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地位與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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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和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游擊戰爭。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革命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和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它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綜合篇》，564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在中國革命史上譜寫了光榮的一頁”*陳丕顯、葉飛：《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回顧》，載《人民日報》，1988-09-08(5)。。

一、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歷史地位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同樣輝煌昭亮”*方方：《三年游擊戰爭》，載《南方游擊戰爭·閩西游擊區》，384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兩大戰場。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在長期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獨立堅持、分散堅持的三年之久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一)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土地革命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方各游擊區“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一部分”。 從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始至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止，歷時10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其間歷經各地武裝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進行反“圍剿”作戰；工農紅軍長征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努力實現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等戰略階段。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土地革命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戰略指導，中央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10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在瑞金成立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項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陳毅為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項英兼任司令員的中央軍區，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及閩浙贛5個軍區(閩北分區在內)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與紅24師和紅10軍，堅持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的斗爭。

主力紅軍長征后，紅軍和游擊隊在江西、福建、廣東(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8省的15塊游擊區堅持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這15塊游擊區按其歷史淵源，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由蘇區及其邊緣地區演變而成的，如閩贛邊、贛粵邊、閩西、閩北、閩東、閩浙贛邊(后為皖浙贛邊)、湘贛邊、湘鄂贛邊、鄂豫皖邊游擊區；二是一直未形成蘇區的老游擊區或早已由蘇區變為游擊區的，如閩粵邊、閩中、湘南、瓊崖游擊區；三是新開辟的游擊區，如浙南、鄂豫邊游擊區。

從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開始，到1937年10月國共談判達成協議，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止，南方三年游擊戰歷時三年之久。

南方各游擊區情況盡管不盡相同，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大體經歷了“堅持蘇區斗爭，掩護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實行戰略轉變，開展反‘清剿’斗爭”“開展談判斗爭，下山改編”三個階段。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大多數游擊區經歷了“由蘇區方式向游擊區方式、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由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轉變”兩次重大的戰略轉變。兩次戰略轉變，各游擊區在時間上有先有后，在方式上有差異，但基本上大體相同。第一次轉變是在國民黨軍的重兵包圍中，改變斗爭方式，分散開展游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消滅紅軍和游擊隊的企圖，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堅持了游擊戰爭。第二次由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轉變，促進了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完成了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奔赴抗日戰場。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紅軍和游擊隊在國民黨軍的數十萬重兵的軍事“清剿”、多種方式的經濟嚴密封鎖，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下，遭受慘重損失，許多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犧牲。但紅軍和游擊隊以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流血犧牲、不畏艱難困苦的革命精神，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挫敗了國民黨軍的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保持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和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正如毛澤東在1937年《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指出的，這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

(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中國革命戰爭的兩大戰場之一。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與主力紅軍長征形成了當時中國革命戰爭的兩大戰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兩個戰場在戰略上互相配合，相互策應。主力紅軍在長征途中調動、吸引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并粉碎了其圍追堵截，這在戰略上支援和策應了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堅持的游擊戰爭；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在8省15個游擊區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拖住和吸引了大量國民黨軍隊，使其不能參加圍追堵截長征中的主力紅軍，從而減輕了主力紅軍長征的壓力，在戰略上策應了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紅軍長征的勝利，使紅軍主力從長江中下游地區轉移到抗日的前進陣地，把中共中央領導全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在西北，為黨和紅軍的大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堅持和發展，保持了黨在南方8省的革命戰略支點，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南方8省的影響，為以后開展南方革命斗爭，準備了最重要的條件。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與紅軍長征，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都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正如郭沫若于1948年為方方撰寫的《三年游擊戰爭》一文作序時所說的那樣：“三年游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斗爭上，是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同樣的輝煌昭亮?！?/p>

(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顯著特點。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土地革命戰爭的組成部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戰爭，它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戰爭。它與紅軍長征相比，又有其顯著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獨立堅持，各自為戰 。紅軍長征是在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下的大部隊的戰略轉移，是大兵團的作戰，長征的各路紅軍是在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導下互相配合的戰略行動。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在中共中央分局、紅軍和游擊隊大部分時間與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失去聯系，獨立堅持斗爭的；大多數游擊區與中央分局、中央蘇區大都失去聯系，各個游擊區分散作戰；大多數游擊區之間也都失去聯系，各自獨立堅持游擊戰爭。長期分散，獨立堅持，各自為戰。

直到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與中央分局、中共中央與各游擊區才逐步取得聯系。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才改變獨立堅持、各自分散作戰的局面。

第二個特點：長期艱苦的游擊戰爭生活。紅軍長征艱苦，其中主要是過雪山草地，但時間不長。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紅軍和游擊隊長期被圍在深山密林里，長期生活在窮山僻嶺，晝伏夜行，風餐露宿，饑寒交迫，生活極其困苦。正如陳毅后來回憶說：三年游擊戰爭，是我一生中所經歷的最艱苦的斗爭。

紅軍長征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共兩年時間，其中中央紅軍長征歷時1年，紅二方面軍長征歷時11個月，紅四方面軍歷時1年又7個月，紅25軍長征歷時10個月。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堅持極端艱難困苦的游擊戰爭時間長達3年之久。

長征到陜北的紅軍，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后，8月改編為八路軍，隨后東渡黃河抗日?？谷諔馉幦姹l后，國民黨還在繼續實行“北和南剿”的方針，國民黨軍隊還在繼續“圍剿”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圖謀消滅紅軍游擊隊。當時各游擊區是處于打打談談，邊打邊談的復雜斗爭狀態，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還沒有結束。瓊崖紅軍游擊隊直到1938年12 月才改編。正如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所指出的，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

第三個特點：全方位、多樣化的復雜斗爭方式。紅軍長征主要是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作戰。南方紅軍和游擊隊針對國民黨實行的軍事、政治、經濟同時并舉的全面“清剿”方針，既要反擊國民黨軍的軍事上“清剿”，又要在政治上開展反“瓦解”、反叛徒的斗爭，在經濟上反“封鎖”的斗爭。在反“清剿”斗爭的方式上，既有武裝斗爭，又有非武裝斗爭；既有“合法”斗爭，又有“非法”斗爭；既有公開斗爭，又有隱蔽斗爭。幾種斗爭方式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全方位”和多樣化的斗爭特點，推動著游擊戰爭的深入發展，挫敗了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清剿”。

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功績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綜合篇》，564頁。

(一)掩護和保證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從戰略上配合和策應了主力紅軍的長征。 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堅持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掩護和保證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從戰略上配合和策應主力紅軍的主力轉移。主要表現在：

一是紅軍長征出發前后，留在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掩護和保證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留在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接替主力紅軍防務，掩護了主力紅軍的集結與移動;積極開展游擊活動，遲滯國民黨軍推進，配合主力紅軍戰略轉移；收容傷員，組織運輸，保證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

二是紅軍長征初期，留在蘇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從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和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雖然沒有從戰役戰斗上直接地配合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但它箝制和吸引了幾十萬國民黨軍，減輕了長征的主力紅軍的壓力，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如果沒有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箝制和吸引國民黨軍大量兵力，國民黨當局就會調集更多的兵力去“追剿”主力紅軍，那么主力紅軍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就會更困難。誠如譚震林所說：“正是南方的游擊戰，在紅軍長征之初，牽制蔣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隊得以大踏步地前進?！?陳丕顯：《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三是紅軍在長征途中，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策應了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當主力紅軍在長征途中沖破國民黨軍一道道封鎖線，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時，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在國民黨軍重兵“清剿”下，在崇山峻嶺、草叢密林之間，與國民黨軍周旋，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他們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堅強的革命意志，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挫敗了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清剿”，恢復和鞏固了各游擊區。南方八省紅軍和游擊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游擊戰爭，箝制和吸引了大量國民黨軍。

據不完全的統計，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共牽制國民黨正規軍180個師次和30個旅次(未包括各省的保安團 )，在戰略上策應了主力紅軍長征的戰略行動。

(二)為中國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鍛煉出一支英勇善戰的革命武裝。 南方紅軍和游擊隊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游擊戰爭。在國民黨軍的重兵“清剿”下，雖然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但畢竟保存下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

經過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洗禮，到下山改編時，南方8省14塊游擊區(不含瓊崖游擊區)，保留了約6000余名游擊健兒。數量雖然不算多，但這是一支經過十年血戰和腥風血雨考驗的英雄部隊，是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革命武裝，其中包括一大批久經考驗的具有對敵斗爭和游擊戰爭經驗的、忠于黨和人民的黨政軍領導干部。正如陳毅在南方游擊區最困難的時刻所說的：“能堅持到底的是將來革命的骨干，留下一點星火，定能燃遍萬里江山?！弊T震林也曾指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保存和衛護好革命的火種，使它不滅地燃燒，終成燎成之勢”，“在百折不撓的血戰中，為我黨鍛煉了一批骨干，逐步發展而成為偉大的革命武裝。正如長征紅軍是八路軍的前身，南方游擊隊后來成為新四軍”。*陳丕顯：《贛南三年游擊戰爭》，2頁。

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出發抗日時，新四軍編為4個支隊和8個團隊，部隊已發展到1萬余人，挺進華中敵后抗戰。新四軍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弱制強，以少勝多，先后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名，俘日偽軍14.42萬名，另有5.4萬余日偽軍投誠反正。新四軍主力部隊發展到21萬余人，地方武裝發展到9.7萬余人，民兵近百萬人。建立了蘇皖浙豫鄂五省8個戰略區，解放人口3400萬。最多時抗擊日軍16萬，偽軍23萬，新四軍馳騁大江南北，成為華中抗日戰場的中流砥柱。毛澤東稱新四軍真正是“華中人民的長城”。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中評價其為“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

(三)在南方八省保存了革命的戰略支點，為中國共產黨在南方開展革命斗爭準備了最重要的條件。 主力紅軍撤離蘇區后，紅軍和游擊隊繼續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蔣介石國民黨調集重兵進行“清剿”，企圖鏟除南方游擊區這些共產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直到西安事變后，蔣介石還實行“北和南剿”的方針，對于南方游擊區這些共產黨的戰略支點，必除之而后快。

但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在當地黨組織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挫敗了國民黨軍一次次“清剿”，堅持和保持了各游擊區。雖然面積縮小了，但其分布的面很廣，涉及南方8省40多個縣。在這些游擊區，保持了共產黨的旗幟，有共產黨的組織，有紅軍和游擊隊，有相信共產黨跟共產黨走的工農群眾，有共產黨和紅軍留下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傳統。這些游擊區成為共產黨在南方開展革命活動的戰略支點。中國共產黨在這些戰略支點，保留黨的組織和一部分武裝，建立了新四軍留守處和辦事處，推動了南方8省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共產黨在這些地方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活動。同時為共產黨和解放軍解放南方廣大地區提供了有利條件，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積累了寶貴的游擊戰爭經驗，豐富和發展了人民軍隊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紅軍和游擊隊在反擊國民黨軍重兵“清剿”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游擊戰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項英在領導反“清剿”斗爭中，注意及時總結推廣一些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原則，指導紅軍游擊隊更好地開展游擊戰爭。如他在游擊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了“賺錢的就打，賠本的不來；不打硬仗，不攻堅；打不贏就走，走不贏就躲”*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綜合篇》，543頁。；“有利的時候就集中來打，否則就分散；利用對方的弱點和空隙的地方去進攻；有路不走，沒路就走”*項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經驗對于當前抗戰的教訓》，載《解放》周刊第1卷第27期，1937年12月11日。等戰術原則。

為了粉碎敵人的“清剿”，紅軍游擊隊采取小規模的、分散的、群眾性的游擊戰，通常采用“設伏誘敵”“聲東擊西”“夜襲智取”“化裝奇襲”等戰術，充分發揮靈活機動的特長，以突然襲擊和伏擊為主打擊敵人。敵人來搜山，游擊隊大多采取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隊的，能選擇到有利地形時，也打整股敵人；敵人重兵“清剿”時，伺機跳出包圍圈，避實擊虛，奔襲敵據點和后方。正如陳毅在《贛南游擊詞》中所描述的：“講戰術，穩坐釣魚臺，敵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備我偏來，乖乖聽安排?！?陳毅：《 陳毅詩詞選集》，1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這些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僅有效地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而且豐富和發展了人民軍隊的游擊戰爭思想，對于新四軍在華中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體現出的革命精神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斗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上)，8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一)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人民軍隊的精神支柱，也是南方各游擊區紅軍和游擊隊指戰員得以堅持的強大精神動力。

在殘酷的革命斗爭環境和險惡的白色恐怖面前，留在南方許多黨的各級領導人、各游擊區廣大的黨員和紅軍游擊隊指戰員，以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堅持斗爭。他們前仆后繼，浴血奮戰，有的在戰場上舍生忘死，壯烈犧牲；有的在刑場上寧死不屈，英勇就義。黨的一大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內務人民委員何叔衡在向白區轉移途中，被國民黨保安團包圍，在無法脫險的情況下，高呼“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跳下懸崖，最后壯烈犧牲。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在突圍戰斗中受傷被俘，就義前給親人寫信囑告：要繼承他畢生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并將自己的一生歸結為“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黨的早期領導人、中共中央分局委員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被捕，最后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從容就義。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突圍時，因叛徒出賣被俘，他面對國民黨的嚴刑和誘降，堅貞不屈，他在獄中寫到：“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共產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那是我們十分情愿的??！”*《方志敏全集》， 1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他們的壯舉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堅定的革命信念。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國民黨軍在對各游擊區“清剿”中，實行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剿撫兼施”的方針。在實行殘酷軍事“清剿”和嚴密經濟封鎖的同時，在政治上大力實行陰險的“分化”“瓦解”政策。他們用重金懸賞通緝各游擊區黨組織和游擊隊負責人，用金錢和高官厚祿等手段引誘革命隊伍中意志薄弱者變節投降。他們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危害，給黨和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

為了粉碎國民黨“分化”“瓦解”政策，打擊叛徒，堅定游擊區軍民的革命理想信念，純潔和鞏固革命隊伍，項英、陳毅在黨組織和游擊隊內部進行革命形勢和革命前途教育。各游擊區在緊張的軍事斗爭中，以各種方式積極開展反“瓦解”、反叛徒的斗爭，進行革命氣節、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從政治上堅定每個同志對于革命的信心和斗爭決心。各游擊區通過開展革命氣節、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穩定了部隊情緒，提高了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指戰員革命斗爭的信心和決心，使紅軍和游擊隊廣大指戰員革命信念更加堅定，使黨在南國大地戰略支點上豎起的紅旗始終不倒。

(二)勇于擔當的革命品格和膽略。革命遭受挫折和失利是對共產黨人和紅軍指戰員的重大考驗。是挺身而出，臨危不懼，勇于擔當，還是退縮，甚至脫逃，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軍人的革命膽略和品質。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國民黨軍重兵攻入中央蘇區，步步緊逼的危急時刻，項英、陳毅等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領導人臨危受命，勇于擔當，率領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和游擊隊，抗擊國民黨軍的進犯，掩護和保證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奉命率領紅25軍轉移，留下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領導留下的部分紅軍和地方堅持斗爭。高敬亭臨危受命，重建了紅28軍，領導邊區黨政軍民，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游擊戰爭。

1935年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軍區部隊被國民黨軍包圍，突圍失敗，省委書記、軍區政委萬永誠、軍區司令員龍騰云犧牲。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挺身而出，領導閩西軍民堅持斗爭，抗擊國民黨軍的“清剿”，堅持開展游擊戰爭。

當一些游擊區的主要領導人叛變給當地革命斗爭造成嚴重損害時，一些游擊區領導人挺身而出，高舉起革命的旗幟，聚集起革命的力量，繼續不屈不撓地堅持斗爭。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叛變后，湘贛省委副書記、湘贛蘇維埃政府主席譚余保挺身而出，在蓮花縣棋盤山主持召開緊急會議，建立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并成立湘贛軍政委員會及游擊司令部，領導湘贛邊紅軍和游擊隊繼續堅持斗爭。

一些游擊區領導人犧牲后，其他領導人挺身而出，勇于擔當，繼續領導革命斗爭。1935年春，中共閩東特委代理書記詹如柏、閩東蘇維埃政府主席馬立峰、副主席葉秀藩等領導人由于叛徒出賣慘遭殺害，閩東黨組織受到了嚴重損失和破壞。在此嚴重形勢下，中共閩東特委委員、獨立師政委葉飛與其他特委委員召開了閩東黨組織干部會議，重建閩東特委，并調整了有關政策，確定了游擊戰爭的基本方針，恢復和加強對閩東游擊戰爭的領導力量，繼續堅持游擊戰爭。

在革命的危急關頭，許多游擊區的黨和紅軍領導人不論是臨危受命，還是挺身而出，都體現了共產黨人為革命勇于擔當的精神、膽略和高尚品質。

(三)長期艱苦斗爭的革命精神。1937年中央政治局在《對南方游擊區的決議》中對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同志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號召全黨同志學習。*中共中央書記處： 《六大以來》(上)，896頁。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采取種種方式和手段，對紅軍游擊隊和游擊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妄圖將紅軍和游擊隊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國民黨的軍事“清剿”和經濟封鎖，給紅軍和游擊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紅軍和游擊隊在深山密林里，風餐露宿，饑寒交迫，晝伏夜行，幾乎過著野人般的生活。紅軍游擊隊只好以野果、野菜、野草充饑。正如陳毅在《贛南游擊詞》中所寫：“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陳毅：《陳毅詩詞選集》，13～14頁。在那些艱苦歲月里，許多紅軍游擊隊員幾乎沒有住過房屋，脫過衣，離過槍睡覺，都是在大樹下或野草叢中過夜。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綿綿，寒風刺骨，紅軍游擊隊生活更加艱難。紅軍被圍困在深山里，天寒無衣，饑腸轆轆，怕暴露目標又不能生火取暖。有些紅軍游擊隊戰士被活活凍餓而死。紅軍和游擊隊不僅要同饑鋨、寒冷作斗爭，還要忍受著疾病的折磨。由于長期的艱苦生活、許多紅軍游擊隊戰士病倒了，一些傷員因無藥得不到治療而犧牲。據不完全統計，閩北紅軍游擊隊因戰斗減員和饑鋨、疾病折磨而犧牲的有1000余人。三年游擊戰爭期間，環境之險惡，斗爭之酷烈，生活之艱辛，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罕見的。

在國民黨的軍事“清剿”和經濟封鎖下，廣大紅軍和游擊隊指戰員不畏艱難困苦，“雖在極端困難和困苦中”，但他們并沒有氣餒，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堅強的革命意志，“不屈不撓百折不回地堅持斗爭到底”。*項英：《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1937年12月7日。他們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通過各種斗爭方式和策略，千方百計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求得生存和發展。

(四)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軍民關系。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是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援，紅軍和游擊隊就不能生存和發展，游擊戰爭就不能堅持。在那艱難的歲月里，人民群眾與紅軍、游擊隊水乳交融，患難相依，生死與共。

三年游擊戰爭期間的15個游擊區，絕大部分都經歷過土地革命的戰斗洗禮。這些地區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深厚的群眾基礎。

在極端殘酷、惡劣的環境下，在紅軍游擊隊最困難的時候，人民群眾采取種種巧妙的辦法，沖破國民黨軍的經濟封鎖，支援、接濟紅軍游擊隊。當國民黨實行“移民并村”，趕群眾出山之際，群眾把自己的口糧、食鹽等日用物資埋在地下，做好暗記留給紅軍游擊隊。當紅軍游擊隊處于糧缺斷炊之時，群眾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種田之機，將定量配購的糧、油、鹽等，想方設法送給紅軍游擊隊。

為了幫助紅軍和游擊隊克服經濟困難，人民群眾舍生忘死，許多群眾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閩北邵武的方嫂夫妻倆，因為游擊隊籌辦物品，遭到國民黨特務嚴刑逼供，要他們供出游擊隊和地下黨員，夫婦倆守口如瓶。丈夫慘死在敵人的亂棍之下，5個未成年的孩子都在獄中被敵人殺害。三年游擊戰爭中正是許多群眾舍生忘死支援紅軍和游擊隊，才使紅軍和游擊隊得以打破敵人嚴密的經濟封鎖而生存下來。對此，陳毅曾滿懷深情歌頌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斗爭好兒郎。革命強中強?！?陳毅：《陳毅詩詞選集》，16頁。

(五)奮不顧身的英勇犧牲精神。 南方游擊戰爭期間，許多紅軍和游擊隊指戰員在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浴血奮戰，出生入死，英勇犧牲；被俘被捕的共產黨人在敵人監獄中、刑場上，忠貞不屈，視死如歸，表現了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滅的偉大革命氣節，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英勇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三年游擊戰爭初期犧牲的有：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瞿秋白、何叔衡、方志敏，以及賀昌、蔡會文、阮嘯仙、劉伯堅、方維夏、毛澤覃、梁柏臺、李天柱、李才蓮、李賜凡、萬永誠、龍騰云、劉疇西、尋淮洲等許多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干部。

在爾后的游擊戰爭中，各游擊區犧牲的主要領導人有：贛粵邊的李樂天；閩贛邊的賴昌祚；閩粵邊的張敏、張長水；皖浙贛邊的唐在剛；浙南的黃富武；閩北的吳先喜、黃立貴；閩東的詹如柏、馬立峰、葉秀蕃；閩中的王于潔、劉突軍；湘鄂贛邊的陳壽昌、徐彥剛；湘贛邊的彭輝明；湘南的彭林昌；鄂豫邊的張星江等，以及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此外，還有由于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長期堅持斗爭，健康受到嚴重損害，積勞成疾，因病逝世的閩粵邊特委書記黃會聰，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嚴圖閣，以及為了執行黨的任務，被誤作叛徒，而遭錯殺犧牲的原皖浙贛省委書記關英等。

對此，1939年8月31日，新四軍第一次全軍黨代表大會在三年游擊戰爭基本總結的決議中專門指出“向犧牲于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先烈同志們致哀悼和崇敬”*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綜合篇》，570頁。。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所體現出的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勇于擔當的革命品格、長期艱苦斗爭的革命精神、生死與共的軍民魚水關系、奮不顧身的英勇犧牲精神等，都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許多共產黨員和紅軍、游擊隊指戰員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是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永遠繼承和弘揚。

弘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精神，必須堅定我們的理想和信念，“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我們要有崇高理想信念，有為理想信念而英勇獻身的崇高追求，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矢志奮斗。

弘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精神，必須大力繼承和發揚人民軍隊艱苦斗爭和勇于犧牲的精神，大力弘揚敢打必勝的精神品質，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義的昂揚斗志。

弘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精神，必須繼承和發揚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軍民魚水關系。人民軍隊要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完全徹底為人民奮斗，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做人民子弟兵。

新時代要銘記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弘揚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精神，不忘初心，傳承紅色基因。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砥礪奮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強軍夢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