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理論的文化轉向及其文化自覺

文/童敏

社會工作理論的“百家爭鳴”

對于社會工作來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可謂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百家爭鳴”時期。隨著獨占鰲頭的弗洛伊德心理動力學派的漸漸衰弱，心理治療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客體關系學派（object relation theory）和自我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個人的心理從此變成與周圍他人密不可分的動態關聯中的自我狀況（Goldstein, 1995）。個人故事的解釋也從專家移向了服務對象，由他們自己描述生活中的困惑和不安，人本和存在主義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開始走向前臺（Robbins, Chatterjee, & Canda,2006；Krill, 2011）。

由于對個人心理治療成效的懷疑，社會環境的影響在沉寂了半個世紀之后再次受到社會工作者的關注，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從社會環境解釋個人問題的結構模式（structure approach），認為很多時候不是個人而是環境出了問題，沒有給個人的成長改變提供所需要的機會和支持，甚至將環境的問題歸結為個人，回避社會的責任（Middleman, & Goldberg, 1974）。對于大多數社會弱勢人群來說，問題不是別的，就是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社會支持。

盡管結構學派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社會環境，開始走與弗洛伊德心理動力學派完全不同的服務策略，但是像這樣決然不考慮個人因素的影響也受到人們的質疑。20世紀70年代系統視角開始影響社會工作，最為典型的是Pincus和Minahan在1973年正式出版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和方法》（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and method）一書，運用了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循環邏輯解釋社會工作的通用實踐過程（Pincus, & Minahan, 1973）。之后，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生態視角則進一步明確了個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循環邏輯。正像生態視角的代表人物Germain和Gitterman所說，問題就是在生活的過程中，表現為個人成長與環境改變之間的相互匹配程度的不足（Germain, & Gitterman, 1986）。

在社會環境的探索路上，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還開啟了另一扇社會工作理論流派的大門，這與心理輔導治療邏輯和生態系統視角循環邏輯不同，被稱為種族文化沖突的解放邏輯（Dominell, 2002）。由于20世紀六七十年民權運動的興起，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爆發了種族沖突，種族歧視和社會排斥現象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這樣，如何解釋和處理種族文化沖突的問題成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社會工作理論的一項重要任務。

種族文化沖突的兩種理論視角的解釋

面對種族文化沖突，第一種解釋邏輯是社會學視角的，它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理解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的運行機制，認為正是處于社會主流的人們總是抱著對于弱勢的少數民族的偏見和歧視態度，導致兩者之間無可避免的沖突。因此，種族文化沖突實質上反映的是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而不公平的社會結構的直接表現則是少數民族在與主流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既表現在外部，如居住環境擁擠、家庭生活貧困、教育機會缺乏以及就業機會不足等，同時也表現在內部，如覺得失望、無助、無力，甚至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況就該如此等。而且，有意思的是，外部的不平等與內部的無力感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它們一起構成種族文化沖突的內在機制（Dominell, 2002）。

社會工作者最初以為，這種種族沖突只是發生在少數民族與主流文化的對話交流過程中，但不久就發現，即使在性別的交往中也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只是占主導的往往是處于社會主流的男性。其他的像殘疾、年齡，甚至不同的出生地都可能帶有社會歧視的影響（Payne,2005）。因此，準確地說，社會交往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不是多元文化交流中的特殊現象，而是一般社會交往中的普遍現象。這意味著社會工作者不能從追求社會公平公正的角度理解種族文化沖突，因為任何一種公平公正都會因此產生新的不公正，而需要把接受差異性作為首要的基本原則，通過不平等權力關系的揭示和消除，逐漸使社會趨向公平公正（Clifford, & Burke, 2009）。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社會工作者需要掌握兩個重要概念：反身性（reflexivity）和種族階級（ethclass）。前者是指只有回到自己的社會位置，才能理解與自己社會位置不同的他人；后者是指權力關系的評估常常既涉及種族沖突，也涉及階級沖突（Clifford, & Burke, 2009）。顯然，社會學視角的分析已經無法完全覆蓋種族沖突的內涵，而需要結合文化的分析（Dominell, 2002）。

種族文化沖突的第二種解釋邏輯是文化視角的。它與社會學視角不同，從多元文化的交流來看種族文化之間的沖突，認為之所以會出現種族文化沖突，是因為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來自兩種不同文化系統的影響：撫育系統（the nurturing systems）和維持系統（sustaining system）。撫育系統是個人成長的首要環境，包括像家庭、同伴和社區等非正式支持系統，是撫養個人成年的系統，受種族文化的影響；維持系統則是個人成年后的生活環境，包括像教育、職業和社會服務等正式支持系統，是維持個人生活的系統，受主流文化的影響（Norton,1978）。對于處于社會弱勢的少數民族來說，他們的撫育系統往往與受到主流文化支配的維持系統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兩種文化社會化（bicultural socialization）的矛盾和沖突。因此，種族沖突說到底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這被稱為雙文化視角（bicultural perspective）（Galan,1992）。

對于兩種文化如何社會化，文化視角也有自己的解釋，從最初的以公平公正為標準采取一視同仁的視角到運用社會學的符號互動理論關注文化交流雙方的差異性，再到文化交流中的權力關系的考察，逐漸將文化的交流與權力的分析聯系起來。這樣，文化的交流就不僅僅是不同文化價值系統之間的相互交流，而是涉及不同文化的社會位置以及相互之間動態的權力影響，是一種既包含種族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包含階級作用的混合現象。正是因為如此，作為社會工作者就需要學會接受差異性，保持種族文化交流中的敏感性（ethnic-sensitive）和多元文化交流的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Gray, & Webb, 2009）。

有意思的是，盡管針對種族文化沖突有社會學視角和文化視角兩種不同的理論解釋邏輯，但是隨著兩者的發展，又走到了同一起點上：接納差異性和關注種族階級沖突。

兩種理論視角解釋的“左右”選擇

盡管兩種理論視角具有共同的解釋起點，但是針對種族文化沖突，兩者的解釋重點仍然是有差別的，前者偏向社會結構的分析，以社會結構為基礎解釋種族文化的沖突，假設社會現實是事物發展的基礎；后者注重歷史的考察，從歷史的演變說明社會結構中種族文化的沖突，假設事物是變化的，有其自身的歷史發展規律。顯然，兩種理論視角的選擇其實意味著是以社會現實作為解釋的基礎還是以歷史的發展作為解釋的基礎。

兩者之間的差別說到底是對人的理解的差別。如果把人視為理性的人，對周圍環境具有分析、理解和行動的能力，就會關注社會現實的分析，把社會現實作為解釋社會現象的基礎。這樣的認識自然促使人們偏向社會學理論視角的運用。如果把人視為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如何應對周圍環境要求的人，就會關注人在環境要求面前的轉換能力（transaction），人與環境不是一種抽離出來的分析關系，而是投入其中的應對聯系。這樣，人在面臨周圍環境的要求時，自然需要回顧過去的經驗和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周圍環境的要求就成為人們連接過去和未來以及實現成長改變的現實條件。因此，認同轉換能力的人就自然關注運用文化的視角理解人在現實面前的經驗回顧和未來選擇?？梢哉f，社會學視角偏重于在橫向的社會關系中理解個人的成長改變要求，而文化視角則偏向于在縱向的成長改變過程中理解個人的社會關系。

顯然，社會學視角的基礎是社會現實的分析，它注重的是現狀的考察。文化視角就不同了，它是歷史過程的分析，關注的是發展狀況的考察。社會現實的分析固然可以深入探討社會結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了解人們做出生活選擇的現實基礎，但是它卻忽視了人們做出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生活經驗。人們如何解釋過去的生活以及如何期盼未來的生活，同樣也會影響人們的選擇。文化視角的分析是從歷史過程入手的，它關注人們生活經驗的解釋。當然，這樣的生活經驗解釋也需要放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的。這樣，過程階段的考察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是幫助人們理解過去與現狀內在關聯的具體方式，而社會學視角重點考察的現狀就成為歷史過程中的階段特征。因此，文化視角的引入，實際上，只是將社會學視角的分析放在歷史時間維度上進行延伸，讓人的理性之光延伸的更遠、更深。

有學者將文化視角考察邏輯的內涵簡要概括為“成長過程中的人在情境中（the person-in-environment across time）”，希望把社會學視角的“人在情境中”的分析與歷史時間維度的考察結合起來（Galan, 1990）。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結合不是兩種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對人的一種嶄新的理解，即人的選擇是在特定的經驗解釋脈絡和社會生活處境中的，涉及文化和社會兩個維度的交錯影響。

從一元思維走向多元思維

隨著文化交流的增加，讓人們常常面臨這樣一種處境，交流的雙方來自于不同的社會背景，擁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在這樣的處境下，如果仍然運用統一的邏輯框架這種一元思維的社會學視角是很難行得通的，不是強調自己的“道理”，把他人的不同視為“無理”，就是看不到他人與自己的實質性差別，將他人“理想化”，誤讀他人的不同。顯然，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交流已經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同時也涉及觀察視角哲學層面的討論。也就是說，這樣的理解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邏輯，采用多元思維的方式。實際上，文化視角提供的就是一種多元思維的方式，它把差異性作為交往的前提，假設不同的種族文化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不同的種族文化相互遭遇，就會在特定的社會場景中面臨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的現實，其中占主導的就會不自覺地排斥弱勢的一方。這樣，受歧視、受排斥就會成為種族文化交流中的常見現象。多元思維也就與種族歧視、種族排斥聯系在了一起。如果社會工作者把自己的專業定位在協助弱勢的一方爭取社會公平公正，就會陷入“公正平等的虛假陷阱”中，除了看不到自己的價值標準與受助的弱勢一方不同之外，也看不到弱勢的一方也有自己的思維局限（Dominell, 2002）。顯然，社會工作者需要改變這種一元的思維方式，把自己的專業定位在協助交往的雙方通過社會歧視、社會排斥的審視找到更公平、更包容的溝通方式，使社會逐漸變得更加公平公正。因此，多元思維是一種過程思維，它通過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的審視這種方式實現的，不是借助消除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而是減少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促使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公正。

實際上，這種多元思維的要求并不僅僅存在于種族文化交流中，而是人們在多元社會交往中的普遍遭遇：一方面需要明確自己的處境，在社會現實的碰撞中做出選擇；另一方面又需要清晰自己的社會位置，學會應對社會交往中的權力關系。這樣，每一次社會現實的遭遇都在文化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創造了獨特的生活處境，人們就是在這種獨特的生活處境中做出自己的選擇的，而每一次選擇又會帶動新的獨特生活處境的出現。社會越開放、越多元，就越需要多元的思維方式。當然，多元思維方式本身又會進一步激發社會的多元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多元社會與多元思維就像一枚錢幣的兩個面，誰也離不開誰。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多元社會特定生活處境中的選擇，依據的并不是站在“客觀”位置上的觀察和分析，而是投入其中感受不同生活處境沖突的文化自覺，它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敏銳察覺和審視：文化身份和社會身份。文化身份是對自己認同的文化價值的審視，以便明確自己與他人的差別，找到自己的未來發展方向；社會身份是對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權力關系運用的審視，明確自己與他人之間存在的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找到更為包容的溝通方式。這樣，文化自覺就成了多元思維的核心。

多元社會專業實踐中的文化自覺

對于社會工作者來說，多元社會中的專業實踐并不是實踐層次的簡單增加，而首先需要改變對實踐的理解視角。在多元社會專業實踐中，社會工作者因服務對象的現實生活問題而相遇在一起，他（她）需要在文化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做出自己的選擇，審視自己認同的文化價值，并且在與服務對象的交往中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他（她）也需要審視權力關系，分析其中存在的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因此，多元社會專業實踐就不是站在“客觀”專家的立場進行實踐、理論和文化探索，而是把服務對象視為實踐的參與者，在對話交流中提升服務對象的實踐自覺、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

在多元社會專業實踐中，任何現實生活問題的解決都會呈現出三個方面的要求：如何解決、依據什么解決以及依據的價值標準是什么。如何解決涉及現實生活問題的實際解決成效，對這一層面的經驗審視表現為實踐自覺；依據什么解決是對實際解決經驗的整理，它是服務邏輯層面的審視，表現為理論自覺；依據的價值標準是什么則是對服務邏輯所認同的價值進行考察，以明確在地實踐的價值標準，這一層面的審視就是文化自覺。顯然，這三個方面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它們一起構成特定現實生活遭遇中的經驗自覺。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把專業實踐三個方面的經驗自覺稱為實踐自覺、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但不能因此理解成實踐自覺是實踐經驗的自覺，理論自覺和文化自覺則是理論邏輯和價值原則的自覺，這樣理解就會把實踐與理論和文化對立起來。實際上，在多元社會專業實踐中，無論實踐自覺、理論自覺還是文化自覺都是實踐場域中的經驗審視，它是扎根于實踐場域中對不同層面實踐經驗的深度考察。

顯然，社會工作理論的文化轉向是多元社會專業實踐的必然要求，它倡導一種多元思維的文化自覺。這一要求在中國社會工作逐漸走向國際化、呈現文化自信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