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中日交往看日本的大國意識

劉志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5世紀以后，日本進入“倭五王”（贊、珍、濟、興、武）時代?！百廖逋酢痹趯ν饨煌矫娌扇×恕斑h交近攻”之策，即積極與東晉、劉宋、齊、梁各朝建立密切關系，對朝鮮半島國家進行征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倭國多次主動向中國要求封號。

438年倭王珍遣使劉宋，向宋文帝要求“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之稱，宋文帝只承認他為“安東將軍、倭國王”。此前的420年，宋武帝曾冊封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其位高于倭王，倭王珍提出這樣的稱號是出于與百濟一比高低的情緒。

451年倭王濟遣使朝貢，從宋文帝處得到了“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的封號，這一封號與倭王珍曾渴望的如出一轍。

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自稱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此時大和國已統一日本，倭王武在表中用“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等夸張的詞句加以炫耀。接下來又向宋順帝痛切高句麗的無道、無禮之舉，自己欲發兵卻因喪父兄而不能征伐。最后明確提出要劉宋的“帝德覆載”來支持其稱霸朝鮮。但是宋順帝從其自稱中去掉了“百濟”一項，只承認“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倭五王”時代，大和國國勢上升，對中國朝貢所得恰能滿足國內日益增加的物質需求。另外，得到中國的承認能提高倭王的威望，有助于其統一日本。從這幾位倭王要求的封號來看，對朝鮮半島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欲借助中國的權威來加強其在朝鮮半島的勢力，得到封號也就得到了統治半島的名義，這樣就很容易達到其控制半島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倭五王”向中國朝貢稱臣，不如說是要假此道使朝鮮諸國稱臣。

一、與隋朝的交往

“倭五王”時代之后，中日國交曾一度中斷，直到推古天皇與圣德太子攝政時代，日本才同隋朝恢復交往。據《隋書·倭國傳》記載，日本于600年第一次遣使入隋，隋文帝派人向日使打聽日本的情況，使者說“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敝袊实巯騺硪浴疤熳印弊苑Q，隋文帝自然會認為這是“太無義理”了，于是要求其改掉這樣的觀念。

607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為使節出使中國，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隋煬帝）覽之不悅，為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眹鴷挠迷~無疑是使隋煬帝不悅的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較中國偏東，所以天皇自稱為太陽升起處天子，而稱中國皇帝為太陽落下處天子。這對視自己為世界中心的中國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另外，日本傳統上也的確存在著日出處優于日沒處，是更加優秀的國家的意識。還有一點就是將兩國君主同稱為“天子”也是隋煬帝不快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國固有的觀念，“天子”只能有一人，隋煬帝怎能容忍作為東邊小國的日本與其平起平坐共享天下呢？這也反映出日本隨著君權的強化、國家意識的增強，有了自己的“天下”觀念。木宮泰彥認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締結對等的國交，這不能不說是外交上一個新紀元”。

608年，隋使裴世清同小野妹子一起赴日，據《日本書紀》所載，裴世清向日皇遞交的國書，全書雖情理兼備，但仍有天子對諸侯說話的語氣和意味。開頭便稱“皇帝問倭皇”（據考證原文應作“倭王”，是《日本書紀》作者將“王”改為“皇”）。據說圣德太子對此感到不快，《經籍后傳記》記載：“其書（指隋煬帝國書）曰：皇帝問倭皇。圣德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為倭皇，而不賞其使?！笨梢娛サ绿釉谂c隋交往中非常在意國家體面，另外，“不賞其使”也是對隋煬帝“無禮”的反應。

在裴世清回國時，圣德太子再派小野妹子同往，并攜國書一封。據《日本書紀》“推古天皇16年（608）條”所載，國書的開頭改為“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分別以“天皇”和“皇帝”稱呼雙方的君主，這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詞。這些國書顯示了日本力圖區別于“倭五王”時代接受中國冊封的心態。當時的推古朝與“倭五王”時代相比王權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在對外交往上自然會有更高的追求。另外，當時新羅和百濟已受隋朝的冊封，但日本一直視朝鮮半島的國家為自己的朝貢國，在同隋朝的關系上當然不能如他們一樣同為隋朝的冊封國。相反，對日本來說最好是能像“倭五王”時代一樣認可其對半島國家的支配地位，但是隋朝是不會承認自己的屬國受日本支配的。盡管日本希望同隋朝對等，但隋朝國書中的“皇帝問倭王”卻說明了兩者的上下之別。

總體來說，在推古朝的對隋外交活動中一面是向往中國文化；另一面又力圖顧全國家體面，保持獨立自主的姿態，試圖使自己處于比受中國冊封的朝鮮諸國更高的地位。

關于遣隋使的目的，現今日本學界觀點尚難統一。近年的主流意見是，真正目的是要從外交、軍事兩方面來牽制朝鮮半島，學習佛法只是一種表現。主流意見主張圣德太子對隋朝是對等外交，凸顯其尋求外交對等、擺脫屈從落后形象，敢于挑戰華夷秩序的獨立精神。中國學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對推古王朝來說，盡快掌握佛教，不僅可以躋身先進國家行列，還能使國內臣民俯首聽命，可謂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

二、與唐朝的交往

日本經過大化改新之后，進入封建社會。日本在與唐朝的交往中似乎繼承了圣德太子時建立起來的爭取外交上自主、平等的方針。例如：《日本書紀》孝德天皇白雉二年（651）條記載，“新羅貢調使知萬沙食等著唐國服，泊于筑紫”，遭到日本朝廷的譴責并被驅回。

齊明天皇五年（659）條記載：“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仙下津守連吉祥，使于大唐。仍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比毡局詫ⅰ拔r夷男女二人”展示給唐朝天子看，這是要顯示自己同中國一樣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國”。

日本建國以后一直力圖把朝鮮半島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雖幾經失敗仍不死心。660年百濟被新羅和唐朝軍隊所滅，大和朝廷以應百濟遺臣之請為由，迅速插手半島事務，欲與唐朝一爭上下。663年日軍與唐、新羅聯軍激戰于白村江，結果日本大敗而歸。

日本為何敢同實力相差懸殊的唐朝進行正面沖突，日本學者八木充認為，軍事介入其實質是為冊立百濟王，“在這一意義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倭國的統治者試圖在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框架內，對百濟王室建立其宗主關系?！笨梢姙榫S護在半島的利益，日本不惜向華夷秩序發起挑戰。白村江戰役的失敗使日本喪失了在朝鮮半島的據點，4世紀末以來被日本視為朝鮮“從屬”于日本的歷史告終。

754年，遣唐使副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返回日本，向孝謙天皇匯報753年元旦唐玄宗接受文武百官和諸蕃朝拜的情景，“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已。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和得?！瘯r將軍吳懷實見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痹诖嗣黠@地反映了日本長期以來對新羅的輕視，總試圖把自己置于其上的念頭。由于日使的不肯屈就，反而使得唐朝將軍做出讓步，這可以視為遣唐使的一次小勝利。

關于遣唐使是否攜帶國書赴唐，學界爭議不斷。在日本，與唐朝之間的交往沒有致唐朝國書的記載，所以自古一直懷疑日本未帶國書赴唐。至今“不攜國書”論在學界仍然占主流?！安粩y國書”論者認為日本遣使是為宣揚國威，敢與隋唐平輩論交，日本既要保持自主平等的態度，又要維持和平國交，不攜帶國書正好證明遣唐使不屬于朝貢使。

雖日本《六國史》均無遣唐使攜帶國書的記載，但中國《新唐書》《舊唐書》和《冊府元龜》等史書卻有很多日本“獻表”、“上書”的內容。按當時兩國實力對比和外交常識，不回復唐朝的國書是說不通的。對此，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和湯淺幸孫等人認為不帶國書是不成立的。東野治之也指出，“遣唐使時代的天皇，對外奉大唐為宗主而遣使納貢，對內逞神國之威風而隱瞞真相，這便是正史不錄兩國往來國書之原因所在”?！安粩y國書”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自古就不甘心屈尊唐朝之下的心態及國家自我意識的提高。

在古代東亞的國際舞臺上，日本面對強大的中華文明一方面不得不積極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又試圖與中國平起平坐，達到其所謂“對等”地位。此外，日本還試圖確立一個以日本為宗主國，以朝鮮半島諸國為附屬國的另一種秩序。特別是在大化改新后，日本的國家意識更趨加強，自詡為“中國”，視大和民族以外的異族為夷狄，隱約可見以日本為核心的 “華夷觀”萌芽。隨著律令制時代的發展，這種日本式“華夷觀”的輪廓更為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