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背后：解讀《李爾王》中的母親形象

謝香子

《李爾王》作為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之一，備受研究者關注。女性形象作為其中一大研究熱點，得到了多重解讀，但研究者在解讀時，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中特殊的一類，那就是母親?；蛘哒f即使注意到了，也并未深入思考母親的特殊性及其隱喻義。

母親形象在《李爾王》中是出現過的，分別是愛德蒙的母親，高納里爾和里根的母親以及李爾實質上的“母親”。但前二者并未正式出場，只是通過劇中其他人物的語言加以描述，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劇本人物；李爾實質上的母親更只是權利的等同物，是李爾交出權力后關系的轉換，因而在《李爾王》中真正的母親是缺席的。但《李爾王》作為一部以倫理為基本結構框架的戲劇，母親卻處于缺席狀態，很顯然不符合常理。因為母親作為家庭倫理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其缺失將一定程度上導致倫理鏈條的斷裂。也就是說母親缺席的背后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內涵。要想弄明白原因，劇本中涉及到的三位“母親”便不可回避了，雖然她們有的未正式出現，有的只是權力的等同物，卻是和母親最為靠近的群體，是理解真正母親的一個繞不過去的入口。

一.劇中的“母親”

（一）愛德蒙的母親：亂性

劇本一開場，愛德蒙的母親就出現了，但不是直接出場，而是在葛羅斯特和肯特的談話中被提及?！八€沒有嫁人就大了肚子生下兒子來”[1]；“可是他的母親是個迷人的東西……”[2](7)，通過系列文字描述，讀者大致知曉其形象——美麗迷人、但風騷放蕩，或者說是傳統意義上的蕩婦。她顛覆倫理秩序，未婚先孕并生子，是混亂的制造者。但一部講述李爾的悲劇為什么要在劇本開頭提及這樣一位放蕩的母親呢？這難道不是對主體人物的偏離嗎？我們注意到，愛德蒙母親的形象是通過一系列涉及到性的詞匯塑造的。對她的稱贊，如迷人、銷魂，是基于性；對她的指責，如未婚生子，也是基于性。等于說，這里的母親其實是性的代名詞。性在當時的社會倫理中是被指責的，特別是混亂的性關系，更被認為是一切罪惡的源頭。也因為如此，這位母親生下的私生子——愛德蒙，成為劇中罪大惡極之人，一手造成了兒子取代父親、惡行戰勝美德、謊言掩蓋真相的混亂。但是愛德蒙到頭來也只是他放蕩母親的產物，或者說亂性的產物，因此亂性是一切罪惡的始作俑者。將母親與亂性等同起來，當時代對母親不友好甚至仇視性的態度可見一斑。

（二）高納里爾和里根的母親：背叛

劇本中并沒有正面提及這位母親，甚至像愛德蒙母親那樣的提及都沒有，因而對于這個母親我們陌生的。但李爾因為女兒的背叛而歇斯底里地控訴的時候隱約涉及到了她，“我就要跟你已故的母親離婚，把她的墳墓當作一座淫婦的丘隴”[1](111)，這句話是令人不解的。為什么在李爾被背叛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控訴女兒，而是拐一個彎，將其罪惡歸咎于她們的母親呢？因為他認為只有淫婦才會生下如此罪惡殘忍的女兒，是其母親孕育了罪惡。后面李爾自身的反省，“或者還不如說是我身體上的一個惡瘤；你是我的腐敗的血液里的一個癤子、一個瘀塊、一個腫毒的疥瘡”[1](119)，與其說是在自責，不如說是在指責她們的母親，因為孩子與母親才是真正的一體關系，由母親孕育而生，相比之下父親與孩子的關系則弱了很多。

從李爾對自己的妻子，也就是高納里爾和里根的母親的態度中，無疑可以看出母親依然被認為是罪惡的。如同愛德蒙的母親被當作亂性的源頭，這位母親則被當作背叛的源頭，是她把罪惡傳遞了下來，后代才會如此殘酷無情。這位母親是可憐又可悲的，如果說愛德蒙的母親被指責還有一定自身原因的話，她被指責則純屬空穴來風。她安分守己，卻要無理由地承擔女兒的罪行。

（三）李爾的“母親”：篡權

這里李爾的“母親”并不是他真正的母親，而是其失去權力之后實際意義上的母親，也就是他的女兒——高納里爾和里根。弄人就曾指明這種關系的轉化——“自從你把你的女兒當作了你的母親之后”[1](57)，認為在李爾交出權力時，其與高納里爾、里根的關系就已經由父親與女兒變成了兒子與母親。

在這里，父親、母親更多是權力的象征，擁有絕對控制力的一方就是父親或者母親。當李爾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時，他是理所當然的父親，能夠要求子女無條件服從。一旦交出土地和王權，其繼承者便成為實際意義上的長輩，也就是李爾的“母親”了。高納里爾說過：“年老的傻瓜正像小孩子一樣，一味的股息會縱容壞了他的脾氣”[1](45)，表現出明顯的母親姿態；里根也說過：“您年紀老了……應該讓一個比您更明白您的地位的人管教管教您”[1](113)，“管教”一詞的運用就是母親身份的體現；甚至李爾自己也曾有言：“我承認我年紀老，不中用了，讓我跪在地上，請求您賞我幾件衣服穿……”[1](113)，雖然這只是氣話，但其中流露的無奈也暗示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兒子”身份。既然女兒成為了“母親”，自然有權力要求李爾絕對服從，臣服于統治。作為“兒子”的李爾一旦不服從“母親”的命令，就會被懲罰，就好像當初考狄利婭因為拒絕奉承而被放逐一樣。

這里的母親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的，但通過李爾的惡毒詛咒以及劇中正面人物對她們的反感痛恨，還有兩人自取滅亡的結局，其罪惡之深重，形象之可憎顯而易見。也就是說，在這里與母親形象聯系的其實不是合法權力，而是罪惡的非法權力，是對父親權力的掠奪，對正統權力的侵犯。母親本不應該掌控權力，一旦僭越了，便會被視為罪惡。就像郭方云所說的那樣，“無論如何，作為父權社會中罕見的女性政治力量的高納里爾很難獲得男性認可，相反這種違背天道的女性王權及文中先抑后揚的地圖強占行為勢必會給王國帶來災難，從而引發不同男性階層的強力抗拒”[2]。

二.真正母親缺席的背后

（一）形式上的反抗——拒絕非理性的存在

劇中的“母親”都被視為罪惡的化身，混亂的始作俑者。愛德蒙的母親與亂性聯系在一起，沒有她，就不會有愛德蒙，更不會有愛德蒙制造的混亂；高納里爾與里根的母親與背叛相關，沒有她，就不會有之后女兒、父親關系的顛倒；李爾的“母親”，與對權力的非法掠奪聯系在一起，是對正統權威的威脅，導致權力濫用的禍端?？傊?，整個劇本中的母親形象都是負面罪惡的，與亂性、背叛、掠奪等聯系在一起。

這樣我們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劇中真正母親缺席的原因了。母親的缺席反映了當時代的一種普遍價值立場——對女性的仇視?！独顮柾酢穭撟饔谔岢硇?，反對非理性的文藝復興時期，而女性恰好被視為情緒化的生物，非理性的制造者。并且當時正值詹姆斯一世掌權時期，他曾明確表示反對伊麗莎白女王的一系列作為，要建立一套所謂理性文化，對女性的排斥態度十分明顯。母親作為女性形象中最特殊的一類，被認為是女性非理性面的集中。并且母親作為生育過了的女性，被視為非理性的傳承者，不僅會影響了女兒，甚至可能影響整個家族、乃至社會，故而是最應該被以男性為代表的所謂理性社會所防范，甚至拒絕的。劇本通過讓真正的母親缺席，拒絕母親的存在，實現了一種形式上的反抗，反抗非理性的罪惡淵源。

（二）假母親：矛盾更為集中化

在對李爾“母親”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高納里爾和里根的權利獲得是通過對男性權利的掠奪而實現的，她們占有的其實是男性化的權力。男性化的權利也使得她們自身男性化了，就拿高納里爾的丈夫奧本尼公爵來說，相對于他雄化了的妻子，他顯得唯唯諾諾，像個女性，高納里爾曾謾罵道：“不中用的懦夫，你讓人家打腫你的臉，把侮辱加在你的頭上，還以為是一件體面的事情……”[1]P187。也就是說她們不僅是假母親，還是雄化了的假母親。

總之，權利本屬于男性。因此哪怕在劇本中出現了真正的母親，她的權力也是違背理性的，這就是愛德蒙的母親和高納里爾、里根的母親僅在劇本中有所涉及卻未正式出現的原因，因為她們即使出現也只能以一種非法的狀態存在，那么還不如直接讓高納里爾和里根這樣非法性最為突出的“母親”來替代她們，扮演掠奪父親權力的角色，反而更具有代表性，讓矛盾更為集中化。

（三）男性脫離母體，走向獨立的隱喻

按照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對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的解釋，孩子與母親的關系分為三個階段。[3]第一階段為鏡像階段，孩子希望與母親合為一體，這是關于母親的性欲望的萌芽期；第二階段，孩子遭遇父親，發現父親才是與母親性關系最密切的人，于是產生弒父的潛意識；第三階段，孩子壓抑對母親的欲望，認同父親，這里不僅是父親的實體，還有父親象征的法律、權力、理性等。等于說，孩子的成長是通過壓抑對母親的欲望，甚至是背叛母親，走向父親所代表的理想、法律等來實現的。拉康關于“俄狄浦斯情結”的三個發展階段的闡釋啟發了我們對《李爾王》中真正母親缺席現象的理解。既然男孩是通過背叛母親來成長的，那么劇中的男性要想實現獨立，建立男性化的理性社會，自然要壓抑幼年時期的性本能，背叛母親，背叛母親象征意義下的混亂?！独顮柾酢吩O置真正母親缺席的情節，其實是對男性成功反抗母親，實現自身獨立的隱喻。母親的缺席象征了男性的成長，理性秩序的恢復。但始終讓母親處于缺席狀態，男性反抗母親，理性驅除非理性的過程又無法表現出來，故而才有了高納里爾和里根這兩個母親的替代品，通過對她們二人的反抗并最終戰勝來表現脫離母體，走向獨立的結局。

三.不可能實現的理性

無論是未出場的愛德蒙的母親，高納里爾、里根的母親，還是女兒身份、母親實質的母親，都是罪惡的姿態，與非理性聯系在一起，而劇本就是通過與她們的抗爭來實現道德、理性的建構。更有甚者，因為對母親及其象征義的厭惡，劇本干脆讓真正的母親處于缺席狀態，以此來表明價值立場和道德追求。

但是拒絕母親，排斥女性，以此來實現道德追求，真的可以實現嗎？我們且不說對母親的拒絕和無端指責的不合理，單說母親缺失了世界能否得以延續的問題，答案就顯而易見。沒有母親的世界必將是畸形的，任何人都無法完全脫離母體而存在，沒有母親就沒有了生命，更何談建構理性秩序。

其次，劇本中努力塑造的兩個男性理想人物——肯特和愛德蒙，也不可能真實存在。二人都是典型的男性單邊主義者[4]、劇本是這樣描述肯特的，“我不會為了一個女人會唱幾句歌而還相思……我不會糊里糊涂地溺愛一個女人”[1](49)，對于愛德蒙，也同樣將他塑造為一個不近女色的純真形象。因為男性不可能完全脫離女性存在，所以男性單邊主義世界的背后也絕不會是理性，而是無法預料的混亂。并且劇本結尾處與其說是對女性非理性的戰勝，不如說更像以一種虛假或者想象的方式解決了所有的矛盾。愛德伽踐登高位像魔術，伴隨著高納里爾、里根、愛德蒙的突然死亡，一切顯得突兀和不合理。也就是說，母親缺席的背后并沒有帶來理性的回歸，更多的只是一種假象的勝利，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所謂理性狀態。

總之，無論是拒絕母親的存在來表明價值立場，還是寫矛盾集中化了的假母親來深化非理性，都表現出當時對女性非理性的仇視，男性理性的向往。但這種理想男性社會充其量是帶有明顯男權意識的極端想象罷了。有人說，“《李爾王》是一部充斥了男性話語霸權主義的文本”[5]，雖然這樣的言論在擯斥男權主義的同時也淪為女權主義，但是劇本所反映的對于女性的不友好的態度卻是清晰可見的，哪怕劇本關于男性的理性建構到頭來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