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扶貧：價值、困境及路徑研究

王 含,程倩春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2.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哲學所,北京 100101)

我國的扶貧工作經歷了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綜合性扶貧三個階段,與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扶貧工作效率更高,成效更加顯著。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新時代扶貧工作已轉向以六個精準為重點的精準扶貧[1]。新形勢下的扶貧工作是包括配置心理資源、教育資源、社會資源、自然資源等內在外在各方面資源的系統性工作。國內外研究表明,上述諸多資源中,貧困主體的心理資源及特征對其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安于現狀的心態會成為他們接受新生產方式的阻礙;消極懶惰的心態會使他們放棄尋找多樣化的脫貧道路;長期貧困狀態會導致貧困現象和貧困心理在代際之間傳遞等等。這些研究成果表明,若不考慮心理因素,僅從物質方面進行資助,扶貧效果可能事倍功半。2018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為1 660萬人,比上一年末減少1 386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比上一年下降1.4個百分點,在精準快速實現脫貧的同時,防止脫貧群體返貧將變得日益重要[2]。目前,相關研究對貧困個體作為積極主動的“行動者”的地位關注還很有限,對導致貧困群體內生動力不足、良性心理品質難以形成和發展等內在心理因素和品質的關注較少。這些成果中還嚴重缺乏將心理學領域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于精準扶貧方面的探索與實踐。因此,在2020年全面實現脫貧目標后,為有效防止返貧現象大面積發生,有必要深度解析心理扶貧在精準扶貧中的價值內涵與重要性,找到影響心理貧困的因素,實施有針對性的心理扶貧措施,以維持扶貧成效。

1 心理扶貧在精準扶貧中的地位和作用

精準扶貧思想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的新發展[3],其最基本的定義是扶貧政策和措施要針對真正的貧困家庭和人口,通過對貧困人口有針對性的幫扶,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貧困的各種因素和障礙,達到可持續脫貧的目標[3-4]。我國長時間的扶貧實踐已實現大規模脫貧,目前正處于帶領最后一部分困難群體脫貧,防止已脫貧群體返貧,打贏徹底脫貧攻堅戰的關鍵時期?！?015年世界發展報告》明確指出,貧困不應僅從物質資源的匱乏上找原因,還需要從貧困主體的主觀思維上加以認識[5]。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小康路上一個不能少,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尤其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上下更大功夫”[5]。

1.1 心理扶貧的概念

基于對貧困人口心理狀況的問卷調查和調查訪談表明,貧困人口中的大多數人,尤其是世代貧困家庭,通常發端于一些不利的客觀要素,比如地理位置、自然氣候、生理缺陷等,逐步形成了自卑、敏感和虛榮心理,以及消極、盲從、畏懼心理等不良心理特征。這類特殊群體中,一部分人因為長期被無助感和宿命感包圍而變得更加悲觀和短視,還有一部分長期習慣于接受社會無償救助或不勞而獲,進而形成了“等、靠、要、賴”的依賴心理和懶惰心理。這兩類群體最終徹底墮入心理貧困的境地,導致貧困的惡性循環和世代交替。行為經濟學研究成果是這樣總結的：貧困主體的心理特征顯著影響其行為選擇,是使其維持低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6]?！鞍藏殬返馈焙兔撠毷〉臒o助心理特征對貧困主體的行為選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钡?弱鳥先飛、至貧先富的前提取決于貧困者自身脫貧意識的覺醒和對致富行動的實施?！胺鲐毾确鲋尽闭窃谶@樣判斷基礎上對物質扶貧和心理扶貧關系做出的準確定位,強調幫助貧困群體在心理和精神上建立擺脫貧困的意識[7]。

“扶貧先扶志”中的“志”即人的心理或精神[8],即：扶貧要先扶人的心理或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指出“扶貧要扶志,要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發揮其主體作用”就是對心理扶貧內涵的高度概括[9]。針對貧困群體的心理困境,心理扶貧不僅需要從“激勵志氣”方面著手,還要提供“情緒安撫”“心態引導”“心靈慰藉”“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多維度的資源供給。不僅包含了“扶志”和“扶智”的內容,而且涵蓋了基于對貧困個體和群體心理特征的深入分析和引導,通過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行政管理、社會治理等領域技巧和方法,借助制度化的設計和安排,采用行政化、社會化、公益化、經營化等多種手段,改變貧困主體固有的心理特征,扶持積極的心理要素,將“幫”轉化為“扶”的驅動方式改變,激發和引導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愿望和情感,形成健康、和諧、積極、自主的心理意志和內生資源。

1.2 心理扶貧是實現精準扶貧目標的重要舉措

精準扶貧中的“六個精準”可以確保外在資源供給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扶貧先扶志”提出了貧困主體內心資源供給的重要性,客觀上是心理扶貧舉措的必然性選擇。一切經濟現象的深層次原因都有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可以說除了生理因素之外,心理因素是導致貧困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心理學角度的“志向—追求—成就動機—自設理想目標—努力奮斗—自我實現”這一心理驅動模式對人的影響比物質幫助的影響更深遠,具有因果遞進與鏈條傳動的關系。心理扶貧通過心理輔導與知識教育幫助有一定條件和能力的貧困群體產生為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的驅動力量,激發其對扶貧政策、經濟發展措施、現代的生產方式、未來社會角色定位的認同度,從而使其自發追求美好生活,努力為擺脫貧困而展開有效行動。同時實現物質脫貧和心理脫貧是有效抑止負向指望心理和“越扶越賴”心理的關鍵舉措,是精準扶貧實現從“輸血脫貧”向“造血脫貧”轉變的重要支撐。精準扶貧進入收官階段,在改善貧困人口物質生活的同時,通過加大心理資源的供給,指導貧困群體實現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情緒情感狀態和意志品質的質變,實現精神和思想上先行脫貧,從而帶動脫貧主體真正理解和參與到物質扶貧的活動中,積極融入市場環境,形成持續取得財富的能力,是精準扶貧成效能夠實現的必然行動。

國家精準扶貧特聘專家、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呂明臻從國家扶貧政策入手,結合當地村民現狀,文化程度、地域方言等特點給青龍縣石杖子村貧困戶做“心理扶志”輔導,不僅講解了國家為什么對貧困戶進行幫扶,而且從心理暗示、家庭教育等方面對貧困戶做了激勵和指導①2018年11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實踐小組前往秦皇島市青龍縣調研農城鄉統籌發展現狀,期間一共走訪青龍縣下轄2個行政村以及5個自然村。其中石杖子村的扶貧工作因為有心理咨詢師參與更容易被村民群體所理解,幫扶對象對這種扶貧方式有著較好的反饋。。實踐證明,這樣的“心理扶貧”與物質幫助相結合,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扶貧效果。

1.3 心理扶貧是防止返貧的關鍵行動

心理扶貧可以提升扶貧的系統性,有效培養貧困人口的脫貧志氣,是提升精準扶貧實現“造血式”扶貧功效的重要內容。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以及我國過去的扶貧工作都主要以“輸血式”“漫灌式”方法進行幫扶,事實證明,這樣的扶貧工作成效有限、效率不高,部分貧困群體容易陷入“扶貧、脫貧、返貧”的怪圈。例如,2012年時,云南省ML縣有4萬余人處于貧困狀態,為完成脫貧任務,當地政府定目標、下指標,要求幾年內必須完成脫貧任務,一批企業、資金、政策和技術傾注到貧困村里,迅速提高了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但是,這種輸血式扶貧的基礎并不牢固,脫貧驗收達標僅僅幾年之后,大量脫貧村民又滑入貧困。實際上,政策扶貧“虎頭蛇尾”只是導致“返貧”的一小方面[10]。統計資料顯示,在一般年份,返貧率為10%左右,受災年份則達到20%以上,因重度殘疾、重大疾病、年老體弱致貧占40%以上。更嚴重的是,脫貧之后再度返貧并不完全是客觀因素導致,甚至有的貧困戶并不愿意摘掉貧困帽子。在現有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部分建卡貧困戶“等、靠、要”的依賴思想嚴重,不以“貧困”為恥,認為有了“貧困戶”帽子,就可以輕易或者更加容易獲得某些社會福利和優惠政策,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梢?暫時脫貧易,脫貧不返貧難?？梢哉f,“成就動機”不足,往往是導致怪圈出現的重要原因。

心理學認為“成就動機”的高低程度往往影響著一個人努力奮斗的程度,進而影響其自我設立的理想目標的實現程度。一個沒有成就動機或者是低成就動機的人,會因追求既定目標內驅力的缺乏而表現為行動上的消極被動;而一個具有較高成就動機的人,則會因具有較為強烈的追求既定目標的內驅力而采取出更為積極主動的行動。對于貧困群體或者貧困者而言,心理扶貧就是要培養其奮斗意識,激發其成就動機,使其逐漸具備擺脫貧困的主動意識并采取積極行動,從而實現由“補血式”向“造血式”扶貧的轉變。

所以,貧困群體或個人脫貧是涉及心理資源、教育資源、家庭資源、社會(人際)資源、經濟資源和自然資源等內外資源配備的系統任務,而心理資源和心理影響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因此,把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相結合,才能夠充分調動貧困群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把增強貧困對象的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作為關鍵,不斷提高貧困戶自我組織、自我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才能夠從根源上解決貧困問題,保障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力爭杜絕脫貧之后返貧現象的出現[11]。

1.4 心理扶貧是阻斷貧困代際傳承的新思路

貧困文化理論指出,處于貧困亞文化之中的人有獨特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并且被制度化,進而維持著貧困的生活[12]。在這種環境中長成的下一代會自然地習得貧困文化[13],于是自然繼承相應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和情緒反應模式,貧困文化也在世代中悄然傳遞,成為一種隱形的力量。

研究顯示,世代貧困發端于不利的外部資源,比如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基礎配套資源、家庭資源等,這些外部資源會導致貧困主體心理資源的貧乏,主要表現為價值觀念、自我觀念和追求目標等品質心理資源的貧乏。因為長期貧困,艱難的生活環境對他們的心理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損耗,貧困群體窮怕了不敢想,認為想也徒勞,也容易逐漸形成“等、靠、要、賴”的依賴心理。貧困主體的行為選擇在外部資源條件不利的限制下,又被貧乏的心理資源所影響,因此,心理資源貧乏更易成為家庭世代貧困的重要內因。

我國對貧困地區長期采取的工作思路主要是通過政府分配扶貧資源,這種直接幫扶的形式很容易因信息、措施等不精準而導致扶貧工作難以達到脫貧的目標。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水平低下是導致貧困的最主要原因[14],因此,重建個人自我認識和定位,從心理上改變貧困戶的主觀意識是脫貧的重要策略。通過綜合分析影響貧困的多重心理因素,采取心理扶貧的舉措,從扶持積極心理資源出發,進而改善或重構自我認知,增強貧困群體的內生動力,引導他們成為幸福的進取者,從而有效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2 心理扶貧面臨的困境

貧困者往往存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心理困境,即：貧困者個體和群體價值觀念、認知模式、情緒及生理、意志品質的異化和偏差。這些異化和偏差成為制約扶志和扶智效果達成的內在心理因素,導致精準扶貧效果不徹底、不持續,貧困人群始終難以獨立自主保持脫貧狀態。因此,如何通過心理扶貧達到精準扶貧的實際效果,提高貧困者的生產效率、脫貧穩定性、降低返貧率;如何通過心理扶貧落實扶志和扶智的實際需求,激發其建設美好生活的潛力與能力,促進其內生性的發展,需要在實踐困境中深入分析貧困者內在的心理狀態和影響貧困的心理因素。

2.1 價值觀念困境

價值觀念的形成除了以客觀實踐為基礎外,具有很強的主體性特征,反映的是客觀屬性與主體尺度之間的關系狀態,而且是以主體的需要和能力為尺度的。

貧困人口的群體性價值觀困境決定貧困個體更加傾向于選擇消極、保守、扭曲的自我態度、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來度過自己的一生。比如,因循守舊、得過且過、能賴就賴等價值觀是貧困個體動力不足、裹足不前,沒信心脫貧甚至不愿意脫貧的價值觀問題。在扶貧初期,貧困者主要表現出接受貧困狀態的價值觀慣性傾向,延續了世代承襲的“自暴自棄”“安貧樂道”價值觀念。隨著扶貧攻堅的深入,雖然貧困者“安貧樂道”的價值趨向有所改變,“脫貧致富”的觀念開始逐漸萌發,但其價值觀念還面臨著不穩定以及搖擺的現實狀態,在面臨深度改變處境的全新生產方式選擇時,往往“左右為難”,乃至常常作出規避變動而維持原狀的保守選擇。

以青海省XQ縣PRT村為例,該村村民常年以賣蟲草為生,過往蟲草所得收入用于消費,不投入再生產環節,而且秉持著“打工”是“沒出息”的觀念,固守看誰家蟲草挖得多、價格賣得高的傳統觀念與舊有生活方式①吳亨祺研究員通過調研青海囊謙縣傳統產業的現狀,發現囊謙縣傳統產業,包括蟲草、畜牧等產業發展緩慢,脫貧難度較大,整體貧困問題依然突出,詳細分析了傳統產業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制約要素和應對策略。見吳亨祺.淺談囊謙縣傳統產業助推精準扶貧的制約因素及對策建議[J].青海農技推廣,2018(3).。他們表現出的落后價值觀并非完全因為自然資源缺乏和不平衡的狀態,而是因為某種依賴感和不平衡感的長期存在,使其面臨著一定的被動和絕望的境地,為保護自身的心理運轉逐步形成了規避心理壓力、降低內在需要、保護心理功能的心理防御和保護機制,嚴重地阻礙了主體突破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可能。

2.2 認知模式困境

因知識、技能、資源和信息的匱乏,以及對新事物、新觀念的了解不足或不當,甚至因為當下問題的纏繞,貧困者對自身改變處境的效能往往較低,不論是生產方式還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在面臨調整時往往表現出短視或固守陳規的偏好。

例如,某縣為了幫助貧困戶脫貧,向貧困戶發放豬崽,支持貧困戶通過養豬增加收入,但是一些貧困戶拒絕給豬注射疫苗,豬得病以后也拒絕給豬注射抗生素①參見王曉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院研究員).扶貧如何扶志[N].北京青年報,2017年9月17日,理論版.。他們對大批豬崽因病死亡絲毫不覺得緊張和可惜,也從不為生豬出欄后的銷售渠道預先謀劃。這種行為不僅僅是貧困戶“因循守舊”思想影響的結果,同時也反映出這些地處深山的貧困戶從未有養豬的經歷,也不了解疫苗和抗生素是什么,是養殖常識、市場意識、資訊和新觀念缺乏導致的必然結果。

隨著扶貧攻堅的推進,新知識、新技能逐步向貧困群體滲入,雖然貧困者的認識模式發生了改變,但因為過往形成的認知基礎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資源和成本投入上,甚至體力和能力投入上,貧困者常存在反復和不持久的現象。再加之部分脫貧返貧群體,因面臨努力脫貧失敗帶來的無力感和自身資源的不足,也形成了采取規避風險偏好的不良趨向[15]。一些地方的貧困戶曾經在長期的扶貧過程中多次參與產業扶貧項目,但是往往因為無法把握市場波動而失敗。多次失敗的經歷,使他們不敢參與產業扶貧。同時,在自身處境和生活境遇方面,貧困者也常常以外歸因的方式對不利處境加以解釋,如歸咎于自然條件的惡劣、身體條件的不利、家庭處境的不良,而從自身努力和自我改變不足的方面尋找貧困原因的認識相對有限。

個體內在認識模式是在長期的成長和生活經歷和經驗中逐漸形成并穩固下來的一套內在的認知圖示,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功能失調性的模式,尤其是早期或長期壓抑的負面經驗最終被存儲在潛意識中,且不為當事者所察覺,成為支配個體行為和情緒的關鍵。這種圖示既有家庭觀念的植入、也有個人境遇的編碼;既有直接經歷的現實事件,也有耳濡目染的間接經歷。認知模式的形成非一蹴而就,因此認知模式的調整和轉化也需要長期跟進和適時調整。

2.3 情緒及生理困境

情緒是以個體的需求為中介的一種心理活動。當前,貧困者經濟收入和生活狀態的調整,為其穩定情緒和精神狀態起到了良好和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貧困群體對外部生活世界的更多了解,以及更加豐富和多元多樣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長,對其情緒和心理狀態也帶來一定挑戰。當貧困者更高層次的內在需求無法通過有效努力得以滿足,他們仍會面臨較大的挑戰和阻礙,負面情緒也會有所增多。

精準扶貧階段如何深入做好貧困者情緒的疏導,關注其心理彈性的養成和恢復,注入有效的心理資本,與經濟資助、生活救濟、產業推動等同等重要。否則不平穩的情緒狀況容易對其初步建立的有限心理資源造成負擔和損耗,導致他們更難實現心理狀態的長期積極穩定和理性平和,阻礙其在任務難度更大的事情上投注更多的努力和心理能量,久而久之也容易出現自我觀念異化、壓力調節失衡等現象,進而導致“扶志”和“扶智”的失效,“等、靠、要、賴”的心態無法根除。

此外,相當比例的貧困群體還受到生理方面的限制,在貧困者個體和群體的情緒疏導和心理資本培育上,還要避免在心理扶貧對象、目標和方法等方面生搬硬套,給扶貧對象造成心理上的無助無力感和荒唐感。以重慶萬州區團結社區為例,該社區共有貧困戶120戶441人,至2018年底已脫貧95戶,378人,脫貧率已經達到85.7%②2018年12月作者實地調研萬州區團結社區精準扶貧和互聯網扶貧的實際效果,團結社區建立了數字化的脫貧展示墻,采用信息化的方式將幫扶對象現狀進行追蹤和比對。。但是,這441人中包括五保人員7人,城市“三無”人員23人,特殊困難家庭54人,一二級殘疾42人,優撫對象27人,在貧困人數中占比高達34.7%。這些困難群體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傷殘人士,他們因為生理或家庭缺陷喪失了勞動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還常常受到他人歧視,心中難免會有較大的負面情緒。對這類群體很難通過“扶志”或者“扶智”幫助他們在自我發展中獲得根本性的改變,而應該給予更多的“心理安撫”和“情緒慰藉”,以社會福利和救助制度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2.4 意志品質困境

在國家長期扶貧政策的推動下,貧困者希望改變自身現狀并努力追求富裕的心理和行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發。但因為致貧因素的交織性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復雜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絕大多數貧困者在獨自面對市場壓力和高挑戰任務時,還依然存在堅韌性不足、意志品質有待提升等狀況。

部分貧困者因長期處于短期目標的追求過程中,較少體驗到追求長遠目標帶來的成就感,也不利于形成相對穩定且持久的堅強意志品質。某些貧困村自然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薄弱、生產方式相對落后,扶貧是“一扶就好,松手就倒”,這一情況導致貧困者很難在暫時看不到結果的當下堅持努力。他們面對人生的成功與失敗難以對深層次的經驗和教訓做出總結,無法從經驗中找到自我調整和改進的方向。所以脫貧意志的強弱對貧困主體的行為選擇有著重大影響。

例如,湖北省鶴峰縣一位駐村工作隊隊長說,有些貧困戶產生了“日子過不下去有國家兜底”的心態,“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的現象并不鮮見?！按謇镉袃蓚€年輕單身漢,并沒有喪失勞動能力,卻連自己的茶園都荒著,基本不搞生產,得一天過一天,坐等當五保戶。我們曾多次前去做工作,可他們就是不行動?！雹賲⒁娮T元斌,劉碩,孫亮全,向定杰.貧困戶：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J],半月談,2018(1).

由此看出,貧困者意志品質是在長期生活、生產和社交環境中形成并固化的心理特征,對扶貧效果和個體的理想信念有著密切影響。如何徹底打破長期形成的個人或者群體性的不良意識,然后培育和鞏固積極、主動、樂觀、被廣泛信任的意志品質是對扶貧實踐活動的重大考驗。

3 心理扶貧的對策研究

心理扶貧是對扶貧“扶志”內涵的具體化和理論化表述。開展心理扶貧意在通過鼓勵、培訓、安撫等等舉措,幫助貧困群體建立對自我更加準確的認識,圍繞精準扶貧當下的需求和問題,兼顧“扶志勵志”“人格重塑”“健康心態”等等心理特征,思考當前貧困主體心理特征以及在精準扶貧中的幫扶對策,探索提升內在心理資源、引導健康價值導向,進而從改變深層認知、疏導不良情緒、培養堅強意志品質、提高知識文化技能、健全完善評價與監管體系等角度,研究心理扶貧的實現路徑。

3.1 心理扶貧重在培育健康的人格和心態

貧困群體的內在心理感受和改變動機影響著其對外部扶貧干預的反應和行動,是提升精準扶貧效率的關鍵環節[16]。影響貧困主體的行為選擇的人格、心態、認知模式、情緒及心理資本、意志品質多個方面心理因素是我們社會現實中的著力點與作為之處。

貧困群體大多生活在同一區域,獨特的居住方式促進了貧困群體間的集體互動,從而使得與其他人在社會生活中相對隔離,這樣就產生出一種偏離社會主流文化的亞文化——貧困文化[17];而這種亞文化通過“圈內”交往而得到加強,并且被制度化,進而維持著貧困的生活的狀況[18]。在這種亞文化圈的影響下,部分貧困群體甚至特定區域的全體貧困戶不以貧困為恥,進而依賴和利用貧困身份向扶貧組織、扶貧企業和各級政府要資金、要補貼、要物資。

開展心理扶貧意在針對這樣的現象,以重塑人格、健康心態、培育恥感為導向,進行有益探索。比如,以往對貧困戶的識別和評定往往以公開的方式進行,其結果也通過多途徑對外公示,這一情景雖然會對被公示群體的心理感受造成影響,但是也給部分本身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帶來了社會輿論批評和壓力,有利于打破其安于現狀的懶惰心態和扭曲人格。貧困群體被戴上“貧困戶”這頂帽子后對自己貧困戶的身份和社會地位認識體會更加真切。

事實上,各地基層政府日益重視對貧困人群的心理輔導。通過加強對農村貧困人群的宣傳教育,培育對貧困的恥辱感,激發追求幸福的心理資源,扭轉外界環境對貧窮現狀的印象,轉變自身視貧困為理所當然的心態和價值觀,憧憬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增強主動脫貧的內生動力,全面減少依賴“輸血式”扶貧模式的狀況。比如,多地政府和扶貧組織嘗試通過“鄉村家規家訓進萬家”活動,發揮鄉規鄉約、傳統文化、家族圈、民俗民風的積極作用,解決心理資源貧乏表現出的共性問題,克服守株待兔式的心理障礙,構筑貧困人群的心靈家園。中國科協、云南省等通過建立科技扶貧網絡,采取一帶一的“結對子”方式,在提供技術理論、信息咨詢和科技服務之外,還長期對貧困人群進行心理幫扶,著力解決人格、心態、心理資源貧乏表現出的共性問題,給封閉的生活環境和郁結的心理狀態帶來新風氣、新變化。

此外,心理扶貧的教育、公告、激勵等措施要因人制宜。有必要提升對喪失勞動能力貧困群體的識別精準度,將這類群體與“等、靠、要、賴”懶惰群體區分開來。不僅要重視對這部分貧困群體的物質保障,更要關注對這類群體的情感慰藉。防止在宣傳、公告公示、樹立典型等過程中對部分失去勞動能力的貧困戶自尊心帶來傷害,造成人際敏感、抑郁、焦慮、偏執等消極現象。通過施行心理疏導和安撫,降低抵觸情緒,緩和緩解易感群體的心理問題和精神壓力。

3.2 心理扶貧要著重激發貧困群體內生動力

在重視經濟建設的同時,要注重貧困區域和貧困人口的思想文化建設。首先,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等多種方式,將現代的生產和生活理念輸入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心里,如當前正大力開展的“美麗鄉村”建設。其次,發揮脫貧致富榜樣的引領帶動作用,將榜樣人物、榜樣故事從“天邊”拉近到“身邊”,從“宏觀”拉近到“微觀”,用貧困群體可接受、可模仿、可比較、能信任的方式塑造榜樣、培育榜樣、宣傳榜樣、運用榜樣。第三,注重改善貧困區域和貧困人口的社交圈,豐富貧困區域的社會活動,營造人人不甘落后的進取氛圍,將貧困群體建成一個內部相互支持、同步發展的共同體。

四川PX縣已經在扶貧工作中運用上述方法。他們經常邀請扶貧工作人員、成功脫貧人士、創業成功小微企業家等給貧困人群開展座談和指導,介紹本地經濟發展方面的信息和他們的成功經驗,傳授實用性知識和技能,提供擇業、創業和增收的機會,引導和激發貧困群體形成進取向上的意識,樹立勤勞致富、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思想觀念,讓他們能夠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來創造財富,創造未來美好的幸福生活。

3.3 打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環境、平和理性的情感氛圍

個體心理狀況和情緒情感的穩定和平衡,有賴于環境的公平和穩定,對于貧困群體,更需要創設公平和穩定的政策、制度及評價保障環境,以利于形成穩定平衡的心理狀況,克服心理因素導致的返貧。過往研究顯示,不公與貧困之間存在一定聯系[19],也嚴重影響了脫貧志氣的樹立。

首先,營造公開公平透明的政策環境。加強扶貧的教育宣傳,公示公告國家給予貧困戶的扶貧政策,公開公告貧困戶享有的扶貧政策,實現對國家扶貧政策的公平享有,感恩黨和政府,又接受群眾監督與爭取脫貧的緊迫感。以安徽HN縣為例,2018年5月HN縣政府出臺了《關于完善扶貧資金項目信息公開和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一方面,加大扶貧信息公開力度,強化扶貧資金監管,確保項目在陽光下管理,資金在陽光下運行,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從心理扶貧的角度來看,與貧困群體利益相關類的信息的公開和共享,能夠激發貧困群體的參與意識,增強貧困群體的集體參與度。

其次,對貧困戶的幫扶應設立分級幫扶制度,根據貧困的原因和程度對貧困進行更精細化地分類和識別,進而為精準幫扶提供有效依據。以往,已有研究將貧困劃分為慢性貧困和暫時性貧困,慢性貧困有進一步區分為無力型貧困和并發型貧困,暫時性貧困區分為沖擊型貧困和過渡型貧困[2]。對于不同類型的貧困,應做到精準識別、有效區分、分類扶持,實現扶貧資源的有效配給。例如,安徽省在精準扶貧思想指導下通過建立農村貧困家庭評估指標系統①《安徽省扶貧辦關于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皖扶辦〔2015〕32號文件。,針對不同貧困等級的貧困家庭建立完善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農村養老保險保障制度;與此同時,通過加強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建設,構建“四提高、三保障、兩免兩降”+“351兜底”綜合醫療保障體系,開展貧困人口大病慢性病分類救治,精準減輕減免了特殊貧困人群的醫療負擔。

再次,應進一步完善基礎的生活底線保障體系,制定貧困戶退出機制。在給予貧困戶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適度配給資源,防止其產生“等、靠、要、賴”心態。對于有勞動能力、但“等、靠、要、賴”心理嚴重的貧困人口,進行精準引導和幫扶,創設條件幫助他們依靠自身努力和勞動去獲取政府更有力的資助,同時要求其履行相應的義務,也要有脫貧的責任感,以改變貧困者不需要通過自身努力就可以獲得資源配給的狀況。例如新疆昌吉州執行的14種情況不能選為貧困戶、塔城地區建檔立卡簽訂貧困戶履責盡義自我管理責任書和吉木乃縣提出的貧困戶在幫扶期間的“十不準”都非常有借鑒意義。

第四,優先考慮以獎代補的補助方式,把政策補助資金頒發給優秀貧困勞動能手,鼓勵貧困人口發揮主觀能動性,從實際出發提高生產效率。實施有償的獎懲制度,獎勵先進的脫貧能手,對于“等、靠、要、賴”的群體應根據實際情況酌情減少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其它的資助,形成具有良性循環的補助方式,激發懶賴貧困戶的良性競爭意識和自力更生的行為實踐。

3.4 提升貧困家庭子女勞動技能和價值觀方面的受教育水平

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爸斡蕖焙汀胺鲋恰钡母臼侄问前l展教育,就是要通過教育來提升勞動者的綜合素質[20],提升貧困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尤其是青年、青少年群體健康積極的心理和努力擺脫貧困戶的主觀意識。

切合農村或者貧困地區實際,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根據“按需設崗、按崗招聘、精準補充”的原則精準補充貧困地區師資,開發有針對性的心理幫扶培訓體系和培訓方案,采取分層培訓、多級指導、校本研修、網絡研修等多種形式[21],提升貧困地區教師整體水平。從義務教育為切入口,構建覆蓋各階段、多主體、全方位的教育扶貧體系,對嬰幼兒、兒童和青少年、青壯年等不同年齡段群體實施有針對性的啟蒙、強化分類教育、精準教育、長期教育。在培育青少年和青壯年掌握脫貧致富本領和專業技術技能的同時,心理扶貧的重點是通過多種形式的行動輔導貧困家庭子女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移風易俗改變過去延續多年的陋規惡習,進而幫助貧困群體下一代不再繼承消極、保守、懶惰的不健康心理,阻斷貧困心理、貧困意識、貧困觀點的傳承。

3.5 構建多主體參與的綜合性幫扶綜合體系

心理扶貧需要多元化主體的參與。首先,引導鼓勵社會多種力量投身扶貧事業,搭建好貧困群眾幫扶需求和社會各界幫扶意愿有效對接的工作平臺,努力形成思想扶貧、觀念扶貧、技能扶貧相結合的大扶貧支持格局,能夠切實針對不同致貧癥結精準下藥。探索心理扶貧方面的指導政策,建立和完善社會心理資源參與機制,調動各方面的資源投入與專業人員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現有的各類心理健康專業力量的資源,從社會公益、專業援助、精神救濟、愛心支持、思想引導等方面,多角度介入、研究、調整和改善貧困人群的價值認識、認知修正、情緒調節和意志培養等方面的心理能力,做好貧困群體的心理教育培訓與心理疏導,從而使積極的心理資源得以激發和利用。

其次,在扶貧項目以及扶貧管理的相關組織中,幫助培訓扶貧工作者掌握一定的心理咨詢、心理輔導的技能,對貧困人群進行精準心理指導。比如,選派具有一定教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等專業知識的村(社區)扶貧干部和基層教師,選拔心理、思政專業的支農支教大學生,經過系統專業的培訓和考核,為貧困人群提供心理扶貧服務,從而推動扶貧工作中心理健康咨詢向心理扶貧行動轉變。這些具有專業技能的心理扶貧工作人員能夠更加有效的指導幫扶對象調整心態,轉變觀點,提升創業、就業獲得感。他們運用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的工作思路和手段,既能給予貧困人群物質生活的幫助,也能扶持廣大貧困人群積極的心理資源,使他們的精神世界感受到溫暖[22-23]。

第三,高度關注貧困群體的獨特個性特征和深層次情感,加強對相關問題和群體的理論研究,并在實踐指導中走進他們的心靈深處,尤其重點關注“三留一外”等特殊心理弱勢群體,給予其更多心理關懷,杜絕心理惡性事件發生。例如,保定市南唐梅村構筑“愛心驛站”,盯準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問題,注重孩子的心理救助,及時給與孩子更多心理關懷,開展積極健康的心理引導。

3.6 將心理扶貧成效納入到扶貧工作評價范疇

有關方面要將對貧困群體的心理幫扶納入扶貧工作的考核范疇,從心理扶貧工作定性評價、定量指標、執行督查、約束事項四個方面進行評價。首先,定性評價要求心理扶貧工作人員依據相應原則以及幫扶群體的客觀現狀,對貧困戶進行篩查,根據其心態、觀念、思想情況及其嚴重程度進行分析、判斷和定性并建立檔案。第二,在定性評價的基礎上制定定量指標,定量指標要體現個性化,精準到村、到戶、到人,心理扶貧工作過程及其頻率要落實到月、到天、到小時。按照定量指標和工作計劃,定期開展心理健康服務,對幫扶對象進行一對一的心理輔導和關懷,才能從心理層面上解決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等問題。

形成常態化、標準化的定期督察制度和不定期的專項檢查制度。定期督查包含自我檢查、上級部門督察、第三方部門評估三種形式,從而有序地推進心理扶貧工作?？梢灾贫▽ｉT的定期督查計劃,也可以成為整個扶貧檢查工作的一部分,納入到扶貧成效定期檢查和評價的范圍中。專項督查則是針對貧困人口的心理扶貧、思想幫扶工作任務的專項檢查,由專門的督查小組靈活、積極介入并對心理扶貧工作進行專業的指導。心理扶貧專項督查不僅是事后評估和發現問題,更要事前參與劃策,事中指導彌補漏洞,調整和完善心理扶貧工作方式方法。

心理扶貧重視結果導向必然要求建立相應的約束機制,才能確保正向激勵的合理性和真實性,才能真正營造“脫貧致富貴在立志”的氛圍[24]。約束事項是防止扶貧工作人員對存在心理問題的貧困人口情況不予上報而引發不可預料的事件而設置的規定。在扶貧工作中,貧困人口的心理幫扶工作比物質幫扶工作更具有挑戰性和不可控性,工作成果因人而異而且容易受個人主觀意愿所影響,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工作人員為了追求高效的工作成果或因其他因素而對存在心理問題的貧困人口不予上報,進而導致脫貧工作出現“不精準”的問題。對此設立相關的問責制度,明確在幫扶過程中各級各部門的工作職責和要求,避免出現瞞報、謊報、不報的情況,使各級部門和工作人員的任務始終處于能夠被追蹤的狀態,防范任務行為脫離責任機制的監控。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和技術對心理扶貧實踐行動進行評估,發揮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高新技術在區域協同、群體協同、時間協同等方面的優勢,促進落實扶貧工作主體責任,豐富和改善扶貧工作落地方法,提高扶貧和防止返貧的工作成效。

4 結論

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證明,我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完成城市、鄉村的硬件設施改造;社會生產力得到釋放后,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社會財富,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小康水平。但是,人們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健康心理、積極心態卻難以在幾年、幾十年、甚至一代人的時間內養成,這些問題在貧困群體之中尤為突出。因此,一方面要承認心理扶貧不是立竿見影、一勞永逸的扶貧運動,另一方面有必要做好長期開展心理扶貧的準備,要充分考慮改變心理認知和慣性的艱巨性、復雜性和反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