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主體關系對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

黎攀群 陳關聚

摘 要：為探索創新生態系統中核心主體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聯結關系會對核心主體的創新效率產生何種影響，選取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為例，分析并構建了創新生態系統模型，選取全國18個省份2009—2015年數據為樣本，應用隨機前沿模型，測算其創新效率。研究發現：考察期內全國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均不高，約為0.468.2009—2016年期間創新效率呈緩慢上升趨勢，省域間存在不均衡特征。創新生態系統中各創新主體與核心企業之間的聯結關系會對創新效率均產生負向作用：企業與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聯結關系對創新效率產生負向影響，核心企業外的其他主體的參與也會抑制創新效率；R&D經費投入對創新效率有促進作用，人員投入則無明顯作用。企業規模對技術效率有顯著促進作用，市場結構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分析發現：企業與各創新主體的聯結關系不友好；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目標不一致；整個創新生態系統內資源分配不均衡；政府在其投資過程中缺乏針對性，對企業創新資源使用情況監督不到位。

關鍵詞：創新效率；創新主體關系；高技術產業；創新生態系統中圖分類號：F 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18）06-0664-07

0 引 言

技術創新是企業形成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1]，也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高技術產業是R&D 投入強度相對較高的制造業行業，屬于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據統計，2015年全國高技術產業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高達3 030億元，新產品開發項目數多達77 167項。高技術產業的這種創新特性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使其創新效率問題一直備受學者關注。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比欢?，在國家新的戰略布局下，創新主體關系會對高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產生怎樣的影響？高技術企業如何在新的創新范式[2]下實現螺旋式發展？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問題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關于創新效率差異化問題的研究，Jang[3]等采用Malmquist指數法測量了全球49家科技行業領先研發公司的研發效率，得出這些全球領先的研發公司的整體研發效率在2007—2013年期間略有下降，且公司之間存在差異；Sang-Mok[4]分析了2000—2004年韓國和中國制造業的技術效率，得出中國制造業的技術效率平均高于韓國。朱有為、徐康寧[5]認為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研發效率偏低，行業間差異有縮小趨勢；桂黃寶[6]發現中國東中西地區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有差異，且普遍存在下降趨勢。關于影響因素的研究：Faruq[7]運用DEA技術對1991—2002年加納6類制造業的技術效率進行了估計，發現企業規模、年齡、外資持股比例、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組合等對效率有正向影響。Chang[8]分析了競爭環境下信息技術對技術效率的影響，得出信息技術與技術效率的增長正相關，但其影響受到競爭程度的調節作用。Asid[9]利用SFA模型估算馬來西亞所有制造業在1986—1995年期間的技術效率，得出馬來西亞制造業主要由勞動力而不是資本主導。謝子遠[10]發現高技術產業區域集聚水平與研發效率之間呈“倒U型”關系；肖仁橋[11]等認為政府支持、金融環境對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有顯著影響；韓晶[12]探討了市場結構、產業開放度和產業利潤等因素對高技術產業的影響；戴魁早、劉友金[13]對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進行了分解，發現市場化進程對創新效率有積極影響，市場勢力與創新效率存在倒U關系；白俊紅[14]實證分析了企業規模、市場結構對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的研究：在區域層面，丁勇[15]等考察了天津航空制造業的技術效率及影響因素；周燕萍[16]等測算了上海航空航天制造業產出效率，發現其效率雖低，但規模遞增趨勢明顯。在國家層面，韓晶[12]計算了全國航空航天制造業的技術創新效率約為0.15～0.20；馮志軍[17]等對航空制造業研發、轉化過程進行了效率計算。綜上所述，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一是研究過于籠統，缺乏對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的深入研究；二是沒有考慮創新主體關系對創新效率的影響。文中擬從創新主體關系出發，對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進行測度，考察各主體之間聯結關系、參與強度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為提高創新效率水平提出可行性建議，對促進國家航空航天產業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文中的主要創新之處在于：首先，構建了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生態系統，豐富了高技術產業的創新管理研究。其次，不僅分析了人員和資本投入對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的影響，還深入分析了創新主體關系對創新效率的影響，彌補了高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研究的不足。

1 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生態系統

Adner[18]提出創新生態系統由核心企業、上游組件供應商、下游補件供應商和客戶4大要素緊密協作而成。Carayannis[19]認為創新生態系統需要政府、企業和高校三方構成。創新生態系統中，政府通過下達研發課題及提供創新資金參與技術創新過程；企業為高校和科研機構提供資金開展研發合作，獲取、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和技術；上游組件供應商和下游補件供應商與核心企業協同創新[20]；企業將創新成果商業化，為用戶提供產品或服務，獲得反饋意見和新需求。企業通過與各創新主體合作，推動創新行為螺旋式發展。歐陽桃花[21]等以航天DFH衛星公司為例，構建了航天復雜產品創新生態系統，認為其創新主體由核心企業、供應商、科研單位三方構成；張笑楠[22]從創新群落視角構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模型，包括戰略決策、研發應用和服務協調等3大種群?；谇叭搜芯?，構建文中的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生態系統，即認為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創新由企業、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主體共同實現，如圖1所示。

文中認為創新主體關系是指創新生態系統內的創新主體與核心企業之間的聯系，即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從設計到銷售，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決定了企業創新效率的高低。如圖1所示，技術創新活動不僅受到核心企業自身的影響，還受到同類企業、供應商、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構成的外部環境的影響。Teece[23]強調創新能力是決定企業發展最為關鍵的動態能力，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有利于企業改變競爭格局。

1）R&D人員和資本投入。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創新在經濟增長模型中內生化，認為R&D投入決定技術進步增長。Cohen和Levinthal[24]在論述吸收能力時，指出企業自身研發經費投入有利于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和吸收外部知識的能力。2）企業與政府聯結關系。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企業的創新活動不僅與自身研發投入有關，還與生態系統中其他創新主體密切相關。王博雅[25]等發現政府資金在企業R&D鏈條中的效率由高到低依次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政府資助對企業技術創新有促進作用[26]，同時會刺激企業研發支出[27]。3）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聯結關系。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之間通過委托研發和項目合作建立關系，基于吸收能力理論，高校和科研機構擁有大量研發人員和知識儲備，合作有利于企業獲取、吸收、轉化和應用外部知識[28]。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發活動又具有較強的外部性[29]，對企業新產品創新具有溢出效應[30]。4）參與強度。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技術創新范式由“三螺旋”向“四螺旋”轉變，技術創新由政府、企業、大學院所和用戶共同完成，體現為產學研用“共生”式發展[2]。上游組件供應商的技術創新會直接影響下游企業的生產制造過程[20]，航空原材料或組件的創新可能直接影響核心企業的生產技術和流程。5）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是熊彼特（1942）創新假設中的重要變量，他認為大的規模和壟斷的市場更有利于企業創新。產業組織學認為適當的壟斷地位有利于企業創新；完全競爭市場中，創新成果極易被模仿，如果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企業可能喪失技術創新動力。白俊紅[14]發現高技術產業的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對創新效率均有正向影響；朱有為、徐康寧[5]發現高技術產業的市場結構與創新效率正相關。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具有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特征，行業進入門檻很高，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更具有開展技術創新的條件。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及模型測量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有參數方法和非參數方法，前者以隨機前沿（SFA）為代表，后者以數據包絡分析（DEA）為代表。隨機前沿模型使得前沿面本身是隨機的，并將實際生產單元與前沿面的偏差分解成隨機誤差項和技術無效率項，對于跨期面板數據來說，其測量結果更接近于現實。DEA設定了確定邊界，且不考慮測量誤差的影響，可能會使測算結果產生偏差。由于文中要研究相關因素對技術效率的影響，所以選擇隨機前沿模型更為合適。隨機前沿函數最先由Aigner等（1977）、Meeusen等（1977）提出，隨后Battese和Coelli[31]對模型進行了改進，使得模型不僅可以測量個體的技術效率，還能綜合相關影響因素，提高了模型的適用性和靈活性。借鑒后者的模型，從創新主體關系出發，構建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技術效率和影響因素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第一步，建立對數型C-D函數隨機前沿模型。

其中Yit為區域i在時期t的新產品銷售收入；Lit和Kit分別為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β1和β2為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vit和ui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和技術無效率項。第二步，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構建技術無效率函數。

其中G為企業與政府聯結強度；C為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的聯結強度；P為創新生態系統中核心企業外的主體參與技術創新的強度，包括供應商、政府、高校及科研機構等；Sc為企業規模；St為市場結構；εit為隨機擾動項。2.2 變量設計基于以往文獻研究，文中選取以下指標衡量創新投入和產出。

1）創新產出。一般采用2個指標：新產品銷售收入和專利申請數。新產品銷售收入衡量新技術轉化后的商業價值，是直接衡量創新產出的重要指標。專利申請數也能反映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是陳勁[32]等在修正技術創新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時指出專利數據并不適合作為衡量創新產出的指標。技術創新本質上是技術與經濟結合的活動，其關鍵在于商業化并發揮經濟效益。因此，文中選取新產品銷售收入（Y）作為衡量創新產出指標。2）創新投入。主要包括資本和勞動。勞動投入指標選取R&D人員全時當量（L），相應的選取R&D經費支出（K）作為資本投入指標。文中主要考慮以下幾個影響因素：企業與政府聯結關系、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聯結關系、參與強度、企業規模、市場結構等（見表1）。

2.3 數據來源

文中數據取自《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該年鑒詳細記錄了各省份航空類企業的數量、新產品銷售收入、研發經費支出及資金來源、研發人員等數據信息。福建、廣西、甘肅、山西、重慶和吉林等省數據缺失嚴重，故剔除；天津、安徽、山東、廣東、湖南和浙江等省缺失部分數據，采用均值替代法和多重替代法進行替換。

3 結果分析

3.1 模型結果分析運用Frontier 4.1程序對上述模型進行定量估計，參數估計值見表2（不考慮影響因素）和表3（考慮影響因素），技術效率估計值見表4.

不考慮影響因素情況下，γ值分別為0.551，0.501和0.524，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考慮影響因素情況下，γ值分別為0.792，0.828和0.818，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技術創新過程存在明顯的技術非效率，進一步說明文中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是合適的，不能使用OLS估計。表2中，考慮不同時滯年限的技術效率均值分別為0.500，0.484和0.461，說明該產業創新效率偏低，至少還有50%的改善空間。

模型4～6中，β0和β2的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的顯著性檢驗，不同時滯年限情況下，研發經費投入的產出彈性依次為0.709，0.676和0.597，說明R&D經費投入對創新效率有顯著正向影響。β1的值分別為0.038，-0.132和-0.154，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無時滯情況下，研發人員投入對創新效率的影響為正；有時滯情況下，該影響為負。原因可能是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技術復雜，現有研發人員技術儲備不足，技術創新能力較低，簡單的增加人員數量無法提高創新績效。

模型1～6中，研發人員和經費彈性系數之和均小于1，說明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技術研發活動尚未達到規模效應；研發經費投入比研發人員投入彈性系數大，說明R&D經費投入對技術創新的貢獻大，R&D人員投入貢獻小且不顯著。

文中計算了不同時滯年限下各省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均值（見表4），綜合來看，陜西、江蘇、遼寧和四川等省的創新效率相對較高，平均值在0.66以上，其中陜西創新效率最高，達0.8左右。陜西為何會擁有高的創新效率？一是與省內大型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企業數量和規模有關。陜西擁有西安飛機工業集團、陜西飛機工業集團、閻良航空產業基地以及一系列中小型飛機制造企業，如宏遠鍛造集團、三角防務公司等。二是與研發人員[33]、經費投入有關。從歷年全國航空制造總研發經費來看，陜西約占1/5左右。根據上一部分的計算結果，研發經費投入對創新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因此，陜西省的創新效率更高。

3.2 影響因素分析考慮影響因素情況下，文中對所有效率值進行了分類整理，得出各年的綜合分布情況及動態發展趨勢（如圖2）。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在2009—2015年期間呈緩慢上升趨勢。無時滯情況下，創新效率在2015年達到最高為0.614，其他各階段的效率值均在0.6以下。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效率不僅受到人員和經費投入的影響，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1）企業與政府聯結強度。模型4和模型6的結果中，企業與政府聯結強度系數分別為0.711和1.833，模型6的結果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政府資助對創新效率的作用為負，即政府對企業技術研發活動的支持力度越大，反而會降低企業創新效率。模型5中，δ1值為-0.289，未通過檢驗，說明政府資助對企業創新效率無顯著正向影響。 在企業調研中發現，地方政府對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企業的資助主要針對民用技術研發，用于購買新設備。企業技術創新活動則主要集中于軍用技術，因為軍用技術要求高，國家在軍用產品技術研發上投入的項目和經費更多，積極參與此類創新活動，能使企業緊跟技術潮流，帶來豐厚利潤。企業未合理地將政府資金用于技術創新活動，是導致政府資助對企業創新產生負向影響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企業技術創新項目不由政府決定，某些創新活動即使沒有政府資助，企業自身也會開展，政府過多地為企業提供資助反而會抬高企業的研發成本[34]，帶來負的結果。

2）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聯結強度。模型4中，δ2值為3.576，且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的聯結關系對技術創新產生顯著負向作用。模型5和模型6中，δ2值分別為3.013和0.913，且未通過檢驗，說明考慮滯后期時，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的聯結關系對創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可能會變弱。上述結果表明，企業對高校和科研機構投入資金越多，創新效率反而越低。這是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側重基礎性理論研究，不重視研究成果是否能夠轉化，其衡量一個項目成果時更關注專利、論文和專著的數量，而非技術轉化后的商業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企業的初衷相違背。有研究表明，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合作會促進科研機構的創新效率[35]，但與高校和科研機構不同的是企業更看重技術創新的商業價值。如果高校和科研機構創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轉化，勢必造成企業研發資金浪費，導致創新效率降低。

3）參與強度。模型4中，δ3的值為-1.561，但未通過檢驗，說明不考慮滯后期時，核心企業外的主體的參與對創新效率無顯著促進作用。模型5和模型6中，δ3的值分別為0.728和2.094，且模型6的結果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滯后2年時，參與強度對創新效率有顯著抑制作用[36]。這似乎與正常邏輯相矛盾，但也說明了現實問題：創新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分配不均衡。假設一個創新生態系統中的資源是一定的，如果其他主體占用的資源過多，而資源共享又不夠及時，就會削弱核心企業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從（2）的結果來看，企業與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聯結關系對創新效率均有抑制作用，這也是參與強度會抑制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的原因之一。再者，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高校和科研機構追求知識產出，各創新主體目標不一致，也會導致核心企業外的主體參與程度越高對創新效率抑制程度越大。4）企業規模。模型4～模型6中，企業規模的系數均為-0.000 1，且全部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0%及以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規模對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企業規模越大，其創新效率越高。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具有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特征，行業進入門檻很高，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更具有開展技術創新的條件。5）市場結構。模型4～模型6中，市場結構系數分別為-0.041，-0.036和-0.067，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市場結構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一個區域內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企業的數量越多，企業間的競爭和合作相應就會增加，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不斷進行創新，提高創新效率。但是，同類企業數量越多、地理位置越鄰近，其對創新資源的瓜分就越嚴重，在創新資源總體不足的情況下，企業的創新效率就會被拉低，導致市場結構對企業創新效率未產生明顯促進作用。

4 結 語

研究結果顯示：2009—2015年期間，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創新效率緩慢上升，各地區效率值差異較大，總體效率均值偏低，約為0.468.R&D經費投入對創新效率有正向影響，而R&D人員投入卻無明顯影響；企業與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聯結關系對創新效率產生負向影響，核心企業外的其他主體的參與也會抑制創新效率；企業規模對技術效率有顯著促進作用，市場結構的促進作用不顯著。主要問題在于：企業與各創新主體的聯結關系不友好；企業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目標不一致；整個創新生態系統內資源分配不均衡；政府在其投資過程中缺乏針對性，且對企業創新資源使用情況監督不到位。

1）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的創新活動必須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一方面，要合理利用政府資金，加大自身研發投入；吸引和選拔高素質研發人才，建立軍民成果雙向轉化“人才池”；同時，擴大企業規模，推動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另一方面，要規范與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關系，凡高?；蚩蒲性核难邪l成果可轉化者，企業可對其進行獎勵，促進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發目標與企業保持一致，逐步實現研發重心由增加投入和擴大規模向提高質量和強化科研成果商業化轉變。

2）政府必須制定合理指標和具體制度對企業進行考核和管理，確定可資助企業條件和合理資助金額，保證資金使用效率。首先，加快產業鏈配套速度，實現補助方式由“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模式轉變，為企業塑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其次，制定具體的獎勵政策，鼓勵企業轉化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成果，對成功實現高?；蚩蒲性核某晒虡I化者，按照不同難度等級，給予獎勵；另外，制定合理的資源分配政策，在照顧中小企業成長過程的同時，重視龍頭企業及大型企業對整個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協調配置區域內所有創新資源，積極發揮引導、協調和監管作用，維護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的良好秩序，提升區域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能力。

3）高校與科研機構需調整固化的考核制度，適當弱化對論文、專利、專著的重視程度，引導科研人員將關注點轉向科研成果可轉化性和知識的商業價值，充分發揮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人才資源優勢，促進產學研良好合作關系的形成，為提升整個區域的創新能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