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分析

牛海洋 韓亮

【摘 要】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國城市面板數據分析了財政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的影響。研究表明，在考慮稅收競爭的前提下，轉移支付能夠顯著促進中西部地區產業集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結果表明轉移支付不利于各城市生產效率的提高。

【關鍵詞】轉移支付；產業集聚；生產效率

一、引言

財政轉移支付是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并引導生產要素向中西部的集聚的重要手段。為了協調區域發展，中央政府不斷加大對中西部的轉移支付力度，以改善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降低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然而轉移支付政策可能會擴大地區發展差距。與此同時，可能會促進或減弱欠發達地區產業集聚水平（Baldwin and Okubo，2006）。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轉移支付成為平衡區域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據統計，2000—201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由4668.2億元上升到28455.02億元。其中，2015年均衡性轉移支付18471.96億元，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1256.95億元。對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的提高可能會吸引企業遷移到欠發達地區，然而欠發達地區企業數量增加會導致區位競爭加劇，可能會縮小欠發達地區企業的規模。從區域產業布局的變化情況來看，產業向欠發達地區集聚現象并不明顯（陳秀山和徐瑛，2008；趙偉和張翠，2009）。在轉移支付能否促進產業集聚的相關研究中，蹤家峰等（2012）以1995-2008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轉移支付和產業集聚水平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目前的轉移支付規?？赡芙咏顑炓幠?，然而依靠轉移支付來提升產業集聚水平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顏根銀（2014）使用1999-2012年中國31個省份數據，研究認為我國的轉移支付政策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產業份額的增加，卻不能縮小區域之間的生產率差距。

隨著區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本地市場效應導致企業遷移更傾向于發生在發達地區內部或是集聚區之間，而不是從發達地區遷移到欠發達地區。此外，轉移支付來自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轉移支付可能會降低市場潛力進而影響區域產業布局。Riou（2006）研究認為當缺乏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時，財政分權比自由競爭更容易產生非對稱區域的產業集聚，轉移支付導致了地方政府選擇更低的稅率，企業傾向于選擇市場更大的地區。本文對Riou（2006）模型的實證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轉移支付對不同地區的產業集聚的影響力存在顯著的差異。中國中央政府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在城市層面能否提高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轉移支付政策能否提高地區生產效率協調區域經濟發展？這些仍然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關注的重要問題。

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拓展：第一，在控制地方政府有效稅率的前提下，研究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的影響。第二，本文采用地級市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對已有文獻基于省級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的一種完善和補充。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和數據說明；第四部分是研究結果分析和穩健性檢驗，最后是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轉移支付政策不僅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影響產業向外圍地區集聚的重要因素。Dupont和Martin在新經濟地理理論模型為基本框架，研究認為本地市場效應導致企業向發達地區遷移，而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產生了相反的資本配置效應，使企業向欠發達地區遷移，從而使欠發達地區的區位競爭加劇，轉移支付的凈效應實際上擴大了區域間收入差距，但是欠發達地區產業份額有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安虎森和吳浩波（2016）研究認為轉移支付通過資本配置效應、市場接近效應、市場擁擠效應和所得稅效應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并使用1995—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結果表明轉移支付政策一方面擴大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另一方面會促進西部地區產業份額增加，但是卻縮小了其收入和市場規模。

值得注意的是，Baldwin 和 Okubo（2006）開創性地在新經濟地理框架下加入企業異質性假設形成“新”新經濟地理理論，他們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的生產補貼政策是否有效提出了質疑，研究表明不論企業最初在什么地區，補貼只能吸引無效率的企業遷移到外圍地區，而有效率的企業集聚到中心地區。梁琦等（2012）在此框架下也得出相似的結論，即對欠發達地區的補貼政策能夠吸引低效率企業的進入，即使縮小了區域經濟差距，但是擴大了地區間生產率差異。Okubo和Tomiura（2012）利用日本的微觀數據證實了區域補貼政策吸引低效率的企業向欠發達地區遷移。這些研究從微觀層面進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對數據有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縱向轉移支付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橫向稅收競爭，進而影響地區產業集聚水平，Riou（2006）研究表明轉移支付導致對地方政府降低稅收競爭以吸引投資。國內部分學者對中國轉移支付與產業集聚關系問題的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蹤家峰等（2012）和顏銀根（2014）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對轉移支付與產業集聚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認為轉移支付能夠提高欠發達地區產業集聚水平，但并不能有效地協調區域發展。

總結轉移支付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有兩個明顯特征：第一，國外理論研究比較豐富，而且都是基于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第二，國內雖有研究討論轉移支付與產業集聚的關系，但主要以省級數據進行經驗研究。財政分權能夠激勵地級市（縣）政府加速私有化進程，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累的財政資源可以改善欠發達地區的公平服務水平，尤其是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因此需要結合中國轉移支付體制的特征，在控制稅收競爭的前提下，本文從地級市層面實證檢驗研究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和數據說明

1.研究設計

其中，i表示地級市，t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agg）為各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財政轉移支付（trans）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文獻中財政轉移支付指標有些采用一般轉移支付來衡量，不過，上述研究都是在省級政府層面構建財政轉移支付指標，對省級政府以下財政轉移支付指標仍缺乏必要的討論。各地方政府規模大小存在差異，對個地方政府的財政規模進行標準化，已有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另一種方法是使用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本文用使用地級市政府的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三項轉移支付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度量。

其他控制變量包括：人口密度、工資水平、人力資本、稅負水平等變量。此外，在模型了還控制了不隨時間變化的地級市固定效應（u）和年份固定效應（v）。在控制變量方面，人口密度是產業集聚的重要指標，當人口密度越高，預期產業集聚水平越高，因此預期人口密度對于產業集聚水平有正影響。目前研究稅收競爭的文獻一般采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或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稅收競爭，本文采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稅收負擔，該變量的符號并不確定。而工資水平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存在兩種相反的機制：一方面，工資越高，企業生產成本越高，從而阻礙企業遷入；另一方面，工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消費能力越強，因而會吸引企業進入。因此，工資水平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并不明確。同樣，地區開放水平有利于吸引企業進入，本文也控制了地區開放水平，以此來驗證地區開放水平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

盡管本文已經控制了可能影響產業集聚水平的相關變量，同時也控制了地級市和年份固定效應，但是仍有可能遺漏某些與轉移支付相關，而又直接影響產業集聚水平的變量。如果這些遺漏變量與轉移支付相關，其所產生的內生性會導致我們對轉移支付系數估計不一致。為了克服以上問題得到一致估計結果，根據文獻的經驗做法，采取廣義矩（GMM）的估計方法對方程進行估計。

中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為了平衡區域經濟發展，中西部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資金更高。偏向中西部的轉移支付分配政策對于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是否存在地區間的差異？基于此，本文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三個樣本，考察是否存在地區差異性。與此同時，本文在實證部分還考察了這種偏向中西部的轉移支付分配政策是否是有效率的。

2.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的樣本為2003年到2009年間的287個地級市。本文的轉移支付數據包括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數據來源于《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TFP使用DEA方法計算，勞動力使用各城市就業人數，城市固定資本存量使用柯善咨和向娟（2012）的方法估算。而產業集聚、人口密度、人力資本和開放水平等其他變量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或該城市鄰近年份的數據進行補充。為剔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使用歷年省份GDP平減指數對相關變量進行調整。

從表1描述統計可知，東部地區的集聚水平較高，中央政府對中西部地區給予較高的轉移支付以平衡區域發展，雖然東部地區的TFP較高，但是中西部地區的TFP同樣很高，而且差異很小，這說明欠發達地區的生產效率并不低。因此，對于轉移支付是否能促進城市層面的產業集聚及生產效率需要進行實證分析。

四、計量結果

1.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影響的計量結果分析

表2報告了是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水平的回歸結果。模型（1）—（4）是采用系統GMM方法對轉移支付與產業集聚水平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為了增強計量結果的可靠性，為了增強計量結果的可靠性，我們對模型設定的合理性和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了檢驗，二階序列相關AR（2）的檢驗結果顯示隨機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本文所設計的計量模型是合理的；而Hansen過度識別檢驗的結果表明，模型回歸時使用的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

研究發現轉移支付對不同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有顯著的差別，東部和中部地區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為倒U型的，而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為U型的。這說明隨著產業集聚水平和轉移支付程度的提高，轉移支付顯著促進對西部地區產業集聚水平的促進作用越來越顯著。

同時研究表明產業集聚的滯后一期對當期的產業集聚水平產生了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回歸系數為多少。具體來說，東部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較高，其滯后一期對當期產業集聚的影響較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2.轉移支付與地區全要素生產率

在估計轉移支付與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過程中，把地區工資水平、人力資本水平、開放水平作為控制變量，采用面板的Tobit模型估計。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財政轉移支付顯著降低了中西部 地區生產效率，財政轉移支付對東部地區的負向影響并不顯著，也就是說，雖然轉移支付能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卻是以犧牲了地區生產效率為代價的。

五、結論

本文使用中國地級市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1998—2009年財政轉移支付對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轉移支付能夠有效促進產業轉入欠發達地區，但存在最優水平，其促進作用隨著轉移支付水平的提高呈現先增強后減弱的趨勢當轉移支付水平低于多少時，其對產業集聚的促進作用最弱；隨著轉移支付水平的提升，轉移支付的促進作用逐漸增強，并在哪個區間內達到峰值，之后當轉移支付水平提高到多少時，其抑制了對產業集聚的促進作用。

第二，通過分地區的實證考察，發現當前我國大多數西部地區處在轉移支付較高的水平，并有有效促進產業集聚，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可能關鍵在于放開戶籍限制，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為了縮小我國地區差距，我國政府實施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產業政策推進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然而大量的實物資本特別是中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并沒有明顯的改善中西部的交通條件和人力資本條件（劉生龍等，2009），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由于制造業企業對生產成本非常敏感，地方政府的補貼增加了地區對企業的吸引力，補貼政策實施會間接引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投資方向進而影響到企業和工人的區位選擇，弱化集聚經濟的力量?？偠灾?，可以歸結為以下3個方面：一是城市化集聚經濟是企業區位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企業外部性和市場潛力吸引企業進入，地區多樣化缺乏阻礙企業進入，政府補貼促進了企業進入，弱化了集聚經濟的作用。二是對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來說，人口密度意味著較高的土地成本，阻礙了企業的遷入；技術密集型產業較高的勞動力平均工資吸引了勞動力的遷移進行促進了企業的遷入。三是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人力資本豐富，促進了企業的大量遷入，而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條件還很薄弱，對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不顯著。

根據本文的研究，我們得到如下的政策含義：政府制定補貼政策吸引企業遷入時應充分考慮地區集聚經濟的影響，不能依賴于政府的政策效應，市場的力量才是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應該尊重市場的作用，根據不同地區和不同產業的特征采取必須措施引導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應該繼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進一步縮小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水平的差距。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強化人力資本，科技教育等方面，縮小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差異。產業轉移把中西部的增長通過市場機制引導到比較優勢上，合理配置東中西部地區的資源，才能協調區域發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轉移支付能夠削弱市場分割效應，有利于國內市場的統一。

即使轉移支付能夠促進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但可能不利于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私營經濟的發展。

過多的轉移支付可能會導致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依賴，使其缺乏發展經濟的動力，降低地區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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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善咨，向娟. 1996—2009年中國城市固定資本存量估算[J].統計研究，2012（7）：19—24.

作者簡介：

牛海洋（1979—），男，河南林州人，河北大學研究生學院畢業，紅旗渠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經濟師，主要從事產業規劃、項目管理、權益維護等工作。

韓亮（1980—），男，河南安陽人，中共安陽市委黨校教師，講師，畢業于河南財經學院金融學專業，主要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