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影響機制
——一項多案例研究

劉光榮

（新鄉學院管理學院, 新鄉, 453000）

1 引言

“三農”問題一直是影響國計民生的大事, 從2004年開始, 中共中央連續十四年出臺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 其中更是有多次提及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 如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如何有效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產業轉移也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議題, 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型也有著重要意義（蔡昉, 2007; 李琰, 2014）。

農村地區勞動力轉移的形式與路徑有多種, 而不同轉移的形式與路徑所帶來的效果也各有差異。研究表明, 由親友、同鄉等社會資本的輔助就業方式可以有效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效率, 成為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之一（孔艷芳, 2017; 李義倫, 2017）。從轉移路徑的種類來看,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且因區域差異而呈現出明顯差別, 孔艷芳（2017）在總結以往研究的基礎上, 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的基本模式進行了歸納整理, 作者指出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包含“離土不離鄉”以及“離土又離鄉”兩種基本模式, 其中前者是指勞動力在附近事業單位、鄉鎮企業、私營與個體企業等直接就業, 可理解為就地轉移路徑。根據勞動力轉移距離的遠近以及轉移目的地城鎮化與農村化, 可以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分為“異地轉移”進入城鎮以及“本地轉移”當地就業（孔艷芳, 2017）, 其中后者在促進鄉村經濟、推動農村城鎮化水平、保持農村發展活力等存在一定優勢, 因此, 本文著重關注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這一路徑。

在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路徑中, 鄉村旅游業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有學者研究表明鄉村旅游在勞動力轉移方面具有顯著效果, 特別是在強大勞動力吸納、利于女性等弱勢群體、留住轉移者鄉土情懷等方面有著明顯優勢（柳百萍, 胡文海, 尹長豐, 韋傳慧, 2014; 李義倫, 2017）,在降低失業率、提升人均收入方面具有重要意義（Teare,2013）。然而, 也有研究對這一途徑給出了現實的反思, 從勞動力的能力素質較低、相關制度與培訓體系缺失、服務業發展勞動力素質訴求高等方面看, 諸多因素也限制了勞動力向鄉村旅游產業的轉移效率（楊松, 2011; 趙春雨, 蘇勤, 李菲, 2013）。旅游民宿是一種重要的鄉村旅游業態（如農村地區各種形式的農家樂旅游）, 由于其能夠近距離就地轉移、產業鏈條豐富, 因此民宿業也開始逐步引領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李朋波, 靳秀娟, 谷慧敏, 2017）, 在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現有眾多學者已從理論上對“鄉村旅游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這一問題展開了探索 （于靜, 2008; 楊朝繼, 李輝, 2005; Hegarty & Przezborska, 2005; 李朋波等, 2017）,然而關于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探索更多是理論上的推演, 兩者間互相作用所存在的積極作用與現實困境在實際轉移過程中又有怎樣的具體影響機制, 目前的研究仍然較少。本文基于對旅游民宿業的發展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文獻分析, 初步構建了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分析框架, 并通過北京和河南的四家鄉村地區旅游民宿的案例分析, 探索民宿業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 試圖從更深層次上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呈現。

2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2.1 鄉村旅游與旅游民宿業

(1) 鄉村旅游

盡管鄉村旅游這一實踐已經在農村地區較早出現, 但是關于鄉村旅游的學術概念目前并未有較為統一的界定,楊旭（1992）較早指出鄉村旅游是基于農村地區生物、農業、社會資源而形成的立體式景觀作為對象的旅游活動,他較系統概括了鄉村旅游活動中的各類資源以及可旅游的活動內容; 何景明和李立華（2002）則從更為狹義的角度對鄉村旅游進行了界定, 他們指出凡是在鄉村地區, 基于鄉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體作為吸引物的旅游活動, 均可以納為鄉村旅游的概念之內; 國際學者也從異于國內的鄉村情境出發, 對鄉村旅游的概念進行了界定, 如Barbieri &Mshenga（2010）就擴充了農業旅游活動的內涵, 基于國外農莊式的農村場景, 提出了如滑雪、騎馬、狩獵等活動的補充。

盡管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對鄉村旅游的內涵提出了不同的界定, 但從以下幾點來看鄉村旅游是具有一致性的。首先從旅游內容上看, 鄉村旅游的景觀構成基本是以農村地區的自然與人文風光為主, 盡管國內外農村地區經營方式存在明顯差異, 但是鄉村旅游的內容上相差并不是很大, 大多都體現了鄉村地區的人文與地理環境, 囊括了農村地區獨特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 其次從經營性質來看, 鄉村旅游多為家庭或個體經營, 當地居民的參與度較高, 這是與其他旅游形式較大的差異點, 鄉村旅游的靈活性還體現在其參與主體的靈活性與自主性上, 當地居民可充分挖掘地方農村旅游資源優勢進行鄉村旅游活動的開發; 最后從旅游活動上來看, 鄉村旅游更加突出鄉村體驗式游玩需求, 游客游玩過程中可以與當地居民充分融合,其參與性和娛樂性均有較大程度的提升, 游客在鄉村旅游中所受束縛較少, 能夠產生回歸自然的旅游體驗?；谝陨戏治? 本文認為鄉村旅游是基于鄉村地區人文與自然景觀的旅游內容的, 當地居民充分參與, 具有自主性、靈活性、體驗性、自然性的旅游活動形式。

(2) 旅游民宿

上文我們已闡述了鄉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靈活性和當地居民的參與是鄉村旅游的重要特點之一, 而現有研究按照經營性質的差別將鄉村旅游劃分為家庭經營、企業經營以及集體經營三種類別（姚海琴, 朋文歡, 黃祖輝,2016）, 而以農戶家庭為旅游單位、充分利用院落及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觀等旅游資源的家庭型鄉村旅游成為吸引游客的重要形式之一, 如旅游景區的農家樂經營方式, 能夠讓游客與當地自然人文景觀充分融合, 深入體驗鄉村風光與農家生活。

在家庭式鄉村旅游中, 民宿作為提供游客吃喝住行玩一體化游戲體驗的主體單位, 深受廣大游客的青睞。周瓊和曾玉榮（2013）在分析臺灣民宿發展時指出民宿是指基于鄉村住宅及其所處區域的人文與自然景觀資源發展起來的、能夠提供游客生活住宿與游玩的鄉村旅游形式; 李朋波等（2017）指出由于旅游民宿業所包含的產業價值鏈往往更為完整, 其在鄉村旅游中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形式,且廣泛存在于鄉村區域, 成為農村地區“精準扶貧”的重要落腳點。

旅游民宿對于農村地區的經濟轉型以及服務業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研究結果表明, 民宿業的發展能夠有效促進農村區域勞動力的轉移, 并且存在發展前景好、便于弱勢群體就業、強力吸納勞動力等優勢（趙承華, 2012; 柳百萍等, 2014; 李義倫, 2017）, 然而關于民宿業如何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這一問題目前尚未有明確答案。

2.2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其路徑

三農問題始終是國計民生的大事, 在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中,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也已經成為城鎮化建設中的關鍵之一, 有效實現鄉村區域勞動力轉移已經成為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蔡昉, 2007; 李朋波等,2017）, 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實現農村減貧、實現農村區域經濟結構轉型也有著重要價值（李琰, 2014; 何春, 崔萬田, 2018）。因此, 探索有效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具有重要意義。

農村地區勞動力就業轉移意味著勞動力較少或不再從事與農業相關的活動, 從作業方式上可以理解為“離土”,在離土的基礎上又會有兩種就業方式, 一是不離開生活的家鄉進行就業, 二是離開家鄉進行就業。因此有學者基于農村勞動力是否立卡家鄉進行就業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概括了兩種基本方式——離土不離鄉和離土又離鄉。在城鎮化建設初期,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轉移到城鎮進行非農業就業, 盡管這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地區的發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地區發展帶來了較好的經濟收益, 但是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給農村部分生產活動及長期的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潘澤瀚, 王桂新, 2018）, 因此從長遠角度看, 離土又離鄉的勞動力轉移（異地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損于農村區域的長遠發展的, 探索離土不離鄉（就地轉移）的轉移路徑意義深遠。

2.3 本文研究框架

以往研究更多是從理論上對旅游民宿業發展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互動影響進行了探索, 基于理論探索構建兩者互相影響的積極作用于現實困境的分析框架（李朋波等, 2017）。然而現有文章對其中的單向過程進行深入的分析, 缺乏必要的案例去證實。本文在李朋波等（2017）所構建理論框架的基礎上, 著重關注了民宿業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 通過案例分析試圖打開民宿業對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具體過程, 深入挖掘兩者的互動關系, 這對發展鄉村旅游經濟以及有效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重要價值。

現有關于鄉村旅游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也多從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方面鄉村旅游對于促進轉移有著較為積極的一面, 如大量吸納勞動力、提升鄉村收入、關注弱勢群體就業等（王顯成, 2010; 趙承華, 2012; 葉迎,2015）; 與此同時, 另一方面農民的自身素質、鄉村旅游的經營模式局限、相關制度建設缺失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勞動力轉移的效率與效果。結合李朋波等（2017）對該問題的理論闡述, 本文認為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存在兩個路徑: 推動路徑與制約路徑, 兩條路徑的動態互動也對兩個概念主體間關系有著重要影響,如圖1所示。

圖1: 旅游民宿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雙向影響路徑

與以往研究不同, 在關注兩者的雙向互動時, 為了更深入理解其中的影響機制, 我們將采用案例研究法對其中的具體路徑展開分析與探索。

3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文在回顧相關文獻基礎上, 將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展開民宿業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機制探索, 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 本文關注的是民宿業如何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問題, 在理論上屬于“如何”（How）的問題, 該類問題需要深入了解兩個關系主體的影響機制, Yin（2009）指出案例研究適用于“How”和“Why”的研究問題, 能夠通過較為廣泛全面的數據來源深入分析問題;其次, 盡管目前學術界對民宿業發展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進行了分析, 但多數仍基于理論構建層面, 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實證檢驗, 案例研究能夠更好地捕捉現象, 并對構建理論有重要價值（Eisenhardt, 1989; Yin, 2009）; 最后,與單案例研究方法相比, 多案例能夠更多復制案例呈現的差異情形, 對于研究結論的推廣性有一定價值（Eisenhardt,1989）?；谝陨戏治?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對該主題進行探索。

表1 案例民宿基本信息以及主要數據來源詳表

接著, 兼顧案例典型性以及數據可獲取性等因素, 本文選擇北京（2家）與河南（2家）的鄉村地區農家樂經營主體作為案例分析對象。從典型性要素來看, 農家樂作為家庭經營的鄉村旅游形式具有當地居民參與度高、經營較為靈活和自主等優勢, 能夠為游客提供吃喝住玩多方位的旅游體驗, 是鄉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 也是民宿業發展的典型代表; 從數據可獲取性要素來看, 本文作者在北京高校學習及河南地區高校任職, 且長期從事旅游管理等相關方面的實踐與學術研究, 在北京與河南地區積累了較多的鄉村旅游調研經驗和資源, 因此能夠較為方便地獲取第一手資料, 便于深入的案例分析。

為了更深入地描述和分析鄉村民宿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影響機制, 我們通過深入訪談和實地調研對處在北京與河南的四家農家樂式民宿進行數據收集（其中具體訪談問題包含“您為什么會從事農家樂的經營方式”、“您在本地進行就業的原因是什么”、“您對該農家樂的服務和產品體驗如何”等, 從經營業主、打工者以及游客等不同角度進行數據信息收集）, 此外, 本文將采用歸納法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Eisenhardt, 1989; Yin, 2009）, 我們對每一項具體路徑逐一進行編碼分析: 首先, 通過對原始訪談數據的歸納與編碼, 簡化提煉路徑內容; 接著, 對路徑內容進行再次歸納, 并對路徑進行命名; 最后, 依據相關理論, 進一步分析旅游民宿業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在數據收集與分析過程中, 本文在多個階段采用多元證據來源、形成證據鏈、分析競爭性解釋、建立案例數據信息庫等方法來保證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4 案例分析

通過對所收集數據的整理與歸納, 本文發現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影響機制的三個基本路徑要素,它們是行業屬性要素（F1）、經濟收益要素（F2）以及擇業過程要素（F3）, 經過分析, 我們發現在每個基本路徑要素中均存在推動路徑與制約路徑的分析單元。以下各部分, 本文將從三個要素出發對具體的推動路徑與制約路徑進行詳細闡述, 并深入分析其所帶來的互動價值。

4.1 行業屬性要素

由于鄉村旅游業的特殊行業屬性, 旅游民宿在發展過程中也獨具特點。一方面從勞動力“質量”上來看, 行業門檻低帶來了行業的高度包容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從業者的從業素質要求, 鄉村民宿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與能力要求相對較低, 有較強的包容性, 進而吸引了大批農村地區富余勞動力參與到行業發展中來（證據F1-C1、F1-A2、F1-A1）; 另一方面從轉移勞動力的數量上來看, 民宿業的產業關聯度高, 拓展并帶動了農業價值鏈向第三產業的延伸和發展（趙承華, 2012）, 其所涉及到的吃住行游各個方面均可能產生就業崗位, 從而推動勞動力轉移（F1-D1）, 如我們在實地調研過程中, 由民宿業發展所產生的交通（載客）行業成長效果也較為顯著, 此外, 民宿飲食以及相關的供應鏈條的發展也進一步帶動了當地的農業與養殖業的發展（F1-D2）。

表2 行業屬性要素中的推動路徑和制約路徑及其證據示例

然而, 在實際調研與訪談過程中, 制約勞動力轉移的要素也多是從行業屬性產生的, 首先, 高度的包容性就業造成了民宿業所吸引的從業人員素質往往參差不齊, 從而產生了質量次于數量的現狀, 對于游客的服務體驗有較差的影響, 不利于行業的長期發展（F1-B1）如, 我們在調研B旅游景區時就發生了一件游客與民宿業主因服務質量而產生矛盾的情況, 服務人員的低服務質量大大降低了游客的旅游體驗; 其次, 由于農村地區居民離土不離鄉, 農耕時段往往會造成就業人員優先從事自家農業, 從而造成工作時段的零散（F1-A2）, 調研中, 部分民宿打工者表示在農忙時會著重考慮農業種植與收獲; 最后, 民宿業多為家庭經營, 本文所調研的農家樂經營模式也多為家庭自主經營, 因此, 其所提供的就業崗位依然十分有限, 且多為自己家庭或家族成員所用（F1-C1）, 其中多家民宿業的外雇員工（非家族員工）明顯較少, 均在2-5人。

4.2 經濟收益要素

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旅游民宿業一個重要的考慮要素就是經濟收益要素, 一方面, 在從事農業產業的空閑時間從事民宿業, 較好地緩沖了農村地區依賴土地生存所帶來的壓力, 并從整體上提升了農村居民家庭的整體收益, 從這個角度看, 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往往是有較大動力從事民宿業的發展的（F2-A2）,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對多家民宿業主也進行了較深入的訪談, 在談及從事民宿行業動力與原因時, 他們提及最多的往往是經濟要素; 另一方面, 民宿業作為服務業, 其在發展過程中也逐步改善了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 從單一的農業產業發展到農業產業與服務產業并存的產業結構狀態, 從長遠的角度看利于農村地區的發展（F2-B3）, 單一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往往對天時地利的要求較高, 而民宿業的發展則進一步提升了農村地區勞動力的就業韌性, 拓寬了其從業范圍, 且多元化的行業布局也給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多樣化的就業選擇。

然而, 柳百萍等（2014）的研究指出現代鄉村居民的價值取向改變影響了經濟收益所帶來的價值, 他們指出現代農民的從業動機已經從經濟型向價值性轉變, 即對經濟收益的關注相應減少, 而對自我價值、高質量生活的關注逐步提升, 這也可能會抑制鄉村居民的就業傾向（F2-D2）,就業動機的轉變也促使當地勞動力思想觀念的轉變, 城鎮地區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交通商業等對農村居民有重要的吸引作用, 調研過程中很多村民也表示未來會打算去城鎮居住, 且隨著年輕一代在外就業水平越來越高, 農村居民往往也會對遷移城鎮有所考慮; 此外, 辛嶺（2009）的研究還指出了農村勞動力的產業工人就業意愿要高于鄉村旅游產業的就業意愿, 這種就業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限制農村勞動力向旅游民宿業的就地轉移（F2-B2）, 調研中所涉及到的民宿業打工者往往是年齡較大的居民, 其勞動能力有所降低, 他們也表示, 很多年輕人更愿意去工廠打工, 鄉村民宿往往更適合低勞動強度的務工群體。

表3 經濟收益要素中的推動路徑和制約路徑及其證據示例

表4 擇業過程要素中的推動路徑和制約路徑及其證據示例

4.3 擇業過程要素

行業屬性的特點與經濟收益的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動力, 而在擇業過程中靈便的就業方式對農村勞動力也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 目前民宿業還屬于粗放式經營的初級階段, 也是快速成長和發展的階段, 并沒有標準化的管理范式, 鄉村居民在就業過程中的自由性和便捷性也成為推動其擇業的一個重要因素（F3-B2）, 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 自由和便捷是農村勞動力選擇民宿的重要影響因素, 特別是對于家族式的民宿其管理模式往往更加自由, 這對于農村勞動力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此外, 作為鄉村區域中的中老年群體以及婦女群體而言,民宿業無疑是較為理想的擇業方式（F3-D2）,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也發現, 一般從事民宿業打工的群體往往是農村中的相對弱勢群體, 如年齡較大者、婦女群體等, 因為民宿業不需要高強度的勞動且就業時間靈活自由, 因此會對該群體有巨大的吸引作用。

然而, 也正是這種靈便就業的特點, 讓從業人員對服務質量和服務意識的關注明顯不足, 在客房、餐飲、服務等方面給游客帶來較差的體驗, 從長遠角度看是不利于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的, 從而也會對民宿業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消極的影響（F3-C3）, 正如我們前文對行業屬性要素中制約路徑的分析一樣, 低服務質量往往會對鄉村民宿業的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從長遠角度看, 這對民宿業吸納勞動力就業也是不利的; 此外, 正如柳百萍等（2014）的研究結果一樣, 盡管從理論上看農民是民宿業就業主體, 但是在實踐中往往是鄉村的“閑余”人員為主,這種稍顯“畸形”的就業結構從長遠的角度看也會制約鄉村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F3-A1）, 盡管自由性和便捷性為農村地區弱勢勞動群體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 但是這種畸形的就業結構從行業發展上來看也是會產生消極影響的。

5 討論與結論

5.1 研究結果

通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 本文所歸納的三個影響路徑要素分別反映了從民宿行業主體（行業屬性要素）、民宿從業主體（擇業過程要素）以及兩者的互動交換過程（經濟利益要素）, 在進一步的分析過程中也可以發現, 盡管我們發現了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積極作用”（李朋波等, 2017）, 但更多的是制約因素, 而這種推動路徑與制約路徑往往是存在于同一個影響要素中的。通過研究本文構建了如圖2的框架。

圖2 旅游民宿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影響機制與雙向路徑

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有三點: ①首先, 行業屬性要素是影響旅游民宿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行業包容性強”、“從業要求不高”以及“產業關聯度高”是推動路徑, 而“質量次于數量”、“工作時段零散”以及“真實崗位有限”則是制約路徑; ②經濟收益要素是影響旅游民宿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較高經濟收入”和“完善產業結構”是推動路徑, 而“就業動機轉變”和“就業意愿轉變”則是制約路徑; ③擇業過程要素是影響里邊有民宿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靈活自由就業”和“弱勢群體擇業”是推動路徑, 而“旅游體驗降低”與“畸形就業結構”則是制約路徑。

5.2 研究討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案例分析的方法對旅游民宿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影響機制和路徑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文也創造性地提出了旅游民宿業對勞動力轉移的推動路徑和制約路徑, 然而從整體上看, 本文從所調研案例民宿中得出的結論是: 從民宿業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 制約路徑的效果要稍多余推動路徑的效果。這與旅游民宿行業的發展階段是有密切關系的, 為了進一步擴大推動路徑所帶來的動力、降低制約路徑所帶來的阻礙, 本文對旅游民宿業的發展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出以下幾點討論與建議:

(1) 要正確認識并理解民宿業發展階段的困境與難題。柳百萍等（2014）在探索鄉村旅游業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困境時指出由于鄉村旅游業所處行業階段的原因, 其發展機制、作用方式、空間分布以及就業崗位和數量也會有不同的特征表現, 正確認識目前我國鄉村旅游業以及民宿業的發展現狀有利于認清當下問題, 并對未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產生推動作用。

(2) 政策引導與制度建設是重要的外部保障。當下民宿業所帶來農村勞動力轉移有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策與制度的缺失, 政府引導、市場為輔會使得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走向成熟和規范, 政府在激勵政策與保障機制設計上、技能培訓與指導上均可以發揮顯著的作用來促進旅游民宿業的健康成長（李朋波等, 2017）。

(3) 培訓與提升鄉村居民民宿業就業素養是重要基礎。鄉村區域的居民素質已經成為影響鄉村旅游體驗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 如何提升鄉村旅游業從業人員的素質能力是提升其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效果的關鍵舉措之一。對于旅游民宿業而言更多是基于家庭或家族單位, 在提升其就業素養的道路上依舊任重道遠。

(4) 三產聯動是民宿業帶動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產業形式。由于農業產業的季節特性, 鄉村居民往往不能全時段投入到鄉村旅游以及民宿業的發展中, 如何實現“一產帶三產、三產聯動”是提升鄉村旅游效果的重要舉措（王顯成, 2010）, 在民宿發展實踐中, 可以將農業產業與服務產業融合發展, 將農耕文化、旅游體驗融入到鄉村旅游活動中, 一方面可以有效增加游客的鄉村體驗, 另一方面也可緩解農忙時段的第一產業從業壓力。

(5) 推動“標準先行、管理提升”的鄉村民宿業健康成長。整體上來看, 民宿業的發展仍然呈現出同質化競爭的初級發展階段, 很多農家樂民宿發展并不規范, 民宿行業發展中相應標準也未及時建立健全, 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旅游民宿業對鄉村勞動力轉移的帶動作用, 政府牽頭、企業入股、村民參與將會推動民宿業發展的行業標準, 標準先行、管理提升, 逐步建立起規范的民宿發展行業。

此外, 本文對于政策制定部門在政策制定時也有一定價值: 一方面, 從行業發展角度來看, 建立行業標準、鼓勵行業發展、創造勞動力轉移契機是推動鄉村旅游民宿業發展與勞動力就地轉移良性互動的重要力量, 在政策制定時要充分考慮行業發展階段與各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現狀,依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政策制定; 另一方面, 從轉移過程角度來看, 素質能力提升、就業渠道拓展、擇業經濟補助等是推動勞動力良性轉移與鄉村旅游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相關的培訓、指導與激勵政策在勞動力擇業過程時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5.3 研究不足與展望

在相關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的基礎上, 本文通過四則案例的調研與訪談, 對鄉村旅游民宿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影響機制展開了深入探索, 本文發現了從行業屬性要素、經濟收益要素以及擇業過程要素三個方面的推動與制約路徑, 對于發展鄉村經濟、推動解決三農問題有一定價值和意義, 但本文依舊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首先,本文僅選擇四家鄉村民宿作為研究對象,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兩個地區民宿業的發展現狀, 但從典型性和代表性上來看, 多個案例的研究與分析在未來應當受到進一步關注;第二, 本文在調研與訪談時著重關注了民宿主、打工者以及顧客三個方面的數據來源, 對其他更廣范圍的數據來源有所忽略, 如未參與民宿的農村勞動力、選擇異地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等, 更多數據來源能夠進一步保證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最后, 本文所構建的結論框架只是基于本文調研的基礎上所得到的, 更多的兩者間影響要素與路徑值得在理論與實證方面做出進一步研究, 這也是未來本文的研究內容和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