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勰“文體通變觀”論“文心”與《定勢》之關系

陳秀美

一、 問題的導出

近年來有關《文心雕龍》這門顯學的研究議題豐碩。因此在研究議題上，往往必須面對如何在熟題中開展新的詮釋視域，或提出新的問題意識。這也是本文提出劉勰“文心”與《定勢》之關系時，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有關《文心雕龍》之“定勢”的研究不少，因此它還有什么空白處，給本文可以加以反思與詮釋的空間呢？此乃為本文不斷自問的議題。我們將從劉勰“文體通變觀”的詮釋角度進入，把研究焦點放在劉勰對“文心”與“定勢”之關系的理論議題上，從近現代有關《定勢》篇之前行研究成果中，找尋足以厘清，或說明的對話性議題。因此在面對此一議題前，有以下幾點基本假定：

首先，本文之“文體通變觀”一義，乃延續拙著《〈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研究》一書而來，所謂“文體通變觀”是以一種后設性的詮釋視角，提出劉勰詮釋“文體”之“通變”的歷史現象，及其相關問題的“通變觀”。此一觀念、立場與主張，可提供研究者重新反思文體的“通變性”問題。故其論證的對象是“通變”，且限定在“文體”的范疇上，進行探討劉勰如何以“通變”觀念來詮釋其“文體”之起源、演變的歷史現象，以及文體創作、批評的“通變性”法則。這種“文體通變觀”是立基在辯證思維上，藉由通變之心以見通變之宇宙，并且從宇宙萬物的規律與結構中，一方面從“本體與現象”、“普遍與殊異”探討文體之通變性形構，另一方面從“變化與恒?！?、“往復代變”反思文體之通變性規律，從中探討“文體之主客辯證融合”的通變性關系。

其次，劉勰在《文心雕龍》五十篇中，專設《定勢》一篇，定然有他對文體之“勢”的主張與看法。故本文預設劉勰論《定勢》之“勢”是一種動態過程義，所以不宜從靜態化的視角來看文體之“勢”的問題。由此可見，劉勰之《定勢》篇的“勢”只是做一個必要的定義，這篇文章的關鍵在“定”字。然而“定”不是亂“定”的，“定”取決于作者的“文心”。所以“文心”如何能在創作的過程，運用通變性法則，去“定”其文體之“勢”，使其形成一種創作的體勢。故在此預設下本文將從“定”切入，探討“文心”的作用，及其與“文勢”的關系。

再則，本文以“文體通變觀”為詮釋視角，實乃以“文體通變觀”為一個大前提，預設在此一觀點的限定性下，劉勰所論之《定勢》中是以作者的主觀“文心”與客觀“文體規范”的通變性法則，來闡述文體在創作的動態歷程呈現出“勢”的文體價值。故本文希望藉由此一觀點，切合《定勢》篇文本進行分析，反思作者“文心”是如何操作文體的“通”與“變”來“定”文體之“勢”？有見于此，本文認為論證“文心”與“定勢”關系的重要鏡頭，乃在劉勰“文心”義涵的反思與詮釋，因此我們將引用顏昆陽《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布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一文，對于文學家主體心靈的“意識結叢”因素，作為本文論述劉勰“文心”義涵的依據。

綜上所述，本文以劉勰“文體通變觀”為前提，重新解讀《定勢》篇時，不僅要面對客觀文體規范的“體勢”問題，也要探討作者主觀“文心”的作用性；尤其在文章創作過程中，文心之“定”是具有主導性與決斷性作用的。因此我們必須要以辯證性來看“文心”與《定勢》的關系，并且將其放在全書系統化的理論性位置，才彰顯劉勰《定勢》篇的文體價值。假使前行研究者，僅從單純的作品來看劉勰的“定勢”文學主張，將容易讓研究成果呈現靜態化，或單一的語言形式研究現象；其結果就可能導致脫離劉勰“定勢”的文學理論視域，甚至忽略劉勰對作者“文心”之“定”與文體之“勢”的辯證性關系?？v然費盡心力建構“勢”的意義，卻容易流于泛理論性的建構危機。

因此本文將采此一“文體通變觀”為詮釋視角，除了從反思“定勢”議題之前行研究為基礎外，更藉由此一觀點，探討“文心”與“定勢”在文體創作與批評中，所呈現的“通變性”法則： 一方面從“人”的問題上，看作者及批評者的主觀“文心”具有其“創變性”動能，并在此一“創變性”的創作，或批評中，展現“文心”之“獨具慧眼”的“擇定”功夫。另一方面從“文體”的問題上，看“客觀”文體的語言形構，乃取決于作者“文心”的擇定，在體制“常規”與體式“理想典范”的制約下，完成文體之勢的創作。所以本文的研究并不在《定勢》篇之“勢”義涵的辨析，或理論的建構；而是想藉由作者“文心”對于創作之“定勢”的運作，以及主觀“文心”與客觀文體規范在“通變性”法則下，完成其“文心”與“定勢”之交互辯證性關系的理論性架構，藉以確立劉勰撰寫《定勢》篇之“定”的理論位置。

二、 有關《定勢》篇之前行研究成果的反思

在“文體通變觀”的前提下，本文提出《定勢》篇之“勢”是一種動態過程義，所以不能只從靜態化的視角來看其文體之“勢”的問題，因為劉勰《定勢》篇之關鍵在“定”。然而歷來前行研究者大都只談“勢”，沒有談“定”的問題。殊不知，“定不定”才是關鍵處。如此說并不在否定“勢”的重要，而是說“定”才是比“勢”更重要。然而“定不定”不是取決于外在的、客觀的體勢，它的決導權在作者的“文心”上，這就是劉勰《文心雕龍》開宗明義所云：“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币虼宋覀儚摹皻v時性”的前行研究中，很少看見近現代龍學研究者，專注于有關作者主觀“文心”的研究。

此外，歷來學者研究“定勢”的重點，大都集中在“勢”之義涵的反思與詮釋，因此對“勢”就有許多不同的理解。例如：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中認為“勢”是指“法度”；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認為“勢”是指“姿態、勢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認為“勢”是指“文體修辭”；而陸侃如《劉勰和文心雕龍》中云： 文之勢是指“格局、局勢”。各家說法都直接與間接影響到我們當代人對《文心雕龍》之“定勢”篇的研究取向。然而學者們從有關“勢”范疇研究綜述，到針對《文心雕龍·定勢》之“勢”的現代研究綜述等，無論是總體性歸納，或是個別性分析，都是在“勢”的論證議題上下功夫。

關于這個問題2008年程敏在《“勢”范疇研究綜述》，做了一些整理歸納的功夫，藉由其研究成果作為本文反思“勢”之義涵的基礎。程敏認為古文學之“勢”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此時有關“勢”范疇的研究如曇花一般持續時間短；故此一發展階段的研究，并沒能深入。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勢”的范疇研究再度興起，呈現出繁榮局面，20年間專題論文達40多篇，并出現了一部研究專著。這些論文的研究重點是深入探討“定勢”之“勢”的語義內涵，研究角度新穎而多樣化，研究方法更科學、更周密。許多人認為前人對“勢”的闡釋欠妥，因此紛紛投入重新考察的行列。此時學界試圖從多角度出發，力求精準地界定“定勢”之“勢”。因此其研究的重點還是在“勢”的界義。三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這20年間學術界集中在探討《文心雕龍》“定勢”之“勢”的語義，論文的數量也大大提高，然而所論之“勢”都不一定是以《文心雕龍》“定勢”為研究對象。這些都是從總體之“勢”來進行考源的研究工作。

從程敏對“勢”的歸納研究成果看來，他認為“勢”所具有的修辭學意義，受到了學術界的冷落，其研究處于空白狀態，無疑，從修辭角度而言“勢”之范疇的整體性研究，或對于修辭學理論研究來說，仍需要更多的拓展。但是嗎？當大家面對《文心雕龍》“定勢”時，都在談“勢”問題時，提升“勢”的修辭意義，就能補足學術界對“勢”的冷落，就能使研究不再處于空白狀態嗎？然而本文認為無論學者認為“勢”是指何義？都不可越過劉勰是從“為文之道”來論“勢”的。殊不知，“勢”其實是個復合性的概念，或稱之為范疇。假使把“勢”當作一個范疇，那么在談各種文化的論述中，都會出現有關“勢”的問題，例如： 兵法講“勢”，書法講“勢”，文學也講“勢”，甚至中醫也會講“勢”，論繪畫筆墨時也可以講“勢”。因此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談“勢”，可以從政治演變談“勢”。因為“勢”是中國文化里十分重要的觀念。因此談《文心雕龍》的“定勢”，若從“定勢”的“勢”出發，無所不談，最后論“定勢”就變成談了一大堆“勢”的怪現象。

此外，在前行研究成果中，往往從靜態化狀態上講“勢”，因此就容易讓“勢”變成是一種“抽象化概念”，因而忽略“勢”在文學創作中所隱含的“動態化創變”的價值。2012年桓曉虹《〈文心雕龍·定勢〉之“勢”現代研究綜述》，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對《文心雕龍·定勢》之“勢”的研究，總體說來，主要包含了七個方面：“勢”本源考證；“勢”內涵界定；“勢”特征辨析；“勢”與其他因素關系辨；定勢原則與方法；“勢”論和“定勢”價值地位考察等。整個研究充分體現出中國古文論范疇、理論的多義，甚至模糊性。雖然她從量化的角度，提出“勢”在《文心雕龍》全篇中出現40多次，僅在《定勢》中便有22次之多的歸納，這樣的歸納對于《文心雕龍》之“勢”的研究，并無太多的意義存在。

其實在桓曉虹整理歸納中，我們可以得知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龍學界對于“勢”的研究，除了繼續有相關的譯、注、校、釋的出版外，學術界對“勢”的認識不斷走向全面深微。同時港澳臺學者對“勢”也展開了討論。西方有學者也注意到中國“勢”的重要性，但對“勢”的理解卻過于簡單而脫離《定勢》篇之文本義，如： 法國學者余蓮《勢： 中國的效力觀》中把文心之“勢”理解為“使文章產生效果的一種自然趨勢，一種流暢不斷的活力”，就是過于簡單而脫離劉勰《定勢》篇之文本義實際性問題。由此可見，檢視前行研究時，必須時時以不脫離劉勰文本義，作為檢視之判準依據，否則只會徒增研究者的困擾。

其實現代學者對“勢”的本源考證，最早出現在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黃侃是透過“槷”通“藝”，把“勢”引申為法度。這樣的說法被范文瀾、陳鳴樹等多位學者贊同。直到詹锳《〈文心雕龍〉的“定勢”論》中第一個對“勢”作了話語(意義)淵源的探析，提出《定勢》的用語和觀點都來源于《孫子兵法》之說。因此桓曉虹歸納出近現代學者的十一種“勢”內涵界定： (一) 標準、法度： 主張此說者有黃侃、范文瀾、郭紹虞等人。(二) 修辭： 主張此說者有陳延杰、羅根澤等人。(三) 氣勢： 主張此說者有陸侃如、牟世金等人。(四) 文體風格： 主張此說者有王元化、穆克宏、王運熙、楊明等人。(五) 姿態、體態、姿勢、態勢： 主張此說者有劉永濟、郭晉稀、馮春田、吳建民、張晶等人。(六) 客觀必然性： 主張此說者有陳鳴樹、張少康、胡經之、陳正俊等人。(七) 趨勢： 主張此說者有周振甫、詹锳、寇效信、鐘子翱、黃安禎等人。(八) 語勢： 主張此說者是童慶炳。(九) 力： 主張此說者有許可、張皓、盧佑誠等人。(十) 形式： 主張此說者有馮春田、郁沅、徐杰等人。(十一) 綜合性認識： 主張此說者有涂光社、陳莉、陶廣學、李爽等人。以上眾多的義涵界定中，還是以風格說、趨勢說與綜合說對學界的影響較大。

然本文認為無論是從“勢”的本源考證，或是“勢”之內涵界定的論證，都很容易讓學者不自覺地跳脫劉勰文本義，或是脫離劉勰《定勢》文學觀的理論架構，流于“勢”的闡述，忽略了劉勰《定勢》之“定”的用意，而一味地從“勢”的義涵界定，造成過度引申，或太重語言修辭定義的結果，無法了解劉勰《定勢》是在“文體通變觀”辯證性中，建構出“勢”的動態歷程文學主張。因此這些對于“勢”的本源考證，其實都涉及到學者們對“勢”之內涵的界定，只是學者們大力著墨在“勢”的議題，卻也忽略了劉勰在創作論中如何“定”勢的問題，因而留下此一研究議題可以重新反思的空白處。

此外在前行研究成果中，也有“無定而有定”之說，“多樣性”之說，“統一性”之說，“勢有奇正”之說。這些現代學者以“勢”為主體的研究成果，都是從中國人對“勢”的現代研究，不自覺地將“勢”往訓詁學、語言學、兵法、政治學、書畫論、修辭學、現象學等面向的研究，并且讓《定勢》之“勢”不斷深化、全面化，甚至微觀化。這種研究現象并不是站在重構《文心雕龍》文學理論體系上思考的，相反的是將《文心雕龍·定勢》之“勢”運用到自己所要詮釋的研究對象，建構自己對“勢”的理論。

準此，從本文提出“定”才是研究劉勰《定勢》篇的關鍵處而言，史鈺《〈文心雕龍〉之“定勢”理論發微》指出定勢理論是《文心雕龍》的核心理論，也是作家創作時可依據的行為標準。他從主客觀兩方面對“定”“勢”做簡單探討，闡述定勢思想在具體創作中的運用。又唐輝《〈文心雕龍·定勢〉的心構思想》一文中，提出劉勰的文學定勢理論包括謀形、謀式、謀勢等三個部分，這為文體創作、文體發展及文學風格理論的形成、發展等，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持和思想借鑒。郭鵬《樞中所動，環流無倦——定勢： 理解〈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重要關捩》，認為劉勰的定勢理論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它是劉勰針對創作進行謀劃的集中反映。陳莉《定而不定的“勢”——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的現象學解讀》，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文心雕龍·定勢》篇中的“勢”具有非現成性，劉勰《定勢》篇并沒有給靈動不居的“勢”，抽象出一個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虛就實地探討決定“勢”形成的語境。這些論文雖然是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論“勢”之義涵，他們已注意到主客觀、變與不變、定而不定之勢的問題，但大多數還是將論點放在“勢”來談劉勰的“定勢”文學觀。殊不知，決定“勢”的是“定”，而定不定是在作者“文心”的作用上，方能呈現其論文“勢”的意義所在。

三、 從“意識結叢”論“定勢”的意義

本單元的研究焦點，是想從作者“文心”之“意識結叢”論其“定”勢之義涵。然而所謂“意識結叢”是指什么呢？首先，所謂“意識”是指一個不完整的，或模糊的概念。一般人認為意識是指人類的一種自我認知能力?！敖Y”是指結合，“叢”是指一種集合性的聚集狀態。兩者合起的意思是指集合交雜的狀態。然如前所述，本文提出“意識結叢”這樣詮釋視角，乃是引用顏昆陽《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布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中，對于文學家之主體心靈的“意識結叢”因素而來。藉由其“意識結叢”來談“文心”義涵的要素，這五層元素如下：

(一) 文學家由“文化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歷史性生命存在意識。

(二) 文學家由“社會階層”的生活實踐經驗過程與價值立場所形成社會階層性生命存在意識。

(三) 文學家由“文學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文學史觀或文學歷史意識。例如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或“文以載道傳統”、“詩言志傳統”、“詩緣情傳統”等文學歷史意識。

(四) 文學家由“文學社群”的分流與互動所選擇、認同、定義的文學本質觀。

(五) 文學家對各文學體類語言成規及審美基準之認知所形成的“文體意識”。

就以上這五層“意識結叢”元素而言，它們是透過“文學存在情境”的“混融”因素而來。這樣的“意識結叢”要素，是作者主觀“文心”的“擇定”依據?；旧蟿③摹抖▌荨肥菑膶嶋H創作的動態歷程，來論創作與批評之“定”與“勢”的問題。雖然他不是以“文體規范”與“作者文心”的對舉式語詞，來談“定勢”的文學創作問題，但我們處處可見他以“文心”擇定“文勢”的詮釋模型。因此文心之“思”成為“勢”之定與無定之樞紐。雖然這“意識結叢”并不是每項要素都和“定勢”有關，但就如“文體意識”這一項而言，它是作者文心“擇定”文體之體制、體式、體要的依據，作者沒有“文體意識”的話，其主觀“文心”根本無法操作，更不用說如何“擇定”的問題了。

其次，本文要解決的問題是“文心”如何具有“定”的能力？“定勢”之“定”，可以有兩個詞性： 一是形容詞，就是用“定”來形容“勢”，即是所謂“固定”之義，用它來固定“勢”，所以文體之“勢”是被規范的，是確定的。二是動詞，是“擇定”之義，這是一種主觀的擇定義，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是個主觀性去擇定下一個文體之“勢”；這個主觀性面對的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文體之勢嗎？然而從客觀來講，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且固定的“勢”呢？倘若有，那么這個“勢”是什么？是一個實有物，還是它只是一個理則，一個法則性的理？是一個固定物，還是一個理？如果是一個固定物的話，那么我們就只有從存在“實體”來看其存有論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從一個發生的過程，來看文體的創生問題時，它只是一個運作的過程，只能是個理則，使其產生的是作者的“文心”，才能給出擇定結果，才能創造出一個客觀存在的理則，也就是《定勢》之勢。

正如劉勰在《定勢》篇云：“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边@里點出作者之“情理”構成其才氣學習的差異，然而在其“因”情“立”體的過程中，藉由其“文體意識”的擇定，展現其不同的才氣學習的情理表現與文章風格。一方面根據內容來擇定體式，形成一種趨勢，另一方面在依循“文體規范”選擇文體之創變的可能性。因此就其“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來看，從“情”到“體”到“勢”，這三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因依的關系；于是形成一個客觀的理則，這個恒存的理則，形成一種“體勢”，就像劉勰所云：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

劉勰界定“勢”時說了“乘利而為制”之理，他舉圓與方為例，強調“圓”的規體與“方”的矩形本身，就提供了一個自圓與自方的“固定”規矩。因此當你擇定了圓，那么規體之圓即使其形成一種“自轉”的勢；這樣的“勢”就是它操作的理。運用它的時候一定要用自轉才能畫出“圓”，這個是必然且不能違反的理，“勢”就是在操作的過程產生。所以劉勰直指“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因此那個被文心“擇定”的“固定”的文體常規之“體”，在“擇定”的當下，馬上成為一個具體存在之“體”，故其體是“圓”，是“方”，就自成其本身的“自轉”、“自安”之“勢”，此時的“勢”就由抽象概念中被朗現。

再則，在劉勰的文術論中，創作者的“文心”，是掌握所有文體創變的核心關鍵所在。因此他從“圣人”說起，在《征圣》篇中提到：“夫鑒周日月，妙極幾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贝艘徽f法，是把“創作者”界分成兩層意義： 一個是圣人，一個是一般文士。在劉勰的界定下，圣人扮演的是一個原創者的角色。因為在圣人之前，并無文體，圣人是創造文體的人，他的圣人之心，就是天心；他上窺宇宙之天道的“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最后落實下來，呈現出“文成規矩，思合符契”的結果。所以圣人之思與圣人的心，是一種天生的創造能力，這種“文成規矩，思合符契”的能力，開啟了文體的規范。

因此在圣人的規范下，后代一般文士都不是圣人，其內心的思維也跟圣人不同，因此常常是處于一種“思無定契”的狀態。故劉勰《總術》云：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庇纱丝梢?，作者“文心”無論是擇定無韻的“筆”，還是有韻的“文”，都必須依循其類體的常規，因此必須先掌握各種文類之大體，甚至窮究此一文體之源，掌握其原理原則才能總結其多樣變化，體察各類體之“通”與“變”的繁多現象。這些都是“文心”能不能在創作過程中，完善地“擇定”其所要創作的體勢依據。因此劉勰說“思無定契，理有恒存”，一般的文士之“思”，在還未被實踐，或還沒“擇定”之前，其狀態是“無定契”的。因此我們可以從兩方來談：

(一) 這個“無定契”指的是“文心”之“思”而言，并不是說各類體本身“無定契”。因為文學家心中本來就有其“文體意識”的存在，這個“文體意識”是支持他擇定適合創作之類體之“思”的基礎。所以在創作之前文思是沒有定規的。

(二) 從“理有恒存”來看，在文學傳統中早已存在的文體常規，這個常體本身就是一個理，一個客觀存在的理，此一恒存“理”，就是“勢”。換言之，“勢”是“理有恒存”之理。因此“勢”應該有兩個意義： 第一，是“理有恒存”之“勢”，這種文體常規里的靜態之“勢”，是具體恒存的“常體”原則，也就是《定勢》篇中“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的“勢”。第二，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之“勢”，這種“勢”是動態歷程義，它是在創作過程中經由“文心”的擇定，才會產生的“勢”，所以作者在創作時才必須先做“定勢”的功夫。

所以如何去操作主觀“文心”，去“擇定”一個文勢，使其能如圣人一般“文成規矩，思合符契”？針對這點劉勰早已提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定勢”理則。學者們卻把力氣用在《定勢》篇之“勢”的本源考證，內涵界定，語言修辭定義，因而造成過度引申的結果。因為看不到劉勰“因”“立”“即”“成”這些動詞，所以就無區隔出《定勢》之“定”，隱含著作者“文心”受文體“固定”常規之文勢的規范，以及其在創作時對文體之“擇定”作用的意義。換言之，若從“為文之用心”之用來看的話，問怎么用？就必須明白“因情”要去“立”的體，是什么“體”？立了怎樣的“體”即能形“成”怎樣的文“勢”。所以“文心”如何去“因”？如何去“立”？如何去“即”？如何去“成”？這些問題就會跟“文心”如何養成有關，如何“養”這個問題，劉勰在《神思》篇有云：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 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這段文本里劉勰談的“陶鈞文思”，就是一種“為文之心”的“養”，透過“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來培養可以“馭文”與“謀篇”之文心。有了這樣的“文心”也才會有“定”勢的擇定能力。因此，最重要的是一顆“文心”在“積學”“酌理”“研閱”“繹辭”的秉心養術的過程，必然對“文化傳統”有理解、選擇、承受，因而形成其對歷史性生命的存在意識；從其“社會階層”的生活實踐經驗過程與價值立場的選擇中，型塑其社會階層性的生命存在意識。同時也在“文學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中，形成其文學史觀，或文學歷史意識。經由“文人社群”的分流與互動，進而選擇、認同，或定義出其文學本質觀；因而對各文學體類語言成規、審美基準有了認知，于是形成其“文體意識”。就如劉勰《定勢》所言：

然淵乎文者，并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

從這文本我們可以看到劉勰預設了“淵乎文者，并總群勢”。因為精于創作之人，具有善于綜合各種文章體勢的“文體意識”，因此“奇正雖反”也能融會貫通，“剛柔雖殊”也能隨時適用。此處談的是作者所具備之能“定”勢的“文心”。所以就算奇正的體勢相反，剛柔的體勢不同，卻能跟著隨時機以定其適用之體。因此劉勰《神思》篇云：

臨篇綴慮，必有二患: 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這里除了說出作者主觀“文心”，在臨篇創作之時，會遭遇到“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之患外，最重要的就是點出“博見”“貫一”的創作法則。一顆“文心”能夠如此，當然有助于其創作的“心力”。透過這樣的“文心”養成功夫，才是“文心”是否能完善“定”勢的關鍵所在，也是本文之所以要提出作者“文心”之“定”的重要義涵。

四、 “文心”與“定勢”的通變性關系

如前所述，本文提出“定”才是《定勢》篇的論述關鍵處。這樣的說法是針對前行研究者，太過著重在“勢”的探討，而忽略作者“文心”之“定”的重要義涵而言。但從劉勰的“文體通變觀”來看，這主觀“文心”之“定”與客觀“文體”之“勢”，兩者在概念義上，雖然互不相涉，但在創作的過程與作品的成果上，“定”與“勢”是相互依的通變性關系。這是一種在實際創作的動態過程中，才會具體朗現的定勢觀。因此本單元將焦點回到主觀“文心”與客觀“文勢”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因的通變性關系上探討。

首先，就抽象的語詞概念而言，“文心”與“文勢”各自獨立互不交涉。然而就實際創作與批評而言，“文心”與“文勢”是相互依因的存在關系。就如劉勰《定勢》所云：“因情以立體，即體以成勢?！边@是劉勰所要提出的一套“恒?！敝?，這樣的創作原則中，有“情”、“體”、“勢”三個元素?！扒椤眮碜宰髡邇仍诘闹饔^意識，“體”是客觀文體常規，它存在于作者的“文體意識”中，而“勢”就如前文所言：“勢”有二義： 一是，“理有恒存”之“勢”，這種文體常規里的“勢”，是具體恒存的“常體”原則。二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之“勢”，是一種動態歷程義。但在歷來學者的詮釋中，各有說辭，也自成說立言。就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所言：“彼標其篇曰定勢，而篇中所言，則皆言勢之無定也?！笔獠恢?，劉勰并非“言勢之無定”，是從“勢”來講“定”的問題。就如其《定勢》所云：

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 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這段文本是劉勰透過舉例來談“定勢”問題。故如前所述，作者主觀“文心”，重在“博見”與“貫一”，如此才能有助于其創作之“心力”。所以假使作者“愛典而惡華”，那么其“文心”對“體勢”好惡，就會使其偏離了通變之道，就像夏人爭弓、爭矢，但各執一端，又如何能將“箭矢”射出呢？可見作者“文心”必須要先對文體常規之“固定”的文勢有所認識，才不會出現像“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的矛盾現象。

除此之外，劉勰提出“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這里的“功在銓別”與“隨勢各配”，都是有賴于“文心”來“擇定”文體之勢；這里的“勢”從作者“文心”之“銓別”“隨勢”，才能即體成勢的動態義。然而作者亦不能違反“文體常規”之“固定”的勢，就如劉勰《通變》所云：“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币驗椤霸O文之體有?！?，因此每個“常體”都有其體勢在，就如劉勰所言“典雅”是“章表奏議”的體勢規范，“清麗”是“賦頌歌詩”的體勢規范，“明斷”是“符檄書移”的體勢規范。以此類推，作者“文心”在擇定創作類體時，必須能夠“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由于“文心”的“循體”“隨變”，方能使文體“成勢”“立功”，可見“文心”與“文勢”兩者之間相互依因的通變性關系。

其次，劉勰從“文人社群”的角度，反思“近代辭人”愛好奇巧文章的問題，來論“定”與“勢”的問題，其云：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幻軙咭砸庑碌们?，茍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 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這段文本劉勰談的是一個時代性的趨勢問題。因為“近代辭人”，以“好詭巧”的心創作，造成一種“訛變”趨勢，于是文體“固定”之勢，有了時代性的“文體解散”危機。當文人有了“厭黷舊式”之心后，為“反正”而“反正”，就容易淪為“穿鑿取新”的結果，所以才會出現“意新得巧”、“失體成怪”、“逐奇而失正”的時代亂象，這樣的趨勢呈現出“勢流不反”的文體危機！所以從劉勰的敘述語境看來，就是因為六朝文人“好詭巧”的心，才導致當時“文風”“文勢”走向“失體成怪”之勢，因此在近代辭人的創作中不能“博而能一”，就不能有“擇定”完善之勢的能力，其結果就出現以“奇”“巧”自許的時代性創作趨勢。由此可見，“文心”與“文勢”之間，是相互依因的通變性關系。

再則，在“文體通變觀”的論述前提下，從“作者”而言，其文心之通變性，使其創作與批評能“通曉變化”、“會通適變”的運作，故能從“文學傳統”的文體常規中，通曉各種類體的“形質因變”的法則(體勢)，從中擇定其可“創變”的元素。因為作者“文心”能“定”，也就能在文體常規的約制下，一方面“宏大體”，“規略文統”，另一方面“資故實”，掌握“名理有?！敝畡?，藉此“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實現其理想性的文體創作，這就是劉勰《定勢》所云：

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 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這段文本說明了以“經書”之文勢為“典雅”之體勢，則文心啟動“模經為式”的寫作策略，就是一種“定勢”的作為了。若是“文心”不夠“博一”就容易淺切，這就是因為含蓄醞藉不足，缺乏“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的結果。由此觀之，“模經為式”“效騷命篇”看似有法可循，因為它已經存在了一種靜態的“理有恒存”之“勢”，所以“文心”是有勢可定的；但卻不能保證其所創作之文，能成為理想文體之“勢”，因為這個動態義的“勢”，要靠“文心”“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才能“定”其“勢”的。另外，從創作實踐的視角觀之，“文心”與“文勢”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相互依因的關系；它就在作者文心與文體規范的創作歷程中，才能展現的一種實際依存的“辯證性”關系。這當中有“文體常規”對作者“文心”的制約，也有作者“文心”在“定”勢的過程中創變。因此主觀“文心”與客觀“文勢”之間是具有主客辯證的通變性的關系。

五、 結 論

綜上所述，從劉勰自云：“因情以立體，即體以成勢”的論述，即可看到他對創作時作者的主觀“文心”與客觀“文勢”之間，存在著一種交互辯證的關系，在這種關系里，不是只是“文心”擇定文體“勢”問題；同樣的，客觀文體之“勢”也制約了作者主觀“文心”的“擇定”判準與作用。我們從文體批評的法則看來，“批評者”的閱讀立場與觀點里，同樣存在著批評者的主體“文心”與客觀“文體規范”的預設，作為其批評活動中交互作用的通變性法則。

其次，本文從反思前行研究成果中，發現學者大都把焦點放在“定勢”之“勢”的探究上，因而忽略了“定勢”之“定”的問題。其實“定”有兩個詞性： 一是形容詞，就是用“定”來形容“勢”，即“固定”之義。二是動詞，是“擇定”之義，這是一種主觀的擇定義，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是個主觀性去擇定下一個文體之“勢”。而“勢”也有兩義： 一是，“理有恒存”之“勢”，這種文體常規里的靜態之“勢”，是具體恒存的“常體”原則。二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之“勢”，這種“勢”是動態歷程義，它是在創作過程中經由“文心”的擇定，才會產生的“勢”，所以作者在創作時才必須先做“定勢”的功夫。

因此本文從“文體通變觀”的詮釋觀點，重新反思劉勰在闡述主觀“文心”與《定勢》之關系時，無論是從作者“文心”之創變，或是從文體之“定勢”的規范，都不能忽略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通變性”依存關系。尤其是“文心”之“定”的問題最為關鍵?？梢娮髡摺拔男摹敝耙庾R結叢”中，“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的養心功夫，也是主觀“文心”能否“通曉變化”、“會通適變”的“博一”關鍵。因為唯有作者“文心”能“并總群勢”“兼解俱通”“隨時適用”“模經為式”“效騷命篇”“循體成勢”“隨變立功”，以使“文勢”能在謀篇與馭文中實現其文體價值。此乃主觀“文心”與客觀“文勢”之間，主客辯證的通變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