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列女傳》對傳文體式（例）的新創造及目錄學意義

袁啟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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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列女傳》對傳文體式（例）的新創造及目錄學意義

袁啟楨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劉向編撰的《列女傳》，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記述女性事跡的傳記類文學作品。其對傳文的體式有了新的創造，創造了按不同的主題分類記述故事的整體敘事結構，具有重要的目錄學意義。同時獨立單行的紀傳體例不僅將列傳從人物傳記類文體中區分開來，對雜傳文體體式的固定也有開創之功。除此之外，《列女傳》這種“列傳”體例也蘊含了內在的目錄學精神和意識。

《列女傳》；創類；紀傳體例；目錄學

一、“以類相從”金字塔型的整體結構

《列女傳》根據女性的道德品行進行分類，一共分為七類，分別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每一類下都陳列相應的故事來說明分類的依據，每一類下有十五傳。因此《列女傳》在結構上很像金字塔型[1]，也很像現代的目錄，一書之下有多個章節，而每一章節下又有著許多具體的內容?！耙灶愊鄰摹笔恰皠⑾蛩鶖⒘咂币恢彼裱臏蕜t，《列女傳》當然也不例外，這樣的分類自然有其原因和目的。劉向所處的時代正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階段，宦官、外戚專權，皇權旁落，劉向作為皇室親屬看不慣如此禮崩樂壞的情景，因此他需要上書來提醒皇上并以此來貶斥“亂臣賊子”。既然是上奏給皇上看的，這就要求《列女傳》必須要有一個條理清晰并且系統的結構，便于皇上了解自己的意思。同時以女性的道德品德進行分類，通過對女性的或褒或貶起到間接貶斥時政的目的。

當然，劉向“以類相從”的編撰方法似乎可得見先秦諸子論說體的影子，事實上劉向的創類意識確實也繼承了先秦的諸子論說體，但是劉向并未拘于此，而是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了突破。先秦諸子出于辯難、論說和增強說服力的需要，常常首先提綱挈領提出自己的論點（經），然后如《韓非子·說難》一般廣舉“異事之同類者”以助佐證（說），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韓非子的《儲說》，因此諸子論說體也被稱為“儲說”體。但是先秦諸子的論說出于說理的目的只是簡單地羅列故事，并無一個嚴整有序的結構，它們只是服務于論說者所提出的“論點”。而劉向受先秦“儲說”體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嚴格地按照“以類相從”的創類意識來進行分類，把在故事內容和內容主旨相近的故事分在一類，使得全書的結構更加明晰，也能更好地體現編撰者的用意。劉向根據古代女性的品德事跡將全書分為七類，自成體系，為后世人物傳記的編寫提供了借鑒。

《列女傳》“以類相從”的金字塔型結構體式，如前所述共分七類，即七個章節，每一個章節下又各有十五傳，每一傳后又各有一首傳后頌詩，形成了一個嚴密完整的整體結構。換言之，《列女頌》即是我國早期的書籍目錄形式[2]。我國早期的目錄可以追溯到《詩》《書》之序[3]，而最為典型的是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4]?！短饭孕颉肺挥谌珪哪┪?，整篇序簡述了《史記》各篇章旨意和篇目名稱，起到了目錄的作用。例如：“李耳無為自化，清凈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敝哉f《列女頌》就是《列女傳》的目錄，是因為《列女頌》和《太史公自序》在體例上很像，也具有目錄的功能。雖然古本《列女頌》的原貌今已不曉，但是根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為“《列女傳》第八篇為頌義”，古本《列女頌》單獨成篇，也是放在書的末尾，只不過后來被拆分到全書當中。南宋蔡驥將其拆分為三部分，散入全書，分別為：頌義大敘、頌義小序和傳后頌詩。并“將頌義大序列于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后”。頌義大序今已失傳，其貌不詳。但是根據“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后”不難推測頌義小序應該是對《列女傳》具體分類的解釋，而頌詩則分散在傳之后起著簡述篇章旨意的作用。雖然《列女頌》原貌已經不可考，但105首頌詩原本位于一篇之中，要準確地將這些頌詩分散到具體的傳之后沒有一個篇名則是無法做到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每一首頌詩之上應該都有其對應的篇名，只不過在散入傳時因與傳名相同而省去了。因此可知，《列女頌》不僅具有簡述篇章旨意的功能，還有具體的篇目名稱，體現了其作為目錄的功能，因而可以得出：《列女頌》無疑就是《列女傳》的目錄。

但是，一直以來，人們在研究《列女傳》的時候，往往只注意到了劉向的整理校訂之功，或者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書中具體的故事內容是否為劉向撰寫上，對《列女傳》的結構體式和《列女頌》在目錄學上的價值和意義沒能足夠重視，所以繼續探討和研究《列女傳》在目錄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無疑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二、《列女傳》目錄學的內在精神與獨立單行的紀傳體例

《列女傳》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記述女性事跡的傳記類文學作品，其突出的貢獻還在于它突破了司馬遷《史記》的紀傳體模式，首次將“列傳”從傳記類文體中抽出，單獨作為一種獨立記述人物的文體并獨立成書。

自司馬遷的《史記》以來，后世的史書多將《史記》奉為圭臬，編撰者們也都有意地模仿《史記》的體例和寫法。因此，后世的史書始終未能抹去續補《史記》的痕跡。例如，同樣被視為史家經典的《漢書》仍然也可以看見《史記》的影子，其體例也和《史記》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而劉向的《列女傳》則第一次突破了《史記》記傳模式的束縛[5]。眾所周知，《史記》一書分為五種類型，這五種類型融合在一書之內，不可分割。分別是八書、十表、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每種傳體各有其記敘的類別，記敘的人或事是有所分別的，而列傳只是其中一類，專門負責記述帝王諸侯以外之人。劉向首次把“列傳”從《史記》的種種紀傳體類型中剝離出來單獨成書，使“列傳”成為一種獨立記述人物的文體，對后世的文學和史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之所以采用“列傳”作為一種獨立記述人物的文體，除了大量帝王諸侯以外之人的故事為“列傳”單獨成書提供了可能外，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將相同類型的故事收集整理到一起，并通過分類更好地來實現編撰者的目的。因為編撰者選取的文章內容往往有一定用意在里面，含有編撰者的主觀愿望和目的?！稘h書·楚元王傳》記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笨梢妱⑾驅⒈姸嘞惹氐墓适率占淼揭黄?，賦予它們新的意義，是為了表達他對外戚、宦官亂政，漢朝禮制崩壞的批判和譏刺，同時也是為了達到正人心的目的。而這種明確的目的性和對所選故事持有的或褒或貶的態度正體現了目錄學“簡述篇章旨意”的內在精神。除此以外，這種列傳體例也體現了《列女傳》的目錄學意識。余嘉錫先生歸納后世目錄體制，認為大致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書之源流；二曰序錄，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盵6]而《列女傳》中的每一小傳都對故事的主人公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例如卷一《魯季敬姜》：“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边@種對人物源流進行認真考證的態度也體現了目錄學意識。

三、對雜傳文體體式固定的開創之功及體現的目錄學意識

作為我國最早的雜傳類人物傳記之一，《列女傳》對雜傳這種文體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梢哉f，《列女傳》不僅開創了雜傳的先河，更對雜傳文體體式的固定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列女傳》的每一傳都采用“敘事+議論評價”的單傳體式[7]。前面部分的正文為敘述故事，后面都有“君子曰”或“君子謂”和“詩曰”或“詩云”來發表議論評價，而這些“君子謂”和“詩云”看似只是對前面正文故事的評價，實際上是代編撰者立言。之所以說《列女傳》對雜傳文體的體式有開創之功，而不是說它開創了“敘事+議論評價”這種傳體模式，因為在此之前的《史記》也是采用的這種模式即“敘事+太史公曰”?！傲信畟鳌钡谝淮螌ⅰ皵⑹?君子謂和詩云”這種格式固定了下來。在此之前雖然《左傳》當中也有不少“君子曰”和引《詩》，例如《隱公·隱公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薄熬釉唬悍f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对姟吩恍⒆硬粎T，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等，但是“君子曰”和引《詩》在文中的位置不固定，有時出現在文中，有時出現在文末，還沒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而《列女傳》不僅繼承了《左傳》的這種“敘議”模式，同時第一次使“君子謂”和引“詩”前后相隨并都位于正文之后，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體式。雖說這算不上是《列女傳》的一種創新但也是一種創造。

不僅如此，這種形式上的固定還在于每一傳后都有傳后頌詩。采用四言整飭的韻文格式，音樂感極強，其作用大致相當于《史記》的“太史公曰”，都是表明作者或編撰者對前面故事和人的一個或褒或貶的態度。例如，《契母簡狄》后：“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本褪蔷幾邔δ芟喾蚪套拥呐缘囊环N贊美。這種“論贊”的形式不僅表達了編撰者的態度，還直接表達了篇章的旨意，其本身也體現了一種目錄學意識。

[1] 劉賽.劉向列女傳及其文本考論[D].上海:復旦大學, 2010:112-116.

[2] 段立超,陳劍.《列女頌》是《列女傳》的目錄[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4):15-16.

[3] 余嘉錫.余嘉錫說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79.

[4] 楊思賢.史記與《目錄學》[J].武漢:圖書交流與文獻,2010,(2):43-45.

[5] 陳東林.劉向《列女傳》的體例創新與編撰特色[J].明清小說研究,2006,(2):139-140.

[6]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M].北京:中華書局,2007:34.

[7] 張鳳霞.論劉向編撰《列女傳》的文本體例[J].東岳論叢,2009,(6):111-112.

New Creation and Bibl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Biography in

YUAN Qi-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compiled by Liu Xiang is the first biographical literary work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specifically describes female deeds. It has a new crea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essay and creates an overall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describes the sto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mes, which has great bibliographic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dependent and single-line essay system not only distinguishes the biography from the genre of the biographies, but also has the pioneering effect on the fixation of the essays. In addition, the “biography” of the “” also contains the internal spirit of catalogue and consciousness.

; creative class; independent style of biography; bibliography

Z862

A

1009-9115(2019)01-0014-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04

2018-04-02

2018-10-20

袁啟楨（1994-），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

（責任編輯、校對：郭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