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對網絡女主播報道的刻板印象問題探析
——以新浪網有關報道為例

劉彩娟 劉福利

2016年被稱為直播元年。隨著網絡直播平臺的火爆，很多女性加入網絡主播這一行業當中。據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7年我國網絡娛樂類應用用戶規模保持高速增長，網絡娛樂應用中網絡直播用戶規模年增長率最高，達到22.6%，其中游戲直播用戶規模增速達53.1%，真人秀直播用戶規模增速達51.9%①。

隨著網絡直播的發展，關于網絡女主播的新聞報道也從未間斷過。而一提到“直播”“女主播”這些詞語，大眾腦海中閃現的往往都是“性感”“打賞”，甚至是“色情”等印象。本文以新浪網2017年關于網絡女主播的報道為例，就這一現象進行分析。

一、樣本選擇

本文研究的樣本是新浪網2017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關于網絡女主播的新聞報道。在新浪網高級搜索的對話框中輸入關鍵詞“網絡女主播”，限定時間為2017年，限定關鍵詞位置為“全文”，限制頻道為“全部頻道”，通過搜索發現關于網絡女主播的報道共有206篇。在去除重復、內容基本不相關等的新聞之后，“網絡女主播”的相關新聞有97篇。我們將每條新聞進行梳理，并從報道傾向（正面報道、中性報道和負面報道）、媒體來源、報道中的消息來源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二、研究內容分析

通過梳理發現，有關網絡女主播的97篇新聞報道中正面報道1條、中性報道14條、負面報道82條（見表1）。不難發現，2017年新浪網關于網絡女主播的報道近80%是負面報道。由此可見，大眾傳媒對網絡女主播的刻板印象確實存在。

表1 關于網絡女主播的報道傾向

在我們檢索的關于大眾傳媒對網絡女主播的負面報道中，可分為以下三類，其中與“瘋狂打賞”“色情直播”相關的居多（見表2）。

表2 負面報道的分類

（一）瘋狂打賞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大眾傳媒針對網絡女主播的負面報道是有側重點的，出現最多的關鍵詞則是“打賞”“刷禮物”等，例如《10歲男孩打賞女主播4天花掉6千》《17歲少年為了討好網絡主播，轉走同學卡里3w多》 《小伙為打賞網絡女主播，砸車30余量》等32條負面新聞均屬此類。其中一篇是名為《學校會計挪用公款1600多萬 用1300萬打賞女主播》的報道，該報道涉及數額最大，也被多家媒體轉載。但閱讀此類報道后不難發現，關于“打賞”類的新聞報道，記者幾乎沒有采訪過女主播，而只是清一色地呈現出如何“瘋狂打賞”。

（二）色情直播

新浪網與該內容相關的報道共有26條。與“打賞”類似的是，該類報道也很少采訪女主播。在26篇報道中，只有澎湃新聞《對話黃鱔門女主角：“老板”想看表演不知涉黃》一文是以女主播為主要的采訪對象。在該報道中，當記者問到“為什么后來大半個月不做直播了”，該主播的回答是“很后悔，男朋友也知道了我做直播的事。他愿意原諒我，同時要求我不要再繼續做直播?！彪m然該女主播此前的直播行為毫無底線，但當她在知道自己做錯了的時候，新聞報道應該將此類信息告知大眾，并告誡那些從事色情直播的女主播懸崖勒馬。這同時也有助于公眾了解網絡女直播的真實經歷和想法。而在新浪網中，此類以網絡女主播為采訪對象的新聞數量寥寥可數，遠遠比不上“東北二嫂黃播”等沒有采訪女主播的新聞的轉載率高。

在一篇名為《女主播色情表演20多場獲利2萬元與男友七三分》的報道中，該女主播在實質上是被男友“勸說”“安排”，并許諾其“分紅”而進行的色情表演，換言之，這位網絡女主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色情表演的受害者，但標題給受眾的印象是這位女主播主動為之。由此可見，大眾傳媒的有關報道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對網絡女主播的刻板印象。

三、網絡女主播的媒介失語、刻板印象與身份污名化

大眾傳媒作為“把關人”，對于新聞該如何篩選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這是因為，“大眾傳媒的新聞或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并不具有純粹的客觀中立性，而是依據傳媒的一定立場、方針和價值標準所進行的一種有目的的取舍選擇和加工活動”[1]。對媒體而言，網絡主播是一種比較新鮮的社會現象，有關新聞具有一定的傳播價值，而女主播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更容易成為媒體和公眾關注的對象。從市場屬性來說，媒體很愿意將“女主播”作為主要的新聞點來進行傳播，用以吸引公眾的眼球，增加信息的點擊量。這種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而這種報道會影響受眾的認識，形成刻板印象，其后果就是導致某些群體的身份污名化。

身份污名化指的是“某個個體或群體具有某種社會所不期望特征，且污染了社會的名譽，降低了其社會地位，是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一種侮辱性、貶低性的標簽”[2]。其特征之一是受損性，這些被貼標簽者遭遇社會的歧視，喪失了社會信譽與社會價值，且處于一種受損的狀態。在網絡媒體中，個人身份所帶來的污名化有“河南人”“網絡女主播”“富二代”等。污名化形成以后，就會成為一個簡單化的判斷方式，即不管某個人、某群人背后的復雜性，只要是這個被污名化的群體的一員，就會被另眼相看。

顯而易見的是，在直播平臺上，也有許多依靠自己的才藝（唱歌、跳舞等）認真直播的女孩，其中也并不缺乏傳播正能量的女主播，如“學霸女主播”石悅、游戲女主播Miss等。但在大眾傳媒的報道里，網絡女主播這一群體逐漸處于“污名化”之中，關于她們的正面報道少之又少。

刻板印象與身份污名化跟某些群體在媒體上的失語有很大的關系。所謂媒體失語，就是某個群體或個人在媒體上缺乏自己的聲音。因為缺乏自己的聲音，所以其觀點、看法和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就很難在媒體上得到展示并由此獲得其他群體的了解和理解。這些群體往往是作為被報道對象出現的，比如農民工和網絡女主播。

從本研究搜集到的樣本來看，在所有關于女主播的報道中，消息來源基本上是網絡打賞的受害者、政府管理部門和檢察機關等，采訪到網絡女主播尤其是介紹女主播真實生活和想法的報道非常少，僅有7篇。比如在新浪網一篇題為《丈夫送女主播36萬禮物 女子追到主播家毆打拘禁》的報道中，該“女主播”其實也是一個受害者。但是新聞記者并沒有采訪受害者，基本上是依據采訪“打人者”獲得的信息完成了這篇報道，給人一種網絡女主播掙“不義之財”“破壞他人家庭”的印象。

網絡女主播在媒體上的失語以及被污名化，反映出這個群體雖然看似光鮮，但也是缺乏話語權的一類人。實際上，幾乎所有被污名化的群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話語權缺失的情況。這也提出了新聞報道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對于那些不具有媒體話語權的群體，媒體往往會忽視其作為報道對象的權利，比如信息的平衡性、求證的嚴謹、措辭的中立性等。與之相對應的是，對于具有很強媒體話語權的群體，比如在涉及企業家、官員等群體時，媒體的報道要謹慎得多。

四、平衡性報道與報道對象的“草根動員”

大眾傳媒作為一種社會公器，其傳播活動中會影響受眾的認知。被污名化的群體基本都存在媒體報道不平衡的問題，即只是采訪一方的意見和看法，被污名對象處于被呈現的地位，有媒體話語權的一方就會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問題，可能對另一方進行非客觀的表述，從而影響媒體和受眾的判斷。比如在本研究中，有關網絡女主播的報道，一些媒體過于突出“色情”“打賞”等，對作為直接當事人的女主播采訪不夠，導致公眾對網絡女主播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如何盡可能提供全面而真實的報道，避免由于刻板印象導致的污名化現象，對于大眾媒體而言，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遵循新聞報道的平衡性原則，給予不同群體尤其是相互沖突的群體大致相同的話語權。

新聞的平衡性，從具體操作上來講包括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以對網絡女主播的報道為例，宏觀上的平衡包括要對網絡女主播這一值得關注的群體進行直接報道，以網絡女主播為主要報道對象和信息來源，比如2016年4月18日《新聞晨報》的報道《獨家專訪|網絡女主播：脫光就能拿錢？》。微觀上的平衡，主要是指在與網絡女主播有關的沖突性新聞中，要盡可能采訪相關各方，包括網絡女主播。比如涉及“瘋狂打賞”的新聞報道，打賞者、打賞者的家庭、網絡女主播、網絡女直播所在的網絡平臺甚至網絡支付平臺等顯然都是不同的利益方，都應該得到相應的報道。如果只是從打賞者及其家庭這一方進行報道，不僅會導致對網絡女主播群體的報道不客觀，還容易導致新聞的簡單化和片面化。

作為被報道對象的網絡女主播其實也可以利用社交媒體手段為自己正名，這也是當下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比如在關于新疆和新疆人的形象傳播中，“我為新疆代言”活動就是由眾多網友參與發起的，他們通過在社交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展示新疆的形象，引起了很大反響，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欄目報道，展現出社交媒體對大眾媒體的反作用力量。金玉萍教授等人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草根動員”。網絡女主播等群體同樣也可以借助社交媒體傳播自己的聲音，并通過影響大眾傳媒，獲得更大的傳播影響力，借此向社會展示自己的真實形象。

注 釋：

①CNNIC，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