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殊禮”略論

李楊

西漢時期的“禮”與“殊禮”

《漢書·禮樂志》言：“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圣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學者饒宗頤先生認為：“禮與樂二者的突出，形成兩顆牟尼珠型的人文觀念可說是東方精神文明的重要成就”。儒家先師孔子就曾提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翱思簭投Y”既是孔子一貫堅持的政治主張，也是孔子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儒家學派的另一宗師荀子認為：“禮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他這一觀點基本上代表了儒家學派的政治觀點?！洞呵锕騻鳌分杏小爸袊?，禮義之國也”一說?？梢娙寮覍W者認為“禮”是構成國家政治體系的基本要素。然而在先秦時期，由于學術的爭鳴、國家的分裂，儒家學說的政治觀點并未被普遍的接受與實施。隨著儒家學說在漢武帝時期的登頂，儒家思想對傳統中國的政治生態產生著指導性的影響。西漢建立之初，開國功臣們在皇帝的宴席上飲酒爭功，丑態百出。這讓漢高祖這位草莽出身、不拘小節的皇帝都倍感難堪。有鑒于此，儒家出身的博士叔孫通不失時機地向漢高祖提出“與弟子共起朝儀”并“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在兩年后長樂宮建成的大朝會上，群臣依照叔孫通所制定的朝儀覲見高祖行禮。而漢高祖也不無感慨地表示：“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初的這一政治事件讓我們看到了“禮”在國家政治制度之中的重要意義?！蹲髠鳌匪d：“禮，國之干也”“禮，政之輿也”從這一事件中得到了一些印證。司馬遷認為制定漢朝禮儀的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由司馬遷的評價可以看出制定禮儀制度一事對新生的西漢王朝的影響之深刻。首先，叔孫通所建立起這套朝儀制度讓劉邦作為皇帝的威嚴在形式上得到了提升。其次，在制度上將對皇帝的絕對尊敬和服從釣入到儀式、制度、個人修為的多重保障之中，這一點對西漢乃至后世的政治生活影響深遠。西漢時期的禮制建設、儒家學說的崛起都是這一歷史時期的顯著標簽。

西漢時期的禮制發展史不僅僅是局限于思想文化領域的，西漢時期的禮制發展變遷也映襯著西漢政治格局的變沿。其中對二者互動關系體現的最為明顯的就是西漢時期的殊禮。殊禮，是禮制體系內一種較為特殊的存在，有學者觀點認為殊禮的出現恰恰是對禮制體系的破壞?！稘h書》中的關于丞相蕭何的記載：“于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西漢明確記載的最早的殊禮賞賜。丞相蕭何因被賜予在朝覲禮儀上擁有特權而被當時以及后世官員奉為敬仰和效仿的對象。在整個西漢時期即便是能夠行廢立之事的霍光和竊劉氏天下的王莽都未能獲此恩遇，同等規模的禮遇也僅見于蕭何事例。殊禮是不同于常規性的禮儀制度的，其頒授是非常謹慎和有限的。殊禮的形式和內容并不僅僅局限于朝儀之中，接受武帝臨終顧命，輔佐了昭宣二帝的霍光雖未能有“奏事不名，入殿不趨”的殊遇，但是在身故之后的葬禮上卻極盡榮寵。史載：“載光尸柩以辒辌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如果說“五校士軍”是表面風光的話，那么“黃屋左纛”便意味深長了?！包S屋”即用黃繒裹制的車蓋，“左纛”則是指車衡左邊的旗狀飾物，以牦牛尾制成?！包S屋左纛”是天子座駕才能享有的配飾?；艄馐吕^之于蕭何事例在禮儀的規制和規模上都是大的突破。在西漢晚期出現了“漢室中微”“國統三絕”的局面，出身外戚的王莽依靠著“四父歷世之權”逐漸走入國家的中樞。王莽先后出任安漢公、宰衡等重要職位，甚至“居攝”成為“假皇帝”。但這都不是王莽最終的政治抱負，他要的是行“即真之事”。接受九錫禮的同時王莽也接手了漢世江山，建立起了自己政權。九錫禮昭示著王莽“篡漢自立”的終極政治訴求。九錫禮在禮儀制度所維護的君臣體系中已然是“非禮”了。

實際上在先秦時期儒家對于禮的理解是較偏向于思想精神范疇的，西漢時期的禮制較之于先秦時期的禮制則更加的具象化，與國家的政治生活聯系更加緊密。西漢時期的殊禮事例背后都透露出當權者對政治利益的制衡和自身施政意志的意圖，也不同程度的影響到了當時的政治格局，用子貢的話“見其禮而知其政”來形容西漢殊禮的作用再合適不過了。西漢時期的禮的重心正在從思想領域向政治領域傾斜，而這種轉變在殊禮的發展沿革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西漢殊禮與皇帝政治意圖

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事例同時見于《史記》與《漢書》的記載，蕭何的殊禮事例就體現出了的漢高祖的一番政治考量。西漢建立之初在商討開國元勛的功勞大小之時出現了較大的分歧，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此時的漢高祖內心當中是屬意蕭何居首功的。通過對史料的解讀，我認為漢高祖屬意蕭何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蕭何在漢高祖建立漢王朝的過程之中是最早也最為堅定的支持者之一。漢高祖起事之初，蕭何已為“沛主吏掾”，其社會地位與名望是要高于做“泗上亭長”的高祖本人。起事之初蕭何的支持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樊噲等人的支持，蕭何的支持無疑在社會聲望和民心所向上給予了高祖巨大的抬升。第二，在楚漢相爭的十余年里，蕭何坐鎮關中為漢高祖提供后勤保障，免去了漢高祖的后顧之憂。在楚漢相爭的數年間，蕭何坐鎮關中為前方提供兵員補充和軍糧供給，并且保障了漢軍后方的穩固?；谝陨蟽蓚€主要原因，漢高祖內心之中認為蕭何是首功之臣。關內侯鄂君上書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并表達了對蕭何的支持，而他的觀點也正符合漢高祖內心的想法。但是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對于蕭何居首功還是有著不同的意見的。所以蕭何所接受的殊禮不僅僅是漢高祖對蕭何的獎賞，也是漢高祖對于蕭何地位和威望的刻意抬升。從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漢高祖的政治意圖，那便是樹立起皇帝的絕對權威。高祖本人出身草莽，漢初的開國元勛大多也是出身平民階層。在禮制體系內，皇帝的權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這相對平民化的開國功勛的內心之中，禮的影響力是否也是毋庸置疑的呢？蕭何的殊禮體現了出了皇帝的意志要遠遠高于大多數人的意見的。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驅使著漢高祖抬升蕭何的地位，蕭何本身出身于文吏，當時又是漢帝國的丞相，可以說蕭何背后所代表的是龐大的文化官吏集團。而支持曹參的人員又大多是在戰爭中依靠軍功起家的武將功臣人員。漢高祖是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卓識的統治者，他很清楚自己可以依靠那些武將們開疆拓土，但是漢帝國的治理離不開那些文化官吏。而蕭何的身份是二者之間最好的平衡，他既屬于沛縣功臣群體又是文化官吏集團的代表人物。對蕭何的嘉獎既是開國功臣們的安撫，又暗含了對于文化官吏集團的倚重。然而漢高祖對丞相蕭何的“械系之”則讓我們看到了漢高祖對蕭何的另一張面孔。這一事件是發生在平定了幾次叛亂之后的事情，漢高祖對蕭何恩寵的這般予取予奪，無非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明顯不過的政治信息，那就是皇帝的權威是至高無上，臣子們唯有謹慎忠誠的侍奉君主才是唯一可以獲取榮耀的途徑。蕭何所接受的恩寵是在朝覲禮儀上的特別待遇。同等規模的殊禮待遇也僅僅授予蕭何一人。從蕭何殊禮事例來看，殊禮的頒授有很大的臨時性，蕭何事例就未能成為一種常態的化的禮儀制度。

霍光乃西漢中期可以與蕭何比肩的一位大臣，他接受漢武帝的臨終顧命輔佐了漢昭帝與漢宣帝兩位皇帝。漢宣帝不僅在霍光病篤之時“車駕自臨問光病”，在霍光去世之后還“親臨光喪”，在霍光死后，漢宣帝還“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壁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槨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辒辌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艄庠岫Y中所使用的“黃腸題湊”屬于西漢墓葬等級中較高的墓葬規制，被廣泛的用在諸侯王的葬禮之中。而“黃屋左纛”則是天子車駕。如果說蕭何殊禮等級還僅僅是高于眾臣的話，那么霍光的殊禮待遇中所使用的器物等級已經等同于天子了?；艄馐舛Y中我們也能解讀出漢宣帝的政治意圖。首先，就從個人情感而言，漢宣帝對這位輔政大臣是心懷感激的。這要從漢宣帝曲折的個人經歷說起。宣帝是漢武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史皇孫劉進之子。巫蠱之亂后，尚在襁褓便被收系下獄。后遇赦被祖母史家撫養，又根據漢武帝的遺詔“，上屬籍宗正”。受命輔政的霍光以“荒淫無行，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的理由廢黜了先前被迎立為帝的昌邑王劉賀，隨即在霍光的支持下，遠離廟堂的漢宣帝被擁立為皇帝。因此漢宣帝在擁立一事上對霍光是心存感激的。從漢宣帝在處理幾次針對霍光的政治事件中所持的態度可以表明漢宣帝本人對霍光的信任，這與霍光本人“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的處事態度和工作作風是緊密相聯的。如果僅僅透過霍光殊禮解讀出漢宣帝對霍光的感激和信任的是相對片面的?！稘h書·霍光金日磾傳》載：“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稘h書·宣帝紀》載：“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從這兩條史料的記載之中，可以看出宣帝對霍光的情感并非只有一味的感激和信任，這其中也不乏宣帝的不滿和隱忍?；艄馐苊o政自武帝晚年之時便奉召左右，昭宣二帝之時更是把持中樞，這也導致了霍光的權勢熏天，難免不會引起漢宣帝猜忌，但憑著霍光對漢宣帝的擁立輔佐之功，霍氏家族在霍光身故之后并不至于遭受連根拔除的打擊。然而霍光之妻毒害宣帝的發妻許皇后一事的暴露以及霍氏家族在霍光去世之后依舊貪戀權柄、不思進退這一行為無疑將霍氏家族推向了敗亡的不負深淵?；艄馍皩τ谶@一事件的態度處理見于《漢書·霍光金日磾傳》：“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這樣的處理方式，也一定會讓漢宣帝心生不滿，更為家族傾覆埋下伏筆。在霍光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漢宣帝果斷的以雷霆手段鏟除了霍家在朝中的全部勢力?；艄獾母咭幐裨岫Y到漢宣帝秋風掃落葉般的處置霍氏一門，種種跡象表明霍光的殊禮待遇既體現了漢宣帝對于霍光生前功勛的肯定，同時也起到了安撫和麻痹霍氏家族的作用。

無論是蕭何的殊禮還是霍光的殊禮，二者都不是簡單的禮制事件，二者背后都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意圖，分別體現了漢高祖與漢宣帝的政治意圖，兩次殊禮頒授都對當時的政治格局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蕭何與霍光都成為了西漢為人臣子的政治表率，而二者所擁有的殊禮待遇也都成為了西漢時期皇帝給予大臣們的最高禮遇，然而這僅僅是在王莽出現之前。蕭何的殊禮雖是風光無限，但仍是被漢高祖動輒下獄懲戒?；艄獾氖舛Y雖然部分達到了皇帝的規制，但是國家的權柄仍牢牢的掌握在漢宣帝手中。所以不妨認為二者的殊禮都是“嘉禮”，并未有任何傾奪皇權的實質影響，反而提升了皇帝的威信，加強了皇權。

西漢殊禮與權臣的政治訴求

九錫禮是西漢王朝見于史冊的最后一種殊禮存在形式，可以說既是西漢時期殊禮發展的巔峰，又是西漢王朝終結的標志之一。九錫禮被頒授的對象是王莽，王莽出自于西漢晚期著名的外戚家族王氏。王氏家族的興起源于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以及先后出任大司馬的王鳳、王音、王商、王根，這就是“四父歷世之權”的由來。王莽雖生在顯貴的家族中，但卻因為父親的早逝有著不同的身世經歷?！稘h書·王莽傳》對王莽早年的經歷記載到“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在這段時間里王莽“折節力行”“宗族稱孝”“師友歸仁”，為自己積累了很高的人望和口碑。王莽的叔父王商去世之時“以托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二十四歲的王莽也因此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王莽的表現“折節力行”“勤勞國家”“直道而行”也非常的符合王莽最初的政治形象。九錫禮是王莽的政治生涯的一個分水嶺。在漢成帝之后產生了“遭漢中微”“國統三絕”這樣的局面。而此時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長期把持朝政，這也為王莽一步步的實現自己最終的政治訴求提供了有利的時機。王莽的身份也從黃門侍郎直至大司馬、安漢公、宰衡，地位的高升也使得王莽的政治訴求不斷的提升。在接受九錫禮之后王莽“居攝”并成為“假皇帝”，最終王莽將自己的終極政治訴求定位在了成為真正的皇帝。王莽出身儒學，禮制也是他難以逾越的一道屏障，也因此王莽必須在在禮制體系內為自己進一步奪權尋找合理的口實。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也為了讓自己的篡奪行為顯得更加的順理成章，王莽和他的黨羽通過“制禮作樂”這樣隱秘有效的手段，一方面不斷的為王莽制造輿論聲勢提高王莽的聲望;另一方面也在禮儀典章制度之中尋找和制造合理的工具。九錫禮便是王莽找到的比蕭何、霍光殊禮待遇更能符合自己政治訴求的殊禮形式。關于九錫禮，”史載：“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為九命之錫”。根據一些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的觀點，九錫禮是由王莽及其黨羽依據先秦時期的“九命之禮”所創造的一種殊禮形式?！熬琶Y”應當屬于五禮之中的嘉禮，最早用于嘉獎有功的諸侯。王莽在當時因治理國家的辛勞而被眾望所歸的賜予九錫禮。九錫禮雖在西漢時期獨一無二，但在當時也是漢朝天子順應時勢的德政之舉。接受九錫禮封賞之后的王莽聲望達到頂峰，五年之后便篡漢自立。九錫禮也就順理成章的被看作是王莽篡奪漢室江山的宣示，并被被后世史學家貼上了代表“僭越”的標簽。

相較于蕭何、霍光事例，王莽的殊禮事例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漢高祖和漢宣帝的執政時期，皇權處于不可撼動的制高點，對于殊禮的頒授皇帝牢牢的掌握著主動權。而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時期，外戚權力過大，國家政治生態失衡。以王政君和王莽為代表的王氏家族牢牢的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對王莽的殊禮施授上代表皇權的王政君頗有被脅迫之嫌。三次殊禮的使用都對當時政治格局產生了影響，前兩者的使用因為皇權處于主導地位，所以其影響力也是正面的。在王莽的手中殊禮卻成為了篡奪王權的工具，殊禮所產生的影響力是負面的。從蕭何、霍光、王莽事例所代表的西漢時期殊禮發展變遷，我們可以較為明顯的看出西漢時期皇權的強弱演變以及西漢時期治格局的變換。

西漢殊禮對后世的影響

西漢王朝歷時200余年，在這兩百余年的時間里，西漢王朝內部保持了相對長久的和平穩定，這對國家各項制度建設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古往今來皆是如此。西漢時期的禮制是源于先秦禮制的，但也明顯的區別于先秦禮制。叔孫通在與自己的弟子創制西漢禮儀制度之時大量的繼承和吸取了儒家的思想觀點，這從“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這樣的記載之中便可看出端倪，而先秦禮制本身就是叔孫通所代表的儒家學者大力倡導和擁護的禮制體系。其次，漢宣帝曾明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宣帝這一表態其實也言明了西漢時期制度建設中“外儒內法”的特點。司馬光也曾批評叔孫通的制禮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這些都表明了西漢禮制雖然源自于先秦禮制，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同的，造成這種不同也是因為西漢王朝本身的特點。西漢王朝建立之時的土地制度、經濟制度等社會制度都已經明顯的區別于先秦時期的各項社會制度。同時西漢王朝在建立之初因襲和強化了秦王朝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制度和郡縣制。漢王朝不像周王朝那樣依靠著禮樂教化建立起一個大同世界，而是非常識時務的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國家制度來保障皇權的傳承和延續。所以較之于先秦禮制的思想屬性，西漢禮制更加注重其政治上的可操作性。再加上持續數百年的戰亂和社會動蕩以及這期間先秦典籍文獻的佚散，都不同程度的造成了先秦禮制和西漢禮制的傳承之間存在著斷檔。以上羅列的種種因素都導致了西漢時期的禮制與先秦時期既一脈相承又各有千秋。

蕭何、霍光、王莽事例實際上代表了西漢殊禮的三個發展階段。蕭何事例是朝覲禮儀中的特殊待遇。蕭何事例并沒有打破君臣之間的倫理關系，反而還樹立了皇帝的威信，很好的傳達了皇帝的政治意圖，為后世君主處理君臣關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本，也為大臣們樹立了一個優秀的政治典范?；艄馐吕窃凇霸岫Y儀制”上的給予了大臣使用天子儀制的臨時特權，這一事件凸顯了漢宣帝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彰顯了漢宣帝作為一代明君的德行，漢宣帝的行為本身也讓后世君王看到了巧妙的利用殊禮封賞所能帶來的政治利益。王莽事例則是一個非常好的反面教材。僅從九錫禮的禮制屬性而言，九錫禮并非僭越之禮。九錫禮的政治寓意并非由于王莽一人的行為便被蓋棺定論了。王莽之后接受九錫禮的是東漢末期的權臣曹操，曹操之子曹丕終結了東漢王朝兩百余年的歷史。除此之外，西晉王朝的奠基者司馬懿、北齊王朝的奠基者高歡、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等都被授予了九錫禮。而這幾位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前朝的臣子又都間接或者直接的終結了自己所效忠的王朝。

西漢時期的殊禮事例為君主們提供了一個優秀的治理典范，后世君主通過運用不同的殊禮賞賜有效的調節君臣互動關系，彰顯君主的德行，提高君主的威望。這都是西漢殊禮對后世的正面影響。王莽事例是較為特殊的，王莽事例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的皇權嬗變提供了一個操作范本。西漢時期的殊禮深刻的影響了后世殊禮的發展走向。首先，后世君主們意識到殊禮帶來的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輿論導向力，因此，對一些殊禮的采用都倍加謹慎，尤其是九錫禮這樣被貼上了“篡立”標簽的殊禮。每一次殊禮的使用，君主們都力求將殊禮的正面作用發揮到極致，將其負面影響消弭于無形。其次，從王莽事例中君主們意識到了殊禮的使用有很多超出自己預料和控制的因素，所以歷代君主都不斷的提升著殊禮頒授的門檻，不斷的降低著殊禮儀制規模。殊禮實質內容發展到后期已與西漢時期的殊禮無法比肩。君主們也是力求杜絕王莽模式再次發生在自己的子孫后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