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

孫 建 華

?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

孫 建 華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西安 710119）

漢語方言名詞小稱變音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卷舌、非卷舌、鼻尾、鼻化、變調、卷舌＋變調、非卷舌＋變調、鼻尾＋變調、鼻化＋變調共計9種，這些類型在全國形成了四種對立的地理分布類型，與此對應的主要有兩種地理分布模式：一是山西晉語和吳徽語呈現出的“遠隔分布”，二是東南方言南北兩端呈現出的雙重“遠隔分布”。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模式隱含了其歷史演變的過程。

小稱變音；讀音類型；地理分布；演變

一、 漢語方言的小稱和小稱形式

（一）小稱、小稱形式、本文的討論對象

關于小稱，學者們已做過不少討論和界定。示愛表小是任何語言都要的、都有的，（朱曉農2004）這是小稱產生的人類心理共性基礎。Spencer（1991：197）指出，世界上很多語言都有廣泛使用的、高度能產的小稱標記（轉引自石毓智2005）。小稱的基本功能是“指小表愛”，具有強烈、鮮明的感情色彩，需要相應的語言形式作為標記。（曹志耘2001A）通常認為小稱主要指名詞表小指愛，但也有人認為某些形容詞表喜愛義，某些動詞表示動作短暫，某些量詞表示量少，所以小稱應該包括這四類詞（沈明2003）。石毓智（2005）認為，“小稱”并不是一個單純表小的問題。小稱又會發展出其他各種各樣的功能，詞類也不再限于名詞。實際上，有的漢語方言的小稱形式表示輕蔑的感情色彩，有時還可用來表示詼諧幽默，例如陽新三溪話（何天貞1982）。

小稱功能可通過詞匯手段（構詞）和形態變化（構形）來實現，從構詞對小稱形式進行分類重點參照其詞匯結構特征，從構形對小稱形式分類重點參照其語音形式特征。實際分類通常二者兼顧。例如，沈明（2003）總結了漢語方言常見的四種表示小稱的基本方式：①重疊；②兒尾或兒化；③子尾（常見的寫法有“子”、“仔”、“崽”等）；④小稱變音。前3種主要就詞匯結構而言，第④種主要就語音形式特征而言。若往細里分，第②種有自成音節的兒尾和兒化韻兩種情形，實際是兩種語音表現形式，第③種有自成音節的子尾和子變韻（“子”尾融入前一語素的音節使其韻母發生變化）兩種情形，也是兩種不同的語音表現形式。這樣，第②種的兒尾和第③種的子尾屬于派生構詞，第①種重疊屬于復合構詞，都是詞匯手段；第②種的兒化韻和第③種的子變韻屬于變韻，它們和第④種小稱變音都屬于形態變化。（就語音形式特征而言，兒化韻和子變韻都是變韻，應歸入第④種小稱變音。下文將依照《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第053圖對小稱變音分類的原則，把兒化韻和子變韻歸入小稱變音的“變韻”一類。）

除以上四種基本方式外，漢語方言里還有其它表示小稱的方式，例如，加“小”或表“小”義的語素，如關中方言的“碎”①：碎桌子小桌子|碎單子小床單；加前綴，如晉語的“圪”“忽”“不”“撲”“卜”：圪凹微陷處|忽片片|撲穗穗兒|不籃稍小的籃子|不簍稍小的簍子（上山西太原，據沈明2003）|卜臍|卜鬏（上榆林神木，據邢向東2002：274）；加“兒”“子”之外的其它形式的后綴，如陜西關中方言的“娃”：狗娃小狗、雞娃小雞、羊娃小羊②，桃源方言的“兒嘚”“嘚”：牛兒嘚小牛|火星嘚火星兒（上引自周婷2016），等。

綜上，漢語方言名詞小稱形式根據表達手段分為構詞和構形兩個層面，其中構詞手段主要有：①重疊；②加“小”或表“小”義的語素；③加前綴（如晉語的“圪”“忽”“不”“撲”“卜”，等）；④加自成音節的后綴或準后綴（“兒”“子”最常見，另有其它形式，如陜西關中方言的“娃”，桃源方言的“兒嘚”“嘚”，等）。③構形手段指通過形態變化表小稱，或叫“小稱變音”，是本文著重討論的對象。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曹志耘2008）第053圖（下簡稱053圖）反映全國930個漢語方言點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及其地理分布，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本文通過分析053圖，觀察漢語方言名詞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并結合其地理分布和其它公開發表的文獻對小稱變音的歷史演變進行探討。

（二）漢語方言名詞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

053圖反映了漢語方言名詞小稱變音的五種基本形式：卷舌、非卷舌、鼻尾、鼻化、變調，如下表1。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基本形式④表1

小稱變音變韻①卷舌元音加卷舌動作，例如北京：花兒xua55→xuar55 ②非卷舌指不帶卷舌動作的元音變化，例如洛陽：蓋兒k??31→k??31 ③鼻尾指元音加[-m][-n][-?]等鼻音尾，例如浙江平陽：孫兒s?44→s??44 ④鼻化指元音鼻化，例如浙江臨海：伯兒p??5→pa?453 ⑤變調指通過變調表小稱，例如浙江永康：鞋兒iɑ33→iɑ324

上表的⑤個小類是小稱變音的五種基本形式，稱作“單一型”。除此之外，有的漢語方言用兩種基本形式疊加表示小稱，稱作“混合型”。綜合在一起得到漢語方言名詞小稱變音的主要讀音類型，如下表2。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 表2

小稱變音單一型變韻卷舌、非卷舌、卷舌～非卷舌 鼻尾、鼻化、鼻尾～鼻化、鼻化～卷舌 變調 混合型變韻＋變調卷舌＋變調、非卷舌＋變調 鼻尾＋變調、鼻化＋變調、鼻尾＋變調～鼻化＋變調

說明：“～”指“或者”，“＋”指“和”。（下同）

二、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

（一）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類型

“地理分布類型”（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ype）是指方言在具體的地理空間上呈現出來的、與山川等具體的地理因素相聯系的分布特點和形狀。漢語方言主要有兩大地理分布類型“對立型”和“一致型”（曹志耘2011B）。

如圖1所示，按地理空間范圍由大及小的順序觀察，漢語方言小稱變音主要有以下幾種地理分布類型。

（1）“東南——非東南”的對立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以長江線為界出現了“東南——非東南”的對立。具體來看，非東南地區小稱變音主要為“變韻”（山西晉語稍為特殊，下專門討論），東南方言的小稱變音有“變韻＋變調”和“變調”兩種，因此，“東南——非東南”的對立主要是有無“變調”的對立。

在這一地理分布類型中，需要留意的是西南地區，西南方言小稱變音的表現與北方官話較為一致。但是綜合多個語言項目的地理表現，發現西南官話的語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大多數情況下并不固定，有時和北方官話一致，有時和東南方言一致，有時和長江中下游流域一致從而構成一種廣義的“長江線型”分布，有時又自成一類。舉《漢語方言地圖集》（曹志耘2008）的幾幅語言特征圖為例來看。如“去聲的分化”（語音卷004圖）一圖，西南官話和北方官話一致，都是去聲一分，東南方言則出現了一分、二分、三分，甚至四分、五分的情形（絕大多數是一分和二分，少數三分，極個別點四分、五分）；又如圖“府—虎非曉聲母的異同”（語音卷053圖），北方官話的古非母和曉母在今合口呼韻前不混（f≠x或f≠h），西南官話和東南方言的古非母和曉母在今合口呼韻前大多相混（相混后主要讀[f]，少數讀[x]，個別讀[?]）；再如“溪特字的聲母”（語音卷112圖）一圖，“溪”字聲母讀如“溪母：非舌根音”的地理分布從西南的川貴兩省向東延伸，貫通了整個長江流域，形成一種廣義的“長江線型”分布；“稻子指植物”（詞匯卷011圖）一圖反映普通話詞“稻子”的方言說法，以“谷”為詞根的說法集中在西南地區，既不同于東南方言（以“禾”類為主，有少量“粙”類和“稻”類），亦不同于北方官話（除了無稻子的方言點外，以“稻子”的說法為主），而是自成一類。

（2）“官話——山西晉語”的對立

我們把視域從全國縮至整個非東南地區，可以發現“官話——山西晉語”的對立。官話的小稱形式為單一型“卷舌”和“非卷舌”（“卷舌”占多數，少數為“非卷舌”，極個別為“卷舌～非卷舌”），山西晉語的小稱形式為混合型“卷舌＋變調”（大多數）和“非卷舌＋變調”（少數）?！肮僭挕轿鲿x語”的對立主要是“單一型——混合型”的對立，或者說有無變調的對立。

（3）“北部吳語——南部吳語＋徽語”的對立

長江下游沿岸及以南的浙江全境大致對應吳徽語區，這一帶漢語方言小稱形式的地理分布比較引人注目。因為從全國范圍看，這一片方言的小稱形式最為復雜多樣。由北往南端詳，可以發現“北部吳語——南部吳語＋徽語”的對立。具體表現是：①北部吳語的小稱形式以單一型“鼻尾”（圖1三角形所示）和“鼻化”（圖1箭頭所示）為主，而南部吳語和徽語的小稱形式較為多樣化，有“鼻尾”“鼻化”“變調”“鼻尾＋變調”“鼻化＋變調”共計5種，（圖1三角形、箭頭、半圓形、菱形、豎杠所示）各種形式的地理分布相互交錯。②單一型“變調”（圖1半圓形所示）集中在南部吳語區和徽語區，未見于北部吳語區。

（二）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模式及其演變

“地理分布模式”是對具體地理分布類型的進一步抽象概括（曹志耘2011B）。就全國范圍看，漢語方言小稱變音主要有兩種地理分布模式：一是山西晉語和吳徽語呈現出南北“遠隔分布”（或稱“ABA分布”）模式；二是東南方言區呈現出雙重“遠隔分布”，“遠隔分布”的北端是長江下游沿岸及以南的浙江全境（大致對應吳徽語區），南端是兩廣交界地帶，中間是呈“東北——西南”走向地理上大致相連的小稱“變調”（圖1半圓形所示）。這幾種地理分布模式隱含了不同區域方言小稱形式經歷的歷史演變過程。下面具體分析。

圖1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

說明：本圖引自曹志耘2008（《語法卷》）第053圖。原圖為彩色圖標，限于版面要求，這里改為黑白色，圖標樣式略有變化⑤。

圖2 兒名詞后綴和兒化

說明：本圖引自曹志耘2008（《語法卷》）第052圖。原圖為彩色圖標，限于版面要求，這里改為黑白色，圖標樣式略有變化。

（1）山西晉語和吳徽語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

就全國范圍看，山西晉語和吳徽語小稱形式的讀音類型呈現出“遠隔分布”，具體表現是：小稱變調同時見于山西晉語區和吳徽語區，且都出現在混合型“變韻＋變調”中。

混合型小稱形式是如何產生的？山西晉語的變調和吳徽語的變調是什么樣的關系？

就語言的經濟原則而論，小稱功能不大可能一開始就由某種混合形式來承擔，因此漢語方言混合型小稱式當是從單一型小稱式發展而來。曹志耘（2002：148-160）曾對南部吳語的小稱形式做過細致的分析，他認為南部吳語的小稱變調是一種后起形式，是在兒綴（讀為鼻音）與前一音節合音后產生的。南部吳語和山西晉語天南地北之隔，其小稱變調不大可能是異地存古。照此推測，這種平行演變應是受到了某種普遍性的語音演變規律的支配。

據羅昕如（2006），“兒”綴表小多見于吳語、晉語，部分官話方言和贛語、粵語的部分方言。我們對照查看了《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第052圖“兒名詞后綴和兒化”（如圖2），發現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的地理分布與“兒”的讀音類型的地理分布有著極強的對應關系。例如，北方官話的小稱變音以變韻“卷舌”為主，（圖1實心圓所示）對應“兒”的讀音類型——兒化“卷舌”；（圖2實心圓所示）吳徽語的小稱變音有“鼻尾”“鼻化”“鼻尾＋變調”和“鼻化＋變調”，（圖1三角形、箭頭、橫杠、菱形、豎杠、對號所示）對應“兒”的讀音類型——兒化“鼻尾”和兒化“鼻化”。（圖2三角形、箭頭、菱形、雪花、五角形所示）由此推測，山西晉語和吳徽語的小稱變調的產生與小稱“兒”尾的歷史演變有密切的關系，具體是：山西晉語的“兒”尾逐漸演變為“兒”化韻，吳徽語的“兒”尾漸由鼻尾變為鼻化，各自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分別產生了內部創新形式“變調”。也就是說，山西晉語和吳徽語的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變韻＋變調”即“兒＋變調”。

山西晉語和吳徽語的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及其地理分布也印證了上述推論。如圖1，山西晉語的小稱變調出現在混合型“兒＋變調”（兒化卷舌＋變調）中，暗含了由單一型小稱式“兒”到混合型小稱式“兒＋變調”的演變。吳徽語的小稱變調的出現環境有兩種：一種見于混合型“兒＋變調”（兒化鼻尾＋變調、兒化鼻化＋變調），另一種見于單一型“變調”。其中混合型“兒＋變調”暗含了由單一型小稱式“兒”到混合型小稱式“兒＋變調”的發展，這與山西晉語的情況類似；單一型“變調”集中散布在浙江中西部和南部，被包裹在混合型小稱式“兒＋變調”的地理分布當中，形成了“ABA”式分布，根據“ABA”分布的原則，兩端為存古，中間為創新形式，說明浙江中西部和南部比周邊方言的小稱式的發展略快一些，已從“兒＋變調”發展到了“變調”。

綜上，從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推測，山西晉語和吳徽語的小稱變音都經歷了“兒→兒＋變調”的演變過程，吳徽語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及其地理空間差異表明，這一帶小稱變音進一步經歷了“兒＋變調→變調”的演變過程。

是什么樣的語音機制引發了山西晉語和吳徽語小稱變調的產生？王福堂（2005：175-176）認為，“兒”最初表實詞義，后來發展到主要表小稱義，這是語義的一種弱化，語義的弱化使得“兒”在語流中的地位不再如前那樣鞏固，反映在了語音的弱化上，“兒”在語流中開始輕讀、快讀，并逐漸與詞根語素的韻母發生融合。在“兒”與前一語素的韻母合音為兒化韻時，整個音節常常發生一種非語流音變性質的特殊變調。王先生的這段話可以看作對小稱功能一開始由“兒”承擔，后轉由“變調”承擔的中間演變過程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小稱變音由“兒”到“變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間通常有一個過渡階段，即由“兒”在與前一語素的韻母融合過程中產生出的特殊變調和“兒”一起承擔小稱功能的階段，讀音類型上表現為混合型“兒＋變調”。之后，“兒”的語音的弱化又反過來使其所承擔的小稱義不斷弱化，“兒”漸從混合型小稱式“兒＋變調”中淡出，原來由“兒”和“變調”共同承擔的小稱功能最終轉由“變調”獨自承擔。

（2）小稱變調未見于山西晉語周邊方言的原因探析

在非東南地區，官話和山西晉語的對立非常醒目，山西晉語的小稱變音是“變韻＋變調”（以“卷舌＋變調”為主，有少數“非卷舌＋變調”），其他方言的小稱變音是“變韻”（以“卷舌”為主，有少數“非卷舌”）。為什么在這么一個廣大區域，唯獨山西晉語出現了連片分布的小稱變調？

在許多漢語方言里，小稱形式往往不只一種，例如，據羅昕如（2006），湘語的小稱形式有后附詞綴型、前加準詞綴型、重疊型、變調型，以及由以上幾種方式中的其中幾類疊加形成的混合型；據沈明（2003），山西方言的小稱形式有重疊、前綴“圪”、兒綴、小稱音四種基本類型，以及由以上幾種方式中的其中幾類疊加形成的混合型；據曹志耘（2002：135-146），南部吳語的小稱形式有兒綴型、鼻尾型、鼻化型、變調型四種基本類型，以及由兒綴、鼻尾、鼻化各自與變調疊加形成的混合型。同一種小稱形式雖見于不同方言，各自的地位優劣卻經常不等，兒化在一個方言里是主要的小稱形式，在另外的方言里卻可能是附加形式，某個小稱形式在一段時期是某個方言小稱功能的主要承擔者，演變過程中卻可能淪為附加形式，甚至被某個更為強勢的小稱形式所取代從而消失。漢語方言的小稱形式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

如本節“（二）（1）”所述，山西晉語混合型小稱式“卷舌＋變調”中的“變調”是小稱“兒”在與前一語素的韻母合音過程中產生的，代表了歷史上某一時期山西晉語小稱形式演變的一種方向。周邊方言的小稱式并未向同一方向演變。如果兒化在周邊方言里本就只是眾多小稱形式之一種，且地位又比較弱勢，那么極有可能在未來得及充分發展之時便被其它更為強勢的小稱形式擠兌掉，也就不可能在此基礎上再產生變調了。例如，據郭宇麗（2012：37-39），陜北榆林方言（晉語大包片）的小稱形式有重疊、分音詞、“圪”頭詞、兒化，以及少量子綴，她統計分析了各個小稱形式之間的競爭關系，發現榆林方言最主要的小稱形式是重疊，其余小稱式主要作為重疊的補充形式和其共同構成了榆林方言較為完備的小稱式系統。邢向東（2002：286-287）提到，陜北神木方言（晉語五臺片）的兒化韻嚴重歸并，兒化詞的表義功能極大弱化，小稱義主要用重疊式承擔。同門師妹莊佳告知，她的母方言漢中勉縣話（中原官話秦隴片）的小稱形式主要有3種：重疊、“子”尾、重疊+“子”尾，極個別口語詞“豆兒”“桃兒”“杏兒”加“兒”尾（多讀平舌）表小，但是小稱義很弱，應是殘存形式。筆者的母方言富平話（中原官話關中片）以重疊表小，但是有不少無明顯語法功能的兒化詞，應是小稱功能消失后的語音殘存形式。同屬中原官話關中片的旬陽話的小稱形式是“重疊＋兒化”，“重疊”為后起，（據一位方言學研究方向的碩士）這是從“兒”表小到“重疊”表小的過渡形式，舊形式“兒”的小稱功能尚未完全丟失，新形式“重疊”已出現，出現了新舊形式的混合。

（3）東南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模式及其演變

東南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模式的主要表現是：長江下游線及以南的浙江全境（大致對應吳徽語區）與兩廣交界地帶在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上出現了雙重“遠隔分布”，中間是地理分布大致相連的小稱“變調”。

在長江下游沿岸方言里可以看到小稱“鼻尾”連片分布，在廣東最南端也可看到小稱“鼻尾”的分布，（圖1三角形所示）這是第一重“遠隔分布”。需要說明的是，小稱“鼻尾”在廣東最南端雖是孤點分布，但由此形成的地理空間差異對語言演變的暗示意義上卻非常重大。在長江下游沿岸及以南，小稱“鼻尾＋變調”連片分布，在兩廣南部交界地帶也可看到小稱“鼻尾＋變調”連片分布，（圖1菱形所示），這是第二重“遠隔分布”。在兩重“遠隔分布”的中間，是呈“東北—西南”走向地理上大致相連的小稱變調（圖1半圓形所示）?！斑h隔分布”模式蘊含的規律是，兩邊是古老的形式，中間是后起形式。結合這一原則，我們把形成第一重“遠隔分布”的讀音類型“鼻尾”，形成第二重“遠隔分布”的讀音類型“鼻尾＋變調”，以及銜接兩端的地理上大致相連的讀音類型“變調”放在一起觀察，便得到“鼻尾→鼻尾＋變調→變調”的演變規律，可以看作東南方言小稱變音歷史演變的一個大致方向。不過，這一規律不宜理解為所有的方言都完整經歷了其中的每一個階段，因為總會有特殊的情況出現，如據周祖瑤（1987），廣西容縣方言小稱變音有“變韻＋變調”“變調”兩種，后一種來自舒聲韻的字（舒聲韻的字讀小稱變音時，只變聲調，韻母不變）。

從吳徽語區小稱變音的讀音類型和地理分布來看，這一帶小稱變音經歷的演變過程比上段提到的“鼻尾→鼻尾＋變調→變調”演變規律還要復雜，因為這一帶小稱變音在共時平面上存在“鼻尾”“鼻化”“變調”“鼻尾＋變調”“鼻化＋變調”5種，不少方言的小稱式“鼻尾＋變調”“鼻化＋變調”兩可，各種讀音類型在地理上縱橫交錯。促使這種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是：在“鼻尾→鼻尾＋變調→變調”這個大的演變規律中，夾雜了另一條演變規律“鼻尾→鼻化”，由于兩條演變規律在各地演變速度不一，使得兩條演變鏈的各個階段在各地出現了時間上的錯位，于是形成了圖1所示吳徽語區小稱變音豐富的讀音類型以及各類型縱橫交錯的地理分布面貌。曹志耘（2002：148-160）對南部吳語小稱形式從“兒”綴到“變調”的演變過程做過細致分析，他認為兒綴是南部吳語小稱的源頭，由于南部吳語的“兒”一般讀[?ie][?i][?i][n][?]等音節，因此兒綴跟前一音節合音后常產生鼻尾韻，鼻尾進一步發展為鼻化，鼻化的小稱功能漸次消失后，小稱義轉由變調來承擔。趙日新（1999）詳析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兒化音變，他總結了徽語的兒化音變的五種形式，前四種是：（1）“兒”自成音節跟在前一音節的后面；（2）兒化使前一音節帶上[-n]尾，并使前一音節的主要元音變成長元音；（3）前一音節加上[-n]；（4）兒化使前一音節的主要元音變成鼻化元音。兒化的同時，原音節的聲調大多隨之發生變化。這四種形式代表了兒化音變在徽語中的四個發展階段。以上分析和我們從地理分布得出的“鼻尾→鼻尾＋變調→變調”和“鼻尾→鼻化”兩條演變規律恰可相互印證。

補充一點，漢語方言的小稱變調不全是“兒”尾與前一語素的韻母融合過程中產生的，小稱變調也可能在其他后綴與前一語素韻母融合的過程中產生。如據秋谷裕幸（2015），福建閩語閩北方言浦城縣觀前以及臨江方言里，“詞干＋子”的結構正在逐步發展形成“子變音”和“小稱變調”，閩語閩南區漳平方言“詞干＋囝”結構融合后也產生了“小稱變調”。秋谷先生認為應該把漢語方言里的“詞干＋子”“詞干＋囝”“詞干＋兒”一同看待為“詞干＋詞綴”結構的融合，這一觀點對我們很有啟示：“詞干＋詞綴”結構的融合在漢語方言小稱形式的演變過程中具有某種傾向性，小稱變調產生于詞尾和詞干語素合音的過程中，是小稱變韻的伴生行為。

（三）漢語方言小稱變音分布成因探析

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的形成是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語言因素。主要有以下。

（A）“兒”的讀音，與漢語方言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最為相關?？蓪φ毡疚膱D1和圖2。（本節“（二）（1）”已述，不贅）

“兒”綴表小多見于吳語、晉語，部分官話方言和贛語、粵語的部分方言（羅昕如2006），足見其在漢語方言里的普遍性。在歷史演變中，“兒”的讀音在南北出現了分野，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由此形成了“鼻音南音——卷舌北音”的對立，這是小稱變音的地理分布類型“東南——非東南”對立形成的直接原因。

“兒”，日母止開三等?！叭铡蹦傅闹泄艛M音為[??]（據高、李、王等諸家擬音）。高本漢（1948：340-342）構擬了“兒”的演變路途：??i＞?i＞?i＞??＞??＞??＞o?r。李思敬（1986：142）認為，大部分南音保存了“兒”的古讀，北音的讀法無論聲韻都去古甚遠，并認為[?]的實際讀音是[??]，他考證了“兒”的音變年代，我們對之作了簡單的梳理，圖示如下：

從上圖看，隋唐至金元是漢語方言“兒”的讀音在南方和北方出現分野的關鍵時期，與“兒”的讀音在南北出現“鼻音——卷舌”的對立相伴隨，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的小稱變音出現了“鼻音—卷舌”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