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國與全球經濟治理

摘 要：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對于全球經濟治理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中美兩國的密切合作，全球經濟治理在金融危機以來取得重大進展。然而特朗普總統就任以來，美國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興趣明顯下降，對于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也多有質疑，出現了顯著的治理倒退傾向。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分歧開始增多，這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全球經濟治理也因此出現了新的發展動向。從全球經濟治理發展大局出發，中美仍然需要圍繞雙方共同關切的領域進行必要的合作，既有利于中美兩國各自的經濟關切，也有助于世界經濟的平穩發展。

關鍵詞：中國；美國；全球經濟治理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8）08-0027-08

作者簡介：宋國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上海 200433）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關系一直處于不確定當中。兩國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都出現了與奧巴馬政府不相一致的相處模式。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美之間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經濟關系的壓艙石地位不僅遭受沖擊，甚至經貿關系本身成為中美關系不穩定的新增來源。全球經濟治理作為中美經濟關系的重要互動領域，在奧巴馬時期曾經取得重要進展，幫助鞏固了中美雙邊關系。然而，特朗普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態度的顯著變化，使得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共識減少，分歧增多。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政策分化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嚴重挫折。非但如此，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分歧還會給中美經濟關系帶來較大挑戰，不利于中美經濟關系的穩定發展?？傮w上，中國和美國雙邊關系的新動向抑制了全球經濟治理的新突破，全球經濟治理很可能因此進入到較長時間的沉寂期。中美亟需通過互利、務實和創新的治理合作，維持全球經濟治理的基本動能，保障兩國關系的大致穩定。

一、原有治理成果及其中美合作原因

在奧巴馬總統期間，中國和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層面有競爭，但更有合作。在奧巴馬總統的兩個任期，中美都圍繞著相關的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合作，全球經濟治理成為中美關系發展的有利因素。

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在金融領域的全球治理成為中美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議題。奧巴馬上任不久，大力支持二十國集團峰會的運作，積極協調各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主動設置防范危機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各項議程，充分照顧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需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改革成為此一階段中美兩國在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經濟治理進程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為了更好應對危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愿意與發達經濟體一道出資，增強IMF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能力，但同時對自身在IMF中的過低份額表達不滿。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份額改革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焦點議題之一。經過廣泛協商，奧巴馬政府同意提高中國等國在IMF中的投票份額，較好地回應了新興經濟體的集體訴求。雖然在奧巴馬政府批準IMF改革方案之后，美國國會在批準過程中加以拖延阻撓，但奧巴馬政府總體上對于提升中國等國的發言權持積極和建設性立場。新興經濟體也因此更為積極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支持鞏固IMF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金融治理當中的主導地位。

在奧巴馬第二個任期，環境領域的全球治理成為中美全球經濟治理的新亮點。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對世界經濟的威脅逐漸降低，全球經濟治理出現了議題上的轉換，各經濟體從主要關注金融領域的治理變成關注環境領域的治理。中美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互動更聚焦于環境領域。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中美互動也有一段時間的磨合。奧巴馬政府主張全球氣候變暖正在發生，需要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他希望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排放國，也能夠作出相應的減排承諾。但是中國對于奧巴馬政府推動全球氣候變化的意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有疑問，因此在最初階段并不特別支持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氣候變化治理議程。不過，經過國內討論及決策之后，中國也開始轉而贊同美國政府的努力。中美兩國在2013年成立了氣候變化工作組的工作框架。在美國和中國的共同努力和協調下，2015年12月底，國際社會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達成了歷史性的巴黎氣候變化協議，全球氣候治理也成為奧巴馬第二任期中美合作的強大新動力薄燕：《中美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合作與分歧》，《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總體而言，在中美兩國以及其他行為體的共同推進下，奧巴馬時期的全球經濟治理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也實現了從金融治理到環境治理的接續發展。全球經濟治理取得重要進展大致上有三個原因。一是當時的國際背景使然。奧巴馬的兩個任期，尤其是第一個任期，最為重要的任務是讓美國走出金融危機，實現經濟穩步增長。這需要深入的全球合作，包括推進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合作。二是奧巴馬總統的個人因素。奧巴馬總統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色彩較為濃厚，偏好多邊主義。無論是在金融問題上，還是環境問題上，都認同通過國際治理手段解決特定問題。他個人的這種理念有利于中美兩國通過各種多邊治理平臺開展合作。三是中國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對于多邊主義愈發熟悉，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方式較為認可。從現實需求角度，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形成嚴峻挑戰，全球金融治理所創造的健康國際金融環境符合中國的國際利益，中國需要和美國在金融治理上同舟共濟。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中國國內在如何權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上存在激烈討論。但經過較長時間的研判，中國政府認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也是異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因此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達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全球經濟治理是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途徑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求是》2016年第4期。。中國要主動引導全球經濟治理的議題和發展方向，建立更為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和美國抓住全球經濟治理的共同利益，協同塑造全球經濟治理的議題和方案，不僅有力促進了全球經濟治理本身的發展，而且還增進了兩國之間的信任。兩國首腦都高度評價全球經濟治理在鞏固和提升中美關系上的重要性。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動力缺乏的時候，特定領域的全球治理被打造為中美合作的亮點。在這個意義上，全球經濟治理和中美雙邊關系發展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

二、特朗普的治理倒退與中美分歧

特朗普繼任美國總統以來，其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興趣大為降低。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就任不久就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基本顛覆了這一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全球經濟治理的最大成果，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帶來嚴重挑戰。相比于奧巴馬，特朗普之所以在全球治理上大為退步，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導致的。

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認為全球經濟治理不能維護美國利益，甚至損害了美國利益。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理由是主張這一協定削弱美國工業基礎，無視美國傳統能源行業的發展，減少美國就業人數“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因此，從本國利益優先的角度，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是“明智之舉”。對于其他經濟治理，特朗普大都以本國的利益得失加以考量，而不是從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做出決定。此外，與奧巴馬相比，特朗普單邊主義和雙邊主義色彩極為濃厚。特朗普認為，單邊和雙邊主義能夠更好發揮美國的大國力量，逼迫他國讓步，獲得更多談判優勢。而全球經濟治理本質上是多邊主義，美國在多邊框架內容易遭受其他多個成員的制約，難以發揮自身實力，最后達成的多邊治理成果也無法反映和維護美國的最佳利益。因此，特朗普認定與其在多邊治理領域與其他國家糾纏，不如直接通過雙邊和單邊手段推進國內和國際經濟議程。

美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從真正意圖而言，是希望通過經濟治理能夠幫助實現美國經濟增長。奧巴馬時期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根本動因，是為了協調國際社會的統一經濟力量來幫助美國應對金融危機。到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后，美國已經基本走出了危機的陰影，量化寬松等危機應對手段開始退出，美國經濟實現了溫和擴張。世界經濟已經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作為衡量經濟狀況的核心指標，特朗普當選以來就業人數快速擴張，美國的失業率連月下降，連續數月維持在4%以下。美國經濟的復蘇使得特朗普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性認識大為降低，全球經濟治理也因此不在美國政府的優先議程之列。

特朗普政府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態度轉向，使得全球經濟治理陷入低潮當中。中美此前在奧巴馬時期圍繞全球經濟治理所形成的良好氛圍不復存在。在目前的形勢下，中美兩國不僅在全球經濟治理上的合作基本陷入停滯，還可以看出中美在一些重大的經濟治理議題上存在著顯著的分歧。

第一是中美兩國在全球化問題上的立場分歧。全球經濟治理本身既構成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對于全球化的作用和影響，目前中美兩國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中國高舉全球化的旗幟，主張推進全球化，而特朗普政府更多帶有反全球化的特征Adam S. Posen， “The PostAmerican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同樣是參加達沃斯論壇，習近平提出要“適應和引導全球化”，“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則利用這一場合為美國優先辯護，宣稱“將總是把美國放在第一位”Donald Trump，“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worldeconomicforum/.。中美兩國對于全球化看法的差異，是基礎性的，屬于“世界觀”范疇，對于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一系列互動產生重大影響。

第二是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利益分歧?？傮w上，各治理主體通過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形成積極的正向分配效應，每個治理主體都會從中受益。然而，特朗普總統認為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當中自身利益受損。他甚至暗示這種情況是中國對美“經濟侵略”的結果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事實上，盡管國際經濟治理能夠為各治理主體帶來總體上的正分配，但與各國政府的國內治理能力高度相關。美國的政治體制存在愈發嚴重的極化現象，政策決策過程受利益集團的影響也過大，這些因素限制了美國政府公平分配的能力。此外，按照國際關系理論，特朗普個性中的“現實主義”思維較為強烈，他對于全球經濟治理中“相對收益”的關注要大大超過其對于“絕對收益”的關注。其在貿易領域所提出的“對等”原則和“公平”原則，實際上也成為特朗普政府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貫穿于美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實踐當中。中國則主張，全球經濟治理確實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可以通過改革和完善的方式讓全球經濟治理為各個經濟體帶來更多的收益。

第三為中美是否遵守國際經濟治理相關規則的分歧。特朗普作為非建制派出身的總統，對于既有的政治和經濟規則有著本能的抵觸，加之“商人”出身，以自身利益得失來界定規則取舍的思維較為明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體現出典型的突破規則特征，希望通過談判技巧或者策略來實現美國利益。特別是在貿易治理領域，特朗普政府打破規則的傾向較為明顯。特朗普政府曾明確表示，美國在貿易爭端方面不受WTO規則約束，如果規則不能維護美國利益，美國可以不遵守相關規則Shawn Donnan and Demetri Sevastopulo， “Trump Team Looks to bypass WTO Dispute System”， The Financial Times， Feb. 27， 2017.。中國認為已有的規則是各國協商一致達成的契約，理應遵守，不能被輕易打破，主張自身是現有規則體系的受益者、維護者和改革者。在誰是規則破壞者這一問題上，中美相互指責。特朗普政府認定中國不遵守規則，未能完全履行其入世承諾，中國的若干國內法律及規定不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提出中國有意通過不遵守規則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在特朗普對華發起的301調查中，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對中國在技術轉移領域是否全面遵守入世協定向世貿組織提出訴訟。中國則強烈表示反對，主張美國使用國內法對中國發起的諸多行為違反了世貿組織規定，比如執意對華發起301調查。此外，中國也堅持，美方拒不自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違背了其與中國達成的入世協定。這進一步表明，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對于規則以及遵守規則的認知存在巨大差異。全球經濟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內容是要處理和協調中美之間的規則差異，防止中美由于規則分歧而導致的治理失效。

第四是中美對于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分歧。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機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美國作為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創建者，總體上是“現狀維護者”，大力維護現有的國際治理機制。中國是改革者，主張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要反映變化了的國際經濟現實，擴大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一反美國傳統上扮演的治理機制維護者角色，也開始推動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然而，同樣是改革國際經濟的訴求，中美兩國的改革路徑卻是相互沖突的。特朗普政府強調，現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過于傾向中等收入國家，應把援助給予更窮的國家、而非相對富有且能輕易地取得資本的國家。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建議IMF改動其借款計劃的架構，優先支持推動私營機構帶動經濟的改革。這些改革建議針對中國，意在使得國際經濟機構減少對中國的融資傾斜。中國政府則延續此前一以貫之的改革訴求，認為全球治理機制仍然未能反映世界經濟變化的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夠，因此IMF等主要國際經濟治理機制要在最新一輪改革的基礎上，根據再次變化了的經濟格局盡快推動新一輪的份額改革。由于中美在改革上的立場分歧過大，特朗普總統任內國際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前景不容樂觀。

三、中美分歧對于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

特朗普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態度的變化以及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上的分歧，至少在特朗普在任的幾年將會持續，這將對全球經濟治理產生長期的影響。

一是在較長時間內，由于美國的缺席和反對，重大的全球經濟治理進展恐怕難以出現。對全球經濟治理而言，美國的角色正從奧巴馬時期的動力退化為特朗普時期的阻力。全球經濟治理不斷深入大致上需要兩種必要條件。一是治理的意愿。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以及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創造者，美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一段時間全球經濟治理取得重大進展，離不開奧巴馬政府對國際自由秩序的信奉。如果特朗普政府對自由秩序缺乏意愿，甚至是積極“反對”，全球經濟治理將無法取得重大突破。即使其他國家有意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有所作為，但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有力配合，治理顯然是難以取得成效的Rebecca Friedman Lissner and Mira RappHooper， “The Day after Trump： American Strateg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2018， pp. 7-25.。不幸的是，特朗普對于全球經濟治理并不重視。二是治理的資源。治理需要投入必須的資源，包括人力和資金。在以往的全球經濟治理中，美國政府為全球經濟治理投入了較多的預算，從而保障了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以及活動的順利進行。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提出的首份2017財年聯邦預算，大幅縮減了美國對于國際多邊機構的資金支持，提出要減少不能直接大幅提升美國利益的援助預算，降低聯合國以及世界銀行等機構對美國的不公平份額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 New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Greatness”， May 2017， p. 13.。短期內，其他國家并不能彌補美國政府大幅削減的資金。在美國意愿和資源投入雙重減少之下，全球經濟治理將會面臨較大的困難。

二是中國會繼續支持全球經濟治理的深入發展，逐漸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動力源，但短期內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中國作用不宜過分夸大?？紤]到中國的經濟實力繼續提升，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也較為強烈，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會持續提升。在中國的推動之下，全球經濟治理整體上不會輕易陷入全面倒退。不過也要看到，在現階段，中國的地位、作用和動力仍然和美國有距離。這意味著中國單方面無法決定全球經濟治理的走向，也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治理普遍性地蓬勃發展。但是，如果在某些具體議題上，中國能夠集中力量和美國之外的其他重要行為體形成新的治理聯盟，也能夠推動在特定領域的全球治理向前發展，從而形成在某些領域較好的全球治理效果。

三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現有規則體系難以適用各主要治理主體的需求，面臨較大的變革。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問題是規則問題，包括舊規則的修改、完善和新規則的形成。主要行為體通過協商達成了規則的一致，治理才能穩定地深入發展。如前所述，中美目前在關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上存在較大分歧。一方面，美國對于已有的規則并不滿意，認為不能維護美國利益。另一方面，中國對于推進全球經濟治理也有自身的規則和話語權需求陳偉光、王燕等：《全球經濟治理與制度性話語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這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體系會經歷來自于中美兩國不同方向的變革要求。從國際經濟治理機制本身的演化而言，無論是世貿組織還是其他現有治理機構，需要在變革中融合中美等主要經濟體的差異。但滿足中美等主體的新包容性規則短期內難以形成，基于不同治理理念的規則實踐可能將在較長時間內并存。當然，這種并存不會一直持續下去，規則的變革總歸會隨著主要經濟體實力的變化而變化，將更多體現實力相對強大者的需求。

四是全球層面的經濟治理動力不足，各主要經濟體的治理需求仍然存在，因此，在地區經濟層面和國家經濟層面推動治理會取有較大進展。在這種情況下，地區經濟治理和國家內部的經濟治理將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內容宋國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困境及超越》，《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諸多在地區層面和國家內部的治理嘗試可能會帶來令人矚目的治理成果，對全球經濟治理帶來借鑒作用。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之后，日本、加拿大以及其他原TPP成員堅持達成了全面和先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使得亞太地區旨在推進自由化的貿易治理向前推進。中國牽頭創設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為亞洲的地區金融體系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經濟治理受限的情況下，各國紛紛把國內經濟治理放在優先位置，通過改革方式優化本國的治理模式。即便是對全球經濟治理意興闌珊的特朗普政府，也異常強調國內經濟治理的重要性，在稅收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監管審批等一系列方面大力改革，力圖為國內經濟強勁增長注入動力。各主要經濟體希望通過國內經濟治理的效果來贏得國際經濟治理話語權的優勢，容易誘發各主要經濟體的內向型“競爭”。這又可能產生兩大衍生影響。一方面，地區經濟治理和國內經濟治理的發展確實可能為全球經濟治理積蓄新的動能。國內經濟治理如果有效，各經濟體或許會嘗試進行全球層面的經濟治理。另一方面，如果朝向本國治理的趨勢不能有效協調，各行為體只專注于地區和國內經濟治理，甚至以全球經濟治理停滯不前為代價來幫助國內經濟治理，這將不利于國際經濟治理的良性發展。

四、全球經濟治理的中美新合作

在新的歷史時期，單憑一國難以解決全球化下出現的跨國問題，美國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來迫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解決方案。從中國的角度，離開美國難以真正推動全球經濟治理，也難以在治理中更好地提高制度性話語權，因此需要正視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合理關切何亞非：《中美關系良性互動將有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調整與完善》，《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1期。。當務之急，是要結合兩國的共同關切，圍繞當下一些急迫且敏感的議題，以治理的手段解決紛爭，開展合作。

第一，中美貿易治理。特朗普總統一直對美國對華有巨額貿易逆差頗為不滿，上任不久直接發起針對鋼和鋁的232調查和針對所謂知識產權侵犯的301調查。中美圍繞貿易問題的博弈嚴重影響了中美關系的穩定，中美經貿關系有從“壓艙石”變成“對撞點”的危險性。然而，美國如果真正要解決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僅僅憑借單邊措施根本不能達到美方所希望的目標。中美在治理框架內，通過協商的方式緩解矛盾主要有兩大路徑。其一是雙邊路徑。針對兩國在貿易領域對彼此的關切，深入研究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解決問題可以采取的措施。通過雙方有效的共同治理行為彌合兩國在這一領域的沖突性認知，通過維護和擴大兩國在經貿領域合作降低在貿易領域的對抗性行為。其二為多邊路徑。如上所述，中美兩國對于對方是否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均有否定性看法。由于這些問題均涉及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需要通過世貿組織的權威仲裁獲得雙方均可接受的結果，因此多邊路徑對于中美貿易治理不可或缺?？傮w上，中美要力爭通過全球經濟治理的合作模式來解決雙邊貿易問題，用已有的WTO機制來處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避免在單邊或者雙邊的處理框架下可能產生的關系失控結局。

第二，中美稅務治理。特朗普提出的減稅方案已經生效。根據美國政府的預計，該減稅法案總體上將會在未來十年內減稅1.4萬億美元關于特朗普稅改較為深入的內容分析，參見Jim Nunns， Len Burman， Ben Page， Jeff Rohaly and Joe Rosenberg， “An Analysis of Donald Trumps Revised Tax Plan”， October 18， 2016，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publications/analysisdonaldtrumpsrevisedtaxplan/full。。特朗普稅改的主要訴求之一是希望通過降低稅收，把美國企業在海外的巨額利潤吸引回美國，幫助美國自身的“制造業回流”。問題在于，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稅改具有極大的外部性。美國在稅收層面的政策調整不僅會對美國國內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會引發規模巨大的全球資本跨境流動，這勢必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面對美國稅收新政的外溢性，是以治理協調的方式來處理美國稅改引發的問題，還是從單邊層面來應對，是擺在其他經濟體面前的兩種選項。如果各主要經濟體均通過單邊降低本國稅率的方式防止資本外流，以確保本國不被美國的減稅方案侵害，顯然，這很可能會形成全球層面的稅收競爭對于特朗普稅改中國的反應，參見魏亮《美國稅改，誰是贏家》，《人民日報》2017年4月28日；歐盟的反應，參見AnneSylvaine Chassany and Chris Giles， “Europeans Issue Warning to Trump on Tax Overhaul”， The Financial Times， Dec. 12， 2017。。在各國競相降低稅收的情況下，反過來又會大大降低美國稅改的效果，美國政府的減稅效應難以長期產生作用，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制造業大規?；亓鞯惹熬耙膊粫霈F。當然，對其他主要經濟體而言，被迫的稅收競爭將導致政府收入相對減少等問題。因此，中國政府也希望同特朗普政府加強在稅收領域的合作，通過治理的方式處理跨國稅收轉移以及稅制不公等敏感問題，避免陷入兩國間的稅收競爭。

第三，中美金融治理。雖然與應對金融危機初期相比，中美兩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迫切性有所降低，但就其重要性而言，依然十分突出。在特朗普時代中美仍然需要在金融領域強化治理。最為核心的治理議題還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的投票權增加問題。距離上一輪IMF投票權確定的方案已經過去將近十年，在這十年當中，國際經濟格局繼續發生著重大且深遠的變化。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對外貿易規模持續上升，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也不斷擴大。賦予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更大投票權，有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改革金融體系，深入推進全球金融治理，不僅需要中國努力，而且需要美國參與。對美國而言，以治理的方式包容中國金融實力的壯大也有著重要的意義。目前而言，中國金融實力仍與美國有較大差距，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塑造能力總體上也無法與美國相比。但是，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推動“一帶一路”而實施的各項金融政策，正在深刻地改變著地區乃至全球金融格局舒建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國際金融秩序》，《國際關系研究》2015年第4期。。特別是隨著中國在上海推出人民幣原油期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再次加速。美國早日介入中國金融影響力上升的過程，中美兩國就全球金融治理相關議題進行協調，本質上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第四，中美能源治理。在特朗普時代，如果說上述三大領域的治理存在較多障礙，那么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的治理則是機遇大于挑戰。美國近期能源開采大幅增加，能源獨立前景愈發清晰，特朗普需要為本國產量不斷增加的石油及天然氣尋找出口國。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對能源需求日益增加，進口能源已經成為中國能源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在新的全球能源格局中，美國能夠對外出口更多的油氣資源，而中國需要進口更多的油氣資源。從能源貿易來看，2016年開始，中國從美國進口原油和天然氣數量急劇增加，兩者在能源領域的互補性和互利性愈發顯著，中美能源治理存在廣泛的利益基礎，未來發展空間巨大。從中美能源治理的角度，有如下幾點需要重點推進。一是中美兩國在全球能源機構中的治理。特別是圍繞中國是否加入國際能源署（IEA）的合作。二是中美兩國在能源安全通道領域的合作。三是中美雙邊能源對話和合作機制的拓展，包括但不限于中美能源效率論壇的發展等。四是中美制定更多的能源合作大項目，進一步拉近中美能源行業密切度。需要指出，能源治理不僅涉及能源本身。由于能源貿易是中美貿易的新亮點，如果中美能源貿易能夠快速增長，為兩國帶來深厚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可能會因此減少。

除了上述具體議題領域外，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進一步治理也是中美全球經濟治理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對于現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看法不盡一致，改革訴求分歧，如果不正視這一問題，國際經濟機制本應可以發揮的作用會大為受限，中美的矛盾可能會長期存在，不利于中美自身的經濟利益。在這一領域中美合作的當務之急是兩國共同分析現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問題，探討中美兩國各自對于國際經濟治理的方案，務實推動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進程。

結 論

全球經濟治理過去一段時間曾經取得過突出的進展，為應對金融危機以及穩定全球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離不開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特朗普上臺后，試圖以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來更好維護本國利益，全球經濟治理一時難以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亮點。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利益深度互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依靠抽離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實現本國利益，還是需要各主要經濟體就重大問題進行協調。在這個意義上，全球經濟治理仍有其生命力和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應重新審視全球經濟治理在維護美國經濟利益上的優勢。此外，美國政府也必須客觀看待中國經濟實力的發展及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合理訴求。美國政府必須意識到，考慮到中國的經濟體量以及中國與美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緊密聯系，用對抗和封閉的方式試圖排除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做法已經無效。對中國而言，現在也需要正視特朗普政府對國際經濟治理領域的擔憂和關切，在更為高階的經濟發展階段處理好與美國經濟的相互關系，避免美國國內出現利益受損的普遍性共識。全球經濟治理的好處在于，中美兩國可以把各自關切的宏觀問題放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框架內，進行溝通和解決，一方面有助于緩解當前兩國雙邊經貿層面的摩擦，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治理注入新的動力。如果不能有效通過治理方式來協調雙邊利益關切，給中美經貿關系甚至中美關系帶來重大的不確定性，二戰后逐漸形成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遭遇逆轉。

（責任編輯：瀟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