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8年9月18—21日，由長白山管委會主辦、長白山管委會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和長白山紅樓夢學會聯合承辦的“首屆《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研討會”，在長白山管委會所在地二道白河鎮召開，來自北京、天津、山東、吉林、黑龍江、遼寧等地近70位《紅樓夢》研究者、文化工作者、媒體記者等出席會議，研討會主要圍繞“紅樓夢與長白文化”“紅樓夢與滿族文化”展開討論。

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張慶善先生在開幕式上致辭，充分肯定了從滿族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紅樓夢》的重要性。他指出過去紅學界從這一角度研究《紅樓夢》關注不夠，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重視不夠；二是對滿族歷史文化所知甚少；三是從這一角度的研究容易碰到諸如作者曹雪芹的旗籍、祖籍等一些敏感話題。他認為，曹雪芹的家世、人生閱歷、生活環境決定了曹雪芹對滿族貴族生活的熟悉并受其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從滿學的角度、從滿族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他建議不要陷入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爭議，而要從滿族歷史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討《紅樓夢》的文化意蘊，諸如《紅樓夢》與滿族祭祀文化、《紅樓夢》與滿族禮俗文化、《紅樓夢》與滿族飲食文化、《紅樓夢》與滿族服飾文化以及《紅樓夢》中的游藝、歲時描寫與滿族文化的關系，等等。

北京曹雪芹學會會長胡德平先生在開幕式致辭中指出，研究清代的歷史、研究滿族先祖的歷史、研究長白山的歷史、無疑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打開了新的視野、新的領域、新的空間，值得認真研討。有關《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與滿族文化關系的研究，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度，而且不斷有發現，能夠把滿族的歷史、清朝的歷史和《紅樓夢》中的一些文學描寫文史互融，就是成績。

長白山管委會尹濤副主任、長白山管委會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張在茂局長在開幕式的致辭中，闡述了此次研討會在長白山腳下召開的重要意義，認為這是自《紅樓夢》產生以來，關于《紅樓夢》與長白山、與滿族文化關系專題研究規模最大的一次研討會，如果能在研究的層面上打開一條與長白山地域文化相連、相通的通道，即使是一條小徑，都是值得嘗試的。

關于《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的關系的議題，主要圍繞陳景河先生提出的“大荒山”是長白山等展開討論。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趙建忠教授肯定了陳景河先生通過自己的研究，發掘出的大量的資料，豐富了對《紅樓夢》的認識，但認為其基本觀點還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首都師范大學宋德胤教授說，《紅樓夢》沒提長白山，因此恐怕人們接收不了大荒山即長白山的提法。曹家雖然是漢族，但久居滿族高層，已經是滿族化的漢人；曹雪芹沒有到過長白山，但他的爺爺曹寅隨從康熙東巡到過吉林，曹雪芹可以因此獲得間接經驗，用于《紅樓夢》的創作。沈陽軍區白山出版社原總編輯董志新編審認為，長白山是滿族的發祥之地、清朝的肇始之地；祭祀長白山是清朝國家大典，是感恩先人不忘根本的頭等大事；長白山是八旗士人心中的文化坐標。這三點決定了長白山是滿族經典的文化符號。曹寅對這個符號的構建、形成有所貢獻；曹寅和曹雪芹以各自的具體形式納入了長白山文化體系。北京曹雪芹研究會副秘書長閆寬從滿族發祥于東北、源頭文化是入關之前的文化的角度，贊同陳景河把《紅樓夢》的源頭文化定格為長白山文化，認為曹雪芹在北京西山寫作《紅樓夢》，他的生活氛圍是八旗文化；《紅樓夢》的源頭文化和北京西山八旗文化，是“兩山遙聳峙，一水暗香流”的關系。白河林業局宣傳部副部長宗玉柱說，《紅樓夢》借古“大荒山”之名指代清朝滿洲貴族根脈長白山，曹雪芹為盛極必衰的王朝做了一個從“大荒”來回“大荒”去的預言。吉林文史館員、著名書畫家易洪斌先生回顧了陳景河先生“大荒山是長白山”說產生初期的情況，認為他把長白山這么一塊廣袤的山林和土地跟《紅樓夢》、跟本地傳統文化聯系起來，發旁人所不敢發，想旁人所未敢想，是一個非常有看點的學術事件。

陳景和先生還闡釋了其他幾個觀點:黛玉是人參的幻化、太虛幻境是賈寶玉的成丁禮、秦可卿具有薩滿的身份。對此，部分學者進行了呼應。

中國藝術研究院在讀博士研究生李雨澤探討了絳珠仙草的原型問題，認為在已經被學者提出的數種可能是絳珠草的植物當中，人參的生存環境、地面形態、生長方式、“以物化人”的特點，與《紅樓夢》描寫的絳珠草最為相似。曹雪芹選擇人參作為絳珠草的原型的可能性更高。中國工商銀行長春學院副院長秦永順教授提出，《紅樓夢》中最難理解的人物是秦可卿。她時而美麗、智慧、可親、可愛，時而又丑陋、淫蕩、可憎、可憐。秦可卿生前受家族普遍尊重和愛戴，死后葬禮又極盡奢華，與女薩滿有很多相合度。

圍繞《紅樓夢》與滿族文化關系的議題，與會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是曹雪芹的族籍問題。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滿學專家趙志忠先生闡釋了他的三個主要觀點:第一，民族不等于血緣；第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錄了曹家，清王朝已經把曹家視為滿族；第三，曹家已經從昔日的包衣阿哈，變成了皇親國戚。因此，《紅樓夢》與滿族脫離不了關系。民國年間的紅學大家，從來沒有說過曹雪芹是漢人，而是說他是旗人，胡適還直接說曹雪芹就是滿人。趙教授還特別提及《紅樓夢》與滿族文人的關系:與曹雪芹接觸的都是滿族人，因為他就生活在這個圈子當中；曹雪芹身邊的滿族人，對《紅樓夢》的創作和傳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卓引用通行的民族定義，贊同族屬的認定不是單純的血緣問題，也是文化認同的問題。曹家的旗籍，雖然在《清史稿》和《八旗通譜》等文獻中記載不同，一種是漢軍旗人、一種是正白旗包衣，但根據20世紀50年代民族調查得出的“不問滿漢，但論民旗”的結論，入不入旗，文化差別很大，屬于什么旗的，文化差別并不大；并引用雍正皇帝的圣旨，說明康乾時代北京的滿族豪門貴族，在文化上已經滿漢融合，如果立足于《紅樓夢》本身的研究，就沒有必要一定要爭論作者是滿族還是漢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北京曹雪芹學會顧問張書才先生表示:我研究《紅樓夢》，沒講滿文化也沒講漢文化，因為都是中華民族的。研究《紅樓夢》有兩個問題:第一，《紅樓夢》與滿族文化研究。學術研究一種方法或路數是需要恢復歷史的真實，最好有第一手證據；另一種是鑒賞，主要是研究者個人的認識、理解、感悟。不能以第一種路數反對第二種，也不能用第二種路數反對第一種。第二，滿族文化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滿族文化的根本，即狹義的是產生于滿族在白山黑水之間活動時期，進入遼沈地區之后吸取了蒙古文化，入關之后，漢文化更多一些?！都t樓夢》有滿族的東西，也有漢族的東西，都是中華民族的東西，不要互相否定。

與此相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任少東先生就有關《紅樓夢》的排滿、反滿問題發表意見:乙卯、庚辰、戚本《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寶玉為芳官梳頭、改妝，起名“耶律雄奴”，幾大段文字中確實有漢族正統觀，而苕溪漁隱所見舊抄本，這些文字均不見了。通過對作者家世和作品內容的考察，他認為乙卯、庚辰、戚本中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文字，當系某個懷有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抄手或抄手的主人，在某次過錄時添加進去的。因此《紅樓夢》排滿、反滿說可以休矣。

《紅樓夢》中的滿族習俗，是與會學者關注的另一個熱點問題。

山東大學文學院王平教授，代表他和他的會議論文合作者白燕，認為《紅樓夢》中寫到的剃發和編發發式、鷹膀褂等服飾、婚俗當中的傍晚成婚習俗、不分尊卑的敬老習俗、騎射、重女以及放鷹等游藝習俗，都很真實地表現了滿族的習俗，提出《紅樓夢》中有滿族文化的描寫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關鍵是要挖掘出曹雪芹的用意何在。吉林省民政廳《民情》雜志原社長兼總編輯馬孟寅說，《紅樓夢》的最大真實是細節，舉凡飲食起居、服裝器具、梳妝打扮、迎來送往、宗教信仰、求醫問藥、風俗習慣、言語表達乃至房屋格局、花草樹木、養鳥喂魚等等，都是以一定的生活事實作為依據的；其濃郁的滿族風情，使《紅樓夢》新意迭出。吉林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吉林省民俗學會會長施力學先生例舉了諸多《紅樓夢》中與滿族民俗相關的物品，如“悠車”，是典型的滿族人的育兒工具；烏進孝進貢的東西，是典型的東北特產；“餑餑”是滿族的食品等。趙志忠教授論述了《紅樓夢》中“箭袖”與滿族禮俗的關系、“落草”與滿族生育習俗的關系以及“妞妞”等滿語詞匯。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吉林省文史館館員張順富先生列舉了《紅樓夢》對東北地區民俗語言的使用，認為如果曹雪芹沒有東北的文化基因，寫不出來《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冻鞘型韴蟆犯呒壘庉嬘诮ㄇ逡舱撌隽恕都t樓夢》與滿族文化的密切關系。

此外，中國紅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孫偉科就《紅樓夢》與地域文化建設的關系提出具體建議；北京曹雪芹學會《曹雪芹研究》編輯胡鵬就《紅樓夢》創作的虛與實發表意見；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學刊》編審、中國紅學會秘書長張云強調，研究者要關注新材料、新成果，以免做重復勞動，甚至因為對新的研究成果不知曉而繼續錯誤觀點；長白山書院院長、吉林省周易學會常務理事鞠曦提出《紅樓夢》是終結性的文學，以隱喻筆法終結了史學上的“春秋筆法”和文學上的“文以載道”；長白山紅學會副會長雷廣平陳述了《滿洲實錄》及其滿族源頭文化；中國紅學會藝術與文創委員會主任歐陽奮強談及87版電視劇《紅樓夢》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純凈”——當時的創作者沒有任何雜念。李明軒、趙德武、闞世鈞等也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中國紅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胡文彬先生做了最后的總結發言，他認為，陳景河先生提出的關于《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的關系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他肯定說本次會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希望通過這樣的研討能夠把長白山乃至東北地方文化整體推向一個新階段、新高度。

會議期間，還舉行了長白山紅樓夢學會的成立儀式和陳景河先生新著《紅樓夢與長白山文化》首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