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遍地梟雄》中邊緣空間的建構

王 棱

在現實社會，邊緣成為一個被人們時常掛在口邊的詞語，而與其相對的中心更是成為這個詞語的旁證，無論是社會學中的“邊地”，抑或是生態學中的“邊緣”，這個詞語總是呈現出與主流話語相疏遠的隔絕姿態，所面對的命運無非是主動融入或被動吸納，或在一段時間內被忽視。而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邊緣所代表的農村與城市的相交互的狀態就成為這樣一個具備以上條件的邊緣空間地帶，它一般是農村與城市的混合體，即失去了鄉土人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又未完全的進入城市中心，甚至有時被排斥在外，而形成一個被雙方都不認可的新的邊緣空間。當然，邊緣的建立并不僅僅局限于地理上的特殊地帶——處于城市規劃邊緣區的同時又處于鄉村進入城市的過渡地帶；更明顯的是生活在此種空間里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及觀念的轉變和混雜，既保留了鄉土社會中固執保守的心理特征，又在現代都市的影響下養成一部分城市人的生活與思維方式，形成一種難以歸類的模糊的生存境況，因為“邊緣空間畢竟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而是兩個及兩個以上空間交會相融的模糊混沌之處，呈現出多元化和模糊性的雙重特征?！盵1]（3）《遍地梟雄》中的毛豆便是生長于這樣一個空間之中，其他三人也大致在同類型的生活環境中生長起來，同時陷入一種找不到自己生存方向的尷尬境遇，城市和鄉村的雙雙不接納讓他們只有去建立一個自己的精神家園來面對現實環境的淺薄和精神世界的荒蕪，而這種對立于現實規則的建立又讓他們走向了另外一種偏差。

一.邊緣空間的顯現

對于王安憶一類知青作家來說，當年的知青生活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憶，面對土地和農民不同于新文學時期李廣田、沈從文等人深沉的愛與膜拜，王安憶她似乎從未真切的進入農民純粹的生活狀態之中，她所熟悉的地方永遠是城市生活場景，對于鄉土農村更多的是來自于一種局外的審視，只不過這種“局外感正足以造成一種敘事態度，為局內（更經常的，是自居于‘局內’）所不能替代”，[2]（195）并使“知青的這段經歷所造成的觀念、信念及情感態度和話語形式成為其人及文學規定性的東西”。[2]（195）由此可知王安憶站在這種旁觀者的立場之上，對于農村和土地的書寫就不是立足在對于鄉村生活的懷念或是對美好倫理道德的向往，而是力圖于探索農村生活形式中的審美價值，這種混沌而又自由的鄉村形態在她的眼中上升為形式，呈現融化于她的作品之中，使她建立了自己看待農村的另類視角，從在《小鮑莊》中書寫仁義之子的死亡，以及新世紀以來《遍地梟雄》中城鄉結合部的空間呈現，“她筆下的鄉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城市處于交接并置的狀態?！盵1]（4）

在《遍地梟雄》里，毛豆從小長大的那片城鄉結合部就是一個混雜了城市空間的鄉村場景，在這片場景中，本應成為農民主體的“土地”，僅僅在小說開頭以一片荒廢了的“空地”作為代表，其后再未進行細致的描畫，同時對于這片空地的書寫也不是莊稼的生長之地，只不過是裝滿了建筑垃圾的無人認領的閑地，畢竟當城市擴張占據了他們祖祖輩輩相依為命的土地之后，“土地”就只變為了一個可以搭建臨時房屋以騙取政府拆遷賠償金的利益工具。老一輩農民記憶中對于土地的深厚感情及心理牽絆對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人們來說已經極快的淡化了，盡管還存在著一些留戀，一些閑不住的人總是想去翻弄翻弄那片空地，甚至還會像在傳統鄉村里一樣為了土地的邊界而斗毆，但終究不過是一時興起的形式而不了了之，空地從此就真正的被閑置下來，成為這片區域與嚴密的城市規劃之間的過渡地帶。在這片生活空間里，居住其中的人拿著幾輩子翻弄土地都掙不來的拆遷賠償款，用簡易的房子代替原本土地上的糧食莊稼再租給外鄉人，租金與賠償款的獲得使他們保障了基本物質生活的完善，他們不再需要像以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苦干了，只需安安穩穩的守著租金過日子。其中的部分村民也曾想出去闖蕩，但在曾經閉塞的鄉村生活影響下，他們又缺乏外出闖蕩的勇氣，心理上的怯懦與自我身份認同的模糊，讓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屬于農村人還是城市人，繁華大都市與他們格格不入，他們雖說處于上海，但實際上“連跨過鐵路去往市中心區，都讓他們生怯的”。在這種生存條件之下，相對而說精神生活就顯得貧乏而又荒蕪了，麻將牌起落的嘩啦聲與卡拉OK的歌聲交叉在村落的白天黑夜里，勞動的生存技能被遺棄，安逸休閑的生活方式很快的被他們所接受，比如燕來的哥哥燕飛在找不到工作與老婆的情況就把打麻將作為他的基本生活方式，時間在這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里變得溫吞如水，城市快節奏的步伐并未實在的打擾到他們，曾經地道的農民終于在這片空間養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同時鄉村與城市兩方面的不屬于又讓這片土地上的下一代對自己身份充滿了疑惑與茫然。

毛豆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空間中，就如“毛豆”一樣，充滿鄉村的樸實氣息又隨風生長。在曾經的傳統鄉村里，由于與土地的密切聯系帶來了繁重的勞務生活并奠定了鄉村漢子基本的性別特征，男性成長的環境明顯的區別于女性，并且男性在農業生產中的體能優勢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地位都是高于女性的，男性的話語空間總是大于女性。而在這片混雜的邊緣空間里，以毛豆為代表的青年缺乏了固定的田間生活，性別意識趨于模糊，成長上似乎一直處于混沌不清的狀態，找不到一個可以依傍的男性對象，尤以燕來一家最為典型，燕來是家中的“奶末頭”，姐姐的嬌慣和母親的強勢，讓他始終像一個孩子一樣，即使個頭已經長到蓋上被子腳就得伸出來的高度，在母親與姐姐的眼里仍舊是個孩子，在他的成長歷程中，本應擔當性別啟蒙的哥哥和兄長幾乎處于一個缺席的狀態，兄長的一事無成和父親的性別話語空白讓燕來在二十幾歲的年齡里似乎與十幾歲的年齡并無差別，身體盡管在緩慢成長但心靈仍然處于孩童期，因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后續充滿明顯男性性別特征的大王的出現就在很大程度上占據了他心中兄長與父親的位置，成為人生路上的指導。對于生活在這片空間中像毛豆一樣的青年來說，不僅僅只是存在性別意識的缺乏，因為這種較為閉塞的邊緣空間的生活也使其產生了與原來村民們一樣的對于外界生活的不適應和畏懼之感。燕來的工作換了幾個，首先是在一家日資企業的流水線上工作，這種工作較為輕松工資也還可以，但日復一日的重復動作終究也讓他產生極大的厭煩，而情愿去一個小工廠里打雜，使自己生活不那么單調的同時也擴大一些眼界，但燕來的眼界也僅止于此，面對于他的一個遠房親戚的極力慫恿，想要收了徒來做木匠，他仍舊是害怕進入那個與他本身生活截然不同的環境,以至于后來選擇出租車作為他的職業時，就滿足了他在間歇的融入這個城市血脈奔涌的一份子之外又讓他隨時能夠抽離這個城市，回到自己的邊緣空間里去，這種對于城市的不屬于感一直都包圍著他，一方面他已不屬于純粹的農民，一方面又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他就在邊緣里游走，找不到立足之地。

二.精神家園的虛妄

《遍地梟雄》中建構的邊緣空間里放置了毛豆及大王、二王和三王，四人組成了一個在城市和社會規則之外游蕩的小團體，毛豆在進入以大王為中心的團體生活時，他還是能夠有明確的意識知道自己叫韓燕來，表明他是處在一個常態的社會秩序之中的，但在他被挾持之后決定加入他們的小團體時，他也隨著其他三人自我介紹為“毛豆”，毛豆和韓燕來就成為了兩種身份或是兩種生活秩序，意味著他已經偏離了生活的常態，進入了一個非常態的社會之中，猶如其他三人用一種名字的代號來表征另類精神生活空間的建立。在遇到大王之前，毛豆的生活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村子里的熱鬧和城市的繁華都沒有將他納入其中，他處于一種停滯的生長狀態，甚至和小孩子們一起玩耍，他是需要成長的，只是缺乏一個他自己所認同的契機，而“三王”對他的劫持正好促成了這種機會的形成，他最初的掙扎不過是形式罷了，他心甘情愿的掉入大王的語言陷阱之中，與二王三王一起建立了對于大王的人格崇拜。于是在進入這個團體之后，毛豆開始顯著的表現出成長的特征，之前他一直是個長不大的孩童，可現在“捂了一冬的肌肉，在棉毛衫下鼓脹起來，他是足長了有一圈，原先細條的身體，如今變得健壯?！薄八母改?，還有哥哥姐姐，要是見到他，只怕認不出來了。認不出來的不只是他的身體，更是他的神情，他們什么時候見過他有這樣一種飛揚的大膽的眼神？”在大王的有意教導之下，毛豆不僅在顛沛流離的劫車旅程中促進了身體的成長，更主要的是話語組織和思維能力也越來越向大王靠攏，他們所要建立的自在的精神空間也伴隨著毛豆的成長日趨完善。二王和三王也是大王的忠實粉絲，他們迷失在大王的語言迷宮中，跟隨著大王的邏輯來看待和解釋他們所處的這個現實世界，他們四人似乎就是一個完整的集合體，不需要外界的進入，二王就曾充滿感情的稱呼這個團體為“我們的家庭”，并且“是比父母還要寶貴，因為更年輕，更有力氣，而且志同道合”，他們就生活在這種自我想象的江湖語境中，但實際上他們所享受的自由江湖只不過是建立在剝奪他人自由的基礎上的，他們對于團體的認同度如此之高，也是因為處于邊緣空間中的他們找不到一個實在的歸屬，他們需要一個可以融入的現實群體來緩解自己身份的尷尬和迷離，而在此基礎上，也就正好提供了一個大王可以進行建構精神家園的平臺。

這個四人小團體中的核心人物是大王，此大王不是傳統江湖語境中打下一方天地的草莽英雄肖像的展現，不過是被社會所否定的劫車小團伙中的嘍啰領袖罷了，可是這個領袖在有意識挑戰社會秩序的同時，心中又自有一番雄圖偉業，在他身上突出了現實的逼仄和想象的宏大，而這必然需要一個中間物來進行協調溝通，于是大王在面對自己所處的被漠視的邊緣空間時，便從語言中另辟蹊徑打造出一片屬于他們自己的精神家園，這樣一個精神世界就是通過語言游戲完成的。大王與其他三人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他自有一套對待世界的邏輯規則，五年的軍旅生活累積的知識已讓他明白世界的荒蕪與廣大，其后的他已不再甘心屈居在鄉村之中，現實的規則既不能隨他的意，他勢必用自己蠻橫的方法和詭辯的語言重新創造出一個邏輯世界來，他需要在這個由他所主導的想象空間里尋找一個支撐點，他要用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權力，在現成的語言基礎上完成對他人的塑造。在與團體中其他三人相處溝通時，大王一直都有意識的將他們的思維往自己的想象空間中靠攏，使他們相信自有一套新的規則方法適用于生活在邊緣空間的人們，這四人盡可能的用語言來表現自己塑造自己，從最開始的詞語接龍到成語接龍以及后面的故事接龍，他們一步步的去探尋屬于他們自己的邏輯以便用作建構精神世界的手段，這種方法自然是成功的，就如毛豆一樣即使是被劫持的，最開始也有過一定程度的反抗，可是都一次次在潛意識里放棄逃跑的機會而回到大王的身邊，進入大王所創造的江湖世界。從跟在大王身邊的三人來看，他們都沉浸在大王建構的這個精神家園之中，大王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極為享受這種塑造的過程，他努力的在歷史中尋找特定的事件作為他的注腳，無論是其“所講述的李世民玄武之變，朱元璋起事之史，還是成吉思汗鐵蹄掃中原，抑或諸葛亮獨唱空城計，這些亂世‘梟雄’以自己的渲暢淋漓的‘思想暴力’演繹一幕幕‘創世’神話”，[3]（74）于是大王誤以為自己也能做到這一點，他甚至到每一個城市都最先去瀏覽當地的歷史古跡，去感受曾經王氣的噴薄，但其實“這些歷史‘梟雄’人性中的暴力欲望與精神結構中的權利意志直接隱喻了大王內心重建歷史秩序的欲望”，[3]（74）他與歷史進行對話，用曾經時代里非常規的方法來抵抗這個世界，他奉行“梟雄”的內涵隱喻，用一種非理性的、常規社會所不能認同的方法來實現秩序的重構和對現實秩序的破壞。但是他注定會失敗，歷史的秩序、時代的變遷不容任何人輕易的去改變，他們所追尋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從未實現，所有他們存在的基礎都來自于對別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掠奪，就算是從毛豆被劫持之后的那段看起來相對輕松的公路旅程，也仍然充滿恐懼和擔憂，他們的逃亡的線路也一直都在城市周邊，那些藏身過的小村鎮也無一不是被現代工業文明所浸泡過的，他們其實一直都在邊緣之間游蕩，從未走出。

三.結語

生活在邊緣空間的人們喪失了與土地朝夕相處的機會，盡管意識中殘留著些許鄉土情結，也會被日漸閑適的生活方式吞沒，人性的變化與發展也就隨著生活的改變而衍生出諸多枝節。農人的鄉土情結是不同于知識分子的，他們沒有什么悲天憫人的情懷和憂國憂民的情思，更多的是深深扎根于心底的沉積了幾千年的歸屬之感，一種落葉歸根的心靈認同，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們是被時代推動著前進的，中間的過渡地帶被忽視，僅僅演化成現實中的那一大片空地，而真正城市快節奏的生活與冷漠的人情讓他們望而卻步，盡管已經有人進入到城市之中，比如燕來就開著出租車化成難以計數點亮城市夜晚車燈的一份子，他仍然是找不到一個歸宿，仍然追求著一種認同感，甚至演化為同行不經意之間的照顧都讓他心生暖意，他已染上現代城市人的孤獨，他迫切的需要一種認同，需要一種歸屬，所以他加入了大王的團體，成為其中一員進入想象的空間，釋放自己的身體自由與思想自由。他們總是以想象干涉現實，對現實又無從把握，就如他們在那片廢棄的鎢礦地上進行的最后一個語言游戲一樣，解說“我們的生活”而暢想未來，歷史總是能夠想象，未來能夠重新建立，而最重要“現在”卻總是模糊不清，“思想之宏大與行動之猥瑣的巨大反差，“知”與“行”的難以調適，到頭來歸結為“現在”的困境——“現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4]他們所向往的那個自由自在的江湖世界與精神家園，終歸是“海市蜃樓”，他們所力圖突破的邊緣也從未遠離他們，突圍的失敗和方法的偏離讓他們始終處在邊緣的夢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