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泰山文士仕宦問題探析

盧修龍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中國北疆民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金朝有如此成就是諸多因素的共同結果，其中“士”或“士人”這一群體則是很關鍵因素，尤其漢族士人。目前，關于金代漢族士人研究成果頗豐，但有關金代泰山文士這一群體學界關注較少，僅有聶立申先生對泰山文士做過較為系統的論述①聶立申先生關于泰山文士研究成果有《金代名士黨懷英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金代泰山文士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金代泰山名士稽考》（2015年版）等專著，以及《金代文士劉長言家世生平考》（《泰山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金代泰山文士交游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等文章?！疤┥轿氖俊边@一群體名稱也由聶先生提出。所謂“泰山文士”是指金代女真族統治時期以泰山（廣義上的泰山，即泰山山脈及支脈所包括的范圍）為依托，在泰山及周邊所誕生和活動的文士群體。（參見聶立申：《金代泰山文士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本文所指“泰山文士”僅限于生于泰山及其周圍地區的山東文士，而曾任職或游歷該地區的非山東籍士人不在其列。。故筆者不揣筆陋，擬在先賢研究基礎上，就金代泰山文士的入仕途徑、授職以及入仕意義等方面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指正。

一、金代泰山文士的入仕途徑

金朝任用漢族士人為官的方式很多，如直接賞官、科舉、蔭補、薦舉、仕進補遺等，其中直接賞官和科舉是泰山文士最主要的兩種入仕方式。

直接賞官，是指金朝通過掠俘、扣使、并地、吸附等方式將泰山文士納入金國政權統治范圍內，由金帝直接賞予官職，授予對象是原隸屬于北宋或偽齊政權的官員，主要發生在金太祖至金熙宗前期。金國建立后，先后滅掉遼和北宋，與趙構建立的南宋形成新的南北對峙局勢。在戰爭過程中，金虜獲大批漢族士人，其中不乏泰山文士，這些人被直接授官仕金。如濟南人李之翰，“宣和末擢第?！瓏茮持?，縛見元帥，誘之使降；語及君臣之際，辭情慷慨，自分一死，帥憐之，遂被錄用”。［1］（P394）金朝河北西路下轄“府三，鎮二，防御二，刺郡五，縣六十一”［2］（P602-605），洺州受三府之一真定府節制。金南下滅北宋時，完顏宗翰（粘罕）任西路軍統帥，所以“元帥”應該是指完顏宗翰。此前，在宗翰俘獲的漢人中就有泰山文士仕金的情況。宋靖康元年（1126）九月攻取太原時，完顏宗翰生俘文士張孝純，不久“釋而用之”［3］（P59），在宗翰帳下效力行事。

金宋戰爭中，大量土地納入金朝版圖，尤其廢除偽齊政權后，山東、陜西以及河南等部分地區直轄于金朝。［4］原供職于偽齊的泰山文士被金朝統治者直接授予官職，為其服務。范拱最初為劉豫賞識，“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弥?，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R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為官屬”，同在偽齊任職的劉長言經范拱推薦，“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5］（P2312-2313）此外，馬楊、馬定國、朱之才等曾入仕偽齊的泰山文士都由金朝直接賞官。

自隋唐以降，科舉入仕成為士人邁入仕途的一條重要途徑，金朝亦不例外。金天會元年（1123）十一月，金朝頒行實行科舉考試的詔令，并且在次年二月首次開科［6］（P21），將漢族中優秀文士納入統治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開科考試對象僅限于遼人和黃河以北的北宋舊民，直到天會十五年（1137）偽齊政權廢除前，金朝都尚未直接統治黃河以南地區，故在金太宗天會年間的六次開科中并沒有泰山文士參加。此期間泰山文士可能參加劉豫偽齊政權的科考，劉豫在偽齊阜昌四年（1134）和七年（1137）都曾策進士科。張莘卿在阜昌六年（1136）初次應試奪得鄉試第一，鄉人以“及得其所試詩賦策論傳之，莫不畏服”［7］（P1362）。到了第二年金人廢除偽齊政權，將黃河以南地區直接納入金朝統轄，實行金朝科舉政策。

金朝在山東地區實行科舉分為兩個階段：“南北選”①關于金朝前期南北選問題，目前學界對其開始時間、地域范圍等存在爭歧，有三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南北選”是金太宗在天會五年破遼滅宋之初，根據兩國科舉科目的不同，區別原遼、宋地域而推行的分籍取士制度。（參見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南京考選委員會，1936年，第198頁；陶晉生：《金代的用人政策》，《食貨月刊》第8卷，1979年第11期。）第二種觀點認為“南選”始于天眷二年，與汴京行臺相始終，以黃河為界實行的取士方法。（參見趙宇：《金朝前期的“南北選”問題——兼論金代漢地統治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之賡衍》，《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第三種觀點則中和前兩者看法，認為“南北選”制度在熙宗朝發生過“重大變化”，兩選從天會年間的以遼、宋為分轉變為天眷之后的以黃河為界。（參見李玉年：《金代科舉沿革初探》，《東南文化》，1998年第1期。）時期和“南北合為一”以后。泰山文士參加金朝“南選”時間始于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次年正式開科取士，至天德三年（1151）下詔宣布廢止“南北選”為止，共考試八次。目前有史料記載因“南選”入仕的泰山文士有七人：濟南長清人閻俊，“行臺南榜”［8］（470）；文登人郭長倩，“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9］（P2720）；密州人黃從龍，“亶時經義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10］（P630）；濟南人王繪，“皇統九年，繪就試回，待榜之次，胸次芥蒂”［11］（P314）（《中州集》卷8《王太常繪》載“天會二年進士”有誤，此時金朝尚未在山東地區地區實行科舉制度）；博州人劉瞻，“天德三年南榜登科”［12］（P80）；莒州人張莘卿“四登鄉書，三為舉首，遂中天德三年甲科”［7］（P1362）；曹州濟陰人賀揚庭，“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13］（P2151）。這里“南榜”即“南選”，“行臺”則是指汴京行臺，二者連稱表示南選由這一行臺主持。［14］《金史·選舉志》記載：“（天德）三年，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苯鸪谔斓氯陱U除“南選”，實行統一的科舉考試，但該年榜單仍見“南選”進士以及經義科及第者。據此，趙冬暉先生認為天德三年可能只是下詔宣布廢止“南北選”，而南北通選的實際施行應始于次科，即遷都燕京后的貞元二年科，［15］（P214）此言甚是。所以天德三年得以登科的三人應歸于“南選”階段，但該時期及第者人數還是相對較少。

南北通選后，山東地區及第進士則愈加增多。最早見于史書記載的泰山地區進士是張萬公?！督鹗贰繁緜鬏d：“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保?6］（P2101）其后莒州日照縣人張暐，“博學該通，登正隆重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金世宗即位初，敕詔“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泰山文士登科人數猛增，“約進行選舉十次，取士七百余人，可考漢人進士計有一百七十五人，其中泰山文士約為七十九人，占漢人進士總數的45%?！保?7］（P37）其中東平人賈益謙、奉符人王頤、奉符人黨懷英、淄川人李楫、歷亭人孫鐸、莒州人張行簡和張行信兄弟等皆在其列。在金朝考試科目中，“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18］（P1131），而泰山文士多以詞賦為主，如大安十九年，李楫以詞賦進士第；貞祐三年，張安適詞賦科進士。泰山文士以詞賦登科，與泰山地區濃厚的文化氣息緊密聯系。

二、金代泰山文士的授職

金朝皇帝直接賞官予泰山文士，其所授官職不一，有授行臺尚書省職者，如范拱、劉長言等；有隸本州知州者，如李之翰；有為縣令者，如馬楊?？婆e進士授官“皆吏部統之，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以聽制授。凡進士則授文散官，謂之文資官；自余皆武散官，謂之右職，又謂之右選。文資則進士為優，右職則軍功為優，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保?9］（P1157）金朝對進士優遇有加，凡進士及第即授予文散官。泰山進士釋褐后，一般授主簿、軍判、防判等七品以下官職，后按資歷升遷，而狀元地位較為特殊，釋褐后即被授予從七品應奉翰林文字之職。

金初實行南北選時，“南選，初除軍判、丞、簿，從八品。次除防判、錄事，正八品。三除下令，從七品。中中令、推官、節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從六品。北選，初軍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后并上令，通注節度判、推官?！保?9］（P1160）可見北選進士在官職授予上優于南選進士，北選者兩除便能擔任縣令一職，四除可通授上令，而南選進士則需三除才授予縣令，五除才升任為上令。由南選入仕的泰山進士似乎受到君主的格外恩寵，并不局于此定式。濟陰人賀揚庭南選及第后，“調范縣主簿兼尉”，本是北選者才能擔任縣尉一職，身為南選泰山進士也能兼任。莒州日照縣人張莘卿，“初任徵事郎、河州防御判官?！保?1］（P1362）張莘卿初職與南選定制的最初授職不同，為正八品河州防御判官，這應該是授官從優的結果，因為張莘卿當年為南榜一甲第二人，同時也可能與統治者華夷觀念轉變有關。海陵王即位后明確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為正統”［20］（P1883），“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21］（P223）。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儒學之鄉”的泰山進士自然會受到照顧，不必限于南選定制。其后張莘卿“改濮州軍事判官。丁父憂，服除，再為河州防御判官。終更調單州魚臺令，又調萊州膠水令，數月被選為國史院編修官，又入翰林應奉文字?？紳M，補鎮西軍節度副使兼嵐州管內觀察副使，散官由徵事郎凡十三遷，至是為朝散大夫、勛騎都尉、爵縣男、食邑三百戶、佩服金紫?！保?］（P1362）不知何因，張莘卿被調任為濮州軍事判官，但是喪期滿后又被授予河州防御判官，之后接連升任，三十月為任期的職事官，用了僅數月，最后官至從五品的鎮西軍節度副使。

南北選為一，實行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軍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軍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軍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軍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縣令，回呈省?！保?9］（P1157）如東平府東阿縣人張萬公，“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穎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保?2］（P2284）張萬公登第后初職授縣主簿，服除，仍任縣主簿。莒州日照縣人張暐，“登正隆重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保?3］（P2327）東平須城人黃久約，正隆五年進士，“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保?4］（P2123）以上泰山進士釋褐授官皆與正隆元年格相符。金世宗朝后，進士授官政策發生多次調整，“大定二年，詔文資官不得除縣尉。八年格，歷五任令即呈省?！懙v三年，狀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征事郎”。［19］（P1161）雖略有變化，然泰山進士初授和二任官職遷轉仍以主簿、軍判、縣令等縣官為主。大定十年（1170），黨懷英“擢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汝陰令”。［25］（P130）張翱，大定十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解鹽司副使”。［26］（P543）由上可見，大多金代泰山進士至少要擔任兩任縣級職官，充分發揮文化精英在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

三、金代泰山文士的入仕意義

泰山文士作為漢族士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活躍在金代的政壇和文壇等領域，而入仕金朝的泰山文士一定程度使漢族官員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與女真官員共同治理國家，在儒學的傳播、華夷觀的淡化以及國家治理等方面貢獻力量，促進中華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

第一，促進儒家文化在北方地區的傳播和普及。興起于中國北疆的女真族對中原地區儒家文化接受程度較之宋自不待言，即便契丹也遠高于女真，統治者為擺脫落后文化形態，主動吸納優秀漢族儒士，建國初期實行“借才異代”政策?！敖鸪鯚o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先后師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異代也”。［27］（P107）這些借代人才中，不乏有較高儒學修養的泰山文士，他們是這一時期儒家文化在北方的承載者。同時金朝“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大力推行科舉，儒家文化在金朝統治范圍內得到進一步傳播和普及，而泰山及周邊地區“近圣人之地”，“自古民風就素有人好儒術，人情樸厚、尚詩書，尚儉素的美德”［28］（P20），是儒學的重要源地，泰山文士應舉入仕對儒家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

泰山文士傳播儒家文化的途徑主要有二：其一，參與政權建設，倡導儒學儀禮。莒州張氏家族是典型代表，《金史》撰者贊曰：“張暐、行簡世為禮官，世習禮學。其為禮也，行于家庭，講于朝廷，施用于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于古乎?！保?3］（P2334）張行簡修訂宰執答拜禮，確定“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賀，起立答拜”禮法；其父張暐“任奉常春宮，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并編纂《大金集禮》一書；其弟張行信倡議袝享太廟四十四禮，宣宗特賜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以作獎賞。其二，擔任或兼任學官教授儒家經典。金朝在中央設置國子監作為全國最高教育機構，設有祭酒、司業等職，擔任國子監的漢族進士不在少數，其中泰山文士黨懷英仕進后就曾擔任過國子祭酒，“掌儒學訓導之政”，總管國子學、太學，傳授儒家經典。還有不少泰山文士如董積躬、張暐、黨懷英、趙愨、孔端甫等都曾在國子學、州學、縣學中擔任博士、助教、教授等學官?？傊?，泰山文士“是儒學的堅守者和文化的傳播者”，［28］（P143）他們“秉承仁孝治世理家的傳統思想，自律修身、勇于直諫、為政清廉，在維護道統的同時，還體恤民瘼，賑濟百姓，關心民間疾苦，始終堅守著舍生取義、忠貞守節的儒家風格?！保?9］（P133）“這些進步與發展，無疑與本地士人的崛起密不可分”。［28］（P10）

第二，淡化華夷觀念。華夷有別由來已久，金朝肇興，漢族士人面對夷狄之君有著本能排斥，他們或隱或逃以存其志。這些人如遼初士人一樣，“共同之處在于對漢族政權的深深眷戀，對漢族文化的無限懷戀”［30］。但宋高宗趙構寵信奸臣，一味以委屈求和換來安寧，簽訂“紹興和約”，并且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讓漢族士人大失所望。加之金朝早已實行科舉取士，儒學在金境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構建起了漢族士人的普遍認同感，他們重新闡釋“華夷之辨”，泰山文士也在這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趙秉文在《蜀漢正名論》曰：“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睋Q言之，中國和夷狄的角色可以相互轉換，而這個轉換標準就是“禮”，即儒家文化；繼而又言“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31］（P196）由此來說明族類與地緣不是判定“中國”的標準，正統王朝需兼具“知禮”和“天下心”兩項標準，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無疑是符合要求的。同時代的黨懷英在《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廟碑》中說“皇朝誕應天命，累圣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32］（P1504）碑文對金王朝極力贊美的同時，也說明當時部分士人對金王朝有著自覺認同感，是“夏”非“夷”。文士元好問多次使用“中州”一詞，并易書名為《中州集》，“中州”指地域概念，但“地域屬性背后仍然是國家屬性”，其亦是金王朝的代稱，“很好地體現元好問等人心中的正統觀?！保?3］可見當時漢族士人的夷狄觀念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金末，面對元人軍事進攻，仕金的漢族士人高喊“忠臣不佐二主”［34］（P2653）口號，以表露對金朝的忠誠，捍衛士人名節，維護金朝的正統性。

第三，維護和穩定政權方面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泰山文士盡管在金代官僚隊伍比例不高，但他們才學出眾、能力超群，活躍在金代政壇各領域，不僅在地方治理上政績突出，而且升任高品官員者眾，甚至部分升至宰執，如侯摯、賈益謙等，輔佐君主并參與各項制度的制定以及重要政務的處理。莒州張氏父子在完善金朝禮儀制度的同時，也多次參與朝議，向皇帝建言獻策。張萬公退居后，“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保?2］（P2888）泰山文士釋褐后一般先擔任地方基層官員，具有深厚文化素養的他們在維護和治理地方貢獻力量。祖籍濟南的李平父（遹），“釋褐城丞。吏畏民愛，雖老于從政者，莫與為比?？h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平民?！保?5］（P2908）山東東路的即墨縣，“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胡景崧遷任即墨令后，“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為之帖然”。［36］（P2904）這些文士運用自己的才能將地方治理得井然有序，維護了金王朝地方政權的運轉和穩固。亦如學者所言“他們的存在，無疑為金朝宣助風化，穩定社會起到了關鍵作用”。［28］（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