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三治”協同鄉村治理路徑研究

張紹騰 聊城大學政管學院 山東聊城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黨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三治協同”鄉村治理體系的構建是鄉村振興戰略下的時代要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鄉村的具體實踐。

一、新時代構建“自治、法治、德治”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符合時代的要求。

一是農村空心化帶來了鄉村治理的主體缺位。農民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在城鎮化條件下，隨著農民大量進城務工，農村空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伴隨著人口大規模向城鎮和非農業轉移，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了“空心化”，甚至“空村化”現象，在村民自治中，既缺少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也會出現在村委會選舉中，因人數不夠，不能達到選民數量的要求；在村民自治的過程中，因為村中基本上是“三留守”人員，缺乏民主監督和民主管理的能力，使村民自治效果難以有效發揮。

二是農村社會結構日益分化，新時代鄉村治理更加復雜。新時代下農村社會結構日益分化，利益訴求日益復雜化。同時，農民思想日益多元化，受市場經濟發展、網絡普及的影響，人民更加看重對利益的追求，傳統道德體系在農村日漸式微。伴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農村經濟糾紛、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矛盾糾紛成為矛盾主流。農民對于利益的表達方式日益多樣化、復雜化，極端化趨勢也日益明顯，上訪事件屢見不鮮，基層信訪量大量增多。

二、構建“自治、法治、德治”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制約因素

新時代構建“三治”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鄉村的具體實踐?，F階段，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與新時代鄉村治理環境存在著嚴重的不適應。

一是農村基層政府治理鄉村的能力趨于弱化。一方面是新時代下農村基層政府出于有責無權的境地，無力包辦大量的社會事務，導致農村大量社會事務出于真空地帶。另一方面是農民與上級政府和村委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較弱，村民整體上缺乏整體意識，在鄉村治理中只是被動參與，參與鄉村治理心有余力不足。

二是鄉村治理中矛盾化解渠道單一?，F階段來看，我國農村基層組織協調能力不強、社會力量參與農村基層社會矛盾調處的面還比較窄，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的思維習慣還沒形成，農村社會矛盾解決的途徑較為單一：一是簡單訴諸于基層組織。二是大量信訪的出現，信訪不信法，認為只要信訪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三是鄉村法治建設滯后。法治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有效的鄉村治理離不開鄉村法治建設。目前，我國基層法治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鄉村法規體系不完善，涉農立法總量不足；其次是農村干部群眾法治信仰缺失嚴重，重人治輕法治，重信訪輕法律的現象突出；三是農村基層干部素質偏低，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缺乏依法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群眾學法、用法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三、積極構建“三治”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

黨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正是從我國新時代鄉村面臨的治理環境出發。積極構建“三治”協同的鄉村治理體系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立足鄉村實際，堅持以自治為基礎，法治為保障，德治為支撐。

第一，自治是基礎，激發群眾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首先，要加強村民的公民意識教育，提高村民，村干部對村民自治的認知水平，培育村民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其次，要完善村民自治的微觀制度基礎，既完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通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調動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

第二，法治是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一是要從農村發展實際出發，加大涉農立法修法力度，有效的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二是要完善農村法律服務體系。逐步培養提高農村干部學法用法守法的新時代農民和干部。三是要大力推進鄉村基層政府依法行政，村“兩委”依法依規管理村民自治事務，并自覺接受村民的依法監督。

第三，德治是支撐，弘揚優秀傳統美德。進入新時代，我們要繼續弘揚優秀傳統美德，讓村民在接受優秀傳統文化中實現心靈凈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寫入村規民約，約束、規范村民的行為；創新鄉賢文化，充分利用鄉賢文化中愛國愛鄉、敬業奉獻、崇德向善的道德力量，涵養人們共同的精神家園，推動形成向善向好的鄉風民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