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變遷史

顧玉雪

老有所養，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理想目標?！抖Y記》描摹的理想社會是：“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孟子則希望看到“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從1949年后的計劃經濟年代，到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年代，再到邁向老齡化社會之時，中國的養老制度一直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修訂，經過一次次艱難博弈。

血緣、宗族和國家福利：“生有所養，死有所葬”的古代啟示錄

中國傳統社會的老有所養，主要依靠血緣和宗族關系來完成，現代社會則依賴于責任和契約精神。

為支持家庭養老，古代許多朝代普遍施行了“侍丁”與“權留養親”兩項制度?！笆潭　敝贫茸钤缈梢宰匪莸健抖Y記》的記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指政府對有老人需要贍養的家庭，減免其稅收與徭役。明清也一樣，如《清律例》規定，“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p>

“存留養親”則是中華法系中一項比較特別的緩刑制度：犯罪之人（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邁、無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執行判決，允許犯罪人回家贍養父母，候贍養結束后再執行判決。這一制度正式形成于北魏孝文帝時期，之后唐宋明清，歷代相沿。

盡管“存留養親”是一項迄今已消失多時的古老法律制度，但對于今人并非沒有可借鑒之處。

按中國現行緩刑制度，法庭在決定緩刑的適用時，一般只是考慮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因此有學者提出，“可以將犯罪人家庭情況作為緩刑適用條件的考慮因素。由犯罪人所贍養、撫養和扶養的直系親人，若確實有待照顧且非犯罪人再無可托付的情況，應被納入緩刑適用的考慮因素?！?/p>

家庭養老模式當然也有著內在的缺陷——那就是，家庭貧寒的老人及孤寡老人由誰來養，將成一大問題。不過，古代傳統社會對此也并非毫無辦法，主流的家庭養老之外，其實還存在一個輔助性的宗族養老系統。

宗族救濟古已有之，到了宋朝，宗族福利開始制度化，那就是范仲淹創設的范氏義莊。義莊就如一個公益基金，定期向族人或族中貧困、孤寡人口發放錢米：每一位五歲以上的族人，都可以從范氏義莊領米，每口每日一升。族中若有老人去世，也可以從義莊申領到15貫至25貫錢的喪葬費。

范氏義莊創立后，宋朝及后世的士紳紛紛效仿，成立義莊贍養族人。有了義莊救濟的機制，族內的貧寒與孤寡老人便得以“生有所養，死有所葬”，不致淪落到老無所依的凄涼境地。

不過，宗族共同體的救濟畢竟是基于血緣，族外人無法獲得義莊的福利。那么古代有沒有超越血緣關系的養老機制呢？

南宋《夷堅志》中記載，至遲在南宋時期已出現了民間慈善人士創辦的公益性孤老院。 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更為發達，其中公益性養老機構通常叫做“普濟堂”，類似于今天的福利院，以收養“老疾無依之人”為主。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京城廣寧門外，士民公建普濟堂……凡老疾無依之人，每棲息于此。司其事者，殊為可嘉”。

在家庭養老、宗族養老與公益養老覆蓋不到的地方，還有福利性質的國家養老。至遲在南北朝時期，傳統社會已經出現了養老福利。當時剛傳入中國未久的佛教帶來了“布施”的觀念，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在其都城建康（今南京）建立“孤獨園”，收養孤兒和貧困孤寡老人。其后唐王朝則在京師設立“悲田院”收容乞丐、孤老。

宋朝時候，跟“孤獨園”“悲田院”功能類似的福利養老機構已經遍布天下，為全國貧困、孤寡老人提供“老有成養”的保障成為常設的國家制度。后來的明朝與清朝，基本上都保留了宋代的居養院建制。

可以說，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養老系統是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是主流的家庭養老;第二個層次是輔助性的宗族養老;第三個層次是民間的慈善養老;第四個層次是國家的福利養老。

安身與立命：

養老變遷與國家角色

在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質變，依靠血緣和宗族構建的社會關系和安全網絡，很大程度上被現代政治和意識形態取代。

現在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國養老制度的起源是在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等地方試驗的基礎上，根據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發布的《東北公營企業戰時暫行勞動保險條例》，從鐵路、郵電、礦山、軍工、紡織等七大行業開始，勞動保險制度逐步在解放區推行。

“勞動保險”這個詞，是時任東北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創造”的，后來在中國取代了世界通用的“社會保險”而被沿襲下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并出臺共同綱領，“逐步實行勞動保險制度”被寫入其中。

新中國成立后，便由時任中央勞動部長的李立三牽頭，展開了《勞動保險條例》的起草，到1951年初時由政務院（國務院前身）頒布，這也是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出臺之前的六十年里，中國唯一的社會保障法規。

建國初期，公務人員全部實行“供給制”，除了配發衣服、伙食，簡單的生活用品外，每月發6元錢津貼。當時的農村，養老雖有集體之名，但核心其實仍在家庭。集體經濟時代，一方面，國家設立了教養院、敬老院，初步建立了“五?！保ū３?、保穿、保醫、保住、保葬）供養的福利制度，但面對整個社會龐大的養老需求，這些舉措仍是杯水車薪。

已被世人淡忘的是，早在那時中央就在“考慮”如何將兩個群體包括養老在內的保障體系“并軌”的問題。

中國自1958年起便實行干部和工人統一的退休、退職制度，事業單位和企業的退休制度并無本質差異。兩者均實行單位統籌下的現收現付制，由單位直接支付退休人員的退休費用，退休后的待遇差別也微乎其微。變化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此后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制度漸行漸遠，如今已經幾起幾落。

1986年，國務院下發多個文件，改革勞動制度，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在民間被叫做“打破鐵飯碗”。

借此，在新中國歷史上，個人首次成了養老保險的繳費者之一，養老制度開始朝由個人、企業和國家共同承擔的方向前進。

中國養老保障政策的變遷歷史十分清晰地展現了“國家”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扮演了一個全能的、父愛式的社會保護角色;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開始收縮，個人和社會的責任開始凸顯;進入新世紀特別是社會建設時期之后，國家開始重新回歸，積極干預社會福利。

新時代的養老實驗

2017年年初，杭州余杭區的張浩阿姨進行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抱團養老實踐——她致電當地報社，自發在社會層面征集，要在杭州131平方米公寓里探索抱團養老。引發應征熱潮之后，宣告“失敗”，兩位室友陸續搬離她家。

之后，瓶窯鎮的朱榮林和王桂芬找張阿姨取完經“干了一票更大的”，招募了11位陌生老人一起住進了自家別墅，開始了一場對抗晚年孤獨的集體實驗。半年之后，入住7戶共13位老人，其間有小幅人員流動。

所有人都明白，這次抱團養老，放之于老年歲月長河之中，只是一個“不能一步到位的驛站”。但我們卻可從中發現當下老齡化背景下，老年人在不同階段不同程度的養老需求與真切心境。

這種經濟乃至生活理念“共享”的養老實驗，已經并不鮮見。

近年來，日本開始嘗試研發護理機器人以替代人工。2018年，北海道的道央、道北、道東、道南四個地區開始全面推廣護理機器人，試圖尋找出路。

借鑒發達國家解決養老問題之道，養老問題需要政府、社會組織和個體共同的努力——人們發明一系列辦法，從資金、醫療到養老機構，想讓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養老意識的變遷，即從依靠個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來看，對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漸轉換方式，多元化的養老模式開始不斷出現。

2018年8月10日，銀保監會發布通知，將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由直轄市試點推廣到全國。顧名思義，這是一款將住房抵押給保險公司以換取養老金的保險產品。

在此之前，幸福人壽作為全國推廣前唯一一家真正開展了“以房養老”業務的保險公司，參保者僅有寥寥98戶家庭、139位老人。

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對不確定性時，血緣是人們最后的依靠。然而，在曾經長期鐵板一塊的人口政策下，“兒子”愈少，“老子”愈多。兩拳難敵四手，血緣與家庭甚至有可能成為養老的拖累。

業內人士普遍將“以房養老”商業上的“低存在感”歸咎于目前產品本身不完善、市場有待教育及中國房價波動。但這種自覺自愿的保險產品，也引起諸多爭議。拒絕或抵抗“連根拔起”的，不僅是老人，更是一個又一個中國家庭。

不獨以房養老，甚至不獨商業保險，即將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對任何養老方案及資源的渴求，宛如黑洞。

加拿大的養老制度，可簡要概括為“社會福利養老為主、互助養老和商業化養老為輔”。中國未來應該也是這個趨勢，但起步晚、基礎差，養老制度的改變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局限于養老本身，而必然與社會方方面面相結合、牽一發而動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