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道超車”：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機遇與新路徑

文/劉友金 周健

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

（一）新時代將是高質量發展的時代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強調“要切實把提質增效放到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就表明，經濟發展轉向追求高質量、高效率、提升中高端供給的時代。而且“質量第一”“質量強國”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16處提到“質量”?？梢?，高質量發展反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指向。

推進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根本要求。習近平在十九大后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新時期經濟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度嗣袢請蟆吩谥醒虢洕ぷ鲿h閉幕后發表社論也指出，“高質量發展”是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關鍵，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顯然，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習近平新發展理念的核心要義。

（二）高質量發展要促進制造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十九大報告體現了鮮明的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提出新時代要轉向高質量發展，并強調要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正是因為我國在以往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了“量”的增加，忽視了“質”的提升，制造業大而不強，處在全球價值鏈的底端。全球價值鏈分析表明，我國呈現出高“參與指數”和低“地位指數”，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處于“出力多、賺錢少”的環節，淪為全球價值鏈治理中“打工仔”角色。其典型的案例是我國在蘋果手機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分工地位：蘋果公司自身主要從事核心技術研發及品牌推廣與營銷，而將產品生產環節解構成不同模塊，發包到全球各地成本最低的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最后集中到中國大陸進行組裝。Kenneth L. Kraemer等人關于蘋果手機全球價值鏈分布的研究顯示，蘋果公司占據了全部利潤的60%左右，中國大陸只能通過低價勞動獲得其中1.8%的利潤份額。要改變這種尷尬地位，必須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

“跟隨追趕”過程中的轉型升級困局

（一）“跟隨追趕”導致價值鏈低端鎖定

我國改革開放正好遇上了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國際分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分工網絡，逐步將自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加工、組裝等生產工序或價值低端環節等非核心業務外包到世界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自己專注于價值鏈高端的創意設計、產品研發、品牌運營及管理等核心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處于外圍零部件生產、模塊化生產或組裝加工等低增值環節。在這種差序化格局中，由于受資源稟賦的局限，發展中國家只能從價值鏈低端環節嵌入新國際分工，被迫采取跟隨式發展策略，走“跟隨追趕”道路。更為困惑的是，這不僅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且還可能被長期低端鎖定，這是因為：

（1）分工格局被固化。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先行的發達國家基于高級生產要素占據價值鏈高端環節，將價值鏈低端環節轉移或者外包到發展中國家（跟隨國家），初級生產要素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價值鏈低端環節的承接者，而承接以初級生產要素為基礎的低端產業與擁有的相對豐裕的初級生產要素相結合，進一步固化了發展中國家的既有產業分工格局，導致低端鎖定，并在長時期內難以打破。（2）比較優勢被“弱化”。20世紀末出現的生產標準化，使得發達國家（模塊集成商）控制的高端生產環節更加復雜，而發展中國家（模塊供應商）從事的低端生產環節更加簡化。發達國家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將生產技術系統“解構”，運用標準體系精細地拆分成普通模塊，分包給發展中國家，作為普通模塊供應商的發展中國家則被嵌入到作為系統集成商的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淪落為全球分工協作網絡模塊化生產體系的依附者，被動地將優質資源投入到碎片化的價值鏈低端生產環節。發達國家技術越高級，標準體系越完善，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發揮空間越被“弱化”甚至喪失，從而進一步使發展中國家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3）技術提升通道被隔斷。主導國際產業分工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內在的戰略性技術“隔絕機制”，這種“隔絕機制”通常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技術擴散選擇性、排斥性和封閉性，一般只向“特定合作伙伴”而不是位于分工體系中所有組織擴散或讓渡競爭優勢，網絡中核心企業的技術升級，會提前將關鍵的技術體系“解構”或者將高端環節“片段化”，使得“低端合作伙伴”無法掌握完整的技術。甚至網絡中核心企業沿某一特定技術路徑升級越快，重新尋找新的分工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原有的“低端合作伙伴”則被弱化甚至被淘汰或者拋棄，使得發達國家有機會在利用完某些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后，再去掠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要素資源，導致被動嵌入在價值鏈中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失去技術能力動態提升的長期機會。

（二）“跟隨追趕”導致經濟陷人“悲慘增長”

“跟隨追趕”模式下的全球價值鏈“低端嵌入”，大多依靠“血拼式”的投入拉動，陷入“悲慘增長”境地。主要表現有：

（1）經濟發展高能耗。據統計，2016年中國的單位GDP能耗是美國的2.23倍、日本的3.02倍。中國本身是一個能源缺乏的國家，過高的能耗難以支撐中國的可持續發展。（2）制造業產能過剩。我國部分產業供過于求矛盾日益凸顯，近幾年來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持續下降，2014—2016連續三年低于75%。據OECD的估算，2014年我國貢獻了全球GDP的13.3%，但貢獻了全球過剩產能的37%，是GDP占全球比重的3倍左右，產能存在嚴重過剩問題。（3）社會資本“脫實向虛”。我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也是一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應當相對較低。然而對比可知，從2005年開始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斷上升，于2008年超過了日本，2013年超過了美國，2015年超過了英國。實體經濟的投資占比則從2012年的35.1%下降到2016年的31.5%，社會資本“脫實向虛”，造成實體經濟發展受到抑制。（4）產品有效供給不足。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2016年我國出境旅游人次數從8318.27萬人次增加到1.22億人次，連續五年成為世界第一出境旅游市場。與此相應，中國境外消費節節攀升并屢創新高，自2012年我國居民境外消費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2016年境外消費約2610億美元，甚至出現了中國游客去日本搶馬桶蓋的現象。主要原因是我國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能有效滿足國內人們的需求?，F實的問題是，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升級，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必須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但又必須突破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價值鏈“低端鎖定”。如何實現這一突破，需要路徑創新。

新產業革命帶來了“換道超車”新機遇

（一）新產業革命提供了跨越發展“新車道”

英國著名演化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曾提出“兩種機會窗口”理論：“第一種機會窗口”認為，當某種技術體系在發達國家趨于成熟后，落后國家可以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從價值鏈低端入手逐步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進行后發追趕；“第二種機會窗口”認為，新技術革命的出現，幾乎會將所有國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那些像似“一張白紙”的新興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能適應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并有機會依托其國內廣闊的市場規模實現跨越發展。佩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充分利用“第二種機會窗口”。佩蕾斯所指的“第二種機會窗口”就是新產業革命形成的經濟發展“新車道”，而充分利用“第二種機會窗口”就是把握“換道超車”的新機遇。事實上，英國就是利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并引領世界經濟。美國則是利用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并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當前以人工智能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技術，成為了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正在引領和推動新一輪產業革命，將重塑制造業的技術體系、生產模式及全球價值鏈，為我國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跨越發展“新車道”。

（二）新產業革命正在改變全球價值鏈曲線

“微笑曲線”表明，由于全球生產分工的結果，處于“微笑曲線”兩端的產品研發、核心零部件生產以及品牌營銷是價值鏈的高端環節，而處于“微笑曲線”中部的模塊零部件生產、產品組裝是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顯然，“中部塌陷”是“微笑曲線”的最顯著特征。

然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新一輪產業革命背景下，全球價值鏈演進將出現“中部崛起”的新特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技術為主導的新產業革命，使價值流向前端、中斷和末端三個關鍵模塊，導致價值鏈出現前端、中端和末端同時抬高的趨勢，即價值鏈趨平。前端是標準和規則的制定者，產業互聯網時代下，網絡外部性理論要求供應鏈流程環節的快速、準確和有效，同時產品基礎單元必須實現標準化和統一化，行業內處于領先地位的企業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行業標準制定權的“鎖定”，從而獲得價值增值，實現“微笑曲線”的前段引領。中部是智能化生產者，制造過程智能化、個性化和高度集成化，改變了以往加工、組裝生產環節的簡單流水線作業，制造過程已經變成了創造過程，進而大大提升了加工制造環節價值，使得“微笑曲線”的“中部崛起”。后端是個性化集成者，銷售和售后服務由個性化集成平臺提供，通過個性化設計、體驗價值升級、專業化集成服務等過程，將產品賦予品牌、價值和生命，在為用戶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過程中，獲得較高的產業組織利潤，實現“微笑曲線”的后段強化?？梢?，隨著新產業革命的縱深發展，全球價值鏈的中部因加工環節智能化，將成為重要的價值增值環節，其結果是關鍵增值環節可能同時集中于標準規則制定、智能制造和個性化集成三個階段，全球產業價值鏈逐漸趨平。全球價值鏈曲線的演變趨勢變化，需要我們跳出傳統“微笑曲線”的思維邏輯探求新的趕超路徑。

以“換道超車”實現價值鏈“中部崛起”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徑

（一）高質量發展路徑創新

對于以“智能制造”為核心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為我國制造業實現跨越發展的路徑創新提供了可能和契機。我們要順應新產業革命發展趨勢，充分發揮自己制造大國優勢進行“換道超車”，推動中國制造業整體躍升，建設制造業強國。

所謂“換道超車”，就是應用英國著名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的“機會窗口”理論，充分利用以“智能制造”為核心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機遇。同時，我們也應當遵從未來“智能制造”時代全球產業價值鏈逐漸趨平的演進規律，采取與以往歐美強調“專注兩端”“放棄中部”不同的價值鏈提升思路，以“中部崛起”帶動“兩端抬高”實現價值鏈高端攀升。這就要求，一方面做強中部加工制造環節，以智能制造替代傳統制造，推動價值鏈“中部崛起”，這是因為：（1）微笑曲線逐漸“趨平”是新產業革命主導下全球價值鏈演進的新特征，智能制造過程就是價值創造過程，產業鏈的中部也將成為重要的價值增值環節，“中部崛起”就是價值鏈順勢發展；（2）加工制造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制造大國，“中部崛起”可以利用并強化自身優勢；（3）我們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不能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將加工制造環節大量外包，“中部崛起”能夠避免產業空心化。另一方面，著力帶動“兩端抬高”，這是因為：（1）智能制造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集研發設計及品牌打造于一體的過程，智能制造過程的提升可以推進研發設計及品牌打造水平的提升；（2）智能制造的發展，為產品研發及品牌打造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臺；（3）制造模式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革，必然重塑制造業技術體系，催生新業態、新品牌。

（二）高質量發展新路徑的實施策略

1. 堅持創新引領

要成功實現“換道超車”，歸根到底要依靠技術創新。面對以智能制造為核心技術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都紛紛結合自己特點提出了相應的技術路線和行動方案：如美國發布“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英國制定“工業2050戰略”，德國發布“工業4.0戰略”，日本提出“社會5.0戰略”。這些戰略方案的本質就是技術創新，搶占未來發展的戰略制高點，將發展智能制造作為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取勝的關鍵舉措。我國要堅持創新引領，加速實施《中國制造2025規劃》，聚集優勢創新資源，消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社會強大創新活力，克服創新能力不強的“阿喀琉斯之踵”，確保在未來制造業競爭中達到國際領先地位。

2. 發揮大國優勢

借助以智能制造為核心技術的新一輪產業革命帶來的“換道超車”機遇，實施價值鏈“中部崛起”帶動“兩端提升”的價值鏈高端攀升策略，需要在產業分工體系的“前”“中”“后”端進行全產業鏈突圍。這種方式，一般的小國受市場、資源等條件的局限是難以做到的，中國恰恰可以借此發揮大國綜合優勢：首先，中國作為大國有巨大的、多元化的市場規模，為全產業鏈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場；其次，中國作為大國，其經濟的多元性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發展的梯度差異，為全產業鏈分工提供了層級化空間；再次，中國作為制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的大國，產業體系完備，研發體系完整，要素資源豐富，為全產業鏈突圍提供了基礎條件。

3. 主導價值鏈分工

價值鏈治理者可以通過控制核心技術和產業標準，整合高級要素資源，獲取大量經濟租金。實現價值鏈高端攀升，需要我們從產業鏈分工的參與者轉向產業價值鏈的治理者，從利用國內低端要素轉向利用國際高端要素。這就要求：一是利用“換道超車”機遇爭取先發優勢，積極研發和控制核心技術，從價值鏈高端嵌入國際分工體系，掌握價值鏈治理權，主導價值鏈分工；二是依托廣闊的國內市場，積極主導產業鏈整合，形成“鏈主”優勢，突破以往被動地用“市場換技術”的依附狀況，迫使發達國家主動以“技術換市場”；三是努力培育領先企業，主動引導制定產業標準體系，改變價值鏈競爭的國際游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