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貶謫文學中的旅游因素

張喜貴 黃玉瑗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

從屈原開始，文人被貶往異鄉的就代有其人，從賈誼到謝靈運、江淹再到白居易、韓愈、柳宗元、蘇軾等都有過被貶謫的人生經歷。貶謫就是將官吏降職并調往遠方就任，往往是由京都遷往偏僻荒遠之地，于是文學中就出現了貶謫文學這樣一種題材類型。貶謫對于詩人來說是一種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懲罰，但他們又必須調適自我以適應新的生存環境，他們以自然山水來表達情感并創作了游記類的文學作品，這些以“游”為主的作品是旅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這些貶謫名人的貶謫路徑及貶謫地也成為后代重要的旅游文化資源。

一、貶謫詩人的空間位移

遭受貶謫之后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空間上的位移，可以說地理空間的移動是對貶謫之人的重要考驗。貶謫詩人的空間移動是被動的，“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保ò拙右住蹲x〈莊子〉》）被迫離開原來熟悉了的土地而轉向完全陌生的土他鄉，“放逐的要害在于把流放者從所熟悉的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連根拔起，將其驅逐到一種陌生的惡劣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中去，從而產生空間、時間、心理、語言、權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的隔離感和失落感，讓流放者備受生離死別之痛，和孤寂凄涼之苦?！盵1]這對每一個被貶者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貶謫如果從地域上看，不同時代亦各有不同的貶謫路徑與里程，而以南北方向的移動為最多，“自先秦直至唐宋，大都在南方瘴癘之地，元代‘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于南方湖廣之鄉’，而到了明清兩代，則主要集中在西北以及東北的塞外邊疆?！盵2]貶謫往往是長距離的遠行，動輒是千里萬里的行程。白居易被貶江州，“自我謫江郡，漂蕩三千里?！保ā陡星椤罚╉n愈被貶潮州，剛一出發就感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保ā蹲筮w至藍關示侄孫湘》）唐楊炎被貶崖州，“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保ā读餮轮葜凉黹T關作》）京都距貶謫之地白居易是三千里，韓愈是八千里，楊炎是萬里之遙，這幾位詩人均是由北方貶往南方，孫萬壽《遠戍江南寄京親友》中說，“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笨梢娰H謫之路從來都被貶謫詩人視為畏途，其間充滿了艱險，文人也產生了一種被拋棄的感覺。當文人由繁華都市遷往荒涼的異鄉，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貶謫之地有著與原居住地并不相同的風景，氣候的差異也較大，但當貶謫者以游覽的心態觀賞外物時，其身心也可以得到一種放松，或者說他們因為貶謫才充當了臨時旅游者的角色，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貶謫也是一種重要的旅游文化現象。

江淹在474年因為貶謫離開京都建康南下閩地吳興，但他并沒有沉溺于悲傷之中而不能自拔，常以游覽的心態對待外在環境的改變，這種旅游因素在詩人剛剛踏上貶所之時便有所表現，異地的風景時常出現在他的筆端。經過無錫歷山時，他作有《無錫縣歷山集詩》，“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嵐氣陰不極，日色半虧天”，吳地的風景被詩人形象地展示出來。江淹南下又必須經過浙江江山的泉山，他作有《渡泉嶠出諸山之頂》一詩：“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艱哉!萬壑共馳鶩，百谷爭往來.鷹隼既厲翼，蛟魚亦曝鰓。崩壁迭枕臥，嶄石屢盤回。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里生青苔。行行詎半景？余馬以長懷。南方天炎火，魂兮可歸來！”險峻的高山，湍急的流水，炎熱的天氣，南行之路的風景與原來的生活之地是如此的不同，讓他怎能不頓生新奇之感？貶謫途中看到的山水，成為了詩人欣賞的對象，江淹入閩旅途中和入閩后寫下了系列旅途見聞式的詩歌，很好地展示了南貶途中空間位移的真實情況，清晰地勾畫出了此次南行的路途軌跡。當詩人以山水描摹為作為主體，對貶謫途中山水的描繪就已帶有旅游的因素。地域的更換和流動，改變的不僅僅是詩人身體所在的地域，重要的是由身體的空間移動而開闊了詩人的視野。

二、貶謫詩人對旅游景觀的發現意義

唐時規定“逐臣不得與善地，多五溪不毛之地?！保▌⒂礤a《讀張曲江詩》）但就是在這些不毛之地，通過一個個逐臣的眼睛卻發現了其中獨特的美。一些被人冷落的山水在經過貶謫詩人的吟詠以后，成為后人游覽觀光之地，激發了人們游覽的興趣，旅游者在詩人筆下文字的指引下，踏著貶謫詩人的步履重走貶謫之路，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后代旅游風氣的盛行。

永初三年（422）劉裕去世，謝靈運不為權臣徐羨之、傅亮所容，被貶為永嘉太守，在那里謝靈運發現了永嘉的山水之美。他恣情地游山玩水，甚至達到了癡迷的程度，“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為了便于登山，還發明了一種登山用的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后齒”，認為這樣可以更方便旅游中的登山陟嶺，謝靈運儼然已經以一個旅游者的身份在游歷著浙東的山水。此次行程就有這樣一些詩歌與旅游有關：《登永嘉綠嶂山》《游嶺門山》《登池上樓》《東山望?！贰兜巧鲜纳健贰队纬嗍M帆?！贰队文贤ぁ贰兜墙泄聨Z》《行田登?？诒P嶼山》，“望”“登”“游”一類的動詞屢屢出現在詩題中，可見作者是主動借游覽來排遣胸中的苦悶，謝靈運甚至有時還擅離職守而去游山玩水。作者描摹山水景物，而且多從“賞心”的角度來審視外物，可以說山水已成為了獨立的審美對象，詩中表達的是對山水自然之美的欣賞，這可以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游覽詩。

在貶謫中適應能力最強莫過于蘇軾了。蘇軾一生被貶黃州、惠州、儋州，但在這被貶之地他卻發現了三地各自不同的美，在黃州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保ā冻醯近S州》）惠州之美是“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保ā妒忱笾Α罚┵僦葜朗恰熬潘滥匣奈岵缓?，茲游奇絕冠平生?！保ㄌK軾《六月二十日夜渡?！罚┨K軾在《定風波》中說：“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碑敄|坡以旅游者的心態來看待這么多次的貶謫時，快樂之感竟油然而生。同為宋代的歐陽修也說“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保ā饵S溪夜泊》）他們甚至因為有過這樣的貶謫而暗自慶幸。

應當說，文學中的山水之美往往是文人在貶謫中發現的。貶謫文學并不是一味的哀怨與蒼涼，他們調適心態，游于物外地觀看外在風景。暫時拋開外在的風雨，我們也隨著詩人在貶謫之地感受到了許多異地的風景。當苦難向貶謫詩人襲來之時，他們多有親和自然的傾向。這是詩人自我救贖的手段，通過外在的山水對自我的苦難加以凈化，外在的山水往往也具有了貶謫者投下的印跡。

三、貶謫詩人在旅游中的名人效應

貶謫是一種被動的漫游，詩人有時又可以盡情享受這一過程，貶謫中的名人效應無疑提高了旅游地的知名度，使其具有了文化導游的作用。這些貶謫的文人也成了后人旅游中的重要因素。構成了旅游線路中非常重要的人文旅游資源。明代董傳策被貶南寧，他時常登上青秀山來排遣內心的愁懷，他曾作有《青山歌》《青秀山記》，“蓋不敢以余譴辱山靈焉?！彼麑δ蠈幥Х迦f筍插入云霄的青山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他的眼中那里是晴也好，雨亦好；曉也好，暝亦好。這里的一切仿佛都與這位貶謫詩人有著不解之緣，如今以董傳策的名字命名的董泉就位于青秀山公園中，泉水之上還建有董泉亭，還刻有徐浦的題詩，“一派甘泉瀉石涌，石龍暫臥此山中。商霖自是蒼生澤，只令邕南憶董公?！逼涫堑亩粗高@位貶謫文人董傳策。

貶謫文人的行蹤成了后代旅游中重要的人文旅游資源，而且貶謫詩人也成了游覽者追慕的對象，一個旅游者親臨前代名人所到之地，再聽到導游講解他們的事跡，這就是與古代文人的異代相接?！敖搅魟氽E，我輩復登臨?！痹谧匀坏膶徝烙斡[中無疑增加了濃郁的人文氣息。也就是說人們在欣賞自然美的同時，更愿意將其與人文美相結合。清代惠州名人江逢辰有詩：“一自東坡謫南海，時人不敢小惠州”。如今人們到惠州旅游，不能不關注東坡書院，不能不關注六如亭。貶謫文人在貶所的文學創作也為后代旅游加進了人文的色彩。又如歐陽修被貶滁州所作《醉翁亭記》，其對于滁州旅游的促進作用。

貶謫詩人無意中開辟了旅游的線路。貶謫文人也為后人留下了大量人文的遺產，產生一定的名人效應，貶謫之地原來可能是默默無聞，但貶謫詩人的介入，就使其具有了獨特的文化內涵。貶謫文學中旅游文學的出現，都加強了貶謫之地的知名度。地由人顯，景由人成，隨著時光的逝去與歷史的積淀，許多文人貶謫之地就成為了著名的旅游景點，這對于被貶的文人來說應當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