期或發生遠處轉移,增加治療難度。常規檢查該疾病以腹部超聲、CT、磁共振成像、穿刺活檢及病理學診斷等為主,但分別存在準確率低、創傷性等弊端,導致難以推廣使用,因此加強對其他準確率更高方法的研究[4]。而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如今臨床診斷原發性肝癌注重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即通過對肝臟腫瘤標志物的檢測進行診斷,其中AFP作為糖蛋白,屬于腫瘤胚胎蛋白,一般健康者只會產生微量,屬于肝細胞癌、胚胎性癌的腫瘤標志[5-7];AFU作為溶酶體酸性水解酶,對檢出和預防小肝癌敏感性較高,且能夠彌補AFP陰性的PHC診斷的不足。CA19-9作為黏蛋白型糖蛋白類腫瘤標志物,屬于診斷消化道腫瘤的常見指標。上述三種指標單一檢測雖然對診斷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敏感性較低,而實施綜合檢測能夠起到互補診斷的特點,利于提高診斷準確率[8-9]。本次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AFP、AFU、CA19-9高于觀察組和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AFP、AFU、CA19-9聯合檢測陽性率93.33%,高于觀察組55.56%和對照組2.2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原發性肝癌患者的AFP、AFU、CA19-9數值均過高,且高于肝硬化患者,因此聯合三種指標檢測利于進一步提高陽性檢測率,為盡早診斷提供可靠依據。
綜上所述,血清AFP、AFU、CA19-9聯合檢測在原發性肝癌診斷中應用價值較高。
表1 三組腫瘤指標檢測結果比較 ( ±s)
表1 三組腫瘤指標檢測結果比較 ( ±s)
組別 例數 AFP(ng/ml) AFU(U/ml) CA19-9(U/ml)研究組 45 532.25±114.25 98.93±25.46 105.36±41.36觀察組 45 125.36±54.74 42.34±10.25 32.42±10.02對照組 45 8.22±3.26 11.75±3.76 11.32±1.47
表2 三組腫瘤指標檢測陽性率分析(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