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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五維向度
——基于新中國70年歷程的思考

2019-01-18 22:19鮑宗豪
探索 2019年5期
關鍵詞:政黨現代化中國共產黨

岳 偉,鮑宗豪

(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200237)

毛澤東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盵1]1098鄧小平始終認為辦好中國事情、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黨。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決定性作用,既是分析現代化的基本前提,還是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內在構成?!吧鐣髁x”明確了中國現代化這一質的規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則充分肯定了現代化的最大優勢和最大動能,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和“最本質特征”。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邏輯主線如何展開,即基本遵循和基本立場、優勢何在和如何超越,以及何以能夠在統攝全局、協調各方的現代化進程中展示中國共產黨鍛造成為偉大使命型、善于學習型、自我革命型、實干奮斗型、服務人民型政黨的歷史形成,就成為需要回答的理論問題。習近平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盵2]405教科書的基本功能在于“常讀常新”“越悟越深”??偨Y回顧歷史,可以重新發現特定歷史的意義和價值以及通往未來的道路,展示新中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艱辛探索、光輝成就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邏輯。

1 中國共產黨作為偉大使命型政黨,明確設定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十分前瞻性地將中國的現代化目標確定為“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3]143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政權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和極為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的工農城鄉關系主要圍繞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國防工業展開。中國共產黨推進現代化的一個先行步驟,就是通過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進行的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標志性意義在于使得國家現代化正式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階段。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相結合,不是概念的簡單拼貼,現代化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社會主義”理論屬性;社會主義也絕不僅僅是定語修飾,更是其密不可分的內涵構成。因此,如何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體系和具體方向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當時面臨的最為重要而緊迫的課題。毛澤東在提出了經濟工業化的現代化發展理論之后,繼而又探索性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盵4]116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進一步明確指出“力爭在20 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5]439?!八膫€現代化”理論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現代化認識的深化,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多維指向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積淀。由于工業基礎薄弱、蘇聯撤回援助,尤其是開展了忽視基本經濟規律、忽視工業體系客觀制約因素的“大躍進”運動,新中國初期的現代化遇到現代化發展困境。但是,毛澤東的貢獻并非是提供一個完整全面的現代化模式,而在于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艱苦探索精神以及對全球現代化潮流的自覺追隨。

其后,黨中央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并從“三個代表”的思想高度整體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理論,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一是調整現代化目標?;诂F代化目標與現實的關系變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將鄧小平現代化目標中的“第三步”細化調整為三個階段來實施,即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建黨100年時,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到新中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是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關系的角度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應該不僅僅是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還包括精神文明的同步。精神文明促進文化現代化的發展并為物質文明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兩種文明優勢同向共振,互為條件,耦合互動,形成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關系的和諧共生新格局”[7],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良性發展。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發展,黨中央開始確立起“科學發展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理論。一是提出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目標,現代化目標內涵進一步豐富。二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開拓文明發展道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了新的概括,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現代化理論的基本維度。三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進一步夯實了現代化的雄厚基礎。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鄭重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8]10。新時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現代化歷史新方位的深邃判斷?;谛聲r代主要矛盾的變化和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新判斷前瞻性構思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使命和戰略安排,即第一階段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從2035年到21 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8]29。每一次現代化具體目標的主動調整都反映著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共產黨通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實踐完成了設定的目標并制定新的目標,不斷深化和發展著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和理解,豐富了現代化目標的基本內涵。

偉大目標成就偉大事業,偉大事業造就偉大使命。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地把遙不可及的事情變成正在發生的事情,帶領中華民族從新中國初始一窮二白、積貧積弱躍升為穩居世界第二的龐大經濟體,“迎來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8]10。自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都對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明確的戰略安排。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特別強調和要求全體共產黨人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8]1的初心和使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有“路線圖”,也有“施工圖”;既是偉大使命型政黨的奮斗目標,也是奮斗動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70年來表現出來的對現代化目標的矢志不渝、不懈追求精神,以堅持和加強黨對現代化事業的領導鑄就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偉大使命型政黨的政黨精神和政黨品質。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連續不間斷的歷史進程中艱辛探索、曲折發展、完善升級,大體以改革開放為標志,在此之前,以計劃管控的形式為主,現代化經歷了以國家工業化為目標調整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戰略構想;在此之后,以漸進改革的形式為主,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從“富強民主文明”完善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總體步驟上從“三步走”發展演進為“兩個階段”。在此過程中,伴隨著計劃與市場的轉換、中央和地方的互動、政策與實踐的博弈以及改革與穩定的平衡,并廣泛延伸至國家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不斷增加現代化的理論因子和社會主義因素。

作為一段連續不間斷的現代化建設探索史,一些社會思潮試圖用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否定改革開放之前的歷程,部分學者認為現代化建設如果沒有計劃經濟時期會發展得更快更好。這在邏輯上不合理,也不符合歷史實際。以當下反觀歷史,內含基本前提假設就是首先肯定當前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性,但這樣的逆推理沒有看到改革開放之后現代化建設(基本成就,也包括過失)與改革開放之前的實踐探索(“試對”與“試錯”)不可分割。習近平在深入洞察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中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基本關系的問題上予以澄清,旗幟鮮明地指出:“這是兩個互相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盵9]大量的經濟數據和事實可以充分論證這一重要論斷的正確性和重要意義,更何況中國不止在國防、航空航天等重點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1952—1978年期間GDP 的平均增速為6.1%,其重要的物質積累和主要成績不容否定。

2 中國共產黨作為善于學習型政黨,不斷深化借鑒現代化模式的合理內核

從傳統到現代的躍遷,需要建構與之相對應的現代知識系統。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馬克思沒有明確講述,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類似經歷。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成為學習型政黨的主要外部動因。學習型政黨,繼承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優秀基因,同時又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在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中不斷學習并善于學習現代化模式的合理內核,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作為現代化事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積極總結現代化經驗、認真吸取歷史教訓,貼合實際尋找現代化因素的共通之處,通過創新性學習、創造性轉換不斷提高學習能力和領導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增強學習本領深化對現代化規律的把握和認識,尋找合時機現代化路徑依賴的突破和靈活調適,實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最大限度的統一。一個善于學習型的政黨同時還具有強大的帶動作用,產生對國家和社會大眾的示范效應,如同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所言,“就人們求知的勁頭和獲得高深教育的決心而言,恐怕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相媲美”[10]458。這與中華民族自古好學之傳統有關,亦與黨領導現代化所需教育現代化相關。

試件的混凝土強度等級從C25 至C45的極限承載力逐漸提高,提高值為1 kN、6 kN、21 kN和11 kN,當C40到C45時,柱子的極限承載力提高幅度有所下降。

現代化道路異常艱難,中國共產黨需要充分考慮現代化發展的制度設定、資源稟賦、總體特征、影響因素、互動邏輯、運行機制等。在最初的現代化探索中,蘇聯模式是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典型模式,中國共產黨視蘇聯為學習的榜樣。在邁進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漸積累了奠定制度基礎需要的工業化經驗,毛澤東也逐漸認識到,蘇共、斯大林以及蘇聯的現代化模式屬于特定歷史階段,并不是一切都正確,蘇聯的現代化典型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無法毫無保留地移植成為中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工業化為核心”[11]。學習受挫并不否定學習本身,而是積累如何更好學習的經驗,善于學習也就天然地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優秀品質。所以,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繼續提出“向外國學習”的要求,指出要學習一切國家和民族的長處,并主張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在總結學習反思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的問題,尤其是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關系和次序問題。毛澤東主張要堅持學習,“取經是一萬年都要取的”;同時還要有所選擇,在學習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上,“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學”。

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路口,如何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以更好探索工業化、現代化之路,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的歷史抉擇。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出國門,感受現代化的具體面貌,虛心接納并吸取其他現代化模式的優秀成果。根據統計,僅1978年,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級別領導人率團出訪的次數就高達21 次。鄧小平在參觀日本企業時比較了中國和日本工人在汽車生產數量上的差距,感嘆地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盵12]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時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盵13]3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學習如何現代化具體體現在結合中國現代化具體特征的基礎上對學習內容有針對性地吸收轉化,強調現代化學習的自覺性、自主性和自為性。進入新世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全球化、現代化的主動參與能力愈加增強,同時學習型政黨建設的要求也在不斷加強。江澤民指出,要建設現代化就必須始終堅持學習,還要把學到的科學理論和先進知識用于現代化實際。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向書本、向實踐、向群眾”學習的基本經驗,堅持理論學習、實踐學習以及向人民學習、拜人民為師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型政黨的基本學習方式,并成為黨的優良學風和優良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堅持“廣泛學習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和國際等各方面知識”[14]。中國“學以致用”的優秀傳統在學習型政黨身上得以保持并得以創新性發展。學習的本質、理論的生命并非思想爭辯和為學習而學習,關鍵在于關照現實,解決現代化的具體現實問題。

從被動全球化到主動全球化,世情、國情、民情、黨情都在不斷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不斷的理論學習和思想解放,使得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在21 世紀更加展示出巨大能量和獨特優勢。習近平特別重視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也通過自身以學習為樂、愛好學習的優秀學習作風率先垂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強調學習時代新知識以把握時代規律性、解決時代新課題,并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與實現“兩個一百年”現代化奮斗目標的緊密關系,并通過先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來強化學習型政黨自身的基本素養和基本能力。此外,習近平率領中央政治局帶頭踐行集體學習制度,這是作為一個善于學習型政黨的集中體現。以2018年的九次學習為例,中央政治局集體先后學習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我國憲法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勢、中國歷史上的吏治、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等內容。顯而易見,這九次學習內容與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密切相關。通過習近平自主性學習引領、政治局集體學習帶頭、領導干部學習抓關鍵少數、全黨學習抓整體提升,全黨以上率下、從上到下逐漸形成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學習風氣,并成長為一個勤學、好學、樂學、善學的學習型政黨。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昭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世界意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8]10。由此說明,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探索,得以深刻把握中國國情,逐漸認識到新中國70年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并非任何現代化的“模板”“再版”或者“翻版”,而是不斷積累經驗、總結模式并進行理論集成創新的具有“完全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版”。這個原創版本的理論貢獻和世界貢獻在于不僅打破了“現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話語壟斷、“單線論”的現代化觀點和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現代化高度的模式依賴和路徑依賴,還在于不斷彰顯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獨特性、優越性、超越性和吸引力。

3 中國共產黨作為自我革命型政黨,通過政黨的革命化全方位保證現代化

依照現代化的類型學分析,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后發型、外源型、趕超型現代化。所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涉及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工業化和后工業化,且具有疊加復雜性、多元性和動態性的特征。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經歷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的“串聯式”發展過程,中國的現代化要實現趕超,必然將各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予以“時間壓縮”,且明顯帶有“并聯式”特征。時代發展和客觀現代化局勢也就提出了作為領導黨的政黨現代化的理論課題。政黨現代化對于國家“在變得更加現代化時又維持了自己的中國性”[15]271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無須贅言,特定階段的革命必然帶有暴力和暴烈的特征,與戰爭高度一體。而新的變革時代則會產生新的革命內涵。塞繆爾·亨廷頓就認為革命應該是用來描述傳統向現代社會的變遷,“革命是現代化所特有的,它是實現傳統社會現代化的一種途徑”[16]258-259。從現代化的執政黨發展規律分析來看,政黨現代化主要依賴于政黨的自我革命完成。劉紅凜教授在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現代化的運行機理后,認為這是一種“以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以黨的領導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建設”[17]的內在邏輯關系。換言之,中國共產黨要在保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基本制度不變的同時充分保障現代化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保持黨內民主和法治與國家社會的民主和法治之間的互動關系,關鍵一點在于通過黨的革命化來保證現代化的基本方向、基本動力和基本成果,提供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政黨政治生態和社會發展條件。

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政黨政治生態來看,一個擁有龐大數量黨員的政黨首先需要通過自我革命不斷提升執政黨自身的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就是革命性,勇于自我革命是黨通過自我鍛造形成的最鮮明的品格和保持自身強大戰斗力的“有效武器”,因而也成為黨建的重點和政黨現代化的關鍵。政黨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從嚴治黨管黨,不斷增強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約束力和能力來實現。歷屆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都高度重視黨的政治、組織、思想、作風、紀律等各個方面的建設,就是因為這種自我革命精神源于馬克思主義。隨著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深入,黨所面臨的部分問題漸次嚴重,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如何面對“四大考驗”和如何克服“四種危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從嚴治黨這一重大問題上走向全面化建設,逐步確立并深化了黨的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密切關系。習近平尤為重視從嚴治黨,將黨的作風問題和黨的自我凈化能力看得無比重要,并明確警示全黨:“不管黨、不抓黨就有可能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結果不只是黨的事業不能成功,還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盵18]與此同時,習近平勵精圖治,堅定全黨的自我凈化決心,不斷提高黨的自我革新意識、自我完善能力,取得了黨建各項工作尤其是黨內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的勝利,提高了黨的自我檢視、自我修復能力,極大增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權威性和執政的權威性。中國共產黨通過自我探索、自我糾偏來實現自我超越,形塑了政黨現代化的基本路徑?;蛉玎嵱滥杲淌谒?,“通過‘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重新規定了自己的現代性”[19]。

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外部環境來看,中國共產黨通過自我革命推動的社會革命盡最大可能地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社會發展環境。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通過國家管理剛性和國家服務彈性有機結合的政治實踐維護了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又在具有高風險性的社會轉型期、人口流動加速期、社會矛盾凸顯期以及各種思潮影響的思想觀念變遷中,妥善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系,加強執政黨執政的觀念革新、執政能力和執政方式革新,通過組織整合和價值整合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服從國家的倫理氛圍”[15]16,避免了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動亂和社會沖突,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維持了整體性和諧向上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加強黨的自我革命化與領導國家現代化的雙重使命。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性,既提供了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穩定的經濟社會大環境,保證了現代化方方面面的順利進行,也間接性地理順了生產關系中可以刺激生產力發展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保證了現代化發展需要的市場活力和政府支持,在客觀上推動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前進。這種客觀推動力主要來源于自我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力量不斷來回穿梭與動態互動。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所以二者在“政黨-現代化”的理論分析框架內是密不可分、同向耦合的?,F代化的革命需要沖破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改革舊有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也需要有效應對重大挑戰、防范重大風險、解決重大矛盾的勇于自我革命的領導者。從政黨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相互關系看新中國70年以來的現代化,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不斷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的生動實踐和歷史探索過程。中國共產黨作為自我革命型政黨,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以自我現代化保駕護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

4 中國共產黨作為務實奮斗型政黨,用超強戰斗力創造現代化的歷史成就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立志于長期執政、事實上長期執政、有能力實現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20]。作為務實奮斗型政黨,中國共產黨不做沒有價值的理論之爭,不做無謂的中化還是西化之辯,用事實說話,以崇尚務實精神注重實踐探索,并將各級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與廣大優秀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相結合。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超強戰斗力主要體現在通過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聚合能力將偉大使命轉化為具體的現實可能,在極低的歷史起點發動并加速全面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實踐、偉大成就。習近平多次告誡中國共產黨人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倡導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是等來、喊來,而是拼出來、干出來,“基本實現現代化要靠實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靠實干”[21]132-133。所以,在新中國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辛道路探索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團結奮斗,在實踐中形成了“理論學習—實踐試錯—勇于改革—總結完善—不斷升級”之路,完成了“計劃型”現代化向“市場型”現代化的基本轉變、實現了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從部分領域部分區域向全面全方位的現代化提升和推進。具體而言,新中國70年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探索中逐漸形成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五個方面互動的體系化建設,在深度上和廣度上實現了經濟更加發展、政治更加民主、社會更加和諧、文化更加繁榮、生態更加美麗,一步一步地解決了積貧積弱、基礎落后的國家面臨的各種歷史性課題,實現了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前所未有”。

4.1 經濟現代化方面,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化國家轉變

新中國70年來,中國從“饑荒之國”發展成為世界農業生產大國。工業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國家綜合實力躍居世界前列,第二產業比重從1952年的20.88% 升到2004年的歷史高位53.02%,“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22]。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工業大國,卓越的工業化成就使中國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經濟現代化轉變,同時也實現了對發達國家幾百年工業化歷程的超越。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的GDP 達到900 309 億元。中國的產業化、信息化、城鎮化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向。工業化注重創新和科學技術驅動,從“中國制造”邁向“中國智造”,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中國從基礎設施落后國發展成為現代化基礎設施比較完善的大國,三大產業內部結構趨于優化,經濟逐步實現了由計劃型向市場型、由速度增長型向效益增長型的發展轉變。

4.2 政治現代化方面,政治民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斷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可以說就實現了從傳統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的初步跨越,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有了保障。在政治發展中,不斷形成、鞏固、完善和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在政治社會的各個層次、各個領域不斷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保證公民基本權利和參與權。通過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法律規定婦女人大代表比例和保證少數民族代表比例來不斷發展權利更加充分、制度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通過不斷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得到不斷深化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利于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

4.3 社會現代化方面,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的農村社會向現代的城市社會轉變

新中國70年來的社會現代化基本可以化約為社會總體性的大轉型,其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從鄉土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整體性演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不斷深化。新中國的城鎮化率從成立初期的10.64%增長到1978年的17.92%[23]。改革開放40年,中國以世界任何高度城市化國家都少有的體量、人口規模和變遷速度改變了城市鄉村的地理空間版圖,以約每年1 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持續增長。世界城鎮化的普遍規律是當城鎮化率過半,基本意味著該國或該地區進入了以現代都市文明為標志的現代化的都市社會。城市化是中國走向社會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 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里程碑式數字意義在于中國長達幾千年以土為生、以農為業的“鄉土中國”開始逐步邁向越來越深度的現代城市文明、城鄉融合互動標識的“城鄉中國”“城市中國”,反映了傳統與現代和諧相交的社會新面向。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1月份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83 137 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9.5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24]。中國城市數量從1949年的136 個,增加到2017年的661 個,且城市面區域、城市建成區面積、人口規模等不斷增長,市民文明素質和城市形態文明、功能文明程度不斷增強。

4.4 文化現代化方面,現代化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轉變過程

一國的現代化,不可能脫離歷史繼承性以及文化傳統對于現實的規定性,否定傳統容易倒向缺乏內涵和精神的空洞的現代化。也就是說,文化現代化總是與社會主義整體現代化相呼應。對于一個擁有5 000年不間斷文明史的文明型國家而言,文化現代化可以在經濟、政治、社會現代化的基礎上表現出“既傳統又現代”的特征并在二者平衡的基礎上生長出文化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對于中國人的歸屬感、文化滋養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文明自覺而言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建構作用和促進作用。新中國70年來,中國逐漸從相對封閉落后的文化之國發展為開放自信的文化大國,并向文化強國不斷邁進。中國的文化事業和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升,文化產業不斷發展,國家統計局2017年公布文化產業增加值為4.29%,前所未有地接近國民經濟支柱型產業的目標。大眾化、接地氣、群眾性的精神文明活動豐富多彩,更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文化影響力和文化軟實力大幅度增強,文化自信也在文化現代化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明自覺和共識性認知中進一步彰顯。文明大國要在文化現代化的大發展中通過不斷增強文化自信,畫出最大同心圓。

4.5 生態現代化方面,“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由主張逐步變為現實

如何保持現代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良性互動,避免經濟增長以環境退化為代價,是從西方生態現代化慘痛教訓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生態遭到破壞中得出的基本經驗,也是中國實現生產和消費模式的生態轉型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議題。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世界現代化各國在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普遍造成了資源環境的生態危機。中國在生態現代化方面具有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時間差”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基于中國生態文化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以最大決心開展大氣、水、土地為重點的污染防治攻堅戰,逐漸形成了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現代化基本觀念,超越了以生態危機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掠奪性生態現代化。在這一問題上,習近平可謂高瞻遠矚、高屋建瓴。一方面,習近平創造性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斷,“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25]209,以綠色發展、生態環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統一性化解經濟發展與環境退化這對矛盾。另一方面,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建構了生態現代化新的理論內涵。中國的生態現代化并非西方早期工業發展的人與自然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論,也不屬于晚近的“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理論流派,而是秉持從人的需要和生態理性的角度出發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既尊重自然普遍規律也滿足人民對生命、生活和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

5 中國共產黨作為服務人民型政黨,致力于將現代化的成果惠及最廣大人民

按照一般意義的理解,現代化主要包括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實際上,現代化標準之中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工業化都要回歸從“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型問題。換言之,現代化的本質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問題。美國學者阿歷克斯·英格爾斯分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總體趨向,并以社會心理學的發展視角將人的現代化歸結為收入水平、就業、受教育程度、醫療、平均預期壽命等方面。英格爾斯主要通過指標化的分析將人的現代化納入國家現代化的視野,并作為其不可或缺的理論因素。也就是說,人的現代化并非現代化的產物,而是現代化的基本構成和現代化發展的條件。這是對傳統現代化“過程論”(薩繆爾·亨廷頓將現代化界定為一個徹底的、進步的、不可逆轉的轉變過程)的必要補充,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有益啟示,并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理論、重視人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具有某種一致性。

不同于英格爾斯所描述的過于強調個人主義價值取向的現代人(其所探討的現代人的品質與馬克斯·韋伯所闡釋的“資本主義精神”某些構成具有一致性),新中國70年來“人的現代化”所表征的最為基礎、最為核心的特點就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整體性立場和理論立場,結合中國傳統形成的關于人的認識論以及中國現實的人的總體國情,以其先進性、核心性將現代化成果轉化為人民的實惠和需要。單從人口規模分析,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人類歷史和世界歷史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意味著比現在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總和還要多的中國人民將進入現代化行列”[26]60。從異質性分析,“人的現代化”主要是以人民需求為本。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最廣大人民,建構“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事業。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的首要內涵在于“為中國人民謀幸?!?,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毋庸置疑,這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也是作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在“人的現代化”這一問題上的理論反映和實踐體現。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百業待復。中國1950年6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并具體闡釋了土地改革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在制度上保證農村以及最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需要。土地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27],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促進了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總量的快速增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徹底消滅了幾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礎。1949年至1978年,中國雖然沒有徹底解決大規模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從人口增長率攀升、死亡率下降、營養水平等綜合指標分析中可以判斷,中國已經在低水平程度上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滿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并成功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的威脅。鄧小平在對現代化的理解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民維度和人民立場,也就是說,現代化要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要義。他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3]237。他甚至將如何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歸結為是需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問題,認為不解決人民普遍的貧窮問題就無法談現代化,“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3]63-64。沿著黨的十四大報告確定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思路,胡錦濤2004年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2005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也予以政策上的明確,即“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2005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議,決定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農業稅,意味著中國徹底結束了自公元前594年魯宣公施行“初稅畝”以來沿襲了約2 600年繳納“皇糧”的稅制傳統。據估算,全國農民每年減負1 250 多億元,人均減負140 元左右[28]。農業和農民始終給現代化以基礎支撐,所以取消農業稅作為一項還富于民、反哺農業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時也成為基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必然選擇,為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思想,揭示了“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26]59這一深刻本質內涵,創新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并以其厚重的人民情懷在原有基礎和物質財富增量之上不斷加強社會保障、健康醫療、教育以及住房等各個方面的惠民舉措。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從1950年0.225 的極低水平,提高到2017年的0.752,進入世界高人類發展組級別。此外,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升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也是中國共產黨關注社會發展矛盾并致力于解決主要社會矛盾、追求共同富裕的必然結果。

初期的中國現代化,從歷史的一個側面來看,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解決饑餓的問題。在新中國70年的現代化發展中,經歷了從貧困到溫飽、從初級階段的小康邁向更加富裕的發展過程。中國共產黨在1998年推出了“退耕還林”工程,其中的深層次含義應是中國的糧食生產水平經穩定發展已經提高到不再需要以生態破壞為代價來解決中國人溫飽問題的程度。主要農產品供給能力的增強也基本結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存在的食品短缺和農產品供應短缺問題。因此,國家對農民采取了“多予少取”的方針,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最大人口數量從“吃飽”向“吃好”、從食品以提供能量為主向提供營養為主的方式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 億人[29],為全世界減貧做了巨大貢獻。相比“美國、德國、英國、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將貧困發生率降到10%以下用了100年以上的時間”[30]219,中國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將人口超過10 億的大國貧困發生率降到了3%以下,前所未有地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和超大規模數量人口的脫貧問題,在人類脫貧史上前所未有。2020年,中國共產黨確保按照現行標準實現中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帶領中國人民走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節點。

6 結語

自新中國成立,深刻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能夠帶領人民完成改造舊世界的偉大革命黨;步入新時代,深刻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能夠帶領人民建設現代化的偉大領導黨。新中國是人民的共和國,也是現代化的新中國。從“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物質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旨歸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辛探索和發展,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實現了人的現代化、人民獲得感、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最大程度的內在統一。概言之,基于歷史的、具體的和現實的“人民”概念,中國共產黨砥礪前行,完成“作為目的”的現代化和“作為手段”的現代化的雙重超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藍圖,走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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