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治理與“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海外利益保護

肖 晞，宋國新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長春130012)

1 問題的提出

“一帶一路”建設的縱深推進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廣度和深度呈現加速態勢，中國海外利益進一步拓展。與之相伴的是中國海外利益的風險不容小覷，如何保護中國海外利益成為當前國際關系領域研究的重要課題。從關系治理的視角看，“一帶一路”建設是一種關系治理實踐，即關系建構、維持、發展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從根本上而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系治理的效果直接決定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敗[1]。沿線嚴峻的政治風險——域內外大國地緣戰略博弈、域內地區大國的激烈競爭和域內弱小國家的不穩定導致沿線國家行為體的不確定性增加，加劇了沿線國家關系的負面性和關系間的無序、競爭與對抗，降低了關系治理效度，使中國在沿線的海外利益受損。中緬密松水電站項目建設的無限期擱置，中斯港口城項目建設的中止與恢復等表明沿線政治風險對關系治理形成嚴峻挑戰。因此，提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治理能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全球化時代，海外利益成為國家利益的新特征，國家利益越來越多地向本國領土以外延伸，國家利益的實現也越來越多地取決于國際環境等外部因素[2]。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成為各國(特別是大國)的關注重點。作為一個連續循環的過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越來越受到國際行為體和國際環境的影響。當前，關于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海外利益的內涵拆分、英美日法等發達國家及聯盟的歷史和現時的經驗、發展中國家的現時經驗，提出海外利益拓展與維護的外交、法律、經濟、軍事、國際制度能力、構建社會機制等手段[3-8]?？偨Y起來，可以將中國海外利益維持與研究的路徑分為介入(干預)和治理兩種，即主要是解決熱點危機問題的對策路徑和上升到理論戰略層面的規則治理路徑。中國海外利益拓展與保護路徑正由應對型路徑向治理型路徑的轉變。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社會的各種關系通過互動開始從全球、區域、國家層面向次國家層面擴展，形成復雜交織的國際社會關系網絡。這就需要關系治理來搭建關系間和諧共生的平臺，在結構維度上降低關系的無序、競爭和對抗狀態，在過程維度上降低關系的負面性。秦亞青教授是我國國際政治學領域最早研究關系治理的學者，他將關系治理定義為“一個進行社會、政治安排的參與協商過程，用來管理、協調和平衡社會中的復雜關系，使社會成員能夠在產生于社會規范和道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上，以互惠與合作的方式進行交往，并以此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并強調關系治理的四個特征：參與是治理的根本;治理是過程;治理的對象是關系;信任是關系治理的關鍵要素”[9]。從經濟管理學視角看，在關系治理構成維度上，關系治理由內在規則，即信任、承諾、靈活性[10]和外在行為，即合作雙方、多方聯合行動與聯合解決問題共同構成[11]。關系治理以嵌入“關系”和“結構”發揮作用，表現為關系的建立、維持和發展，而建立、維持和發展任何一種關系，都必須進行物質和觀念上的投入[12]。關系治理的負向影響因素主要表現為國家行為體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13]。建構主義者認為行為是重要的，但只有在確定了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夠表述行為體的行為[14]前言。身份對行為的作用表現為身份影響偏好，偏好界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12]。關系治理的目的是改變施動者行為，實現關系和諧。施動者的互動構成了結構，結構又反過來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14]前言。因此，改變施動者行為的關鍵就是通過塑造觀念結構，進而建構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提升關系治理效度。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新的治理模式，其中的關系治理思維、路徑對拓展和保護中國海外利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重點研究兩個問題，一是關系治理對海外利益的作用機制是什么;二是如何發揮關系的正面性作用和實現關系的有序與和諧，降低“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核心的關注點是通過塑造觀念結構提升中國關系治理的能力，降低沿線國家行為的不確定性，進而拓展和保護中國海外利益。

2 理論分析：關系治理與海外利益

關系治理以互利共贏為前提，以實現關系的建構、維持和發展為目標，以關系嵌入和對接所形成的關系結構為治理方式。關系治理依靠物質和觀念的投入得以實現，包含關系治理的失敗、關系治理的反復和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三種結果，結果影響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具體而言，關系治理包括三個階段：一是關系治理的初步成果，即關系建構和海外利益拓展;二是關系治理的挑戰與海外利益，即關系困境與海外利益政治風險;三是關系治理的深化與海外利益，即關系的維護、發展與海外利益保護(見圖1)。

2.1 關系治理的初步成果：關系建構和海外利益拓展

關系治理的初步成果直接表現為國家間關系的建構。通過物質和觀念投入的正向拉動，在關系建構的初期，關系的正面性和關系間的有序和諧狀態進一步凸顯，國家間的身份正位，互動更加均衡，國際合作得以實現，國籍國的海外利益得以拓展。

2.1.1 關系的正面性作用與海外利益

圖1 關系治理對海外利益的作用機制

關系的正面性是指行為體在關系聯結與互動過程中的保險和收益。毫無疑問，正面的關系聯結會給互動雙方帶來成本分攤、風險規避、利益交換、資源共享、合作促進、社會資本等抵御風險與增加收益的正向所得[12]。作為軟性制度，正面的關系同樣對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規范性功能和建構性價值[15]。首先，關系對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國際社會中關系的主要目的是拉近國際行為體間的關系，實現國際合作。正向的關系更易實現合作，推動國籍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其次，關系對海外利益具有規范性功能。國際制度成員在交流、互動中將國際制度的價值、規范逐漸內化，并以此作為界定利益、發展利益的行為規范[15]。正面的關系有利于更好地規范相關行為體的行為，拓展和保護國籍國的海外利益。最后，關系對海外利益具有建構性價值。緊密正面的關系可以塑造國家身份和偏好，進而建構共同利益，實現國籍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國籍國海外利益的互利共贏屬性又推動雙邊、多邊關系的建構、維持和發展。關系治理的早期階段，關系的正向性作用主要表現為國籍國海外利益的拓展。

2.1.2 關系間的有序和諧狀態與海外利益

關系間的有序和諧狀態有利于行為體遵守共同行為規范，增強行為體行為的確定性，提高共有預期和身份認同。建構國家間新的關系和實現關系間的再調整，為國籍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關系網絡處于一種復雜交織的狀態，在自然狀態下很難實現關系間的有序與和諧。需要通過關系治理的路徑，將復雜交織的關系網絡治理得更加有序與和諧，才能更好地實現國籍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在關系治理的早期階段，關系間的有序和諧狀態推動國籍國海外利益的加速拓展。

2.2 關系治理的挑戰與海外利益：關系困境與海外利益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主要指東道國因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環境變化而導致的行為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東道國政治結構或政策突然發生變化”[16]。當關系治理強度不變，關系治理所建構的關系在面對政治風險加劇時，因國家行為體和國際政治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負向拉動，使關系的負面性和關系間的無序、競爭、對抗進一步凸顯，國家間的身份錯位，關系陷入困境，使海外利益易遭受損失。

2.2.1 關系的負面性影響與海外利益

關系的負面性是指行為體在關系聯結與互動過程中所承擔的風險和付出的代價[12]。當國家行為體因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環境變化而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增加時，國家間關系的負面性將會凸顯。對于關系中的國家行為體而言，一旦其認為或事實上關系的負面性高于正面性，國籍國以此關系拓展的海外利益對東道國來說，責任和風險大于保險和收益，東道國就會進行身份的消極互動，依靠關系而建立的共同規范將會被破壞，合作可能被迫終止。當國籍國的海外利益面臨各種風險尤其是政治和安全風險時，國籍國無法直接進行保護，會因東道國的不配合、不合作甚至是破壞而遭受重大損失。

2.2.2 關系間的無序、競爭、對抗狀態與海外利益

當國家行為體因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環境變化而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增加時，關系間的無序、競爭、對抗將會凸顯。國際社會存在復雜交織的雙邊、多邊關系體系，這些關系體系的獨立性、交叉性和封閉性導致關系間極易出現無序、競爭和對抗。首先，關系的無序與海外利益。關系的無序性使得不同關系體系內的行為體無法形成共有規范和穩定秩序，行為體間很難以共有身份進行合作，導致國籍國的海外利益更容易遭受風險，很難實現拓展和保護。其次，關系間的競爭與海外利益。關系間的競爭表現為權力和利益的競爭，國籍國的海外利益拓展與保護被視為是同其他關系體系內的國家進行權力與利益的爭奪。這無疑會給國籍國的海外利益帶來較大風險。再次，關系間的對抗與海外利益。關系間的對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同盟間的對抗，同盟間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形成對抗，使對抗中同盟間各國的往來處于中斷狀態，海外利益無法實現拓展。

2.2.3 關系治理的結果與海外利益

面對政治風險的挑戰，關系治理表現為三種結果，即關系治理的失敗、關系治理的反復和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第一，關系治理的失敗與海外利益。國家間關系受政治風險影響極大，關系的負面性和關系間的無序、競爭、對抗凸顯，身份的消極互動，行為體間的不信任加深，身份認知對立;關系治理失效，海外利益風險驟增，拓展中止，海外利益遭受無法挽回的損失。第二，關系治理的反復與海外利益。國家間關系受政治風險影響較大，關系的正負面性認知不清和關系間的無序、競爭、沖突存在，行為體間的信任不足，身份認知模糊;關系治理效能時斷時續，海外利益風險增加，拓展和保護受阻，易遭受損失。第三，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與海外利益。國家間關系受政治風險影響較小，關系的正面性和關系間的有序、和諧更加突出，身份間進行積極互動，信任不斷增強，身份認同不斷提高;關系治理的效能持續發展，海外利益拓展與保護的領域和范圍持續擴展，效度不斷提升。

2.3 關系治理的深化與海外利益：關系的維護、發展與海外利益保護

應對政治風險的挑戰，解決關系困境需要構建有序緊密的關系框架，加強物質和觀念投入的正向引導，實現國家間身份的再正位和互動均衡，進而實現關系的維護與發展，保護國籍國的海外利益。應對政治風險，關系治理有兩種路徑，涉及多種行為主體和多個領域。首先，縱向歷時態上，關系的發展都是經歷一定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關系存在中斷、反復和延續不斷三種情況。關系治理的一種方式就是嵌入關系，賦予關系新內涵，優化關系，保持關系的持續性，建立行為體間的共享政治規范，實現海外利益的快速拓展與有效保護。其次，橫向共時態上，嵌入關系結構，加速關系整合與拓展是關系治理的另一種方式。從主體上來看，關系治理包括整合、拓展頂層的多邊關系，中層的雙邊關系和次國家層面的關系，形成有序緊密的關系骨架，降低關系的波動幅度。從內容上來看，增加物質和觀念的投入，形成緊密的利益關系，為關系的正向互動提供動力。推動海外利益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安全等領域全方位拓展，建立并夯實政治互信基礎，培養行為體間的情感和身份認同，實現關系的維護與發展，提升保護效度。

3 關系治理的初步成果：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

從關系治理視角看，“一帶一路”建設作為各國合作的平臺本質上也是各國關系的建構，“一帶一路”建設是關系治理實踐——關系建構、維持、發展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維護和實現日益擴展的海外利益，是中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直接動因[17]。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早期階段，實現了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建構，經濟關系的正面性和關系間的有序與和諧得到進一步加強，國家間的身份正位，互動更加均衡，國際合作得以實現，推動中國經濟利益在沿線拓展。

3.1 關系建構：“一帶一路”公共產品的供給

共建“一帶一路”是一種歷史淵源與現實需求對接的有益嘗試。通過構建古今絲路間在“符號”“內涵”“實現手段”“正向作用”等方面的關系，建立“一帶一路”的中國話語體系。為此，中國調整外交戰略與布局，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歡迎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便車，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公共產品。構建一種互惠共贏的國家、地區和國際關系，為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3.1.1 供給模式：“一帶一路”公共產品的聯合供給

全球治理主要包含“硬性”的規則治理和“軟性”的關系治理兩種，規則治理和關系治理可以通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方式得以實現。國際公共產品就是在特定時期內由若干國際行為體通過單獨或者合作方式提供的，國際社會廣泛使用和普遍受益的一切物品，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點[17]。作為區域性公共產品——共建“一帶一路”以“聯合”而非傳統的“超國家權威”“霸權”為供給模式。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不具備建立傳統意義上以“超國家權威”“霸權”為供給模式的條件?！耙粠б宦贰苯ㄔO跨越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明，而不同的歷史經歷、發展水平、觀念認知、身份定位導致這些地區信任程度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以建立規則為前提基礎的“超國家權威”“霸權”供給模式面臨地區“異質性”瓶頸。同時，由于“霸權模式”供給方的供給意愿和供給能力的降低，都會導致區域性公共產品“人為”的供給不足。因此，突破傳統的公共產品供給慣性，轉變公共產品供給思維，尋求新的公共產品供給路徑，建立新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迫在眉睫。

關系治理路徑下公共產品的聯合供給模式，有利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這種公共產品的聯合供給新模式具有參與、過程、關系、信任的關系治理特征。當前，應該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不僅面臨著供給不足問題，還存在供給競爭的風險。聯合供給模式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各國之間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建構的關系互動模式。與“同質性”的國內公共產品供給不同，“一帶一路”建設針對“異質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增加“共商”這一環節，探求供給的動力源，轉變一味追求為“同質化”地區或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固化供給思維。平等參與，共商合作大計;注重過程，共建合作平臺;培養信任，共享合作成果共同構成“一帶一路”聯合供給模式的起點、過程和結果。

聯合供給模式的起點：平等參與，共商合作大計?！耙粠б宦贰毖鼐€地區“異質性”明顯，區域層面很難實現規則治理。而沿線地區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凸顯，實現充分發展、永久和平、有效治理是沿線各國的共同利益，且顯得更為緊迫和必要。為沿線地區合作提供強勁動力，關鍵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合作。公共產品聯合供給模式強調國家行為主體不分大小、強弱平等參與，共同協商合作大計。平等能吸引更多的國際行為體積極參與，提出各方利益訴求和發展建議，集思廣益，明確合作方向;共同協商，制定出更具代表性的合作大計，求同存異，明確合作內容與合作重點。

聯合供給模式的過程：注重過程，共建合作平臺。首先，以能力為合作基礎，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國際社會中的各國國家實力強弱不同且差距較大，優勢領域不盡相同，各國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參與“一帶一路”公共產品的供給?？傮w實力越強，在該領域越有優勢的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公共產品供給責任。其次，以互利共贏為前提，明確合作方向，夯實“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的基礎。再次，以政策對接、發展戰略對接為合作具體路線圖，產生“1+1＞2”的效果，保證“一帶一路”公共產品充足供給。最后，以項目為合作重點，形成“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的有力依托。

聯合供給模式的結果：實現承諾，共享合作成果。與“國內公共產品供應方—消費者關系模式：即公民納稅—國家供應公共產品—公民消費公共產品—公民納稅的循環機制”[18]類似，“一帶一路”公共產品聯合供給模式由“共商合作大計”到“共建合作平臺”再到“共享合作成果”，最后再回到“共商合作大計”，實現了沿線公共產品聯合供給的“起點—過程—結果—起點”的良性循環。共享“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成果有利于增強各國之間的信任，為推動各國經濟發展，維持世界和平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這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起點和中國海外利益拓展的保障。

3.1.2 供給內容：“硬”物質和“軟”精神

“一帶一路”公共產品供給的內容是“硬”物質，即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的“互聯互通”;“軟”精神，即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區域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內容是關系治理的基礎以及具體作用領域。

一是“硬”物質，即經濟領域的互聯互通。通過政策溝通，實現發展戰略對接和優勢互補。加強設施聯通，借鑒中國“道路通，百業興”的經驗，推動“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設，實現“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提高貿易暢通度，改善營商環境，促進貿易與投資快速發展。擴大資金融通，突破“互聯互通”的融資瓶頸?！盎ヂ摶ネā币园l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為出發點，結合世情，借鑒中國經驗;以需求為導向，采用中國方案，滿足“一帶一路”建設最迫切、最真實的需求，達到促進全球經濟快速良性發展的目的。

二是“軟”精神，即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耙粠б宦贰背h對于中國與沿線國家重拾歷史記憶，挖掘其中的共同聯系紐帶，培育共同集體情感，實現地緣文明背景下的共同發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笆颉薄皽蟆钡氖澜缰刃蛐枰袊卫砦幕退枷?，時代賦予中國重回“知識生產大國”的動力。中國總結、升華絲路精神作為“一帶一路”建設“軟性”公共產品，實際上是一種“知識生產”、思想文化的再創造和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沿線的區域合作，推動沿線發展。這需要從認知維度理解全球問題，轉變思維，尋找解決方案。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絲路精神這一“軟性”公共產品超越傳統的“超國家權威”“霸權”公共產品模式的“權力邏輯”和“利益偏好”局限，從整個人類發展的高度和國際社會和諧的全局出發，為“一帶一路”建設創設良好的觀念認同環境。

3.2 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的拓展

經濟利益是海外利益的基礎[19]。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公共產品供給，加速了中國經濟利益在沿線的拓展，主要表現為中國世界貿易空間的開拓、中國國際投資范圍的拓展和中國國際產能合作的發展。

3.2.1 中國世界貿易空間的開拓

“一帶一路”建設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匹配與對接實現經貿合作，提高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的關聯度和融合度，促進國家、區域、全球的經濟發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日益緊密的經貿關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和國際分工體系的固化，使全球經濟長期以來形成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家為邊緣的“中心-邊緣”格局。沿線很多國家淪為全球經濟的“邊緣或半邊緣國家”，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合作平臺，以供給與需求的匹配與對接為實現路徑，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從而優化沿線國家的經貿結構，為其經濟發展創造機遇。對于我國來說，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貿易拓展，有利于降低中美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過高占比，促進中國貿易結構更加的多元化和均衡化，進而降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沖擊程度。

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取得了較大成果。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立了數量可觀的經貿合作區。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越南龍江工業園、巴基斯坦海爾-魯巴經濟區、吉爾吉斯斯坦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中俄(濱海邊疆區)農業產業合作區、匈牙利中歐商貿物流園、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中國印尼綜合產業園區青山園區、中國·印度尼西亞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等，成為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重要動力。同時，中國與沿線國家互辦商品博覽會。中俄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中國-東北亞博覽會、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已經連續舉辦多屆，加速中國與沿線國家經貿合作關系的發展。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家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對“一帶一路”參與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20]。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7.37萬億元，同比增長17.8%，高于我國整體外貿增速3.6個百分點，占我國外貿總值的26.5%，其中出口4.3萬億元，增長12.1%，進口3.07萬億元，增長26.8%[21]。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關系更加緊密。

3.2.2 中國國際投資范圍的拓展

“一帶一路”建設使沿線國家成為中國投資的聚焦區，推動中國投資空間的進一步拓展，為中國海外投資創造新的機遇。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快速增長。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達到153.4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沿線20個國家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為東道國增加了近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22]124。2016年末，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為1 294.1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5%。存量位列前十的國家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度尼西亞、老撾、哈薩克斯坦、越南、阿聯酋、巴基斯坦、緬甸、泰國[23]22。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行業日趨多元化，投資存量分布在多個行業領域，包括采礦業、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電力熱力供應、農林牧漁等[22]126。中國在沿線地區的投資質量顯著提升。

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的優勢領域。中國企業積極走出國門，圍繞資金、技術、服務和管理等議題與沿線國家進行對話，深化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16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 158份，新簽合同額1 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同比增長9.7%[22]127。2018年1—7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2 240份，新簽合同額57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5.6%，同比下降26.9%;完成營業額450.8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3.8%，同比增長17.9%[24]。

3.2.3 中國國際產能合作的發展

“一帶一路”建設對中國的工業產能轉移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的工業產業能力已經超出了國內的發展需求。部分領域的優質工業產能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過剩，需要尋找海外市場。2016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指出，將與我國裝備和產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強烈、合作條件和基礎好的發展中國家作為重點國別，并積極開拓發達國家市場，以點帶面，逐步擴展。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為重點行業，分類實施，有序推進[25]?！耙粠б宦贰毖鼐€的部分國家對工業產能需求巨大，成為中國優質工業產能轉移的“首選地”。

“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的優質工業產能轉移搭建有效的對接平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將本國過剩的優質工業產能轉移給沿線部分國家，滿足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求。2017年10月，華西能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老撾Phogsubthavy集團就在老撾豐沙灣建設1×220MW潔凈高效電廠項目簽訂了EPC合同。該項目位于老撾川壙省孟坤縣境內，合同總金額1.52億美元，合同工期32個月[26]。2017年5月投資38億美元的首條海外全中國標準鐵路——肯尼亞蒙內鐵路正式通車;在烏茲別克斯坦承擔的最大單體工程承包項目——烏茲別克斯坦聚氯乙烯項目;中國與塞爾維亞經濟合作典范——河鋼收購斯梅代雷沃鋼廠案等[26]。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既助推了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加速了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合作各方的共贏。

4 關系治理的挑戰：中國海外利益的政治風險

任何國際經濟關系不可避免地對國際地緣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從而也會產生沖突[27]。同時，“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存在政局不穩、政治腐敗和法制不完善等政治風險[28]。當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域內外大國地緣戰略博弈、域內地區大國的激烈競爭和域內弱小國家的不穩定，導致沿線國家行為體的不確定性增加。這些政治風險加劇了關系的負面性和關系的無序、競爭與對抗，造成國家間的身份錯位和國家關系陷入困境，使中國在沿線國家的利益受損。

4.1 頂層結構：域內外大國地緣戰略博弈

“一帶一路”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聚焦空間。國際體系進入持續深度調整期，大國戰略博弈日趨激烈。新興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迅速崛起，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被一些國家認為是重構國際(地區)體系，建立中國主導的全球(地區)秩序的行為。歐亞大陸作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戰略區域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區域重合，“一帶一路”沿線的戰略博弈影響著中國的海外利益。

4.1.1 中美在南海地區的戰略博弈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迅速提升。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后調整為“轉向亞太”戰略)和“新絲綢之路計劃”。自此，美國不斷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動作，試圖壓縮中國戰略空間。2013年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美國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在放棄‘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代之以擴張性的、顯示肌肉的外交政策”[29]。美國一些分析人士將中國的新舉措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認為中國將利用此類舉措在亞洲尋求影響甚至支配地位[30]。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是相互聯系的重點戰略安排[31]。前美中政策基金會研究人員香農·蒂耶齊稱，“馬歇爾計劃”幫助美國成為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中國也寄希望于通過兩個“絲路”倡議來達到同樣的效果[32]。甚至有美國學者聲稱，中國的絲綢之路戰略將產生全球地緣政治影響，連接三大洲的貿易路線一旦完成，將會對歐亞經濟區和北美貿易網的持久性構成挑戰[33]。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中美之間的利益重疊和競爭不可避免。2017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中美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和明朗化。

東南亞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主要區位場域，南海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核心區。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是圍堵與反圍堵、遏制與反遏制的關系[34]。美國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博弈不僅僅是美國遏制中國在南海地區日益增加的掌控能力，更是從長遠、全局上離間中國與東盟及其東盟各國的關系，從而阻止“一帶一路”建設在東南亞地區的推進。美國同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戰略博弈包括：一是美國鼓動菲越向中國頻繁挑釁。比如中菲黃巖島對峙事件、中越船只西沙對峙事件，美國制造中國在南海擴張的國際輿論，將南海問題擴大化、復雜化和國際化。二是美國直接軍事介入南海爭端。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先后4次擅自進入中國南海有關島礁鄰近海域，而特朗普執政后，美國8次擅自進入中國南海有關島礁鄰近海域。美國直接軍事介入南海，讓東南亞國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東南亞地區二元結構的張力進一步凸顯。三是美國聯合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國力量介入南海爭端。美國利用日、印同中國有領土爭端和同為大國存在戰略競爭的現實，依靠同盟體系和伙伴關系形成遏制中國的網絡體系，增加自身與中國在亞太地區博弈的戰略優勢。四是美國在東盟地區論壇、美國-東盟峰會、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會議中頻繁拋出、設置南海議題。美國的戰略目的非常明顯，即惡化中國周邊環境，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東盟、亞太地區的國家、國際組織的合作關系，從而動搖“一帶一路”建設的亞太基礎。美國上述行動的合力共振，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產生安全、政治和戰略環境等多維度的負面影響，沖擊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

4.1.2 中印在南亞地區的戰略博弈

印度自尼赫魯政府以來一直以世界大國自居，擁有獨立的外交和大國戰略。大國權勢和安全利益共求是當今印度對外戰略的一條主線[35]?！翱芩芍髁x”“印度中心論”“地區核心國家”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前進政策”“擴展的鄰居”“東向行動政策”、“西望”西亞、“北望”大中亞、“南控”印度洋，最終確立印度在亞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和成為“一個領導性大國”等戰略設想都說明了印度的“地理決定論”邏輯?！斑@也決定了印度的戰略目標是：第一，確保印度的地區領導者地位，并使其他的地區國家、特別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這一地位;第二，‘說服’區外主要大國對印度‘地區核心國家’地位的認可;第三，在‘地區核心國家’的基礎上，經略好大周邊，并抓住戰略機遇，力爭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盵35]

“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巴基斯坦將成為最大受益者。然而，巴基斯坦是僅弱于印度的南亞地區大國，其實力的增強可能會挑戰印度在南亞地區的核心地位，弱化其大國權勢?！爸邪徒洕呃取薄懊现杏【捊洕呃取薄?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南亞匯聚，其方向按照印度洋沿線和南亞次大陸兩側推進。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將會在印度洋地區形成一個軸輻(hub and spokes)的地區架構[36]。印度自然會認為這是中國對其進行圍堵的“珍珠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嚴重威脅其國家安全。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在南亞地區的推進，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和印度在南亞地區甚至是東亞地區的戰略博弈也可能會更加頻繁。

4.2 中層結構：域內地區大國的激烈競爭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政治形勢復雜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域內地區大國林立。以中東地區為例，域內地區大國的國家關系多處于“霍布斯文化”的敵意狀態。中東政治格局的演進主要圍繞阿拉伯人組成的阿拉伯世界、波斯人為主體的伊朗、突厥人構成的土耳其以及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四大戰略力量的強弱消長展開，并依循主權國家行為體既相互制衡又彼此借重的政治邏輯，形成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地區五強”大致鼎足而立的均勢格局[37]。并以同域外大國聯合的方式參與地區主動權的爭奪。當前，中東地區的政治形勢主要表現為，以沙特和伊朗為首的遜尼派和什葉派矛盾為主，以色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矛盾為輔，具體表現為主觀追求和客觀應對兩個維度：利益訴求對立;對地區事務看法和處理方式存在分歧嚴重。

4.2.1 主觀訴求：域內地區大國利益訴求的沖突

歷史維度上，中東地區先后交叉出現阿拉伯帝國、波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繼承帝國衣缽的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自覺肩負起復興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F實維度上，從宗教信仰和民族構成來看，沙特阿拉伯以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阿拉伯人為主，伊朗以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波斯人為主，土耳其以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突厥人為主，以色列以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為主。不同的歷史使命和現實中的民族宗教差別，塑造這四個地區大國不同的利益訴求，撕裂地緣政治意義上的中東，拉大中東地區國家間關系的裂度。而這些國家又借力域外大國，進一步加劇中東的“碎片化”程度，多向度地拉大國家間關系的裂度。

4.2.2 客觀應對：域內大國處理地區性事務的目的差異

以敘利亞內戰為例，敘利亞內戰起因是西方國家推動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運動，將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全部卷入其中。宏觀層次上，打擊伊朗成為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的共同目標，而不是跟隨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這場“有選擇”的中東民主化運動。微觀層次上，沙特作為中東遜尼派“領袖”，帶領“遜尼派”國家消除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維護與拓展“遜尼派”的統治地位是其歷史使命和重要責任。土耳其盡管主要信奉“遜尼派”，不過受歐洲影響成為世俗國家，在敘利亞內戰中的主要利益是保持自己在中東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防止出現威脅自身國家安全的勢力，打擊庫爾德人武裝，防止其建立獨立國家。以色列的首要任務是拓展與維護國家生存，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打擊威脅國家安全的一切力量，構建對自身有利的中東局勢。伊朗是中東唯一以“什葉派”為主的國家，與沙特和以色列處于敵對狀態。伊朗全力支持巴沙爾政權的主要目的是減輕外部壓力，穩固“什葉派”的勢力范圍。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大國的主觀訴求和客觀應對的不同惡化了地區安全環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域內其他弱小國家的政局穩定。一旦各方力量失衡，必將導致地區失序，弱小國家因“無向”“無序”導致自身行為的不確定性增加。

4.3 基層結構：域內中小國家的政治不穩定

“一帶一路”沿線中小國家眾多，面臨諸多內外部挑戰，脆弱性明顯。主要表現為：國內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建設不足和應對外部環境沖擊的能力有限?！耙粠б宦贰毖鼐€一些國家面臨領導人交接導致的政局不穩、民主政治轉型困境、政治腐敗、民族沖突和法制不完善等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建設不足的挑戰。而政治或權力問題往往會影響經濟政策，同樣，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直接影響權力的分配[38]。這些國內政治問題的激化導致國內政權的頻繁更迭、國內局勢動蕩、對外政策延續性不足和國家行為難以預測，政治風險增加，關系治理效度降低。

受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能力和地理空間的限制，弱小國家降低外部環境影響和保持政治穩定的資源、手段、能力十分有限。全球大國、區域大國的干預或周邊環境劇烈變動的緩沖空間狹小、時間延遲短，外部環境的影響強度幾乎無減損地沖擊國內的各個領域，改變國內原有的政治生態環境?！耙粠б宦贰毖鼐€弱小國家奉行多元外交，沿線存在眾多多邊國際制度和機制，為域外大國匯集于此展開多種形式的競爭提供了“競技場”。這無疑增加了外部環境干擾的“無向性”“無序性”，使沿線國家行為的不確定性增加，政治風險凸顯。

4.4 關系治理的結果：三個案例

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諸多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東道國政治結構或政策突然發生變化。政治風險導致關系治理的不同結果，具體包括關系治理的失敗、關系治理的反復和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三種。通過中國與緬甸、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關系變化的三個案例，分析關系治理的三種結果對中國海外利益的重要影響。

4.4.1 案例一：關系治理的失敗

關系治理的失敗是指東道國政治結構或政策突然發生變化導致的國家間關系惡化和合作的無法修復性停止。2011年是中緬關系治理的高潮時期，兩國簽署了建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協議，但隨著緬甸政治轉型的到來，中緬關系陷入了低谷，出現退化的態勢，此前20年雙方構建的特殊關系受到了極大沖擊[1]。緬甸試圖改變與中國緊密的政治和安全關系，加強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對中國進行消極身份互動，中緬政治互信基礎動搖。美國、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國家承諾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給予緬甸援助與支持，利用輿論優勢抹黑和丑化中國，并通過緬甸國內的媒體和相關非政府組織教唆和鼓動民眾游行、示威、抗議中國相關投資項目，使中國投資政治化，激化緬甸民眾的反華情緒。2011年9月30日，吳登盛政府單方面無限期擱置密松水電站項目建設。中國因該項目建設的關系治理失敗蒙受了巨額的經濟損失，而緬甸因此喪失的發展機會所造成的間接損失無疑更大。中緬在政治上的互信缺失和國家身份錯位，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阻礙“中緬孟印經濟走廊”的建設進度。

4.4.2 案例二：關系治理的反復

關系治理反復指東道國政治結構或政策突然發生變化，導致國家間關系的波動和合作的中止與恢復。中斯長期保持友好關系，近年來中國加強了對斯里蘭卡港口建設的投資。印度、美國、日本傾向于從海上地緣安全的視角看待中國在印度洋的港口布局，擔心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最終轉化為軍事實力，將商業港口轉化為海外軍事基地，進而對所謂的“航行自由”構成挑戰[39]。因此，美日印等大國通過輿論宣傳和直接的經濟援助等手段拉攏、干預斯里蘭卡政局走向，阻礙中斯經濟合作。斯里蘭卡政府不明真相，加上有其他政治目的的政黨、利益集團和個人大肆宣傳，使中斯經濟合作政治化。2015年3月5日，斯里蘭卡政府宣布，斯方決定暫時叫停由中國企業投資建設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隨后中國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一豪華房地產項目也被叫停[40]。中斯政治互信遭受沖擊，兩國關系遭遇挫折，中國在斯投資受損。一段時間后，斯里蘭卡政府意識到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能推動本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增加民眾就業和收入，于是同意恢復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建設。2017年12月9日，中國招商局集團獲得斯里蘭卡南部港口漢班托塔港的資產和經營管理權，漢班托塔港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關鍵節點。中斯關系得到恢復和發展。

4.4.3 案例三：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

關系治理的持續發展指東道國與國籍國政治關系穩定，國家間關系得到維持與發展以及合作的不斷深化。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系經過歷史檢驗，成為彼此值得信賴的伙伴。2015年4月20日，中巴宣布雙方關系由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升級為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同日，“中巴經濟走廊”(CPEC)項目正式啟動。中巴關系的政治、經濟、戰略價值進一步凸顯。2016年8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巴雙方已就走廊建設建立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有關項目順利推進，走廊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41]?！爸邪徒洕呃取苯ㄔO的快速推進，標志著巴基斯坦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國家。中巴之間牢靠的政治關系和從領導人到普通大眾之間的深厚情感和身份認同，為“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夯實了信任基礎。盡管巴基斯坦國內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西方媒體一直唱衰中巴經濟合作，但“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一直在穩步推進，并取得快速進展?！爸邪徒洕呃取钡哪茉错椖?、港口建設、公路建設和鐵路建設等項目持續推進。

5 關系治理的深化：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路徑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但因其建設過程面臨政治、安全、法律和社會等方面的風險，中國保護海外經濟利益的過程外延到政治、安全和文化領域。當前，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海外利益面臨的主要風險是政治風險。應對沿線政治風險的主要方法是在結構維度上構建更加廣泛、有序與和諧的關系框架，降低關系的無序、競爭和對抗程度;過程維度上，通過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公共產品的供給，形成對沿線國家觀念的引導能力，實現沿線地區關系互動的正向引導。

5.1 框架設計：構建“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互動模式

“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治理應以區域層面的多邊政治關系建構為總領，以國家間的雙邊政治關系建構為支撐，以次國家層面的政治關系建構為基礎，構建更加廣泛、有序與和諧的關系互動模式，降低關系的無序、競爭和對抗程度。從而降低“一帶一路”沿線的政治風險，實現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保護。

一是構建多邊政治關系互動模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超越國家的個體性認知，重視國家的相互性關系。首先，針對區域面臨的發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問題設置相關議題(如“一帶一路”峰會、亞信峰會、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等)，進行多邊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等會談，加強各方政治互信，實現區域層面的多邊關系建構。其次，建立關系子群間[42]的政治合作關系，實現關系子群間的有序與和諧。再次，加強同域外第三方政治力量合作，實現超區域層面的多邊政治關系建構。改善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整體政治環境，實現中國海外利益的有效拓展與保護。

二是構建雙邊政治關系互動模式。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層次伙伴關系建構。首先，以關系緊密程度劃分，深化同關系緊密的國家間的政治合作與外交往來，強化政治互信，實現中國海外利益的深入拓展和有效保護。其次，以穩定程度劃分，加強同較穩定國家間的政治合作與外交往來，加強雙邊政治互信，減少中國海外利益在其國內可能遭受的各種風險。再次，以地緣遠近劃分，中國應優先加強同近鄰間的政治合作與外交往來，加強雙方的政治互信，減少對中國的戰略擔憂和安全焦慮，穩定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復次，探索同距離較遠、穩定程度較差和關系較為疏遠國家的政治合作與外交往來，傳遞善意，加強政治互信，為海外利益拓展與保護創造條件。

三是構建次國家政治關系互動模式。充分發揮公共外交的基礎作用，加強沿線國家各級政府間的交流合作，建立更加緊密、友善的城市間關系，夯實沿線國家間的互信基礎和沿線國家民眾間的感情基礎，實現沿線國家間更加緊密的政治關系網絡的構建，為中國海外利益拓展與保護創造更好的政治環境。

5.2 資源投入與能力建設：加強“一帶一路”的公共產品供給

提高關系治理效度的關鍵是實現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觀念結構的塑造。為此，應將中華文化中包容、情理兼顧和禮尚往來的互惠觀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關系治理之中，通過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公共產品的供給，形成對沿線國家世界觀、利益觀、文明觀和安全觀的四種引導能力，降低身份的擺動幅度，實現沿線地區關系互動的正向引導。

5.2.1 加強政治公共產品供給與世界觀引導能力

政治公共產品供給主要指國際政治理念的提出與實踐。在國際關系領域，各國不同的世界觀(特別是國內精英的世界觀)，直接導致制定的國家戰略和實施的對外政策差異。當今的世界觀主要以西方的“國”為思考尺度，強調“個體性”的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形成了國家間互為“敵友”關系的潛在假設。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國際社會頻繁出現的“零和博弈”都是這一假設的不斷驗證。趙汀陽以中國的“天下體系”作為世界尺度和永恒尺度[43]43-49，對國家間關系的認知具有重大啟發。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可以以“天下”理念世界觀為指導，強調國際社會的“相互性”，世界的和平、發展和治理關乎每一個國家和全人類。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應加強伙伴關系網絡構建。始終堅持正確的義利觀，貫徹“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觀，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5.2.2 加強經濟公共產品供給與利益觀引導能力

“一帶一路”的提出與實施賦予海外利益更多的利他屬性，“一帶一路”以互利共贏為基本原則，突出了海外利益的互利載體功能[44]。秉持互利合作的原則，一是通過國內龐大的市場需求，提高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匹配度、融合度，塑造沿線國家內部的偏好結構，促進沿線國家國內利益集團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配合與支持。二是中國主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戰略、發展愿景、總體規劃等有效對接，尋求共建“一帶一路”的合適切入點，加快沿線國家間的互聯互通進程[45]。三是加強與沿線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重視經濟合作領域的規則建構，夯實經濟合作的關系基礎，降低經濟問題的政治化和政治環境不確定性導致的政治風險。四是推動世界經濟平衡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多為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推動世界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舉措。五是實現發展成果共享，惠及普通大眾，“一帶一路”建設是參與各國共同商議、共同建設的成果，理應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增加沿線國家民眾的獲得感，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的平衡充分發展。六是共走綠色發展之路[46]，“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要實現在發展中保護，讓發展促進保護，保護并改善沿線地區的自然環境，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5.2.3 加強文化公共產品供給與文明觀引導能力

文化公共產品供給指文化理念的提出與實踐。加強文化投入，提升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明觀的引導能力，為政治互信創造認同條件。準確把握國際社會文化多樣性現實和多元化發展形勢，以更加自信的姿態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47]。弘揚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推動知識和思想的交流傳播與相互借鑒，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用中國智慧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中國方案，以人文交流和文化產業合作的方式，讓沿線國家更加了解、接受、認同中國，創造政治互信的良好人文環境。

5.2.4 加強安全公共產品供給與安全觀引導能力

安全公共產品供給指安全理念的提出與實踐。這需要加強安全資源投入，提升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安全觀的引導能力，降低安全問題向政治領域的傳導。研判地區安全格局和安全形勢的變化，加強中國與域內國家和域外大國的安全合作。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構建沿線國家安全命運共同體。首先，通過對話協商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的領土和主權爭端，管控爭端雙方可能發生的對抗、沖突甚至戰爭的安全風險，保持安全溝通機制的正常運行，提高爭端雙方行為的確定性，降低安全疑慮。其次，發揮中國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通過和平、合作的方式解決沿線地區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再次，通過嵌入“一帶一路”沿線現存的安全結構，如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峰會等安全機制的沖突管理、安全保障、信任構建功能，提高規則治理在維持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中的效度。

6 結語

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期階段實現了沿線國家經濟關系的建構，經濟關系的正面性和關系間的有序與和諧得到進一步加強，推動中國經濟利益在沿線拓展。然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中國在沿線的經濟利益面臨經濟、政治、安全、法律和社會等多維度的風險。其中，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域內外大國地緣戰略博弈、域內地區大國的激烈競爭和域內弱小國家的不穩定，加劇了沿線國際行為體和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是最主要和急需解決的風險。政治風險加劇關系的負面性和關系的無序、競爭與對抗，使中國在沿線的經濟利益容易遭受損失。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倡導者和引領者，中國應將“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治理范圍由經濟領域合作擴展到政治領域合作，加強政治合作關系的建構。因此，在結構維度上，“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治理應以區域層面的多邊政治關系建構為總領，以國家間的雙邊政治關系建構為支撐，以次國家層面的政治關系建構為基礎，構建更加廣泛、有序與和諧的關系互動模式。在過程維度上，提高關系治理效度的關鍵是實現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觀念結構的塑造。將中國文化中的包容、情理兼顧和禮尚往來的互惠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關系治理之中，通過加強對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公共產品的供給，形成對沿線國家世界觀、利益觀、文明觀和安全觀的四種引導能力，從而降低“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實現中國海外利益的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