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
——國內國際維度的考量

張春滿

(復旦大學 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1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長期目標,是我們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努力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國綜合國力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均有較大提升,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后,我們還需要注意到,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處在中等收入階段,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需要脫貧,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較大,民生和環保方面還有諸多短板。面對新形勢,黨的十九大審時度勢,提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一新的重大論斷對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學術界也在積極研究如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實現共同富裕。很多學者從馬克思主義和經濟學理論出發提出了他們的觀點。王珂認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會經歷共建、共享、共富三個階段,每個階段有自己的特點和目標[2]。沈斐指出,我們要吸取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教訓,要以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為基礎,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3]。蘇暢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推出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4]。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在推動益貧式增長,即經濟增長的成果主要是惠及低收入人群[5]。這些馬克思主義和經濟學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很多理論指導,但是實現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思想問題,只依賴經濟手段無法實現共同富裕。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有時候比它們的生產問題還要棘手。因而賈可卿提出,分配正義不僅是經濟過程的一個環節,而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6]。這就是說,實現共同富裕非常需要關注政治因素。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只有政治制度能夠最有效地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維護好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所言：“政治就是誰得到什么,什么時候和如何得到?！盵7]因此,實現共同富裕不僅需要經濟基礎,也需要特定的政治基礎作保障。但是目前學術界對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研究還存在不足。

這里的政治基礎不應該只限定在國內的政治基礎。在既有的學術研究中,一談到政治基礎,我們往往只考慮國內政治基礎。例如,有的研究分析了共同富裕的實現和執政黨的領導與建設的關系[8]。誠然,國內政治基礎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但是只有國內政治基礎也是不夠的。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提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盵9]我國不可能靠閉關鎖國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堅持對外開放,不斷推進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我國的共同富裕與世界的發展相結合,才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講,共同富裕的實現不僅需要打好國內的政治基礎,也需要穩固的、良好的國際政治基礎。那么實現共同富裕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基礎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從比較的視野出發來考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2 國際比較視野下的減貧和共同富裕

消除貧困和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但是到現在,連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些發達國家都無法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奉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還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比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就表明：近幾十年來,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而且會變得更加嚴重[10]。大國和中小國家實現共同富裕的難度和路徑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實現共同富裕的難度和路徑也是不同的。其中,實現共同富裕難度最大的是那些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這些國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國和印度。中印兩國人口眾多,貧困人口也多,相比而言發達國家不僅人口少,貧困人口也少。但是即便如此,發達國家至今也無力實現共同富裕,甚至基本上已經放棄了共同富裕的目標。

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綜合國力最強的大國。然而,貧困問題依然是困擾美國社會的重大問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富裕階層往往選擇居住在城市中心,因為這能夠代表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在美國,居住在市中心的往往是底層公民,因為他們只有居住在市區才能方便他們及時接受到政府的救濟。面對貧困問題,美國政府不是沒有下過政治決心來解決。在20世紀60年代的林登·約翰遜政府時期,美國政府為了在全社會消除貧困特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偉大社會”計劃。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的《經濟機會法案》開啟了約翰遜政府“向貧困宣戰”的進程。偉大社會計劃旨在實現一個目標：在美國徹底消除饑餓、文盲和失業。盡管這個設想很美好,但美國政府最終并沒有實現這個目標。之后的尼克松和卡特總統并沒有繼續實施這個偉大社會計劃,到了里根總統時期,這個計劃基本上就徹底宣告失敗了。

客觀來講,盡管偉大社會計劃最終沒有成功,它至少表明美國約翰遜政府有政治決心來推進共同富裕,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美國政府已經徹底放棄了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消除貧困被認為是國家的一部分責任,貧困的根源不在窮人。然而里根總統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徹底地拋棄了這些政治信條,政客們不再關心貧困人口如何脫貧,因為他們認為貧困的根源就在這些窮人身上,國家對此無能無力。隨著國家對貧困人口的支持越來越少,2017年美國的貧困人口達到了3 900多萬人。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人口普查局發現貧困人口數量甚至高達4 600多萬[11]。對此,美國201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資深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痛心地說道：“對于很多人來講,美國夢已經成了一個噩夢?！碧乩势丈吓_以來,美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減稅措施,富人收益頗豐而財富迅速增加。反觀窮人,他們本來就收入低不納稅或者只納一點點稅,所以并沒有從減稅中獲得任何直接的利益。而隨著國家財政赤字的攀升,特朗普政府還削減了包括補充營養協助計劃(通常簡稱為食品券計劃)在內的諸多國內民生項目。特朗普政府不僅沒有在國家層面把推進共同富裕納入議事日程,而且在政策層面還進一步刺激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更為嚴重的是,目前的美國缺乏推進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美國現在的“否決體制”(veto system)使得美國面臨政治衰敗的風險[12]。這里的否決體制是指當前的美國黨爭造成任何由對方提出的法案都會遭到本黨的否決,結果就是國家治理很難得到重大改善。

發達國家中的另外一個主要大本營就是西歐國家和北歐國家。長期以來,西歐國家和北歐國家是福利國家的典型代表。德國更是早在19世紀末期就開始探索建立現代的福利制度。盡管這些國家內部福利制度和體制存在很大的不同[13],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它們無一例外都為減少貧困、推動共同富裕做出了貢獻。然而好景不長,以英國的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從20世紀80年代迅速風靡歐洲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處方作為一個新的政策范式成功地幫助英國擺脫了經濟困境[14],但是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政府通過裁撤掉很多民生保障項目從而實現了國家財務平衡和行政上的“輕裝上陣”,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本來起到“安全網”作用的民主福利的喪失直接把低收入人群暴露在奉行效率優先的市場面前。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低收入人群在貧困線上掙扎,與此同時,中產階級也在日益萎縮。正是看到了這種殘酷的現實后果,布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指斥這些政府的緊縮政策是非常危險的觀念和實踐[15]。

此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國家普遍開始大規模地削減福利項目,早就問題重重的福利國家體制面臨更大的問題[16]。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北歐的瑞典一直都是高稅收、高福利的典型國家。與此同時,它又保持了較好的經濟增長而被二戰之后很多學者譽為瑞典模式[17]。因為高福利的存在,社會中的中下階層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整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在不斷縮小的,也是整個經合組織成員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小的。但是面對整個歐洲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為了保持國家的競爭力,瑞典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也在變相減少福利。經濟政策的調整導致的結果就是,貧富差距也在開始拉大,中產階級和底層公民的生活變得越發艱辛。所以,從比較的視角出發,現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從國家的政策層面放棄了對共同富裕的追求。而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卻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精準扶貧”,力爭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是殊為不易的。

3 中國共同富裕的國內政治基礎

中國實現共同富裕不僅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更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政治基礎分為國內政治基礎和國際政治基礎。具體而言,共同富裕的國內政治基礎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堅強牢固的黨的領導。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盵9]在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能夠蓬勃發展首要的原因就是黨的領導。減少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更離不開黨的領導。按照聯合國設定的千年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需要從1990年到2015年實現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研究,隨著4.7億中國人擺脫貧困,中國成為第一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發展中國家[18]。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黨的領導為我們實現扶貧攻堅與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堅實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喪失了黨的領導,不僅共同富裕不可能實現,扶貧工作也會陷入困境。這一點在國際上也是被廣泛承認的。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帶領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中國之所以能夠為其他國家做出表率,在較短的時間內讓數億人不再被貧困所累,這是首要原因。鄧小平就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盡管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初衷與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沒有變,那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新時代,黨中央將其進一步升華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世界上的較多國家,之所以無法有效且長時間地推進扶貧事業,可能就在于執政黨的這種執政初心難以持續堅定,或者執政黨因為各種原因而喪失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初心。例如,在南美,很多執政黨為了在選舉中獲勝,不斷放棄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結果最后喪失了民眾的支持,共同富裕也就更無從談起了[19]。

其次,擁有近9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能為我國的扶貧事業提供無可替代的組織基礎。我國貧困人口多,地區差異大,扶貧難度巨大。只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能夠把貧困人口全覆蓋,市場體系和社會體系都無法做到這一點。而且按照精準扶貧的需要,必須要有大量的黨政工作人員投入扶貧一線,也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能夠不怕苦、不怕難,真正把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扶貧工作。

二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高效運轉的人民政府。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個政府的不同部門齊心協力,快速高效地推進各項部署與政策。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注重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政府不能出現懶政、惰政、不作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2013年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動。過去幾年,反腐成績單非常亮眼,政府清廉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但與此同時,懶政、惰政問題開始出現,部分政府官員不作為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F在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時間越來越近,工作任務是最為繁重的時候,如果政府官員反而不作為,那么扶貧工作就很難落到實處。

第二方面是要加快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在內的新技術來塑造高效政府。先進技術與人力資源的有機結合能夠前所未有地提升工作效率。在傳統的政府機構,政府人力資源的配置是以韋伯式的科層制為基礎的。這種科層制的組織形式以正式的等級結構為核心,要求其成員各司其職、按章辦事。通過穩定重復的官僚體制過程以及依常規程序進行的各種例行活動,這種組織形式具有強大的穩定性、可預測性和高效率[20]。但是隨著層級的擴展,這種政府體制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在我國,這種科層制的一個表現形式就是“壓力型體制”[21]。在壓力型體制下,基層政府的負擔非常重,而且他們往往沒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幫助減輕工作量。所以打造高效運轉的政府需要向基層政府賦權和賦能,尤其是需要把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資源分享給基層政府,提高他們為人民群眾服務和推進扶貧工作的效率。

第三方面是高效運轉的政府需要一支忠誠干凈肯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習近平指出：“新時代,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盵22]干部隊伍的水平對政府的運轉具有很大的影響。在扶貧工作中,大量的資源調動要經過黨和政府的干部。他們是否忠誠清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扶貧資源能否惠及廣大貧困人口。他們是否肯擔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扶貧資源能否早日惠及貧困群眾。

三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和諧穩定的國家—社會關系。共同富裕從本質上講是圍繞著“分蛋糕”進行的。發展經濟“做蛋糕”不容易,在全社會范圍內“分蛋糕”更是考驗黨和政府政治智慧的工作。西方分配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啟示我們,在整個社會范圍進行大規模的資源分配需要非常慎重。合理的分配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不合理的分配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甚至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那么如何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建立和諧穩定的國家-社會關系呢?這里需要把握以下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帕累托改進原則。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狀況是普遍貧困,盡管那時候貧富差距不大,但是個體層面的經濟狀況普遍很差。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我國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貧富差距問題,那么該如何處理好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關系呢?實現共同富裕是不是把財產從高收入人群轉移到低收入人群?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強制性地把財富從先富者手中轉移到貧困人口手中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反而會造成社會危機,導致社會出現不穩定。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帶后富,但是這一過程要遵守帕累托改進原則,即實現貧困人口生活改善的過程中并沒有使得其他人群的狀況變差。作為先富帶后富這一過程中最大的能動者,國家要謹慎處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國家在激活社會主體的效率意識,保證社會能夠不斷為市場經濟迸發活力;另一方面,國家也在注意維護社會公平,讓改革開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第二個原則是差異原則。扶貧政策及其實踐不能搞教條主義和“一刀切”,否則會面臨失敗的危險。正如在“扶持誰”的問題上,習近平指出：“確保把真正的貧困人口弄清楚,把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盵23]84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異極大,沒有任何“萬靈藥”可以適用于所有地方。而且在貧困人口內部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正視這些差異才能有效地調整我國的扶貧政策,保持政策的活力和效力。國家對不同的貧困主體采取不同的對策,從這個角度出發,精準扶貧也就意味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精準再造。這種社會關系的調整必須在和諧穩定的節奏下進行,只有這樣才有助于平穩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個原則是社會自主性原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之所以要堅持群眾路線就是因為人民群眾的自主性、積極性和能動性是我們推進各項事業的必要條件。扶貧工作要注意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解決好“怎么扶”的問題上,習近平指出：“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引導和支持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雙手開創美好明天,立足當地資源,實現就地脫貧”[23]85。在扶貧一線工作中,政府應該避免成為扶貧對象的“保姆”,否則就會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不能讓貧困群體把黨和政府的扶貧工作當成向國家討要福利和資源的手段,應更多地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自主脫貧的內生動力。因此,扶貧工作的開展和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明確國家與社會的邊界及其各自應承擔的責任。擠壓社會空間的泛國家主義會給政府添加額外的負擔,不僅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反而會產生其他的問題。而且全能主義的消退和社會自主性的增強也是順應了改革開放以來總的發展趨勢。

4 中國共同富裕的國際政治基礎

上面分析了實現共同富裕應該建立堅實的國內政治基礎,這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政治保障。隨著我國的發展日益與世界的發展融為一體,國際政治因素對我國的各項事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我國內部共同富裕的實現還需要良好的國際政治基礎。具體而言,國際政治基礎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我國位于東亞地區,與十幾個國家接壤,周邊環境復雜,處理不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或者周邊國家出現動亂都將對我國的發展與穩定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目前,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貧困縣是在我國的邊疆地區,這些邊境地區的生產生活對我國及其與鄰國的關系都非常敏感。一方面,鄰國的穩定與安全對我國這些邊境地區的貧困縣有很大影響。比如說,這些鄰國內部非常的不穩定,那么就會對我國邊境地區的生產生活產生很多沖擊。例如我國的云南與緬甸交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云南的邊境縣都被緬甸國內的軍事沖突所困擾。在2015年,甚至發生了幾起緬甸炮彈落入我國云南邊境內,炸傷多名當地居民的事件。如果這些邊境地區長期是不和平、不安寧的,那么我國邊境當地人民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以及扶貧工作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因此保持和平的周邊環境對推進我國邊境地區貧困縣的扶貧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而在一些和平的邊境地區,通過發展跨國貿易,實現互通有無,很多中國的當地居民就富了起來,當然鄰國邊境地區的很多居民也富了起來。因此,邊境可以是我國邊境地區扶貧的“紅利”,也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阻力”。這主要取決于中國與鄰國雙方能夠構建和平和諧的周邊環境。在與周邊國家關系中,中俄、中印、中日關系以及中國與中亞國家、東盟等的良好關系發展不僅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在經濟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比如印度與俄羅斯同為金磚國家,與我國的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日本是當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亞太經濟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維護好和發展好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不僅能夠為改革開放事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能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及其扶貧開發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實現共同富裕需要穩定的大國關系。中國是一個和平發展的大國,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造福了本國億萬人民,更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作為一個大國,處理好與其他大國尤其是與美國的關系,對我國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歷史上,先后出現了幾個崛起大國因為沒有處理好與其他大國的關系,最后導致本國的發展遭遇了徹底的失敗。國際關系學者把這種歷史的教訓稱為“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最終會爆發沖突乃至戰爭[24]。應該說,在過去的40多年中,中美關系在大部分時間是比較穩定與健康的。但是這一切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的外交原則,把中國作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而采取了一系列打壓中國的舉措?？v觀歷史的教訓和著眼現實的狀況,我國的進一步發展仍然離不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美國和西歐強國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導者,脫離開他們就很難融入世界。一旦無法融入國際社會,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就會倒退,那么共同富裕就很難實現了。盡管當前中美關系面臨很多挑戰,我們仍然需要利用政治智慧,建立穩定的大國關系來促進國內事業尤其是扶貧工作的開展。中美關系的未來會出現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國會爆發戰爭,管控分歧減少不確定性因素和擴大合作是兩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手段[25]。

再次,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順暢的全球貿易體系。全球貿易的開展是一個雙贏的過程,所有參與者都會或多或少地從中受益。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都是貿易大國或者強國。中國是當前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產值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了19.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球貿易體系出了問題導致中國出口不暢,那么我國1/5的國內生產總值就要受到影響,國家收入、社會就業、地方財政方方面面都要被波及。所以中國的對外貿易對國內的民生影響是非常大的。當前全球貿易體系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逆全球化現象[26]。以美國為首的部分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意圖改變當前的全球貿易格局。而每一次全球貿易格局的變動都會對貿易大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全球化,尤其是貿易自由化。美國因為不滿中國從全球貿易中獲得成功,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出了泛太平洋伙伴協定(TPP)。這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貿易協定用意可能就是把中國擠出地區貿易體系。盡管后來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協議,但是在日本等國的堅持下,泛太平洋伙伴協定在2017年升級改組為泛太平洋全面進步協定(CPTPP),而且獲得了多個國家的簽署和批準。不僅地區層面的貿易格局正在發生改變,圍繞著WTO改革的全球貿易格局也在發生變化。美國、歐盟和日本多次提出要對當前的WTO規則進行修改,用意也可能是要限制中國的發展。我國要努力確保全球和地區貿易體系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住當前的發展勢頭,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奠定國際政治經濟基礎。

最后,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更加廣闊的海外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引進來”的方式吸收外國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這對于推動中國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效果。沒有這些外資和技術,我國很難實現快速的經濟趕超。隨著我國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和資本實力的增強,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是圍繞著“走出去”來開展的。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快速增長,很多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和生產基地,中國的工人到海外開展施工作業。企業和人員的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更進一步提高了本國市場與東南亞、中亞、歐洲和非洲市場的聯系。開拓這些新的市場不僅有利于國內企業的發展,更能培育出新的市場增長點,為我國創造出更多的國內就業機會,或者我國公民在他國的就業和工作機會。在很多發達國家,因為這些國家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以及相互之間都存在緊密的市場聯系,所以他們的海外市場非常廣闊。不僅他們的產品可以在這些廣闊的海外市場進行銷售和流通,這些國家的公民也能享受到很多就業機會方面的紅利。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海外華人華僑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他們通過國際匯款能夠幫助國內的親人朋友改善生活。而這些海外華人華僑的商業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我國所能開拓的海外市場。這種互惠互利的海外市場的擴展,不僅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為我們實現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基礎支撐。

5 結論

中國的快速發展是20世紀最大的經濟奇跡。很多發展中國家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仍然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上步履蹣跚。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無力解決國內的貧困問題,和發達國家也基本上放棄共同富裕的目標時,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作出莊嚴承諾,要實現全國人民的脫貧共同奔小康。走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真總結人類社會探索共同富裕的經驗教訓,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統籌兼顧,把改革開放各項工作做好做實。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環節。在開展扶貧攻堅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國不僅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更需要有國內和國際政治基礎作保障。開辟出一條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道路是不容易的,必須堅持和完善黨的堅強領導,確保我國的各項事業有一個主心骨,確保黨的方針政策能夠在扶貧一線落到實處。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會遇到很多難點,攻克這些難點需要高效運轉的人民政府,尤其是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促使政府活動更加高效。共同富裕是一個“先富帶后富”的過程,涉及很多資源在全社會的分配,一定要確保這一時期的國家—社會關系保持和諧穩定。除了需要筑牢這些國內政治基礎,我國還需要統籌國內和國外兩個大局。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歷程是與整個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在如何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上,我們需要注意維護好周邊的和平環境,需要謹慎處理好與其他大國的關系,需要保持順暢的國際貿易體系和不斷開拓新的海外市場,與世界的發展融合在一起。盡管當前的國際局勢出現了很多新變化,不穩定因素在增多,但只要我們做好內功,注重推進國內的各項改革,不斷擴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堅持互惠互利合作,就能夠保持國內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只有這樣,共同富裕的中國道路才會越走越寬、越走越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