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與歐洲一體化前景：一種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

高奇琦，張 鵬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上海201620)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已經成為超國家行為體中的顯著代表。但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歐盟也正面臨著“合法性”以及“民主赤字”等問題。在經歷英國“脫歐”事件之后，歐洲一體化進程如何繼續走下去，更是成為歐盟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運用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析英國“脫歐”與歐洲一體化前景之間的關系。首先，筆者梳理中西方學者關于英國“脫歐”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爭論，分析兩種截然相反卻各具合理性的觀點。其次，在西方傳統歐洲一體化分析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再次，筆者就系統、動力、過程與行動者這四個要素如何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進行系統分析。最后，在新結構政治學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勾勒未來歐洲一體化的進展以及可能性。

1 英國“脫歐”：逆轉歐洲一體化的歷史關節點?

2016年的英國“脫歐”是歐洲一體化歷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性事件。嚴格意義上而言，歐盟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組織或者機制。但作為全球化背景下一個獨特的行為體，歐盟對世界政治和經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早在20多年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鮑德溫(Robert Baldwin)就認為，世界上的區域一體化總體上將遵循歐洲模式[1]。而在很多學者看來，歐盟也是非歐盟國家應該模仿的典范。自1992年丹麥人拒絕接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來，公投對于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往往具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全民公投已經成為西方現代代議制民主政治的重要補充形式，但英國“脫歐”公投是歐洲一體化發展至今最為重要的關節點。一個成員國從歐盟退出是史無前例的，其后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英國與歐盟的政治、經濟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對此，一些觀察者認為，英國“脫歐”事件深層次的影響可能是導致歐盟碎片化的程度加深，并成為逆轉歐洲一體化趨勢的歷史關節點。這一部分觀點的支持性意見主要如下：

第一，英國“脫歐”暴露出歐盟內部難以調和的利益分歧與合法性危機?！恶R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歐洲一體化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的過渡。但自從該條約簽訂以后，關于歐盟合法性問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2]1。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成員國與歐盟機構都以不同的方式合法化其政策。成員國的國家政府聲稱他們的政策是合法的，因為他們是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歐盟也聲稱其政策具有合法性，因為國家政府間簽訂的條約依據國際法的規定是有效的[3]。英國“脫歐”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特定歷史文化傳統和近年來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政府的政策失誤所致，但也反映出歐盟所面臨的深刻合法性危機[4]。英國公投結果雖然具有偶然性，但公投本身在歐洲一體化和英國未來發展問題上撕裂了英國社會，助長了極右思潮的影響。

第二，英國“脫歐”的“示范效應”可能會引發歐洲一體化逆潮。近十年來，許多反對歐洲一體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荷蘭的極右翼自由黨、丹麥的人民黨、瑞典的民主黨在國內大選中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選民支持[5]。這些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善于運用民粹主義言辭，鼓動民眾反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在英國公投之后，法國極右翼黨——國民陣線主席瑪麗蓮·勒龐(Marine LePen)便發表疑歐言論，聲明若2017年大選勝利，她將仿照英國舉行“脫歐”全民公投。雖然在2017年的法國大選中勒龐落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參與投票的選民中依然有30%以上的選民選擇支持勒龐。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Orban Viktor)則堅持就歐盟的難民配額舉行全民公投，以對抗歐盟當前的庇護政策。在歐盟成員國中愈演愈烈的公投運動正成為歐洲一體化中的一個反轉力量。

另一部分觀點則認為，英國“脫歐”僅僅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次突發事件，其重要性可能被媒體過分夸大，反對就英國“脫歐”進行過度解讀。這些觀察家認為，英國“脫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展，但總體上不會逆轉歐洲一體化的大趨勢。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后，主權問題與國家的利益分歧一直影響著英歐關系，英國始終對歐盟持有一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同時，基于國家主權平等和權利義務對等原則，歐盟成員國之間已經簽訂了相關法律條約。相關法律條約的存在也約束著各成員國的行為。因此，英國“脫歐”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嚴重，甚至說英國“脫歐”對于歐盟的經濟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6]。這一觀點的支持性意見主要如下：

第一，英國長期以來都是歐洲一體化“三心二意”的旁觀者。在最初形成“歐共體”的小團體中并沒有英國。英國自20世紀70年代加入“歐共體”后，一直秉持著一種矛盾的態度。作為疑歐主義的發源地，英國政府乃至民眾對歐盟所實施的計劃和政策一直秉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撒切爾夫人在歐洲學院發表的“布魯日演講”直接開啟了成員國官方對歐盟政策持公開反對的先河，讓反對意見的話語逐漸清晰化[7]。1975年，僅僅在加入“歐共體”不滿兩年的時間內，英國便因為持續的石油危機進行了第一次“脫歐”公投，只不過最終的結果是以66%的投票者選擇繼續留歐而結束，進而化解了此次的“脫歐”風波[8]。而1992年9月英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匯率機制也被德國央行前行長赫爾穆特·施萊辛格等人視為英國退出歐盟的開端[9]1-199。同時英國的精英階層又熱衷于夸大民族主義，強調民族優越感。在英歐關系的歷史上，英國一直在身份認同上存在“盎格魯中心主義”[10]。以上這些都導致英國在長期參與歐盟的活動中扮演著疑歐主義政策積極響應者的角色。

第二，歐盟法律框架會限制成員國的退出。目前法治已經成為歐盟的一個重要原則[11]。歐盟層面上剛性的法律要求對各成員國產生了一種約束力。2014年3月11日，在歐委會發布的《關于加強歐盟法治的新框架》中提出要加強監督管理機制建設的新框架，以有效地保證成員國施行法治[12]。在這種法律秩序下，歐盟的特定機構有權制定法律，直接適用于所有成員國。各成員國都要參照歐盟的法律，這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并且短期內不會輕易發生改變。歐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法律原則，即在成員國國內法與歐盟法律之間形成沖突的時候，以歐盟法為準[13]228-250。這就意味著，即便英國單方面選擇脫離歐洲，也需要滿足《里斯本條約》有關成員國“脫歐”的相關規定。

然而，作為首個選擇退出歐盟的國家，英國的一舉一動都將牽動著整個歐洲的發展，影響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英國“脫歐”所帶來的影響大概包括以下兩方面：一方面，英國“脫歐”打開了歐盟的“潘多拉魔盒”，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對歐洲一體化進程造成嚴重的影響。英國“脫歐”雖然滿足了英國部分公民民主的需求，但對英國以及歐洲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英國“脫歐”可能會形成一種示范效應，進而引發“脫歐潮”，導致歐洲碎片化的程度加劇。英國“脫歐”還可能會與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相結合，給歐洲一體化的未來發展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英國“脫歐”也有利于歐盟的結構調整與政策優化。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歷程表明，只有內部的重大危機才能推動成員國克服分歧，進一步探尋共識，完成平常所不能完成的任務[14]。例如在伊拉克危機的刺激下，一向被認為是政治上不可能的《歐洲安全戰略》破冰而出[15]153。而歐元區危機和英國“脫歐”也給歐盟民主憲法的重新修正帶來新的動力[16]?？傮w而言，關于英國“脫歐”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這兩種觀點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本文將從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出發，考察英國“脫歐”在整個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未來歐盟發展的前景。

2 新舊分析理論的結構性轉換

歐洲一體化研究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面對歐盟過去十年來所出現的一系列重大挫折，一些研究歐盟的重要學者也試圖運用各種理論來分析、理解與解釋歐盟所經歷的危機。他們主要從交易理論、新功能主義、政府間主義以及制度主義等理論對當前歐盟所發生的危機進行解釋[17]。西方各理論學派的研究總結了歐洲一體化發展的寶貴經驗，但這些理論具有一元主義邏輯解釋下的宗教傳統與簡單易行的特征。這為西方國家乃至歐盟的發展提供了便捷的理論支撐，但隨著時代變遷與歐洲一體化的發展，這種傳統的一元主義邏輯與簡單化的操作標準已難以應對歐盟治理的復雜性。新的理論正在出現，但針對英國“脫歐”還沒有重要的理論解釋，對歐洲一體化所面臨困境的解釋也缺乏力度。

雖然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已經不是大多數學術分析的核心理論，但它們依舊是如今解釋歐洲一體化現狀習慣沿用的理論[18]。傳統新功能主義者認為，歐洲一體化是由于國家之間政治和功能的需求外溢而逐步實現的。對此，阿恩·尼曼(Arne Niemann)與德魯斯·伊安努(Demosthenes Ioannou)在新功能主義原有核心理論功能外溢與政治外溢的基礎上增加了培養外溢，認為近些年來歐洲一體化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是經濟與貨幣聯盟(EMU)的這三個溢出機制的失衡所造成的[19]。弗蘭克·希梅爾弗尼格(Frank Schimmelfennig)則運用自由政府間主義理論把歐盟內部國家針對危機的管理形容為“雞肉游戲”，成員國的國家偏好導致成員國政府之間談判的討價還價，最終產生合作解決方案進而避免了歐元區的崩潰[20]。但正如坦賈·波澤爾(Tanja Borzel)和托馬斯·瑞斯(Thomas Risse)所言：“新功能主義和自由政府間主義在為什么成員國面對難民危機挑戰時更喜歡維持現狀甚至選擇歐洲一體化解體上，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復?！盵21]雖然這兩大理論是目前解釋歐洲一體化最主要的理論體系，但其框架依舊存在問題，并不能很好地描述歐洲一體化目前所發生的困境。例如，按照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概念，歐盟內部應該早已建立健全的財政聯盟，以此來應對一體化發展所面臨的困境。而自由政府間主義也通常只能解釋危機發生后歐盟成員國的應對措施，無法解釋危機發生的本質與原因。

同時，傳統理論流派中的新制度主義對當前歐洲一體化的解釋也比較重要。對此，馬克·波拉克(Mark Pollack)得出結論：“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是當前研究歐洲一體化的主要方法?！盵22]141而艾米·凡爾登(Amy Verdun)也使用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來分析歐盟在應對一體化危機時所作出的制度選擇，并認為歐洲一體化困境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夠的超國家機構來應對突發危機[23]。但歷史制度主義過于強調制度因素，容易變成制度決定論，同時在解釋行動者個人在一體化進程中的功能也缺乏解釋。

由于歐洲一體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傳統理論流派之外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理論。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以利斯貝特·霍赫(Liesbet Hooghe)與加里·馬克斯(Gary Marks)為代表的后功能主義。他們在《英國政治學》期刊上發表的名為《歐洲一體化的后功能主義理論：從寬容共識到制約解散》一文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他們認為，支持歐洲一體化項目的“寬容共識”已經逐漸被“限制性分歧”所取代，這種變化導致曾經追求歐洲一體化深化發展的精英分子開始改變[24]。后功能主義為申根危機期間成員國和歐盟機構的癱瘓提供了合理解釋，但無法解釋歐元危機期間在疑歐型政黨強勢崛起的情況下，歐洲一體化融合卻有所深化等現象。因此，在這一理論被提出之后也被眾多學者批評[25]。當然，除了后功能主義之外，還有一些較為新穎的理論。例如，德莫特·霍德森(Dermot Hodson)等人提出的“新政府主義”[26]、西蒙·巴爾默(Simon Bulmer)等人提出的“關鍵整合理論”[27]。但是這一系列新的理論大多都只是對傳統理論的選擇性修正，因此也無法全面解釋歐洲一體化的過程。

表1 不同理論對當前歐洲一體化的認識

作為一個程度性的概念，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對此，筆者嘗試提出新結構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分析歐洲一體化發展進程的同時，對英國“脫歐”進行理論解釋。新結構政治學與目前西方理論流派有著明顯的不同。新結構政治學是一種中觀整合理論，西方理論流派要么單純地強調國家、公民等微觀個體的作用，要么突出歷史、背景條件以及制度結構等宏觀因素的重要性。新結構政治學試圖在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之間構建橋梁，可能更具解釋力。這一框架認為，系統、動力、過程以及行動者這四要素之間的多向互動，共同影響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參見圖1)。

第一，系統指的是影響歐洲一體化發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指時間與空間向度上的外部條件如何塑造歐盟的政策行為以及對成員國國家乃至組織產生何種影響。時間向度主要涉及政治行動者對其所處時代、特征以及自身發展階段的判斷。例如，隨著全球秩序的變遷，西方國家執政黨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質疑不斷增加，這使得許多西方國家收回權力，采用趨于保守的方式應對全球化的浪潮。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臻g向度則是行動者對其所處地理位置以及條件的判斷?？臻g向度主要包括自然稟賦、國家規模以及外部環境等因素。例如，長期孤懸海外的地理位置使英國對歐政策形成了“光榮孤立”的特征。

第二，動力是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內部因素。動力因素表現為某種矛盾，即是一種主動力與被動力的互動與平衡機制。歐洲一體化中的矛盾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歐盟內部認同的同質性與異質性，另一種則是歐盟與成員國之間集權與分權的關系。這些矛盾會集中體現在歐盟與成員國、歐盟成員國之間以及歐盟與非成員國之間。

第三，過程由各個事件組成，可以用來分析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周期性變化。通過此變遷，可以大致預判歐盟發展的前景。歐洲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趨勢是由不同的歷史事件及其發展態勢構成的。具體而言，構成過程的最小單元是點，點就是歷史過程中的事件[28]。歷史過程中的重要事件被稱為歷史關節點(Critical Junctures)[29]，而改變趨勢的關鍵事件則被稱為拐點。歷史往往會在矛盾的兩極之間波動。波動時間較短的周期被稱為短波，而波動時間較長的周期則被稱為長波。波動突出的部分被稱為波峰，而波動降落的部分被稱為波谷。例如，1993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生效，歐盟成立就是這一進程的一個波峰，而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失敗以及2016年的英國公投則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波谷。

第四，行動者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參與的行為體。筆者把行動者分成組織視角的行動者與個人視角的行動者。組織視角的行動者主要指人們基于一定的目標，相互協作結合而成的集體或者團體，具體包括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員國、成員國中的政黨、歐盟的相關機構以及社會團體等。個人視角的行動者則分為兩類，分別是精英與民眾。這既包括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積極倡導者或反對者，也包括在這一過程中秉持冷漠態度的個人。

圖1 影響歐洲一體化的新結構政治學分析框架圖

3 歐洲一體化的系統因素

從時代特性來看，需要將歐洲一體化放在時空的大背景中考慮。目前世界正處在全球化和地區化下行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國家作為一個積極的行為體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中所發揮的作用正在上升。傳統觀念認為，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都會削弱國家的作用。歐盟作為一個超國家體制，在實際的運行中更是在更大范圍內執行了原來屬于民族國家的功能。但是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國家在適應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中的能力并沒有減弱。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一體化出現回潮并不偶然，而是整個國家主義上升后的一個連鎖現象。與歐洲一體化逆潮流相伴隨的是孤立主義與民粹主義在主權國家的興起。同時，由于當今世界總體處于和平時期，因此歐盟權力的行使也需要經過多重程序的審核以及復查，這也就導致歐盟內部治理效率的相對下降。

從自身發展階段來看，目前歐洲一體化恰恰處在高潮后的回落階段。在本世紀初，歐洲一體化進入高潮階段，高潮性事件包括歐元區的建立、里斯本條約的簽訂等。當然，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進的，歐盟的快速擴張也使其面臨重大壓力。近年來，歐盟面臨的各種挑戰均對其凝聚力產生了消極影響。目前，移民問題以及難民危機正對歐洲國家以及歐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影響。由于新移民所帶來的社會資源、工作以及福利等社會分配問題，使本土居民的利益受損。因此，不單單在英國，在歐盟內部的很多國家里，本土居民反對外來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國家以及歐盟急需解決的問題。自2013年起，來到歐洲的強迫移民人數急劇增加的現象已經不容忽視。但歐盟以及大多數成員國卻未能采取及時的行動來應對這一現象[30]。同時，難民危機還引發了民眾對歐洲一體化的懷疑以及促進具有種族主義傾向、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乘勢崛起。這種民眾心理的演化也導致歐洲一體化進程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從空間系統看，目前歐洲一體化逆潮也是由于其自然稟賦、發展規模等因素引起的。首先，歐盟成員國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然經濟屬性對于歐洲一體化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例如，英國的地理位置便是英國長期以來在歐洲一體化中持矛盾立場的原因之一[31]。這導致在英國，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都沒有對歐洲一體化產生極大的興趣，反而認為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損害了其民族認同[32]。同時，由于各國自然稟賦的不同，歐盟內部不同國家對自然經濟的依賴程度也有所不同。這就導致歐盟成員國對歐盟內部在諸如漁業配額等問題上，意見有所不和。而在歐洲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面臨的疑問就是，其空間范圍到底應該有多大?作為一個共同體，似乎擴大是更有利的，但是擴大后的歐盟能否消化或有效地整合新加入的成員國?這是歐盟在發展的過程中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沒有證據表明東擴引發了人們所擔心的歐盟制度性的僵化以及決策能力的喪失[33]，但是良性的歐洲一體化的推動，需要在穩步擴大以及有效整合的基礎上向前推進。如果歐洲一體化推進的速度過快，新加入的成員國與原先成員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差異過大，那么這種向前一體化的趨勢會受到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英國的地理位置也是緩沖其對歐洲一體化產生負面影響的積極因素。如果英國是歐洲的大陸國家或者其位置處在歐洲的中心位置，那么英國“脫歐”將對歐洲一體化產生致命的影響。所幸的是，英國地處整個歐洲的最西面，與歐洲大陸之間有海洋相隔，這在很大程度上緩沖了“脫歐”事件對歐洲一體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就英國以及歐盟的外部環境而言，目前歐洲正被籠罩在網絡安全、恐怖襲擊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陰影之下?？植乐髁x一直被世界各國人民堅決抵制，過去一向被認為是相對安全的歐洲如今也成為遭受恐怖襲擊最多的地區之一。而網絡安全也致使世界各國都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外部環境。面對非傳統安全所帶來的威脅，歐盟內部單個國家很難靠自身實力獨自度過，英國也必須與歐盟其他國家在邊界管控、情報共享等方面共同合作。因此，就這方面而言，歐盟內部國家之間相關信息整合的程度依舊會不斷加深。

4 歐洲一體化的動力因素

動力是一種矛盾機制，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則需要在矛盾場域中進行平衡。對于歐洲一體化而言，矛盾不僅體現為歐盟范圍的擴大與保持內部同質性之間的矛盾，同時也表現為歐盟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相互關系。歐洲一體化的有序推動需要在范圍的擴大與尋求同質性之間促成平衡。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最初只是由法國、德國、比利時、盧森堡等六個國家所啟動的。由于歐洲國家之間同質性比較強，即發展程度、文化傳統相對接近，所以不斷有其他歐洲國家加入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文化的同質性是共同協商的基礎，因為在彼此具有強烈認同的人之間妥協的可能性會更大[34]。歐洲一體化為成員國以及民眾帶來了豐厚的收益，而這些收益也有利于歐洲一體化同質性的增加。例如，歷史學家阿蘭·密爾沃德(Alan Milward)認為，歐盟的存在拯救了其成員國[35]1-10。同時歐盟也為諸如蘇格蘭、加泰羅尼亞的邊緣少數族群提供了更適宜的生存空間。因為他們不再被看作是與國內主流族群相對抗的少數，而是歐盟眾多少數族群中的一小部分[36]。不過，由于歐盟得以快速發展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內部共享的基督教文化基礎以及親密的歷史關系，這也就導致像土耳其這一類的國家難以加入歐盟之中。英國“脫歐”的誘因之一是歐盟在默克爾等領導人的控制下，大批接受穆斯林難民。移民具有的這種其他民族文化與宗教的身份屬性，更難以得到本土居民的接受。

歐洲成員國與歐盟之間是一種集權與分權的矛盾關系。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主權國家之間基于共同目標而建立的超國家聯合。歐盟則是通過國家之間簽訂的條約建立多層次的政治體系，進而為達到某些共同目的集中公共權力[37]?？梢哉f，每一次歐洲一體化的重大進展，都意味著國家職能向歐盟的逐步讓渡。歐洲一體化是超國家行為體歷史上的一次積極嘗試，但歐洲又是現代主權國家的發源地。這導致歐洲成員國在一體化進程中一直持有一種矛盾的心態。歐盟成員國的執政者往往會因為一體化限制了國家主權，而對相關政策、條款持反對意見。例如，戴高樂主張聯合只能在成員國保留國家主權的基礎上進行[38]580。因此，歐洲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認同感的傳統，卻又因為國家主權問題導致一體化進程不能完全發展。

歐洲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所發生的場域主要表現為：歐盟與成員國之間、歐盟成員國之間以及歐盟與非歐盟國家之間的相互影響。英國“脫歐”事件的發生，原因之一在于成員國之間內部關系的失衡。目前，歐盟已經擁有28個成員國，并且許多中東歐和南歐國家都加入了歐盟。成員國過快地增加使得歐盟的部分前成員國感到負擔過重而抱怨不斷。歐洲一體化中出現的難民危機等問題，也讓不同成員國在應對措施上產生分歧。德國在沒有征求其他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向敘利亞難民開放邊界，更是直接引起了其他國家的不滿。而歐盟的敘利亞難民分攤政策，也帶給本土民眾對難民涌入的恐慌[39]。同時，由于歐盟長期以來一直提倡“多速歐洲”的理念，這也導致歐盟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分化，加大了新老成員國之間的鴻溝[40]143-146。并且成員國多樣性的需求也致使歐盟在當前的治理框架下意見難以達成一致[41]。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一體化出現回落也是自然的事情。因此，不能將英國的“脫歐”公投視為一種孤立性的標志。

歐盟與非歐盟國家之間的關系則是歐洲一體化矛盾的另一個重要場域。歐盟在成立之初的發展原因之一是二戰之后歐洲單個國家獨木難支，必須通過聯合才能與世界上的其他大國相抗衡。這個因素在今天仍然發揮著作用。對此，歐盟如果想要與世界各大國抗衡，就必須在持續60年的一體化事業上繼續前行。但由于歐盟是由不同國家組成的超國家行為體，因此也難免可能出現成員國因與其他非歐盟國家的關系，做出阻礙歐洲一體化發展的選擇。例如，中國的崛起有力地駁斥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的普遍適用性。中國崛起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無意破壞現有的權力結構，而是實行一種平行戰略。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的“16+1合作”機制便引發了歐盟內部西歐國家的恐慌。對此，一些懷疑者也承認，圍繞“16+1合作”機制的摩擦反映了歐盟內部更廣泛的緊張關系，特別是一些東歐和西歐成員國之間的矛盾[42]。

筆者認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并不能完全在削弱國家權力的基礎上增加歐盟的權力，而應該力求在成員國與歐盟的權力之間達成平衡。英國“脫歐”恰恰是成員國重新強調其國家權力的一種方式，這一事件會促使歐洲其他國家更加重視或強調國家的作用。在歐洲一體化的歷史進程里，歐盟由于長期處于高速的運作中，因此不可避免會發生一些有失公平的事件。近年來，歐洲一體化逆潮流的出現，主要在于動力要素的失衡。隨著歷次條約的修改，歐盟超國家的能力不斷擴大，但是其基礎沒有強有力的民意支持，也沒有明確的集體目標。一定意義上說，英國“脫歐”與歐洲一體化逆潮緊密相連，歐盟在處理英國問題上一直存在問題。從最初的拉攏到后來的挽留，歐盟不斷給予英國特權。這導致歐盟權力在不斷缺失的同時，也引發其他成員國的不滿與效仿。不過，英國“脫歐”也給予歐盟對其內部進行權力集中和利益整合的新機會。因此，從這個角度上看，英國“脫歐”事件反而有利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順利進行。

5 歐洲一體化的過程因素

從過程的角度來理解英國“脫歐”，英國“脫歐”確實給歐洲一體化開啟了一個下行的趨勢或者空間。然而，英國“脫歐”事先并不是完全沒有征兆的?！袄鋺稹苯Y束后“歐共體”范圍不斷擴大，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政治責任。但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成員國之間的分歧日益加深。2005年《歐盟憲法》的夭折，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次波谷[43]。然而，《歐盟憲法條約》簽訂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作為“歐共體”初創國的法國與荷蘭投反對票。此后，盡管歐盟所涉及領域及其范圍還是在擴大，但民眾對歐盟政策的支持程度停滯不前，甚至經歷了倒退。

對于目前正受困于經濟危機、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的歐盟而言，最擔心的是其他成員國中的民族民粹主義力量會借此在本國效仿英國，掀起一輪“脫歐”浪潮。盡管英國“脫歐”公投所產生的不良后果可能使其他成員國發生“脫歐”的可能性降低，但這也反映出政治精英單方面追求歐洲一體化而不考慮公眾輿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英國“脫歐”可以看成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次關節點事件，它會產生重要的示范效應。在英國“脫歐”的背景下，極右翼力量更加容易對政治結果產生影響。英國“脫歐”結果公布之后，歐洲右翼政黨紛紛表示這是自由的勝利。而且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代表性產物的申根區，目前也正面臨結構性困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歐洲一體化的下行趨勢已經形成。

從整體來看，歐洲一體化進程雖然在20世紀70至80年代中間出現一些波折，但總體上還處在較為順利的階段，而歐盟的產生則表明歐洲已經走向更加緊密的一體化進程。至少在歐元區危機爆發之前，歐盟每個條約的變化都涉及歐盟職權范圍的擴大。并且隨著歐洲一體化參與者在歐盟現有制度與政策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承諾，退出歐盟現有安排的成本就會增加[44]。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歐盟領導人對英國公民選擇離開歐盟的決定感到震驚。盡管《里斯本條約》第50條提供了英國退出歐盟的合法途徑，但是選擇退出將會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無疑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對此，早有專家認為，“選擇退出歐盟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但出于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考慮仍然會排除把退出作為一種現實的選擇”[45]。特蕾莎·梅(Theresa May)公布“脫歐”計劃之后，包括“脫歐”事務大臣在內的多名部長級官員相繼辭職，英國政府內部分歧嚴重。因此，對于大部分加入歐盟的成員國而言，效仿英國依舊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并且在布魯塞爾、柏林以及市場的共同推動下，即使是由“五星運動”以及聯盟黨組成的新一屆意大利政府，也正再次被迫回歸歐盟正統。

就當下情形而言，英國“脫歐”事件已經開啟了歐洲一體化下行的窗口。在發展的過程中，歐盟的范圍在不斷擴大，但對新加入成員國的整合能力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對此，歐洲一體化需要進入一段自我調整期，而調整期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的博弈。只有通過調整，同質性才能進一步增加，歐盟向前發展的動力才會集聚。在這段自我調整期中，歐盟會對其整個政策進行調整與修正，并在有效整合問題的基礎上實現重大突破。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成員國可能還會陸續選擇退出歐盟。但是這種陸續退出并不意味著歐洲一體化的終結，相反，這種退出對歐洲一體化的長期發展可能還是好事，促使歐盟在一個范圍相對約束的條件下進行有效整合。歐盟的未來取決于民眾對于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因此，歐盟國家及其領導人需要在讓民眾感受到自由貿易以及全球化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獨特的國家身份與文化并沒有受到歐洲一體化的影響。

6 歐洲一體化的多方行動者

多方行動者的互動對歐洲一體化趨勢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行動者分為兩類：一類是組織層面的行動者，包括國家、政黨、公民組織等;另一類是個體層面的行動者，包括政治精英和民眾。在歐洲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成員國是最重要的行動者。英國“脫歐”之所以成為一次關節點性事件，主要原因在于英國是歐盟最重要的成員國之一。分析歐洲一體化下一步演進的趨勢，其他幾個成員國的地位和作用也顯得十分重要，例如法國與德國。法國可能成為歐洲一體化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英國成功“脫歐”后，法國成為歐盟中唯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以勒龐為代表的政治精英與帶有浪漫主義的法國民眾形成一種有效的互動，可能通過政黨參與的方式對政治格局產生重要的影響。與法國相比，德國是對抗反歐洲一體化的積極力量。德國國內的極端主義力量在德國的政黨政治中處于相對劣勢。同時，德國政治精英長期的理性傳統使得德國在推動歐洲一體化上總體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例如，在歐盟危機的背景下，德國一直被其他成員國寄予厚望[46]。德國在歐盟處理歐元區危機、烏克蘭危機以及難民危機等問題中，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領導作用[47]。正因為德國這種理性克制文化的存在，歐洲一體化才不會走向終結，而是會進入一個調整期。

當然，國家層面的行動者角色是與其他行動者復合在一起的。例如政黨和公民社團形成有力互動，最終對國家的整體性產生有力的影響。尼克·西特爾(Nick Seitel)主張將政黨對歐洲一體化的反對看作是政黨相互間競爭的結果。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疑歐主義是政黨競爭的產物。當國內發展與一體化進程發生沖突的時候，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政黨往往會采取疑歐政策[48]。與許多其他公投一樣，2016年英國公投便是政黨內部妥協的產物。2013年，為了安撫保守黨內部的脫歐派，避免選民向民粹右翼聯合王國獨立黨(UKIP)傾斜，卡梅倫被迫同意如果保守黨在2015年的大選中取得勝利，則舉行“脫歐”公投[49]。2015年5月在保守黨獲得絕對多數票后，卡梅倫著手為英國和歐盟談判的“新和解”進行準備，承諾將贏得布魯塞爾的一系列讓步。然而，這項備受矚目的“新和解”受到英國媒體的廣泛嘲笑，該交易的宣布甚至從民意調查的結果來看加速了“脫歐”。2017年3月，伊麗莎白女王批準“脫歐法案”，并授權特雷莎·梅正式啟動“脫歐”程序。2018年11月25日，歐盟舉行領導人峰會，審議以及正式批準“脫歐”條約草案。

從個體視角來看，政治精英與民眾的互動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首先是公民，可以說民眾是英國“脫歐”公投的直接參與者與推動者。由于自媒體的不斷發展與進步，民眾的行動潛能正不斷被放大。全民公投作為現代代議制民主政治的重要補充形式，被認為是在法律框架內最具合法性的民主程序。但由于民眾容易對所處社會中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現象進行非理性情緒的宣泄，導致民粹主義事件時有發生。有數據顯示，在英國“脫歐”公投中，選擇英國退出歐盟的主要是受過較少教育、貧窮和年齡較大的選民以及對移民和多元主義表示擔憂的人群[50]。這也是西方政黨制度的不足所在：一方面，西方國家政黨正逐漸卡特爾化，它們把占據公職作為自身政黨發展的主要目標而無原則地迎合民眾[51];另一方面，民眾非理性的政治參與也容易被某些懷有政治目的的精英分子操控，進而出現一些不符合國家發展整體利益的民粹主義事件。關于疑歐主義的文獻也表明，當形成關于針對歐盟的觀點的時候，公民比較依賴其“代理人”[52]。與歐洲政治相比，公民更關注于國內政治。因此，國內政黨所提供的暗示對于公民形成對歐洲一體化的看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同時，法國的極右翼勢力也不可低估。首先，國民陣線的代表家族——勒龐家族已經完成了代際更替，新的領袖瑪麗蓮·勒龐獲得像其父親在法國政權中那樣的影響力。雖然她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失敗，但是依然在民眾中有著相當的號召力。并且就法國大選而言，此次大選放棄投票的選民比例高達60%。對此，著名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在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的文章中認為：“所謂‘馬克龍壓倒性勝利’，沒有任何基礎，可能是短暫的?！盵53]其次，法國民眾可能因其浪漫主義傳統影響法國在未來歐洲一體化中所處的立場。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反抗現行體制一直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法國民眾在二戰勝利之后并沒有選擇聲望最高的戴高樂作為法國總統，而是讓其黯然下野。這次盡管“國民陣線”未能實現目標，但馬克龍獲勝也使其成為自1958年法國現代化共和政體形成后，首位來自法國傳統兩大黨派之外的總統。以上這些都給法國在未來歐洲一體化中的立場增加不確定性。

但是，行動者要素中的其他積極元素也在努力將歐洲一體化進程拉回正軌。正如前文所言，政治精英長期的理性傳統使得德國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角色。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施泰因邁爾(Walter Steinmeier)在英國“脫歐”公投后僅兩天，便召集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六個創始成員國的外交部長在柏林磋商英國“脫歐”公投的影響。法國間接從英國“脫歐”中獲利，法國已經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因此，出于政治與經濟的考慮，法國也不會輕易效仿英國。而英國民眾也因“脫歐”事件生活成本加重，切身利益受損開始轉變立場。就目前而言，英國國內對于“脫歐”一直爭論較大，國內反對“脫歐”的抗議活動也接連不斷。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幾乎一半的英國人希望就英國“脫歐”進行第二次公投[54]。面對“脫歐”這個前景不明的決定，英國內部政局也不穩定。這些也導致一些英國的政治精英從最初的“硬脫歐”轉向溫和的“脫歐”路徑。

行動者作為新結構政治學中最具主動性的一部分力量，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分為兩個陣營，兩者此消彼長。英國“脫歐”只是歐洲一體化中的一次小概率事件，目前在歐洲依舊是留歐派占據主導優勢。同時，經過英國“脫歐”事件之后，兩個層面的行動者對此都會更加謹慎。雖然歐盟領導人已經簽署了英國“脫歐”條約草案，但是完全妥善處理英國“脫歐”問題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歐盟內部一些成員國對于這些提案表示擔憂，并認為布魯塞爾讓步過多。另一方面，特雷莎·梅也正面臨保守黨內部國會議員的壓力，他們認為這筆交易對于英國來說過于強硬。英國“脫歐”不但不利于本國政治和經濟的整體發展，而且也直接影響到英國民眾的切實生活。更為重要的是根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規定，“如果退出歐盟的國家要求重新加入，其條件應該滿足第49條”。這就意味著英國“脫歐”后再次入歐將毫無優勢與特權。英國“脫歐”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也會讓行動者們更加審時度勢地選擇對今后發展有利的方向，進而致使歐洲一體化進入一段較長的調整期。

7 結語

從新結構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歐洲一體化的順利前行需要在系統、動力、過程、行動者這四個要素中達成平衡。首先，從系統來看，歐盟需要對其所處的時代特征、發展階段以及自身稟賦進行客觀判斷。其次，從動力來看，歐盟需要在成員國擴大與成員國同質性之間尋求平衡，把握公平與效率、集權與分權之間的關系。再次，從過程來看，英國“脫歐”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次波谷。歐盟需要對當前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并開始有針對地進行層次推進與漸進改革。最后，從行動者來看，歐盟必須處理好目前“民主赤字”的問題。盡管歐盟在成員國的日常生活中起到極其顯著的作用，但它跟民眾的關系還不夠緊密。對此，歐盟需要在成員國民眾中形成“共同的歸屬感”。

在筆者看來，英國“脫歐”公投不僅僅體現了歐盟機制存在的不足，也凸顯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內外矛盾的激化。它深刻地反映出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矛盾，反映出超級歐洲觀念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矛盾，反映出一體化進程中不同成員國之間貧富懸殊、觀點對立的矛盾。只要這些基本矛盾還存在，歐盟依然面臨碎片化的危險。就目前來看，英國“脫歐”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關節點事件，出現在國家主義日益興起的浪潮當中。同時，民粹主義也助推了這一浪潮。英國“脫歐”開啟了歐洲一體化的下行通道。在英國的示范效應下，歐洲的其他國家(包括像法國這樣的大國)都可能選擇英國的道路。不過，英國的地理位置相對沖淡了英國“脫歐”對歐洲一體化的負面影響。好在英國“脫歐”也給予歐盟對其內部進行權力集中和利益整合的機會。通過這一事件，歐盟可以很好地總結并處理在集權與分權、公平與效率等方面中所存在的問題。在調整期中，一些成員國可能還會放棄歐盟成員國的資格，歐盟也可能在范圍縮小的基礎上增加內部整合的效果。