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理論基礎與實踐邏輯

王洪樹，張茂一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成都 610207)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以凝聚各方力量追求革命勝利、建設發展和民族復興為政治目標，誕生于中國共產黨以統一戰線思想為指導團結民族力量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進程中。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協商建國，彰顯了協商民主在凝聚力量推動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中的巨大作用。此后政治協商經受了歷史的考驗而彌久益堅，獲得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方針。改革開放以來，根據20 世紀80年代的社會協商對話、21 世紀初的協商民主多元探索尤其是新時代以來協商民主的綜合實踐，中共中央辦公廳2015年印發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對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了全面部署。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內生性民主形式，協商民主具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因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1]30。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對協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定位，也是具有時代性的重大理論命題。它的全面貫徹與具體落實，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理論上的探討和實踐上的探索。

1 理論基礎：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內含巨大的政治協商號召力

“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們黨依據馬克思主義提出來的一個重大理論命題。該命題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基礎，探索以協商民主方式謀求黨內外共識，既實現黨內民主，又使黨高度團結和堅強有力。它還以人民民主理論為基礎，思考如何在人民民主中實現黨的領導，又以黨的領導保障人民民主有序推進。無論是以協商民主實現黨內民主，完善黨內領導，還是以協商民主實現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最終目的都是人民的善政善治，促進人的自由與發展。

1.1 協商民主：以黨的領導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產物

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探索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推翻資產階級! 工人階級專政!”[2]469的革命口號。而無產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3]173。無產階級組織成為政黨以后，要通過各種協商的方式——比如集會、討論、宣傳、教育等，既統一內部認知，使無產階級政黨成為“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4]592，又傳播馬克思主義，啟迪人民群眾革命覺悟，匯聚磅礴革命力量，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黨是直接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領導者”[5]423。

首先，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的實現要求普及馬克思主義及其時代化的產物，用先進理論武裝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肮と说囊粋€成功因素就是他們的人數;但是只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并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盵3]10一方面，黨內的宣傳教育、理論學習、協商溝通，使黨在思想上高度統一，立場堅定，方向明確，行為堅定有力，因此“他們從革命理論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們能運用革命理論來確定斗爭方法和活動方式”[6]274。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還要向黨外人士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團結領導廣大的黨外群眾以實現革命和建設的目標。這就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以政治協商等諸多方式來宣傳普及先進理論知識，贏取更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與支持。

其次，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的實現要不斷確認和鞏固黨內協商和黨外協商的原則共識。在黨內外的協商交流中，共產黨自身和人民群眾都要不斷地確認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人民)的整體利益，是革命和建設中“最先進的和最堅決的”領導力量。因為共產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2]413。

再次，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最終要以先鋒模范性發揮引領示范作用而得到實現。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要知道，只是自稱為‘先鋒隊’，自稱為先進部隊是不夠的，還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隊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認我們是走在前面”[6]367。這就要求共產黨在理論上不僅是最徹底的，而且在協商溝通中能夠以徹底的理論說服人;不僅在理想信念方面是最堅定的，而且在各種協商溝通中能夠以炙熱的情感和頑強的意志打動人;在實際工作中不僅是語言上的巨人，還是行動的先鋒，以卓越的業績吸引人。

1.2 協商民主：以黨的領導促進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徑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要團結黨內外力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更重要的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強調：“中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盵7]249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多數人享有的民主，在最廣大的人民范圍內實現民主?！包h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8]111。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以開放的政治態度不斷探索人民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管理的渠道和方式方法。民主探索和政治實踐的標準，一方面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積極性?！罢{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盵7]242另一方面是注重民主質量?！耙嬲裰鞯貨Q定問題，只召集該組織選出的代表開會還是不夠的。必須讓該組織的全體黨員在選舉代表的同時就整個組織所關心的有爭議的問題都能人人獨立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盵9]249這就要求在社會主義民主探索中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并行。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摸索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時也逐漸意識到，“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與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兩種民主形式比一種民主形式好，更能真實地體現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0]347。所以，2007年《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明確提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更進一步指出：“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盵1]30因此，以共產黨為領導，以協商為主要民主形式，不斷追求民主質量，使中國特色人民民主的理論先進性具有巨大的現實號召力，既貼近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政治需求，又有序地推進人民民主的不斷拓展。先進的理論和實踐的需要，都要求中國共產黨以協商作為重要民主形式不斷探索人民民主發展。

1.3 協商民主：以黨的領導追求人民善政善治和人的自由與發展的必然要求

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新時代具體表現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實現。堅持“人民中心論”和“人民主體論”的中國共產黨一再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盵11]4美好生活的構建需要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為匯聚眾意、形成追求美好生活的共識與合力，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正逐漸建構“三縱七橫”的協商民主結構體系①“三縱七橫”的協商民主結構體系，指縱向的政治協商、社會協商和基層協商，橫向的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隊協商、社會組織協商和基層民主協商。。中國共產黨通過協商民主體系的運行，追求人民善政目標，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群眾感知度和民主運行質量。不僅如此，黨還通過體系化協商民主的運行，追求人民善治目標，實現對社會力量公共參與的體制化政治吸納，加強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新時代，黨領導人民正以協商民主形式深入推進以多元參與、合作治理為特征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構中國特色的善政善治。

在多層多維的協商民主實踐中，參與主體不僅確認了自己是政治主體，得到民主訓練，而且豐富了政治素養、提升了政治參與能力、拓展了政治自由空間。人們不斷消除各種政治關系對于人的異化，最終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政治保障。因而在民主協商中，公民個體也逐漸“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817。

2 歷史實踐：協商民主的內生性使黨的領導具有強大的政治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萌生了協商意識，協商思想與實踐也一直伴隨著黨的發展。協商民主是黨的協商意識、協商理論與協商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創新的成果。協商民主作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與實踐基礎。

2.1 協商民主：實現黨對革命活動的領導的重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在思考如何促進社會力量的組織化發展和團結社會各方進步力量。在傳統“和合”政治心理、近代民主共和思想與列寧統一戰線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共一大的部分代表在會議討論期間就曾主張“應該在行動上與其他政黨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認為這“并不違背我們的原則”，“我們的力量會因為這個進展而強大起來”[12]558。這表明黨的社會聯合思想在此時已經開始萌發。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陣線”的決議案》就此提出了三點具體建議。其中第三點建議就是“在全國各城市集合工會、農民團體、商人團體、教員聯合會、學生會、婦女參政同盟團體、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團體等組織”構建“民主主義大同盟”[12]66。由此可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黨就已經開始以協商謀求革命力量的聯合，團結和帶領各方社會力量，合作推動中國革命的開展。

協商民主也因此成為實現黨對中國革命活動領導的重要方式。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出現的兩次“國共合作”、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政權”建設嘗試、國民參政會和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等一系列的社會聯合與政治合作實踐，形成了以社會協商促進政治協商的多方合作共同革命的邏輯。所以，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方式方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偉大政治創造。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以社會聯合為基礎、以黨派協商為主干、以從下到上為內在路徑的社會協商思想[13]。協商民主的內生性也反過來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與民主黨派之中，具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和極強的政治生命力。

2.2 協商民主：實現黨對創建新中國的領導的重要方式

協商民主深深扎根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創建過程之中。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4]146。從1948年8月開始，各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等社會各界人士陸續到達解放區，就民主建國和新政協的召開等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開始籌備召開新政協，經過多方反復協商，最終達成《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共產黨等23 個單位的134 名代表，為新政協成為集中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大會奠定了基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三個建國文件。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程中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通過協商團結了各方力量和匯集了民族意志，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人士通過協商實現了民主參政。它們互相作用，使協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建國活動的重要民主方式，也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政治認同。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議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地位寫入了具有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2.3 協商民主：實現黨的內部領導的重要方式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重要組織原則。民主是集中的基礎，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和歸宿。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既要充分發揚民主，又要維護中央的權威。在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遇到了許多新情況。黨內發展和完善協商民主，也就成為有效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式，因為協商能夠最廣泛地發揚黨內民主，能夠最有效地匯聚黨內共識，形成廣為認可的黨內統一意志和決策共識基礎。

通過協商這種平等的對話方式，黨員可以毫無保留地、直接地向黨組織表達自己的意愿。黨組織最廣泛地聽取黨員的訴求，最大范圍地匯集黨員的意愿。同時，黨組織也可直接與每一位黨員進行思想溝通，闡明黨的方針、政策，讓黨員自覺樹立起對黨組織的服從意識和“四個意識”。在與各方協商中，黨聽取民意、集中民意、整合民意，有助于出臺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因而協商民主有效保障了民主集中制的良好運行。在政黨運作層面，協商民主的廣泛、充分、有效的開展，使民主集中制所追求的民主與效率、自主性與統一性的實現成為可能。以協商民主推動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運行，將黨的集中領導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有效地培育和維護了黨的領導權威。

2.4 協商民主：實現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的重要方式

政黨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有著不可代替的作用。就近現代民主政治的組織實施來看，民主政治也就是政黨政治[15]441。研究一國的政黨政治，必然要研究該國的政黨制度。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后來的建設和改革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具體說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黨制度是通過協商民主的方式逐步形成的，而且協商合作也成了這種政黨制度運行的主要民主機理?？谷諔馉帟r期“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的嘗試，廣泛吸收黨外人士參政，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政黨制度形成積淀了政治經驗。響應“五一”口號，1949年1月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等55 人發表了《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16]。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已自愿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的召開，則標志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

2.5 協商民主：實現黨對社群力量的領導的重要方式

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踐行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實現對社群力量的領導的重要方式。統一戰線是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群眾路線是唯物主義世界觀與認識論的具體體現，是黨的政治生命線。黨的領導與執政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都是由此二者(統一戰線與群眾路線)構建起來的[17]49。

發展協商民主，黨既能了解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又能了解社會各階層、各團體關心的問題，人民群眾也能對黨的方針政策有詳細的了解。協商民主為人民提供了一條合法、規范和有效的表達意愿與利益的渠道，有利于加強人民同黨和政府的溝通。通過協商民主這種雙向參與的民主方式，黨一方面深入群眾，傾聽民意、匯集民情，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符合人民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又積極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使黨的大政方針贏得更為廣泛的政治認同。協商民主增進了協商民主參與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共識的形成。因此，通過協商民主這種平等的對話方式，黨有效地團結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各社會組織，甚至能夠最大范圍地團結海內外愛國人士支持和擁護社會主義事業。

2.6 協商民主：實現黨對基層民主的領導的重要方式

在基層公共生活中，黨領導人民以協商方式實現民主，主要是由黨的領導與協商民主各自特征的互相契合所決定的。

第一，協商民主參與主體的廣泛性與黨的組織領導的互契。在基層民主自治過程中，協商民主的參與主體包括組織與公民個人。組織包括基層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鶎狱h組織、鄉鎮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各種組織與公民個人都是基層協商民主的參與主體。而基層黨委的組織領導，則保證了基層自治與協商中參與主體的廣泛性和公正性，具有利益相關性的每個基層組織或公民群體都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公共協商，避免出現體制性的公共參與排斥。

第二，協商民主參與主體的平等性與黨的政治領導的互契。此處的平等性，強調的是面對基層公共事務每個協商參與主體的權利是平等的，都有平等表達自己利益與價值訴求的權利，即各自表達自己利益與意愿的機會平等和話語權平等。黨在各類基層自治與協商中的政治權威地位，則有助于維護協商參與主體的權利平等，消除對參與主體平等話語權的侵犯，使與基層公共事務相關的各方利益與訴求都能得到公平的、充分的公共表達與公共討論。

第三，協商內容的廣泛性與黨的議題把關的互契。所有與公共利益相關的重要問題都能成為基層公共協商的內容。從國家大政方針的基層貫徹到自治性公共事務，都可以通過基層協商民主的方式傳遞民意、匯集民意、整合民意，最大限度地維護基層民眾的利益，提高人民對基層公共決策的參與度和滿意度。而基層黨組織常常在各類協商中承擔著議題審查和篩選責任，它引導基層自治與協商漸進有序地開展，避免了因內容超載而導致基層治理體制梗阻等不良政治現象。

第四，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的多元性與黨的統籌謀劃的互契。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基層獲得了多層次、多類型、寬領域、多形式的政治實踐探索。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將協商民主整合為“三縱七橫”的結構體系。多元多維的基層民主協商也被納入該結構體系，被視為協商民主體系的基礎。該《意見》要求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黨對基層民主協商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既消除了基層民主協商實踐的政治亂象，又規范了基層民主協商的整體發展，使之成為實現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徑。

3 功能拓展：在協商民主中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協商民主不僅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是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在國內國際情況日益復雜的今天，黨的領導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在此復雜的情況下，協商民主的深入開展，有力地加強了黨的領導。

3.1 以協商民主提升黨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領導力的本質是影響力。加強黨的領導，就要提升黨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和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受到了諸多挑戰。一是利益主體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使利益主體多樣化和利益分配方式多樣化。按勞分配雖然還是主要分配方式，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比重不斷增加，人民收入方式日益多樣化。黨對一些利益群體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弱化趨勢。二是新興社會階層和社會組織的興起。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和基層社會的民主自治性成長，對原來管治式的政治領導提出了挑戰。管治式領導時過境遷，難以有效吸納和引導這些新興階層人士和社會組織，甚至黨對這些人和組織的影響在現實中還出現了部分真空地帶。三是社會思潮多元化的挑戰。進入網絡信息化時代以來，每個人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獲取信息的途徑、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資源獨占或管控的情況已經難以為繼。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廣泛，信息傳播更及時，對外交流更頻繁。多元并存和互競生長的社會思潮對黨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一定的沖擊。

直面這些挑戰，開展多維協商，黨能夠加強與各個階層人士的溝通與交流，熟悉和掌握各種群體的思想動態;黨能夠加強對各個階層人士的思想工作，對各種非主流思潮進行疏導;黨能夠深入了解各階層人士的所需、所求、所急，以實際行動切實解決各社會群體的困難?？傊?，通過協商民主方式，黨能夠更好地從思想上引領各種社會思潮，從行動上解決民之所需，從而提高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3.2 以協商民主促進黨的民主執政和實現黨的科學執政

進入新時代，民主集中與合作治理逐漸成為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管理國家和社會，簡單的行政命令已難以奏效，以法律法規為核心的規則治理和多方社會力量平等參與的協商治理呼聲漸高且多方關注。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理念與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時代呼喚，都對黨的執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發展協商民主是實現黨民主執政的重要方式。它有利于改善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和對黨的政策的理解、認同與支持。黨制定政策是為了解決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保障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改善黨制定政策的質量，就要求完善和發展協商民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引導人民群眾參與到黨的執政過程，特別是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又存在一定的利益差異。要推動黨的政策最大程度地、最大范圍地得到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人民群眾主動和廣泛的決策參與。協商民主的發展，在改善黨群關系的同時，必將極大地提升黨的政策質量。

發展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科學執政的重要途徑。要保障各級黨委的決策科學合理，需要深入推動協商民主的發展，了解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了解社會各個群體關心的議題。協商民主的深入發展，有助于各級黨委民主征求社會各界人士的建議和意見，廣開言路，群策群力;有助于保障民意表達渠道暢通，及時發現政策的缺陷，在政策執行者和政策受眾民主反饋的基礎上及時調整政策;有助于黨政領導直接與人民群眾交流溝通，了解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價值訴求，督促責任落實到人，減少辦事程序，加快政策反饋速度，降低執政成本，提高執政效率。

3.3 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與時俱進的重要方式

社會主義民主持續發展的態勢要求提高黨的領導的民主程度。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的訴求隨著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斷提高，反過來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也需要黨積極推動人民民主。同時，改善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認同也需要積極深入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對于中國來說，協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是符合中國歷史傳統與現實國情的獨特民主形式。發展和完善協商民主，就是扎根于中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但實現民主的方式不是固定不變的，也沒有一種統一的模式。中國的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互為補充，有機統一。這兩種民主形式擁有各自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共同促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以既具有人類政治文明意蘊又符合中國政治實際需求的姿態行穩致遠。

4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協商民主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協商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新時代更好地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協商民主。

4.1 完善協商民主重在實現和改善黨的領導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16-1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也離不開黨的領導，根本上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在民主推進中實現和改善黨的領導。一方面，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創造，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才能有序發展并取得成功。而在此政治探索和創造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政治領導融入民主活動中，既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保障了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權利，又實現了民意匯聚，在集眾智與匯群力的基礎上取得較高政治績效，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可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所提供的是一元領導和多元參與有機統一的民主形式[15]332。一元領導是指堅持黨的領導，它使協商民主具有政治保障、權威指導、參與和效率的平衡。多元參與是指社會各界人士(或其代表)都擁有平等參與各類協商的權利。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僅沒有因為多元參與而弱化黨的領導，相反，在新時代協商民主成為廣泛吸納民意和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有助于黨的領導與時俱進。

4.2 保障人民民主和人民利益是黨領導開展多元協商的根本目的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其領導方式對國家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依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變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也需要自覺調適，而發展協商民主就是這樣一種調適。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協商民主，以協商民主實現黨的領導，二者共同致力于發展中國特色人民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利益。

在基層協商層面，分工細化和深化改革使普通公民的利益意識、維權意識和公共參與意識日趨強化，基于權益維護的基層民眾公共參與激增，因而協商民主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多維的基層協商民主探索，事實上既推動了黨的領導的時代性調適，改進了黨聯系群眾、團結社會各界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方法，強化了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又在黨的領導下廣泛高效地民主吸納基層民眾的公共參與需求、治理訴求和利益主張，豐富了基層民主自治的方式方法，推動了基層善治和社會穩定。

在社會協商層面，市場經濟中原子化的社會個體正逐漸組織凝結，自主自治的社會再組織化是社會發展趨勢。自主自治的社會組織的萌生和發展，既改變了黨的領導所面對的社會環境，要求黨的領導要更加注重對社會組織意見的吸納，建立與社會組織民主協商的機制，促進社會安定有序發展，又改變了社會民眾表達公共意見和訴求的渠道、方式和力度。所以，社會協商推動了社會組織的內部自治，使社會訴求更趨精準化和更具有序性。社會協商與黨的領導互相助益，在改善黨的領導的同時，又使社會組織的意見訴求得到更好的公共表達和政治吸納。

在政治協商層面，人民主體政治思維和服務型政府理念的深入人心要求廣泛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和政協協商。這既使社會各界的訴求和意愿傳遞到執政黨和公權力機構，又使黨的領導和公權力的運行奠基在廣泛民意的基礎之上。

4.3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黨領導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重要目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1]30?！皬V泛”是指協商民主的參與主體、領域與內容要廣泛;“多層”是指協商民主在政黨、政府、社會和基層的各個層面要縱向深入發展;“制度化”是對協商民主的總體要求，即協商民主要有一定的規范與程序。黨在借助協商民主實現和改善政治領導的同時，又以此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第一，培育協商主體和拓展協商內容。培育協商主體，就是激活協商意愿、塑造理性精神和提升協商能力。拓展協商內容，就是既推動從下至上的自主性社會協商，為協商民主的開展奠定厚實的社會基礎，又主動實施從上至下的引導性政治協商，為協商民主的開展把舵定向。第二，搭建多樣化的協商平臺。黨內外各級協商平臺具備各自的協商功能，必須充分發揮各級協商平臺的特殊功用，實現協商民主的多層、聯動、系統化發展。第三，建立健全協商制度和規范協商民主發展。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級各類協商制度，細化協商程序。黨要逐步出臺意見指導協商民主發展，人大與政府等機構要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協商民主發展，社會要探索基層協商規范夯實微觀協商的社會資本基礎。

5 結語：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與協商民主發展的良性互動

中國的協商民主與西方的協商民主同中有異。西方的協商民主是在選舉民主發展比較充分的背景下，為了修正選舉民主的一些弊端而提出的民主補益方式。中國的協商民主具有先進的理論指導，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踐行馬克思主義民主理念和探索社會主義民主路徑而內生性創造的一種民主方式。中國的協商民主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為根本。協商民主既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實現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和制度化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路徑的具體探索，既有助于中國式民主的健康有序發展，提升民主政治質量，又有助于構建大眾共享的新時代美好、良善的公共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