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與形而上的追索

如此題目，并不是說徐則臣將“身份認同”當作了形而上追索的內容，而是說，在他持之以恒的“北漂”書寫里，出現了一種新的元素。這種元素從豐厚的現實土壤里長出來，又超越其上，以“身份認同”的形式開出了朝向精神層面的花朵。一直在不斷沉淀和精進的徐則臣，或許又將迎來新的創作嬗變。

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說起來，一切還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作家對于敘事藝術孜孜不倦的思考和實踐。

徐則臣用了六年時間寫《耶路撒冷》，在寫作過程中，他關于短篇小說的念頭一個個成型，但彼時又無法脫開長篇而寫。當他終于完成《耶路撒冷》后，卻發現自己寫不成計劃中的那些短篇。于是，他將自己喜歡的經典短篇小說集結起來，發現它們都少于八千字。他說：“短的短篇讓我覺得無比美好?！笨墒?，要在這么短的篇幅里，像長篇或傳統敘事那樣去講一個完整的故事，無疑是局促的，也是陳腐的。也就是說，必須要更換一種講故事的方法。如果說以前是“從A走到B走到C一直走到Z”的話，這種慣用環節現在應當被拆解或繞行，由此造成的“殘缺”和“不完整”或許正是成就短篇的關鍵。

現在，徐則臣關于短篇小說的新的嘗試、關于現代生活不確定性的思考，就呈現在他近期的短篇《兄弟》里。小說的內容并不復雜：戴山川從南方老家來到北京，“尋找另一個自己”。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低端人口”行健、米蘿和“我”聽他說著清醒的胡話，內心暗笑他的癲狂。不過，戴山川非常認真，并且一再強調，他要找的不是孿生兄弟，而就是他自己，一個和他一模一樣、只不過一直以來生活在陌生大城市的自己：“一個人在世上，會不會真有自己的分身呢？”

在這里，“身份認同”是一眼可辨的主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要落腳的地方并非實打實的“身份認同”，而是通向了形而上的精神追索。戴山川執著地尋找，不是為了一個結果，而是為了印證“我們需要另外一個自己”。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獨的，所以，想象另外一個自己就是想象一種精神生活，就是想象從自身分裂出去孳生起來的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小世界”?？梢哉f，徐則臣從“精神層面”對“身份認同”的書寫將這篇小說與那些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敘事的同等題材區別了開來。

這種形而上的追索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在《兄弟》中，徐則臣依然以他熟悉的北京“低端人口”的生活為敘事底盤，將之與戴山川的尋找相并列，相比照。一邊是清閑下來的“三無人員”尋釁滋事的暴躁戾氣，一邊是戴山川領著農民工老喬的獨生子鴨蛋去尋找另一個自己的淡定安靜。前者是身體的入世，后者是精神的出世，兩者之間的強烈反差構成了戲劇性的張力。戴山川領著鴨蛋去照了一張照片，告訴這個孤單的孩子，這就是他的弟弟“雞蛋”。從此以后，鴨蛋乖順多了，也成熟多了。他每天和墻上的弟弟“雞蛋”說話，關心他、照顧他。老喬夫婦喜之不盡，甚至動了生二胎的念頭。

作為“70后”，徐則臣從來沒有耽溺于瑣碎的個人化寫作。他曾經與粗糲的生活短兵相接并扎根其上，這使得他的精神和書寫比同齡人都要來得更加地茁壯與結實。他的歷史認知和現實觀念一直是清晰的、在地化的，這在《王城如?！分幸呀浻兄黄浦T多限制和難度的展現。在《兄弟》里，他再次展示了在“輕與重”、“現實與精神”、“底層與強權”等層面來回切換的復雜技巧。在打群架中，無辜的胖崔死了，這成為北京清除“低端人口”的借口。城鄉結合部的違規房屋被推倒，閑雜人員被遣回原籍。在強行拆遷中，戴山川為了救出鴨蛋的弟弟“雞蛋”（貼在墻上的照片），沖進了房間，推土機這時也杵了上去。

那一刻，時間停滯，塵煙騰起，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雞。不過，作家終究還是慈悲的，他要為這片焦土殘垣上像羊群一樣被四處驅趕的人們留存一點點希望。戴山川沒有死，他從碎磚頭里舉出了一張照片，鴨蛋喊著“弟弟”向他跑去。兩代“尋找自己”的人在廢墟上完成了對接。

《兄弟》不足一萬字，卻交織出了豐富的敘事維度，建構起了遼闊的精神空間。自己尋找自己，自己想象自己，自己與自己對話，這種“鏡像”式的執著尋找與追索，賦予了《兄弟》以拔地升騰的詩性氣度。當這種向上的輕盈同時攜帶著作家對現實的犀利觀察與記錄時，它的“輕”就有了堅實的支撐與動力。這種既輕且重、既現實化又精神化的敘事，是我一直期待著的“70后”的寫作方向與路徑。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