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貫古今 底蘊厚重
——新修《宿遷市宿豫志》讀后

◎陳 凱

新修《宿遷市宿豫志》歷時八年，終于出版。面對這樣一部皇皇巨冊，令人不由驚嘆編纂者的辛苦不同尋常，內心不禁生起一股由衷敬佩之情。出于對文獻的敬畏，筆者不敢奢談志書評論，僅以閱讀這部志書的一些粗淺感受和不成熟想法見呈，希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有益啟示。

一

《宿豫志》是一部通貫古今的地方志書，其精要在于一個“通”字。從遠古文化發展而來，一路走到21世紀，數千年的時空發展跨度、社會歷史文化的沉積，不僅造就了宿豫燦爛的城市文明，更加在其歷史上展現了時空滄桑的痕跡。由此通過編纂者們的辛勤工作，在這部志書中得以凝聚升華，不僅使我們震撼于其不同尋常的篇幅，而且在閱讀志書內容的過程中，通過對不同專題部類以及歷史文化史實在縱橫維度上的把握，對于其時空演變歷程及其歷史特征有了較好的理解。當然一方面是這部志書中飽含古今通貫的歷史精神與編纂理念，另者不得不歸因于主編對于這部新修志書編纂的性質定位與規劃布局之深遠，換言之，就是得益于編纂志書最初的“通識”立意。

言及于此，就不得不涉及第二輪志書編修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到底是斷代續修還是通貫創修，這是方志學界一直有所爭論的問題。從近二十年來的修志實踐來看，能修“通志”、敢修“通志”的，畢竟在少數，因為這不僅需要投入巨大的時間和工作精力，更因為通貫編修對于主編及修志團隊人員的各項綜合業務素質要求更高。新修《宿豫志》在通篇敘述中，時刻都注意貫穿“通識”理念，不僅敘述地方歷史大事有原有本、本末兼備，而且在敘述專題部類、社會現象等橫向門類的時候，注意到能夠梳理出時空發展的線索，縱橫交織，令人對其由來和演變有了更好的把握。對于這方面的閱讀體會，在讀了第9編《水利》、第22編《社會運動與變革》、第25編《治安司法》等專題性較強的橫向門類之后，就會深刻感到，假如就事論事地講這些門類的具體知識與現象變化，而不去梳理其時空演變的線索，達到縱橫維度的通貫，那么要想很好地把握領會這些內容無疑是有難度的。

新修《宿豫志》的特色與成功之處，首先在于能夠在編纂工作中貫穿這種“通識”的歷史編纂理念，接續了方志發展史的優良傳統。這部通志的精神，需要通過外在的客觀形式展現出來，方能體現其通貫古今的氣魄與縱橫兼通的大格局。因此志書編纂者在對于新修《宿豫志》的框架設計上也是頗費心力的，這也是“通識”修志理念最為直接的展現。我們通過分析這部志書的編纂構架，就可以更為清晰深刻地體會到這部通志的不凡之處。這部志書卷首為史略和大事記，卷末有附錄、編纂始末、索引、參考文獻等內容，其基本框架結構，以“編”統“章”，以“章”駕馭“節”“目”，綱舉目張，框架內在邏輯體系嚴密。例如第8編《城鄉建設》，分為城市規劃、城區建設、村鎮建設、城市管理4章進行專題敘述，且各章之間的關系，層層遞進，由宏觀的城市規劃出發，視角逐漸下移至中觀程度的城區建設與微觀層面的村鎮建設，三位一體，有著“具體而微”的動態展示和多維考察，然后再進而上升到城市管理的層面進行綜述，體現城市現代化管理對于城鄉建設規劃的要求。邏輯理路嚴密，層級較為分明，看似不經意地臚列展現，實則有編纂者深刻的理論思考與宏觀把握。再看第29編《文化》，這也是志書中編寫得較為成功、具有鮮明特色的綜合部類，首先闡述報刊、新聞、廣播、電影、電視等媒體媒介形式，因為這是文化保存與傳播的有力載體，是為物質基礎；其次，文化的傳播與發展離不開專業部門的指導和工作實踐，因此第3章系統概述文化單位，包括文化館、圖書館、檔案館、表演團體等具體文化機構，介紹其發展沿革與職能所在，在此基礎上撰述第4章《文藝演出》，將不同文化單位部門的具體職能與文化活動分類進行了概述；第三，分為地方文藝、文學藝術創作、文化市場管理、地方志、檔案各章，對宿豫區地方文化的實態進行了細致敘述，不僅有靜態的檔案、方志，更有動態的文藝形式與文學藝術創作，而以文化市場管理這一章居中駕馭，統合協調地方文化各種形式的管理調度，動靜結合、縱橫交織，將地方文化從不同視角和層面進行了分類詳析。這種寫法較之平淡乏味的橫平鋪敘，將各色文藝形式、文體機構及其職能等內容概述介紹，無疑顯得更為高明。

更值得稱贊的是，這部志書的編纂者，為了突顯地方特色所在，將本屬文化編的“文化遺存”單獨提出、升格立編，進行重點敘述介紹。不僅有傳統的古代物質文化遺存，而且還用較大的篇幅詳述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對這些生動鮮活的民間工藝、技術、傳說、故事，以及待開發的非遺文化的細致挖掘，相信這些內容對于有志提升地方文化水準、挖掘文化創意產業潛力的人來說，是一筆無形的精神資產，很好地展現了新修方志資治、利世的效用，這也是編纂者們對于地方歷史文化的熱愛、用心之良苦所致。

再看體例與體裁。要領會這部志書編纂者對于框架層級設計的用意，必須很好地吃透編修志書的凡例，因為這是志書編纂設計的大綱與全書靈魂之所系，是編纂這部志書的藍圖。這部志書對于發凡起例所下的工夫實在令人欽佩，看得出這不是敷衍文章了事，而是編纂者們條分縷析、字句斟酌的產物，貫穿了濃厚的研究精神，從頂層設計上保證了這部志書的質量水準。這部志書的凡例部分，分為通例（即總則）、分例、特例、行文例4個部分，除了通例與行文例更多地屬于編纂技術規范要求與基本編纂原則理念之外，其分例與特例的確定，尤其能夠突顯這部志書的鮮明特色。例如在特例中說道：“本志為反映地方特色，除設立政區地名、資源特產、文化遺存、著述、方言、人物等編外，把具有地方特色的古黃河、中運河、駱馬湖升格為兩河一湖編。把域內所特有的石英砂——玻璃制造業升格為玻璃工業編。為突出蠶桑生產，在農業編中單設蠶桑業章。為凸顯宿北大戰在解放戰爭中的地位，軍事編中設宿北大戰章。為突出楊樹生產，在農業編林業章中單設楊樹產業節?！痹谥緯目蚣茉O計中確實將這些凡例原則逐一落實，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又如關于人物傳記與生平情況的記載，本志“分傳略、簡介、表錄三個記錄層次……在專志各編中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辦法記載相關人物?！睂τ谌宋锏挠涊d，應當視其重要性與相關聯程度，在記載層級與體裁上有所區別，除了本地區的歷史文化名人要專門立傳予以記述流傳，在專志各編（例如文化遺存）必然會零星涉及甚至部分重復此前提到的人物，那么究竟是照搬照抄，還是進行一定的簡化處理，這就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斟酌損益。志書編纂者所采用的“專志各編中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辦法記載相關人物”的辦法，借鑒了傳統史學書寫中的“互見”“參見”筆法，并做了一定的改進，同時又能較好地利用表譜形式，將相對次要且內容煩冗的人物傳記信息予以簡化處理。這樣經過表譜化的人物傳記材料，在閱讀和檢索利用上反而更加便利，同時有助于突出重要人物的傳記資料價值。通過利用不同體裁的剪輯，將地方志書中篇幅體量最為浩繁的歷代人物傳記進行了分類處理與簡化包裝，區分其重要性與關聯程度，不僅如實反映歷史，而且對于讀者利用資料、閱讀志文都有較好的引導作用。

從新修《宿豫志》的編纂體裁來看，與通志編修的理念相互配合適應，綜合運用志、傳、述、圖、表、錄、附等體裁，“設地圖三十幅，附記專記六十四篇，表七百三十一張，圖約四百張”，真正做到了諸體并用、圖文并茂。這些體裁的運用，當得與修志凡例與編纂理念緊密配合，同時要充分考慮和預計這些體裁的運用對于閱讀利用志書所產生的積極效應。例如就圖、表而論，不僅起到簡潔顯明的作用，使得在利用檢索志文內容的時候一目了然，而且對于某些過于專門或難以用語言精確表述的記述對象，用一幅圖表就能非常生動地說明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看，圖表所起到的重要價值，絲毫不下于編纂者的字斟句酌，確實是各顯其長。

以上從這部志書“通貫古今”的特點出發進行分析論述，認為編纂志書的理念、編纂構架、發凡起例、體裁運用等不同模塊的有機組合，在編纂者通識理念的引領下，充分發揮各自作用，展現志書的地方特色與編纂優點所在。當然這些作用與目的之實現，都要有一個非常實在且“厚重”的物質基礎，即志書之內容本體。脫離這個最重要的基礎，不在這方面下深刻的工夫，一切再完美的方案構思，無異于天馬行空、紙上談兵。新修《宿豫志》的編纂者正是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一開始就認真地抓志書文本的質量。在修志過程中，“盡量吸收前人的修志成果”（志書凡例之通例），同時以“人文立志”為基本理念，遵循“明古詳今”的原則，著力加大志書人文、社會方面內容的記載，重點突顯其地方人文特色。這些經驗確實值得方志界相關同仁以及正在進行新修志書編寫的各地方志工作者認真學習借鑒。

二

“厚重”，是筆者在閱讀之后的最大感受。當然這并非僅僅是感慨志書的體量與規模龐大及文字篇幅厚重，形式上的厚重感，而是來自于其內在的積淀，濃縮、凝聚時空的歷史厚重感。

新修《宿豫志》的底蘊厚重，在形式上表現為文明底蘊之厚重，換言之，就是這部志書以豐富的地方文獻資料作為撰述的基礎，并且能夠綜合運用各種修志體裁，在編纂志書體例綱要的指導引領下，多維地通過文獻資料價值的展現與發掘，生動地展現了宿豫地區數千年城市發展演進過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積累的厚重。前面我們已經講過，這部志書給予我們在視覺上和精神上的震撼，首先是濃縮、凝聚時空的歷史厚重感，而這種震撼和驚嘆，就是深深地蘊藏在志書浩博廣大的資料之海當中。當然這種志書文獻之浩博，并非刻意地掉書袋或者獺祭史料，而是本著“明古詳今”的原則，遵循史料文獻批判考證的基本研究方法，將得到印證的、符合編纂原則的地方文獻資料，積極吸收到志書編纂中，從而使得這些本來在類型、性質、甚至職能功用上全然不盡相同的原始材料，能夠有機地組合在一起，發揮存史、證史、探史的功用。

新修《宿豫志》的底蘊厚重，在內容上表現為文獻底蘊之厚重。文獻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載體，也是文明演進歷程的重要承載與見證，志書在這一方面的特征，同時也是第一點“文明底蘊厚重”的重要物質基礎。相對于浙東、姑蘇等素來號稱文獻之邦、文獻名邑的地區或城市而言，宿豫在學術史或文獻發展史上的地位或許有所遜色，但是我們在這里指出的，這部新修志書所具備的文獻底蘊之厚重，不僅表現為這部志書編纂所采用的多方面綜合性的地方文獻與檔案史料，使得全書的規模與體量給人以厚重扎實之感覺，而且表現為在加工處理材料、審訂查考資料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對于文獻的“敬畏”態度，以及具備工匠精神特質、勤于征文考獻的審慎的工作理念。通觀整部志書，所運用的原始檔案文獻的類型頗為豐富，不僅有相關職能機構的專門統計數據資料，還有口述訪談與回憶性文字整理內容，不少內容因其來源的唯一性和獨特性顯得分外珍貴。例如第22編《社會運動與變革》之《社會運動》一章，記述當年“整風整社”運動的實際情況時，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細節，補充豐富史料認知，在所附材料中，整理征引了宿豫區檔案館所藏〔1960〕154卷宗內容，以古城公社王莊大隊“五風”情況調查的詳盡案例進行說明，為人們了解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印證。

這部志書在編纂過程中，大量且充分地利用了難得一見的地方檔案文獻，以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和數據信息，再現了當年的歷史真實。這些材料是難得一見的，以其數據詳盡可靠、內容豐富見長，是研究中國當代史、社會學的重要史料數據基礎。同時，在運用口述訪談資料方面，充分發揮地域優勢，對于各輯《宿遷文史資料》、《宿遷名人錄》等地方人物傳記文獻進行了較好地吸收與占有，從中整理挖掘重要的回憶與訪談文字，與史實、數據相印證，豐富對于歷史事件或制度措施的認知。在志書終審驗收階段，對于已經比較成熟的第22編《社會運動與變革》之《“文化大革命”》一章的內容，編纂者又邀請“文革”中兩派代表人物進行座談，吸收雙方合理意見和建議，增加“軍管”一節。這種征文考獻的工作態度，補充相關章節的口述訪談與回憶資料，增強了對于歷史問題認識的準確性，同時也及時補充和搶救了珍貴的地方政治運動史料。

第三，學術底蘊之厚重。這部志書并非是簡單的文獻資料堆砌。對于資料的取舍考訂，本身是編纂志書必備的業務環節，同時也是保證志書文獻價值與學術水準的最基本的關口。然而一部志書能否成為傳世之作，能否經得起相關領域研究者以學術批判的眼光進行審視與考察，其中所記載收錄的文獻資料是否經得起考證，能否真正為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最新的資料，這些都要取決于志書編纂工作中是否貫穿了學術研究的理性精神。換言之就是要看這部志書是不是按照學術研究規范進行編纂的，是不是充分吸收了學術研究的相關成果以及理論主張，并積極轉化為志書編纂的基本理念?？v觀我國的方志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特征，宋元方志的學術價值普遍較高，往往為后來學者所稱贊。之所以有如此的現象，是因為當時很多有名的學者積極參與地方志書的編纂，將學術理念貫穿于具體的編纂活動中，特別是一些文史兼長的學者參與志書編纂，不僅提升文本的可讀性與文學審美水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重點從傳統史學編纂體例出發，遵循史書編纂的義法，以此高標準來對待志書的編修，按這樣嚴格的標準來打磨志書，方能造就不朽的名山著作。反過來看，到明清時期，官修志書普遍虛應故事，雖然各級政府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投入，也聘任博聞大雅之學者編纂志書，但因為主政者多是因循舊章，不能與實際主事的學者積極配合，因此編纂出來的志書普遍存在資料堆砌、考訂不精、義例不嚴等弊病，較之宋元名志的傳統愈加遙遠不可及。我們通過這樣的比較，才能深刻認識到胡喬木同志所說修志“是做學問”論斷的正確所在。

當今學術界對于各種資料文獻的批判審視眼光愈趨嚴格，特別對于資料性文獻著作尤其如此，因此新修志書要在著作之林站穩一席之地，其生命線固然是在志書的質量——文獻資料價值上，但是本質仍在其是否具有學術性、是否符合學術規范。一言以蔽之，學術性是真正衡量新修志書水準的唯一尺度。新修志書的編纂工作，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區具體的業務實踐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不僅需要積極吸收占有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同時必須引入學者修志、指導志書編纂的機制，從專業學術的高度保證志書的生命線，有效提升其文獻價值。值得肯定的是，在這一方面，新修《宿豫志》編纂團隊，通過各種途徑積極吸納學術因素，從而提升了志書的學術水準，這才是這部志書獲得好價的最根本因由所在。

新修《宿豫志》在編纂工作啟動伊始，就聘請著名歷史學家、方志學家倉修良教授為顧問，指導志書的編纂工作。倉先生以史學理論研究的深厚功力探索方志學，出版多部著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不僅對于方志發展史的研究有著深刻的造詣，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積極參與修志與評志的實踐活動，將理論研究與修志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對于新方志編纂學有著自己獨到的思考和系統的理論主張。對于第二輪志書編纂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反思，倉先生近年來通過撰寫論著和指導修志等具體形式，通過不同途徑鮮明地展現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其中較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提倡編修通志、藝文志必不可少、志書在內容記載上要注意突出重點和反映特色、對于“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影響要如實記述等等。在編纂《宿豫志》過程中，倉先生多次蒞臨指導修志活動，解答疑難，通過志書編纂者的虛心學習和不懈努力，最終能夠較好地在新修志書中落實這些學術觀點，并以此為指南，用以建構志書框架以及決定相關篇目的資料取舍。例如在修志工作啟動不久，主編就想創修通志，這個理念正是得到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理論指導，并最終得以付諸行動，因此這部通志的編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倉先生關于新方志編纂學的重要理論實踐成果。此外，志書在卷上史略部分，用了將近1/4的篇幅記述20世紀50年代以來至“文革”結束的歷史，真實且客觀地記載歷史事實，再現當年的真相。不僅如此，為了記載和保存更多的珍貴史料，起到存一方之史、以歷史為鑒的功效，志書編纂者在第23編《社會運動與變革》中，不僅設立專節記述“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整風和“反右”、大躍進、整風整社等重要內容，而且設立專章，以稀見的史料和詳盡的敘述再現當年宿豫地區所遭受的“文革”動亂，令人印象頗為深刻。至于編纂者在凡例中所說的反映地方特色、突顯人文色彩等觀點，更是與倉先生一貫的學術主張不謀而合。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志書的編纂團隊，不僅有專業修志人員，還有一些專業部門工作者和高校專業教師參與其中。因此我們認為，這部新修《宿豫志》是“學者修志”的產物，其經驗必將對今后各地編纂新志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

總體來說，這部新修《宿豫志》不僅在時空斷限和資料記載上做到了通貫古今、縱橫交織，而且從其文獻價值、內在底蘊來看，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其所蘊含的豐富文獻資料和數據信息，必將成為相關社會科學研究者今后在具體問題的探索中值得去重視的有益參考。對“學者參與修志”工作模式較好的探索，編纂規劃理念與工作流程，都值得方志界吸收借鑒。不可否認的是，志書中仍存在著一些小問題，有必要從學術批評的角度“從嚴而論”，目的是希望能夠精益求精。茲稍舉所見問題數則：例如志書上卷《史略》的導言部分（第2頁）第一行，引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泗水》的相關史料，按正確的文獻著錄格式當作“《水經·泗水注》”，這是歷史地理學科的通行規范。又，該段文字中提到東晉《疆域志》：“安帝義熙元年置宿預郡，治宿預縣?！睓z索相關古籍文獻目錄，東晉時期并無所謂“《疆域志》”一書，就所引材料來看，乃是出于清代中葉著名學者洪亮吉所撰《東晉疆域志》四卷，這才是正確的文獻出處與名目稱謂。此外，在卷中第31編之著作章，著錄楊鴻年先生《漢魏制度叢考》等著作，其中“《唐兵制考雜》”名目有誤，當作“《唐兵制雜志》”。這些瑣碎內容固然無關宏旨，但為了志書的嚴謹可靠性，希望能引起重視，在今后的再版或續修中及時改正錯誤。

最后想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志界同仁。第一，考慮到這部志書的體量太過于龐大，對于一般讀者來說，不管是檢索資料或者是專題閱讀瀏覽，都有相當的難度，有關部門是否能考慮在此基礎上刪繁就簡，編寫一個地情讀本，就相當于是這部志書的簡編版，以十幾萬字這樣的篇幅，綜合記述宿豫區的古往今來。晚清時期各地受愛國主義思潮的影響，借鑒國外教科書體例，以舊方志為基礎，編纂了大量的鄉土志（鄉土教科書），開啟了近代鄉土教育的先聲，這一做法至今仍有其積極借鑒意義。第二，在當前大數據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開發利用志書所蘊含的信息資源，以提高志書的文獻利用率和知識信息轉化程度，從技術手段來講，可以嘗試開發線上資源平臺，重視讀志用志者的需求，積極引導讀者用戶，整合地方文獻信息資源，從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這些厚重的地方文獻。第三，對于志書中的方言、風俗、非遺等篇目門類的記載，除了詳盡的文字敘述、精美的照片插圖，是否可以用相關技術手段，將這些鮮活靈動的方言發音、風土民俗、非遺技藝等內容進行數字化和信息化，從而更好地保存這些珍貴的鄉土文化記憶。值得慶幸的是，目前方志界已經在積極開展“影像方志”的編纂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其實質就是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來保存這些社會文化記憶。今天我們編修新方志的工作，需要跨學科（尤其要重視信息資源管理的大學科專業背景）借鑒思路、拓展視野，提倡多學科成果運用，最終落實到如何有效開發利用地方文獻信息資源、提升知識信息轉化程度和數字化水平。這或許將成為未來編修志書工作的一個必然發展趨勢。

附記：在寫作過程中，惠蒙著名歷史學家倉修良教授指導，在此謹申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