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歷史經驗看Nation的形成道路及其成因辨析

摘 要：在西方社會科學討論中，“nation”是一個關鍵術語，但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爭論的概念。Nation主要是基于歐洲特定歷史道路和發展經驗而總結出的一個概念。結合對歐洲歷史經驗的分析來看，與其說文化精英所推進的“高文化”“文化建構”是nation產生的前提，不如說它是歐洲進入資本主義后，由日益聯系緊密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所造就的結果。Nation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出于維護這種社會化大生產所產生的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達成的享有“歷史領土”和“主權”的最大利益共同體。

關鍵詞：Nation；歷史道路；定義；歐洲歷史經驗及局限

中圖分類號：K5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8）08-0129-09

作者簡介：李友東，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天津 300384）

任何學科進行學術討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套一致的、被廣泛接受的術語。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那些關鍵“術語”?！癗ation”可算其中之一①。但這個術語本身，在中西方學術界，無論是應用于國別史的討論，還是應用于比較史學的討論，都充滿了定義的模糊性。

西方學者經常承認，在關于“族群屬性”（nationality）“國家”（state）“國族”（nation，根據語境不同，又或翻譯為“國家”“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討論中，所涉及到的這些術語必須要澄清，卻又很難澄清②。而就“nation”而言，在實際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它還與“state”“country”等概念存在嚴重的混用問題③。究其原因，是因為二戰后的大多數主權國家（state）都宣稱自己是民族國家④，“nation”的框架被視作是現代國家性質（statehood）的本質，二者經?；Q使用⑤。但在不同的國家，“nation”的含義又非常不同，彼此常被混淆，又不斷產生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話語的歧義?！癗ation”作為一個公共話語（common discourse），不斷產生著自相矛盾的意義。正因為“nation”的定義如此復雜，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的不斷混用，即使是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的概念和術語分析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s Committee on 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Analysis， 簡稱為INTERCOCTA）試圖圍繞nation達成共識術語的嘗試，也最終宣告失敗了Valery A. Tishkov， “Forget the ‘nation： PostNationalist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 no. 4 （January 1， 2000）： 625–50， https：//doi.org/10.1080/01419870050033658.。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看待nation這一歷史現象，并探討其定義、產生道路等諸多問題呢？筆者結合歐洲歷史經驗，冒昧提出一些看法，以祈學界批評指正。

一、西方學術界關于“Nation”的爭論

就現當代西方學術界關于“nation”的定義而言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包括西哀士、馬克斯·韋伯、斯大林等給出的“nation”定義，可以參見葉江《Nation（民族）概念辨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強調“文化”“認同”“自我決定”等“主觀認同”的：塔米爾的定義是，nation是一個“共同體，其成員友愛，具有顯著的特性，以及排外性，相信有共同祖先和持續的譜系”Yael Tamir， “The Enigma of Nationalism”， ed. Benedict Anderson， Liah Greenfeld， and Anthony D. Smith， World Politics 47， no. 3 （1995）： 418–40.。而諾蒂雅則認為， “nation”是一個圍繞著“自主決定”（selfdetermination）觀念組織起來的共同體Nodia， G. O. O.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 no. 4， 1992， pp. 3-22. Project MUSE， doi：10.1353/jod.1992.0053。哈斯則認為，“nation”是“社會將個體動員起來，讓個體相信自己具有一些與他者相區別的特征，這些特征使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頭腦中）與外界區分開來，并努力創造或維持他們自己的國家（state）”Ernst B. Haas， “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ed. Benedict Anderson et 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no. 3 （1986）： 707–44.。

第二種是從“領土”“主權”等“客觀”標準來進行定義：杜贊奇認為，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世界體系，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已經全球化，從而賦予了民族國家作為唯一合法政體形式的權力。它的基本形式是：具有獨特領土邊界，由主權國家代表“民族人民”（nationpeople），來行使公共職能和權力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1993）： 1–26， https：//doi.org/10.2307/2949990.。施耐普則將“nation”定義為一種特定的政治單位，其特點是“nation”具有主權，能將人口團結起來，在國際層面上扮演一個歷史主體。它的獨特特征是一個公民團體的存在，這使國家（state）在國內外的政策合法化SCHNAPPER， “Beyond the Opposition”.。

第三種則是將上述兩種“主觀”“客觀”定義綜合起來：安東尼·史密斯在“在總結了許多復雜的討論”后，將nation定義為“具有共同的歷史領土、共同神話、歷史記憶、共同大眾文化、共同經濟以及所有成員共同享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的人群”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1992， 55–76.參見第60頁下注9。。而巴靈頓則認為，單純強調文化特征，并不能將“nation”與其他團體區分開來，他認為nation的獨特性在于，它是由共同的文化特征（神話、價值觀等）和對領土自決權利的信念聯合而成的。試圖控制領土是nation與其他社會組織的根本差異。Nation不只是文化的統一，因為許多社會團體也都有共同的神話、價值觀和符號。Nation有一種統一的使命感，控制該組織成員認為屬于他們的領土Barringt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而關于nation的形成，當代西方學術界也有多種不同的假說。按照其側重點的不同，可將其大致分為“經濟”“政治”“媒體”三大類。

蓋爾納（Gellner） 認為，正是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劃時代劇變，才產生了民族主義，并最終導致了民族國家。前工業化社會階段，各社會共同體處于彼此孤立和碎化的狀態，社會下層沒有辦法接觸到知識分子保護的“高文化”，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社會又需要熟練的、可互換的、有文化的和可流動的勞動力。為滿足工業社會所需的新的、標準化的、同質化的文化Wimmer and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國家（state）通過標準化教育體系，消除了傳統農業社會的文化和語言多樣性，將大眾認同轉移到民族國家nationstate認同上來，達到讓社會“文化同質化”的目的。其總的核心思路是，國家通過“高文化”，主導了nation的建構，由國家主導“制造”一種“同質”的民族認同，并受到國家保護，以順利向現代、發達的經濟過渡Wenfang Tang and Benjamin Darr，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no. 77 （September 1， 2012）： 811–26，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2.684965.。

而蒂利和曼恩等人則從政治制度變革來談nation的起源。曼恩認為nation和民族主義主要是因現代國家而發展起來的。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競爭性國家體系里的歐洲國家，處于長期戰爭狀態，政府管理和調動資源的能力，變得更加高效。地方精英和貴族體制，逐步被整體統一的官僚機構的直接統治所取代。正是國家精英們在十九世紀逐漸使人口同質化，發展出同化的民族主義，目的是讓他們的統治變得合法化?！氨M管我有時承認nation的出現有某些經濟或意識形態的原因，但整體上我拒絕今天占主流的唯物主義和文化主義關于nation和民族主義的起源理論，而更傾向于老式的政治制度?！?Michael Mann，A political theory of nationalism and its excesses， in Sukumar Periwal， Notions of Nationalism，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Boo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4，5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則強調“意識”“想象”等在建構nation認同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現代時期，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可能的。印刷資本主義允許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理解“同質性”的時間，即能夠想象一個人與其他國民共同存在（conational）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以上三種西方學界關于nation演進的假說，雖說側重點都有不同，但大致上都強調了“國家”“精英”在“教育”“建構”“制造”公民主觀認同上起到的作用，因此其本質上是一種強調“民族國家”是“現代認同”“建構”的觀點。

而對于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種社會組織形式的傳播問題上，大多數學者認為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是十九世紀西歐的新興“現代”產物，是英法革命的產物，此后向東傳播到中歐和俄羅斯，到十九世紀晚期才到達亞洲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 1998）： 263–86， https：//doi.org/10.1080/07075332.1998.9640823.?；虬凑毡灸岬峡颂亍ぐ驳律恼f法，這是一條從巴黎、華盛頓，到雅加達和北京的民族主義傳播之路。

實際上，回答nation的定義、起源及傳播等關鍵問題，其本質是要回答在經濟、政治、軍事、教育和文化等主要社會變遷要素上，到底哪個才是導致nation這一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與變化的根本要素。只有這樣，才能解答nation到底是什么，以及導致西方國家形式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Charles Tilly，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C. Tilly， G. Ardant，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Series of Collected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1-2.。

正是歐洲民族國家制造的歷史經驗，在經驗上定義了西方學界對全球范圍內現代國家建構的理解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73.。如此，則必須回到nation誕生的歐洲歷史環境當中去考察。

二、從歐洲歷史經驗看“nation”的發展史

1.王朝主權國家與nation的糾葛。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概括了從“傳統”到“現代”的國家體系（state systems）的演進：傳統的納貢帝國（traditional tributetaking empires）、封建主義：分權體系（feudalism： systems of divided authority）、等級身份國家（Stndestaat，或estates polity）、專制王權國家和現代民族國家，這大約是基于歐洲經驗對國家形式演進所作出的最簡潔總結C. Pierson， The Modern State， Routledge， 2004， p.31.。而專制王權階段，則是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關鍵時期。

西方學界一般認為，在十三世紀末和十四世紀初，西歐在如何組織政治結構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出于對抗神圣羅馬帝國等“帝國”“皇帝”的需要，教會合法化了王權在管理王國事務中的最高權力，提出了基于分割的某塊土地的“主權”理論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而中世紀原本并不存在某種關于某塊領土上，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主權”的觀念，而是只有一種“基督教世界”（“Res publica Christiana”和“Christendom”的概念）中，由上帝的普世權力而保障的某種抽象道德權利。但宗教改革，摧毀了這一普世的“基督教天國”和“基督教世界”的觀念。12、13世紀的教會法學家和羅馬法學家致力于論證的，是“國王在世俗事務上不承認（存在）上級（即‘帝國）”“誰的王國之內誰就是皇帝”這兩個命題。法學家們已經在法理上為王權領土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教皇在1313年頒布敕令：“國王不能被任何人傳喚，包括皇帝，……皇帝在國王的領土上不享有最高權力?！奔s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認為，到十四世紀，西歐的主要政治形式是王權主權國家（sovereignty state）。對國家獨立主權的要求，優先于教會對基督教天國（Christendom）的主張。對“國家”（state）的忠誠也開始超越其他任何忠誠，特別是在一部分 （主要是政府官員） 人身上，對國家的忠誠開始具有了某些愛國主義的特征Tilly， Ardant，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p.25-6.。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已經論證，與“帝國”相比，“領土國家”可以更為方便和靈活地利用各種理論資源加強既存地方統治的合法性和控制力李筠著：《論西方中世紀王權觀 現代國家權力觀念的中世紀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9頁。。

這種“王權主權領土國家”的觀念，離不開威廉姆·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定義的“歐洲競爭國家體系”的歷史現實。歐洲從公元1000年起，每一個國家（states）都在資源、人口和軍事技術上競爭以獲得優勢。各封建王權國家通過戰爭、婚姻、交流和談判，逐漸聯合起來，以組成更大的國家以應付競爭。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等國家慢慢發展起來，開始建立中央集權組織，征收賦稅，征募士兵，征用貨物并利用從稅收中獲得的利潤發動戰爭，鞏固皇室領土?！霸谶@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正像王權依賴他們?！倍鞲袼梗骸墩摲饨ㄖ贫鹊耐呓夂兔褡鍑业漠a生》（1884年底），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24頁。

在“王權主權領土”的基礎上，在1555年的《奧格斯堡條約》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確立形成了“國家至高無上”的觀念（state supremacy）。在國家領土以內，沒有比國家（state）更高的權力（即“主權”），所有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如行會等，都應受國家控制?！邦I土國家主權”遂取代了基督教天國所鼓吹的“普世倫理權利”。憑借主權概念，國家可以制定、解釋和應用自己的法律。讓·波丹Jean Bodin的《共和國》（De la Republique）反映了這一演變，認可國家絕對主權。雖然這并沒有消除國家權力和宗教（主要是教皇）權力之間的緊張關系，但這導致了歐洲哲學家們繼續尋求限制國家的絕對權力，以提供國家權力之外的自由Ronald A. Brand， “Exter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8 （1995 1994）： 1685.。

與“王權領土主權”“國家主權”等觀念相伴隨出現的，是“nation”觀念的逐步形成。在十三世紀基督教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開始頻繁地使用“nation”—詞，來表示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人民”，以與基督教徒相區別。這說明阿奎那也無法回避各“民族”（nation）逐漸形成這一客觀事實。在百年戰爭期間，nation出現在英格蘭和法國（二者彼此為“他者”）。百年戰爭實際上確認了英法兩個王權的統治是領土性的而不是王朝性的[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 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9頁。。而在十五世紀的西班牙天主教徒的收復失地運動中，通過樹立猶太人和穆斯林為“他者”，宗教意味很濃的西班牙“nation”得以出現。此時nation的特點是，與王權保持密切的關系。在民族主義思想表達為“人民自決權”（peoples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之前，nation存在于君主政體中。君主制是如此與nation融合，如勒南所注意到的，即使是法國變成了共和國，nation仍然被表達為：“這個偉大的法國君主制是高度的nation，當它隕落， nation亦不能獨立存在?！狈▏陀洑v了一個nation思想誕生和政治及國家結構建立的平行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相對穩定的邊界， nation的統一的表現和象征也得以出現SCHNAPPER， “Beyond the Opposition”.。

從這段歷史來看，跟nation融為一體的“絕對王權國家”及其“領土”“主權”觀念體現了一種政治制度的變革，并具有一系列的制度優勢：（1）它控制了一個經過明確定義的連續領土；（2）它相對集權；（3）作為一種政府形式它與其他社會組織有明確區別；（4）通過在其領土內，對物質資源的壟斷，加強了其主張。這種制度優勢使其戰勝了與“領土主權國家”形式大約同時期出現的其他新政治組織形式，譬如荷蘭聯合省、漢薩同盟。因無法組織其強大的軍隊、官僚機構或財政結構，后二者最后在競爭中紛紛失敗Tilly， Ardant，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27.。在沃勒斯坦看來，15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葉，“歐洲世界經濟體系”中多個相互獨立的國家，是世界體系核心區的必然結果，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滿足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要求的戰爭與殖民化的國家職能要求Etienne Balibar，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990， 329–361.pp.89-90.；才可以削弱某個特定政府壟斷投資、貸款、生產或分配的權力，以競爭保持核心區的充分活力。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至關重要，這要比那些處于外圍的國家大得多Tilly， Ardant，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45.。

這個領土主權的絕對王權國家體系，建立在歐洲長期脆弱的權力平衡的基礎上，一直被戰爭所打斷Wong， China Transformed. p.76.?！爸鳈唷币馕吨鴮鴥鹊娜颂峁┌踩Ｕ?，這種對國外“他者”侵略的恐懼，有助于形成一種“領土主權國家”內部的社會統一Brand， “Exter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Law”.。這種以“他者”為認同基礎的“傳統”，對于現代歐洲的民族國家認同造成了深遠影響。領土主權國家被認為是建立在“相同公民認同的基礎上……國家以其領土的性質擁抱所有人。它是普遍的，因為它是一種強制性的結社”Brand.。這種強制性團結即來自社會共同體安全的需要。

但值得更加深入分析的是，在這種領土主權國家戰勝城市聯盟的政治制度表象的背后，還有深刻的西歐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在13、14世紀，城市、貿易、商人、制造商等早期資本主義那里，商人和市民們感興趣的，最初只是維護城市的自治和城市之間的聯系。但隨著歐洲商業活動的增強，在經濟領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則是教會所滿足不了的：包括如何組織市場，如何承兌專門的但重復出現的合同，如何在一個一直很少買賣土地的社會安排土地的買賣，如何保障動產，如何組織資本的籌措，以及如何通過繳納賄金，而獲得國家在海外對商隊的保護等[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 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519、531頁。。這些事務必須通過國家和法律制度的變革來解決，而國家為增加稅收也試圖擴大權力，制定新的控制人口的方式。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國家權力的增長之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互惠關系。正是對羊毛貿易的征稅，幫助英國王室變得強大；正是巴黎商人們持續不斷地為王室提供資金；而若沒有歐洲貿易和工業的周期性發展，則不會給主權國家帶來競爭優勢Tilly， Ardant，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31. [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卷 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530頁。。

2、Nation與state的結合。

以戰爭、官僚集權和增加稅收為特征的王朝領土主權國家，之所以轉變為nationstate，是因為其已逐漸不適應西歐社會發展對國家公共職能所提出的新要求。

最初的君主專制，其效果是積極的，因為其帶來了貨幣壟斷，行政和財政集權，以及法律制度和國內的“和平”Balibar， “The Nation Form”.。16世紀國家機器的操縱者是歐洲國王，他們運用四種主要機制：官僚化、壟斷武裝、創立法統、所屬臣民同質化來鞏固統治[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 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尤來寅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頁。。但中世紀的國家職能在和平時期主要是國王的“私政”，而在戰爭時期則主要是軍事的。以英王亨利五世為例，其在位期間幾乎連年進行戰爭，在1413年至1422年間耗費了英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此外還耗費了他在法國的全部財政收入。這種中世紀國家的弱點是顯而易見的：王室統治者在履行公共職能方面并不盡責，對官職分配不公，對建立國內和殖民市場也很冷淡，在確保公平分攤戰爭和國防費用方面存在諸多困難；難以處理王國內部宗教多樣性與效忠一個君主之間的矛盾；以及歐洲君主根本沒有能力嚴格控制王國和各地區，而帶來了戰爭風險J. H. Elliott，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 Past & Present， no. 137 （1992）： 48–71.。

而與絕對王權在處理國家職能方面的“虛弱”相比，是精英團體以及“社會公共領域”的發展。在16世紀至19世紀，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國王在征稅方面受到各國議會精英團體的限制。在統治者與他們的臣民進行長期斗爭和討價還價中，公民身份定義的擴大，人民主權思想的傳播和實踐，臣民的請愿權和結盟權亦逐步實現，中央政府的官僚機構和各種代議機構得到強化，國家對軍隊、對資本、商品和資金的流動加強了控制等。以英國為例，在1792年到1815年戰爭期間，不僅軍事力量和稅收大幅增加，民族國家的實際力量和中央集權也在增加，議會權力也大幅增加，同時人民對國家問題和向國會的請愿，也有了越來越廣泛的集體行動Charles Tilly， “States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1492–1992”， Theory and Society 23， no. 1 （1994）： 131–146.。雖然此后英國、法國和普魯士的統治者在不同程度上迫使精英團體服從軍事官僚的專制主義。但隨著19世紀以后現代歐洲社會公共領域的確立，國家與社會的界限日益明顯，社會精英又開始對現代歐洲國家政府權力形成制約。為確立合法性，歐洲現代國家對社會作出了三個重大承諾：一是承諾從法律上保護個人和財產權利。憑此，各國政府才能從中世紀教會繼承“主權”，并行使“正義”；二是承擔以前教會承擔的慈善救濟、教育等社會道德功能；三是與精英們按照一定的政治程序協商談判Wong， China Transformed. pp.84-8.。

17世紀后期和18世紀，重商主義的資產階級開始鼓吹民族主義[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 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尤來寅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頁。。從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開始，到法國大革命中達到高潮，然后到1975年西班牙胡安·卡洛斯一世改革，歐洲從絕對王權向民族國家轉移主權的過程才算完成。當國家（state）以nation為基礎的時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原來的“臣民”被改造成“公民”，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平等，他們是分享共同價值觀的共同體的一員。保衛nation的兵役被視為神圣的公民義務，而且從歷史上看，公民（服兵役）的義務往往要早于公民（得到投票）的權利。1793年，革命的法國成為“第一個擁有武器的nation”。1808年普魯士也開始效仿。此后，義務兵役制度已成為全世界nation的標準。

3、Nation形成背后的因果關系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nation形成這一歷史進程背后隱藏的因果關系呢？

“想象的”“主觀”派的nation的解釋是，通過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一政治運動，通過知識精英從所有現存的“傳統”中挑選或創造單一的語言、歷史、藝術和傳統，通過建立前所未有的國家教育體系，通過規定官方語言，組織博覽會、博物館、藝術資助，建設通信網絡，“發明”國旗、象征、國歌、節日、儀式和傳統等“建構”工作，在人口中傳播了民族（national）意識。雖然不同的學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在安德森的論述中，民族主義導致了nation的建構，進一步導致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產生；而在蓋爾納看來，民族主義形成了民族國家，然后建構了nationWimmer and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明確定義和“發現”“他者”，從而加強nation的自我認同。這些“他者”的表現有，歐洲大部分地區都有反猶主義，而反德情緒強化了法國nation的認同，而反法、反波蘭或反俄情緒則強化了德國nation的認同Tilly， “States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1492–1992”.。

但若結合歐洲歷史的實例，我們會發現，這種由文化精英所推進的“高文化”“文化建構”，與其說是那個“想象”的nation以及nationstate產生的前提，不如說是由日益聯系緊密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所造就的結果。

以法國為例，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各地村莊的農民講著方言，村莊內部保持著緊密的聯系，與外界交往很少，天主教植根于農村。國家層面，最初是依賴絕對王權，后來是依賴共和國的中央政府William Safran，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France： PostJacobin Transform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8， no. 3 （2003）： 437–465.。根據一項估計，直到1863年，37 000個社區中超過10%的小學生不會講法語，近50%的小學生不能寫William Safran， “Language， Ideology， and StateBuilding： A Comparison of Policies in France， Israel， and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 no. 4 （1992）： 397–414.。真正促使法國變成一個有機聯系的“nation”的，是工業革命，以及世界市場對現實勞動者的改造。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法國農業越來越多地面向市場生產，農民與外界的聯系越來越多，正是與外界的“客觀”經濟聯系，才使其“主觀”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法語的普及越來越快，逐漸取代了此前的各地的“方言”，配合上19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公共學校在全國的建立，共同的語言、文化使得人們在互相交往、信息溝通方面有了統一性，開始摒棄地方觀念，形成民族意志的心理，占據人口多數的法國農民與現代社會的融合程度大大提高許平：《法國農村社會轉型研究 19世紀-20世紀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到19世紀末期，法國的經濟統一最終完成Anthony D. Smith，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Identit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Ethnic & Racial Studies 17， no. 3 （July 1994）： 375–99.。法國農民的視野也在不斷擴大，農民不再關注狹窄的地域和十分有限的社會聯系，而開始從關注地方政治向關注nation的政治轉變。以前他們首先是村民，然后是新教徒，再次是某一地區的人，最后才是法國人?，F在他們首先是法蘭西人和共和主義者，而農村公社則降到了社會生活的最次要位置許平：《法國農村社會轉型研究 19世紀-20世紀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頁。。

正是由工業革命開創的、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緊密聯系，以及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所提供的新的公共利益基礎上相應的國家公共職能的改變，才日益造就了nation的同質化。這個邏輯放在整個歐洲也是成立的。相關研究表明，從1870年代到1960年代，歐洲民族國家內部的地區差異逐步下降。從19世紀中期到一戰之前，歐洲國家執行的現代民事職能支出逐步趕上并超過了軍事職能支出。這些民事職能集中在工業社會所需要的社會聯系方面——運河、道路、郵局、鐵路、電報，最重要的是學校。到1880年代，此類民事支出與軍費支出逐步相等，而到20世紀的時候，這些支出則開始逐步超過軍事預算。20世紀期間，通過福利和財政政策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階級的資源再分配，削弱了nation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鞏固了nation共同體。正是工業革命促進了的局限于nation以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了社會互動的密度，并潛移默化地轉變為某種社會生活和公共情感，并將不同族群、共同體有機地組織在一個更廣泛的、功能性的社會大共同體之內Michael Mann，A political theory of nationalism and its excesses， in Sukumar Periwal， Notions of Nationalism. p.54. 但也正如nation的出現一樣，當社會化大生產越出一國之邊界時，nation也會受到挑戰。這個過程實際上從19世紀后期就開始了：nation不斷受到以“自由主義”為名義的全球主權和市場主權（market soveignty）的挑戰?，F實中的歐盟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從絕對王權國家發展為“nationstate”的國家形式變動，其本質上是一種國家社會組織從依賴血緣、人依附于人的小共同體，向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協作的轉變。

結 語

總體來看，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一下歐洲nation發展的基本道路和經驗：（1）歐洲早期歷史上雖然存在帝國，但“帝國”并未能創造出一種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遺產。羅馬帝國雖然提供了關于法律和社會秩序的思想，卻沒有提供如何繼承帝國的制度。最早可以從絕對王權開始算起的“現代國家”，是在反對“帝國”的過程中產生的。（2）歐洲絕對王權時期，建立了高效的公務員制度、統一的稅收制度、訓練有素的本土軍事力量和高水平的工業生產，這對于現代的nation的誕生似乎是必要的，但涉及社會民生的公共職能，卻是在進入現代的nationstate以后才發展起來的。此前歐洲的絕對王權國家主要履行軍事和安全職能。（3）從歐洲nation的內部形成道路來看，是先有了絕對王權所建立的軍事、財政和經濟的強制，形成了某種相對固定的邊界及nation的區隔之后，才有了知識精英利用文化進行管制的可能。（4）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背景是一個相互競爭的民族國家體系?！八摺眰鹘y悠久。戰爭中的共同利益，外界的敵對“他者”，客觀上有利于形成nation，但代價也相當慘重。（5）最終是到19世紀，依靠工業革命后社會化大生產所造成的日益緊密聯系及共同利益，nation才真正結成了有機的整體。

從歐洲的情況來看，Nation的產生，是中世紀農村和城市的廣大勞動者，在突破了莊園和行會的人身依附限制后，在普遍的商品交換和多方面的社會交往實踐中而產生的一種新社會共同體。歐洲之所以在上古中古時代，nation的自覺不夠明顯，是因為封建制度下，低下的勞動力所導致的狹小共同體，阻礙了人們在更大范圍內對共同體的主動認知。而絕對王權時期，伴隨著農奴靜悄悄的革命，王權主權國家客觀上履行了社會生產所需的國家公共職能，并保護了因突破自然經濟初步產生的社會大生產的公共利益，nation成員的nation意識得以初步產生。而在進入“現代”之后，在nation成員的生產能力和生產交換活動規模，已經完全突破自給自足的狀態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分工競爭的狀況下，以及由于這種競爭所導致的“國內”團結，更是讓nation成員對基于共同體內部比較廣泛的商品和交換關系基礎上所產生的公共利益，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從12世紀到19世紀，在相互競爭的王權主權或民族國家體系內，一個日益龐大和連貫的“國內”領域得以發展，逐漸包含并整合了以前不同的人口。國家的形式，“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綜合”概括為“市民社會”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在這種情況下，才有所謂的“文化認同”的建構。

顯然，社會化大生產所產生的公共利益，以及基于這種維護公共利益而產生的國家公共職能需求，才是一定自覺群體認同、建立并且捍衛nation的源泉。而且社會化大生產分工越細致，基于公共利益的聯合就越緊密，對公共利益的認知就越充分，其自覺維護nation的程度就越高。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協作規模與程度的擴大與加深，導致了人們對“共同協作”日益加深的意識。報紙、氣象預報、新聞媒體等印刷與媒體資本主義，只是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和副產品，而非是原因。

總體來看，Nation成員對nation的認同程度，反映了其在現實的生產實踐活動中，對社會化大生產所產生的共同利益的感知。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化大生產是nation 產生的前提和自變量，而nation成員的認同程度則是結果和因變量。也就是說，越是社會生產中共同協作發展水平高的，因而內部交往和分工水平就越高的，就越能感知到自己所在nation的共同利益。它取決于“共同協作”生產的深度和廣度?；诖?，nation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出于維護這種社會化大生產所產生的公共利益，而達成的享有“歷史領土”和“主權”的最大利益共同體。

（責任編輯：陳煒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