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以成人：書院傳統的當代意義

陸鋒磊

2018 年8 月13 日至8 月20 日，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主題確定為“學以成人”?！皩W”如何成就“人”，是哲學話題，更是教育的永恒話題，既涉及如何理解“學”的問題，也關乎“學”如何“成人”的問題。古希臘德爾菲神廟鐫刻的“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識”，斯賓塞提出“什么樣的知識最有價值”的問題，啟示后人：知識的價值是孕育智慧和美德的種子，它引導人認識自我、發展自我。而在東方，《論語》第一章《學而》開篇“學而時習之”，《荀子》第一篇《勸學》首句“學不可以已”，則強調人的發展處于學習的永無止境的過程中，知識可能會過時，但是在學習與實踐過程中所養成的思維方式、價值判斷則會伴隨人的一生。

書院教育傳統長期探討學習與人的關系，學習服務于人的發展成為書院文化的主流。1941 年梁漱溟在重慶創辦勉仁書院，力圖改變“學校制度以傳習知識為本”的時弊，“著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大路”。青少年，正是身體成長、學力發展、精神發育、人格養成的重要人生階段，教育如何“以文化人”“轉識成智”，幫助學生養成終身發展的素養與能力，從而落實“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書院傳統中的優秀因子值得我們借鑒，應該成為當代教育在求變與重建中的定力。

一、教育鄉愁：重溫書院情結

提及書院，我們自然會想起“岳麓”“白鹿洞”“應天”“嵩陽”這四大書院弦歌不絕的古道遺風。錢穆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于書院制度?！睍杭?、祭祀、講學、傳道等功能于一體，是師生群居講習、修身明理的文化中心與精神家園。書院教育培育了一代代賢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講學傳道的優良傳統，宋以后的教育大家，從張栻、朱熹、胡瑗、陸九淵到王陽明、湛若水、王夫之、康有為等，無不投身于書院教育，薪火相承，死而無憾。

近代以來，以大批量生產、效益至上為發展特征的工業社會，孕育了標準化、壓縮式的班級授課制，其消極影響是漠視“人”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而當下應試背景下教育目標的功利化、學習過程的簡單化、課程內容的窄化、學習方式的僵化、師生情感的淡化等問題又日益嚴重。許多教育者把救贖之道寄托于書院文化，希望在中國教育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探尋規律，獲得滋養。然而，對于書院教育傳統，我們究竟理解了多少？

書院一詞出現在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睍膱鏊?，也指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宋代，隨著官學衰落，書院逐漸成為培養人才的重要教育機構，宋明時期的書院，是先賢為了糾正官學“唯科舉”的功利主義時弊而創辦的，強調教育價值乃“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非“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江蘇書院道統的建樹，應以安定書院為標志，南宋胡瑗于泰州創建的安定書院，“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和“分齋治學”的教學特色影響深遠。江蘇書院的輝煌頂峰是無錫東林書院，明代的東林書院是全國學術中心和議政中心，它以“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理念，明確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道義，更以完善的“東林會講”制度，傳道濟世，弘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教化功能。發展到清代，江蘇書院因為革故鼎新，弘揚時代精神而領風氣之先，據《古代書院史資料》記載，江蘇書院興復、新建總計達253 所，江蘇再次成為全國的教育中心，南京鐘山書院、江陰南菁書院、蘇州紫陽書院等一時聲譽鵲起。

書院自宋以后歷經盛衰，伴隨著近代學堂的興起而廢弛。1901 年，光緒皇帝詔命“廢科舉，興學?！?，書院制隨科舉制一起被廢。

近年來，實施書院制教育成為中國高校教育改革的積極探索和有效嘗試。通過落實本科生導師制、加強通識課程，拓展學術及文化活動；建設學習生活社區，鼓勵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混合住宿、互相交流；在研習專業知識的同時，打通文史哲學科界限，進而融通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

二、書院宗旨：“修身”“修學”統一

書院繼承儒家教育傳統，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價值，而以“修”為教育理想的起點，《大學》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币磺腥?，無論影響力大小，都有責任通過“修”這一道德踐履，推己及人、立己達人，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在書院傳統中，修身與修學是統一的。錢穆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進，更貴能融通合一?！敝袊愀壑形拇髮W是現代大學書院制的典范，其九大書院的“院訓”均如此：新亞書院校訓為“誠明”，“誠”指向德性的修養，“明”指向知識的探求。崇基學院即以“止于至善”為校訓，寓意在道德與真理兩方面不斷追求圓滿。聯合書院以“明德新民”為校訓，宣示人生的學業與事業不止于個人的修養和博知，而在推己及人，關心和改革社會……

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最完美的人是德才兼備、文質兼美的“君子”。從書院傳統看，君子之學有兩個目標。第一，明理修身、安身立命：辜鴻銘認為中國傳統教育的宗旨是教導學生“做個好人”，書院不僅承擔傳授知識的責任，更承擔著與西方教會類似的使命，那就是燈塔般的精神引領，他對西方學者演講時說，“在中文里，宗教的‘教’與教育的‘教’使用的是同一個漢字”。第二，立己立人，傳道濟世：人人稟賦各異，抱負不同，君子與小民各安所命，然而君子在個人修身修學的基礎之上，還應該推己及人，由一家到一鄉，及至服務社會與人類。

學以成人，修己安人。教育對人的成就首先著眼于涵養精神與健全人格，而非教授某種技能。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反觀現在，衣食足了卻未必知榮辱。富了，不知如何在價值觀上秉持道義；窮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上自我勉勵。成者，不知如何讓情操獲得凈化；困者，不知如何讓心神獲得安寧。而作為社會精英，他必須自覺地超越“錢”與“權”的價值取向，從“經濟人”轉化為“生態人”和“文化人”，在尊重生態和文化的前提下，厘定經濟的速度、質量和方向。

三、書院形態：充滿人文主義光輝的文化中心

書院是師生修身明理，治學傳道的文化中心與精神家園，對于人的關切，對于人的生存意義的追問，使書院充滿了人文的光輝。1949年，錢穆在中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申明“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因為“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知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知識之狹義的目標的流弊”。

在書院中，文明教化的使命和講學治學的責任自然和諧地交織在一起，交相輝映。人是中心，一切服務于“人”本身，為“人”的發展提供更加豐富的可能性。在中國古代的稷下學宮，荀子提出“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的育人理想。同時期的雅典學院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在圍繞“人是找尋意義的動物”進行對話。教育發展的少年時期與生命成長的少年時期相契合，開始擺脫愚昧的束縛，權力的壓制，理性地思考如何實現人的價值。今天，我們在岳麓書院還可以看到朱熹等大儒手訂的學規、課程，他們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研習經典，用經典來思考人生價值，從歷史中學習教訓，學習群體的、個人的經驗，不犯同樣的錯誤。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推崇專業的時代，對于學生來說，成功之路往往基于選擇一種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職業，這些專業肯定是時代所需要的，但是教育必須思考如何在一個專業主義的教育系統里挽救人文主義的價值。學生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研究以環境、和平、人性等此類現實問題為主題的，打破文史哲科界限的通識課程。教育需要培養學貫中西、會通古今、融合文理，具有全球視野、理解傳統與現代、融通專業與人文的現代人。

我們希望，學校是書院式的充滿人文光輝的文化中心，在這里，人經歷著一種幸福完整的學習生活。我們難以描繪所有好學校的外在特征與內在意蘊，但它至少是面目可親、精神可敬、值得留戀。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猛烈抨擊了舊學校的三大害處：一是教育的功利主義，“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二是教育的壓迫性，“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三是課程繁雜，“終日埋頭于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他盛贊古代書院的優秀在于“一來，師生的感情甚篤；二來，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游暇豫，玩索有得”。體現人文關懷的校園常常顯得“閑適”和“散漫”，這種似乎不合時宜的氣氛，恰恰提供了自由成長的時空，對于“三點一線”式的永遠需要埋頭趕路的校園生活來說，討論這種“閑適”顯然有特殊的意義。

精神自由與學術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比如書院會講，提及書院會講，大家必然會想到“鵝湖之會”。南宋淳熙二年，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于信州（今江西鉛山）鵝湖書院講學。朱熹主張“泛觀博覽，而后為之約”；陸九淵則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朱熹倡導“格物致知”，陸九淵認為“發明本心”。朱陸兩派觀點針鋒相對，辯論持續有十日，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門戶開放，學術爭鳴式的書院“會講”，目的不在于分出學問高下，而是啟發學子如何以兼收并蓄的胸懷與獨立自由的精神堅守學術的純凈，如何在相互之間的詰難與拷問中自覺地修正自己的學術觀點。

四、書院修學：知行合一，溝通社會，面向世界

書院傳統強調知行合一的治學“工夫”。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無論是“德性之知”還是“聞見之知”，都要在躬身踐履、身體力行中體察、體證。如同“知道”游泳不等于“會”游泳一樣，面對一個經典文本，即便下了苦功去了解，如果沒有全身心參與的切記體察，那么仍然不會有收獲。

知行合一的體證“工夫”，不是在書齋里就能完成的，走進社會，走進生活，知識就生動了，廣闊了。以“明體達用”為教育信仰的胡瑗，最反對閉門讀書，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于學者矣”。書院提倡修己安人，推己及人，這里的“己”不是孤立絕緣的個體，而是倫理網絡的中心點，個人同家庭、鄰里、學校、國家甚至天下聯系在一起。錢穆說今天的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注意：一是人類的文化價值；二是個人的生活理想，把公共福祉當作自我福祉。

今人誤以為書院文化是封閉守舊的，其實并非全然如此，歷代書院將培育經世致用之才作為根本任務，在時代劇變時，更要求讀書人洞悉社會民生，關注世界風云。清代書院課程中已經有天文、算學、地理、歷史、聲、光、化、電等科學。清代書院盛行考課制，李鴻章作為朝廷命臣為格致書院擬定考課題，連續五年共命有15 題，例如，“《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愛，無慮數十家，于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西學格致，始于希臘之阿盧力士托爾德（亞里士多德），至英人貝根（培根），盡變其說，逮達爾文，其學益變，能詳溯其源流歟？”

走進社會，面向世界，學習就生動了，真實了；學習的過程不是走進一條逼仄的知識胡同，而是走進一個廣闊的文化原野。

五、書院導師：人師經師，亦師亦友

2014 年9 月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北師大師生代表座談時說：“‘傳道’是第一位的。一個老師，如果只知道‘授業’‘解惑’而不‘傳道’，不能說這個老師是完全稱職的，充其量只能是‘經師’‘句讀之師’，而非‘人師’了?！?/p>

導師是書院的靈魂。歷代名儒篳路藍縷，于偏僻鄉野創辦書院，言傳身教合一，學生終身企慕追隨。他們朝夕相處，同修身、同游學、同傳道，“道在深山，學在民間”，遠離塵俗的書院充滿著宗教氛圍與精神氣質。學生對導師人格與風范的欽佩遠遠大于知識的接受。梅貽琦認為“師生猶魚，行動猶游泳，大魚前導，小魚尾隨，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這樣一種“從游”關系，使教學活動成為一個美妙的生命互動過程。

孔子從不認為自己有過人之處，認為自己不過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這恰恰是現代教師的通病。對于教育事業來說，厭倦乃是第一罪惡，因為孔子說“居之倦，則行之必不能以忠”。不忠實的勞作，必然不忠于教育規律，不忠于培養人的根本任務。如果拋棄雜念，做一個純粹的教育者，那么每天的事業無非“學”“誨”，“學”以自利，“誨”以利他，利己利他毫不沖突，便是教育者“好之樂之”的充分理由。

懷特海在《教育的目的》開宗明義：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激發和引導他們的自我發展之路。我們研究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實現習總書記要求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論傳統與現代，都在以各種形式面對教育的終極問題：人類的發展。

我們都在傳承和創造關于人與社會的信仰。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開放的、創新的時代，我們不能忘記當今時代的特點，要培育具有時代精神、積極創新的人，而不是唯唯諾諾的舊時代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